自從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以後租居澳門之後，耶穌會士紛紛隨商船前來澳門傳播天主教。第一個來澳門傳教的耶穌會士是公匝勒斯（Gregorro Gonzales）。他和耶穌會士伯萊篤（Melchior Nunez Barreto）於1555年7月20日到達三年前沙勿略到過的上川島。8月到11月中旬，當伯萊篤兩次進入廣州，企圖去援救被廣東政府視爲“姦隙”而抓起來耶穌會士布利道（Matthieu de Britto）等二人時，公匝勒斯自動從上川島移居澳門進行傳教。156l—1563年，在日本養老的神父巴爾達·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貝勒拉（Diego Pereira）、方濟各·貝勒兹（Franosols Perez）、代宰拉（Emlnanuel Feixeira）和平托（F．Alldre Pinto）等相繼來到澳門傳教，並征得廣東地方政府的允準，在今聖安多尼教堂附近處用稻草蓋起一間名曰天主教聖母堂（Igreia de Madre de Deus）的小教堂，作爲傳播天主教的埸所。至1563年，澳門至少有八名耶穌會士進行傳教，發展教友600多人。當時在澳門入教的中國人有兩種，—種是澳門的居民直接入教，一種是廣東各縣的居民每年一次赴澳門入教。家居澳門的教友，有改穿洋服，改用葡名者。可見天主教在澳門影響至深。眼見天主教在澳門傳教業已開展，教宗庇護五世（Puis V）於1566年任命卡内羅（Melchior Carneiro）爲澳門主教，並於1568年5月扺達澳門。當時澳門還未建立教區，所以卡内羅不能在職衔上稱爲澳門教區的第一任主教，但實際上已執行第一任主教的職責了。因爲卡内羅主教到澳門任職，公匝勒斯即被馬六甲主教召回馬刺加，被派到摩鹿哥群島視察教務。所以，卡内羅應該説是公開以主教身份到澳門傳教的第一位主持人。

　　卡内羅到澳門傳教後，從1562年開始，陸續修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瘋院（Hospital de Lazaro），和拉法醫院（Hospital de Rafael，又稱白馬行醫院），以收容棄嬰孤兒、替人治病爲手段，號召和引誘澳門華人居民信奉天主教。同時於1569年在澳門建立第—個正式天主教堂聖望德堂（Igreja de Sāo Lazaro）進行傳教活動。從此，澳門遂成爲天主教在遠東的駐地。在卡内羅於澳門傳播天主教進展順利的情况下，教宗額爾略十三世（Gregorius X Ⅲ）即於1576年1月23日，承葡萄牙國王士巴斯梯亞斯（Sebastias）的請求，頒佈召令：正式成立澳門教區，負責管理中國、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傳教事務，受印度果阿教宗管轄。到1588年，因日本單獨設立教區而脱離澳門教區。1618年，耶穌會總會會長委特爾斯奇（Vitelleschi）即將澳門教區隸屬羅馬耶穌會直接管轄。在設立澳門教區的同時，教宗正式任命遠居里斯本的費基拉（Diogo Nunes Figueire）神父爲澳門教區的第一任主教。但因費神父堅决推辭任職，卡内羅即以署理主教身份繼續主持澳門教區的教務工作。由於建立了澳門教區，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傳教者更是絡繹不絶。其他教會的教士也接踵而來。方濟各會士於1579年來澳門；奥斯定會士於1586年來澳門，多明我會士於1587年來澳門傳教，並增建聖老楞佐堂（Igreja de sāo Lourenco）和聖安多尼堂（Igreja de sāo Andtonio）等進行傳教活動。隨着教堂的興建和傳教活動的開展，澳門居民信仰天主教者與日俱增，至1644年，已有天主教徒400多人。這表明澳門已經成爲天主教傳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遠東活動的中樞。

　　耶穌會士並不滿足於澳門傳教，而是企圖以澳門爲基地進入中國内地開展更廣泛的傳教活動。鑒於貝勒兹等耶穌會士因爲不懂中國語言不能進入内地傳教的教訓，耶穌會决定派遣懂得中國語言的意大利會士範禮安（Alexandre Valigna）爲遠東教務視察員，帶領41位新會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西班牙人居多）於1578年7月到達澳門視察。他在澳門住了9個月之後，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説：要打通進入中國傳教的道路，必須改變目前在其他國家所采取的辦法。最重要的條件，是耶穌會士會讀、會寫、會講中國話，並盡量熟習中國的禮儀龢民情。同時，他認爲要進入中國内地傳教，不能寄希望於已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必須另派一批有中文基礎的會士來中國傳教。他還寫信給駐果阿的耶穌會省長，積極推薦主張用中國語言文字在中國傳教的意大利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來澳門和入中國内地傳教。羅明堅即於1579年7月22日扺達澳門。當時他聽説10多年前明朝守澳官拒絶貝勒兹入中國内地傳教的對話：

　　“你會説中國話麽？

　　不。

　　那麽，頂好你先作學生，學習我們中國的話，以後你再作我們的老師給我們講解你們的教理”。

　　羅氏從中悟出一個道理，要進入中國内地傳教，非掌握中國語言不可。於是，他在澳門請了一個中國畫家教他學習中國語文。經過二年又二個月的刻苦攻讀，他掌握了12000個中國單字。但他年事稍高（36歲），説中國話仍感困難。於是，他在1580—1583年間，跟隨葡萄牙商人四次進出廣州，參加在這裏舉行的春秋定期市（交易會），從中實踐講中國話和接近廣東地方政府的官員。與此同時，卡内羅又教他學習中國的禮儀：

　　“你參見中國長官的時候，要下跪，要磕極深而又經過工夫很長的頭；在提起别人的時候要用贊美的口吻；在説到自己的時候，却要用很謙卑的詞句”。

　　由於羅氏會説中國話和彬彬有禮，博得兩廣總督陳文峰的好感，於1582年承總督之請到肇慶（總督駐地）去居住。不久，陳文峰被革職，羅氏只好回澳門。爲了傳教，羅明堅又在澳門耶穌會修院旁邊建立一間很小的學校，名爲“聖馬爾定經院”，一方面向澳門居民講授天主教經理，另一方面爲新來澳門的耶穌會士提供學習中文的場所。1582年8月7日意大利會士利瑪竇（Mathieu Ricci），就是先在聖馬爾定經院“學華語，讀華書”，對中國話很快稍有成就，即於1583年9月10日陪羅明堅及翻譯裴理伯三人一起從廣州出發經三水到肇慶。他們定居後，在郭應聘、王泮的幫助下，於1584年（萬曆十二年），在肇慶城東崇禧塔附近耗資250兩銀建立一所教堂及寓所，作爲傳教活動的場所。這是耶穌會在中國内地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歐式教堂，名曰“聖童貞院”（Church of the Holy Virgn）。而肇慶知府王泮則給教堂贈送“僊花寺”和“西來净土”兩塊匾額。利氏將“僊花寺”匾掛在教堂正門上方；把“西來净土”匾掛在聖堂内。於是人們就稱此教堂爲“僊花寺”，幾乎没有人稱“聖童貞院”。爲吸引民衆的歡心和接近民衆，他們將自己帶來的西洋奇器如西洋鏡、日晷、自鳴鐘、三棱鏡、油畫聖母像等，在教堂内陳列公開展覽，讓民衆參觀。頓時，不少達官貴人和民衆出於好奇心，紛紛前來參觀，熱鬧非常。特别是利瑪竇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更吸引不少觀衆，大家以爲古今奇觀。最後，他索性把這些西洋奇器統統送給肇慶府官員，從而得到官紳的支持和尊重。他們還聽從瞿太素（江蘇常熟人，禮部尚書瞿景淳之子，住南雄）的勸説，放棄袈裟，改穿儒服，以便傳教活動。史稱：

　　“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就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書五經皆通大義……”。〔47〕

　　羅、利兩人在肇慶傳教，收到旗開得勝的效果。據統計，“在1584年中，天主教信友只有三個；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個；1586年，有四十個；1589年，有八十個”。〔48〕從而得到耶穌會東方傳教視察員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讚揚，説肇慶“這些自動入教的教友，較别的國内的兩萬教友或日本的四萬教友，有同等的價值”。〔49〕利氏還以“與中國儒士交際當以學問爲工具”，〔50〕向肇慶的文人官紳介紹天文、算學、理化等西方科學知識。同時，利氏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意義，始稍著書，發明聖教”。〔51〕利、羅還以高薪聘請一位有聲望的秀才爲老師，繼續研習中國的語言書法。爲了幫助自己及來華的耶穌會士學習中國語言，他們兩人合作編寫一本最早的《葡華字典》，應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注釋漢字讀音，全書共189頁，共有葡文詞條6000個，譯爲中文詞條5461個。這對於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乃至漢語的拼音化，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交流意義。與此同時，利氏在肇慶還結識了官紳學士如王泮、徐大任、滕伯輪、郭子章、蔣之秀、王應麟、鐘成録等，大大方便他的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

　　然而，好景不長。因爲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從梧州來肇慶視察時，由於文人譚君諭等挑唆，看中了座落在風景優美的僊花寺和教士寓所，决心將之購買改建成爲自己歌功頌德的生祠。他遣下屬向利氏獻銀700兩，作爲購買僊花寺的價銀，但利氏不願受價，説：“以敬天之地不宜以買賣”。〔52〕劉繼文見利氏不領情，大怒，於1589年8月3日下令，限三日内，要利氏離開肇慶回澳門，並給60兩銀子作路費。利氏只好被迫離開肇慶，之後，劉繼文怕朝官非議他假公濟私，霸佔教士會所和教堂，故又令人追回已扺達廣州的利氏，并親自召見。這時，“素與利氏友善”的南雄知府王應麟便出面斡旋，對利氏説項：

　　“總督不欲霸佔（會所），故欲先生受價。利氏曰：若準我在南雄隨地擇購，可拱手讓也”。〔53〕

　　於是，劉繼文答應利氏要求。不過，劉建議利氏可先到韶州的佛教聖地南華寺去看一看，是否合適居住；如不合適，再去南雄府擇地，也不爲遲。併當場把來肇慶公幹的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紹給利氏，要吕在路上保護利氏平安前往韶州。    

　　1589年8月15日，利瑪竇偕麥安東（Antonio dAlmeida）一起，離開住滿6年的肇慶，經三水，逆北江而上，歷八天行駛，於8月24日到達南華寺。韶州通判吕良佐派人迎利氏到寺裏，找地方給他們安放行李。

　　南華寺原名寶林寺，是佛教六祖慧能的禪壇，座落在韶州城南60裏的曲江縣曹溪。於南朝天監元年（502）爲印度和尚智藥三藏所建，原稱寶林寺，唐龍朔元年（661）改名爲中興寺；三年（663）改稱法泉寺；宋開寶元年（968）才改稱南華禪寺。慧能在寺内説法36年，發展禪宗南派，影響深遠。利氏扺南華寺時，方丈出迎，引入客房，預備齋飯。方丈極贊利氏爲西僧大德，承總督遣來，願以全寺相獻。利氏亦謙讓不已，答曰身爲遠客，暫借住寺房。見面相談之後，方丈聽利氏自稱僅來寺作客暫住，心中安然。之後引利氏參觀寺院，見利氏每過佛堂並不頂禮膜拜，心以爲异。利氏看到天主教與佛教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所以在南華寺住了一個晚上，翌日即由方丈隨同乘馬入韶州城，向兵備道表明不欲住南華寺，請求去南雄擇地建堂的要求，但兵備道却安排他們先住韶州城外的光孝寺。光孝寺位於武水之西，建於唐代開元二年（714），名曰開元寺，後更名大梵寺，宋崇寧三年（1104）改稱法泉寺；致和中稱天寧寺；紹興三年（1133）改稱報恩光孝寺。寺前有曠地數頃，兵備道示意利氏請準在曠地建立教堂及住所。於是，利氏向兩廣總督提出購地建堂所的要求，經總督批準，用80多金幣購買了光孝寺前曠地，修建一座中國式樣的住所和教堂，史稱：

　　“爲避免敵意的指責，也爲了防止官員們在室内舉行宴會，猶如他們在寺院裏所做的那樣，所以這所房屋是按中國式樣設計和建造的，只有一層樓。房屋完工後，下一步是在附近蓋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爲他們期待着在不久的將來有大量的新信徒”。〔54〕

　　1590年秋天，光孝寺前的住所落成，利氏、麥安東和範禮安從澳門派來韶州協助利氏開展傳教的新會籍和澳門籍耶穌會輔理修士鐘鳴仁（Sebastiano Ferdnando）、黄明沙（Francesco Martinez）四人遂僑遷入新居，並開展傳教活動。

　　首先，利氏於1590年1月1日，將在澳門受過天主教教育和培養的鐘鳴仁和黄明沙兩青年洗禮加入耶穌會，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進一步擴展傳教事業，史稱：

　　“這兩個人扺達後不久，就加入了耶穌會，在韶州度他們的望道期。他們是第一批被接受入會的中國人，正如本書所將談到的，他們將證明對於神父們是一大幫助，在他們可貴的協助之下神父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和障礙”。〔55〕

　　利瑪竇爲發展兩名會員感到非常高興，他慶幸天主教將在中國内地不斷傳播開來。爲了能在韶州更好地傳播天主教，他主張入鄉隨俗的適應性策略，自己蓄發留須和穿綢袍而不穿袈裟，從而使中國人易於接受，以取得成效：

　　“因此利瑪竇神父對視察員神父説，他認爲如果他們留胡子並蓄長發，那是會對基督教有好處的，那樣他們就不會被誤認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誤認爲是向偶像奉獻祭品的和尚。他解釋説，那些人按規定要剃得光光的，頭髮要剪乾净。他還説，經驗告訴他，神父們應該象高度有教養的中國人那樣裝束打扮，他們都應該有一件在拜訪官員時穿的綢袍，在中國人看來，没有它，一個人就不配和官員、甚至和一個有教養的階層的人平起平坐”。〔56〕

　　與此同時，利瑪竇又“以傳播科學知識爲佈道手段”〔57〕“現示給中國人他是精於數學，精於製造鐘錶，及日晷，精於物理學，繪畫學，精於雕刻術及繪製地圖術，但是他却隱蔽他的信德及司鐸的品格。他單是用博學者的活動，爲開啓純正宗教的接近工作”〔58〕。他這種用博學者的才智以傳播天主教創造有利條件的科學文化活動，在韶州和南雄的6年多期間，最顯著的表現是向瞿太素講學。

　　瞿太素，名汝夔，江蘇常熟人，生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幼年已博覽群書，聰明睿智，但不求仕進，恃其父景淳爲官户部尚書，而熱衷於周遊各省名川大山，追求煉丹之術。當他游至廣西，往訪兩廣總督劉繼文和嶺西道尹黄時雨時，得知利瑪竇的西學知識博大精深，無比欣羡，便往肇慶竭見利氏。後至利氏定居韶州光孝寺時，適瞿寓居南雄，又趕赴韶州，在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爲師，要求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於是利氏先教他學習《同文算指》，後學《渾蓋通憲圖説》和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瞿太素從利氏學習，十分努力，日以繼夜；聽課時，勤力筆記，回到寓所，再整理筆記，重抄一遍。一年後，已翻譯了《幾何原本》第一册。“然後他學習繪製各種日晷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他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寫出一系列精細的注釋，當他把這些注釋呈獻給他的有學識的官員朋友們時，他和他所歸功的老師贏得普遍的、令人艷羡的聲譽。……他日以繼夜地從事工作，……他還爲自己製作科學儀器，諸如天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及其它類器械，製作精巧，裝飾美觀。……經驗證明，神父們在這個人身上没有白費時間……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59〕。瞿太素還進一步向利氏學習天主教義，一連數天，聽之入神，反復詰問，心悦誠服，請求利氏洗禮入教。最後於1605年由王素豐（Alfonso Vagnoni）神父批準領受洗禮正式入教，成爲一名天主教徒；成爲利氏的一個“忠實的朋友和真誠的崇拜者”〔60〕。利氏也通過這位忠實的朋友結識兵備道鄧美政、韶州知府謝臺卿、曲江知縣劉文芳、南雄知府黄門等地方官員，並結成好友，爲他進一步開展傳教創造良好條件。

　　爲了傳教，利瑪竇還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應英德縣令蘇大用的邀請到英德，“去開導他的七十二歲的父親”，“老人很高興地聽到關於基督教教義和神迹的解説，他願意當時當地就領洗”，〔61〕可惜他80歲時就在南京逝世了，未能如願以償。利氏在英德幾天中，又應縣令之請去遊覽了碧落洞（Pelotum），“在這裏遇見南雄城的前任副佐……現在是巡視官”〔62〕的王應麟，然後由他陪利氏一起返回韶州。

　　之後，瞿太素又勸在南雄經商的江西泰和縣富商葛盛華〔63〕到韶州拜見利氏。葛盛華聽勸親到韶州拜會利氏，並“在教團住了一個月”〔64〕聽利氏傳道，當聽到動心之時，便雙膝跪下，向利氏叩頭致謝。聽完教理，立刻領洗，誠心入教，取名葛若瑟（Giuseppe），然後返回南雄，成爲在南雄入教的第一個天主教徒。

　　1592年春節期間，瞿太素利用到韶州接受利瑪竇贈送禮物的機會，邀請利氏去南雄遊覽及宣教。利氏答應，並同瞿一起前往，在南雄進行傳教活動，史稱：

　　“利瑪竇利用他的訪問，趁機隨他一起回到南雄。……利瑪竇渴望把若瑟全家人都接納入教。……不久之後，利瑪竇一行人登程，到了離城還有一段距離時，若瑟和他的一些朋友已在路上迎侯。他已在家裏給他們準備好了住宿處，但瞿太素認爲自己的家會更好些，因爲官員和知識階層到這裏來拜紡，比到商人家裏更容易。一到達鎮上，他徑直去見副長官（南雄知縣王玉沙），他在官府裏殷勤招待他們，大家説了一陣各種事情。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種常禮都齊備，穿戴着全副衣冠，這裏官員在自己轄境内拜訪紳士時的排場。瞿太素爲這次接待舉行盛宴。當地的官員和顯貴幾乎一無例外都仿照副長官的榜樣。他們的拜訪必須一一回拜。當利瑪竇從一家到一家時，不僅全家人而且所有鄰居都出來看歐洲人是什麽樣子”。〔65〕

　　利瑪竇在瞿太素家與地方官員一一接觸後，就搬到葛若瑟家去住，以更方便進行傳教活動。葛若瑟在家中設置一間廳堂，每天早晨都作彌撒。他還邀請親戚朋友來家中聽利瑪竇宣教，夜不能歸時，即宿住葛家。利瑪竇根據聽者各人所懂的教義程度，則分别給他們洗禮入教，先後共接納6人，史稱：

　　“新入教的若瑟成爲上帝之道的先行，他已經刊佈了各種介紹基督教的手册。大批前來的聽衆之中，只有六個人受到充分教誨可以接收入教。其它很多表現有良好願望的證據的人，則被列爲預備入教的一類，延期接納，其中有這家的四個兒子（按指葛若瑟之子）”。〔66〕

　　利瑪竇到南雄傳教，雖有成績，但他害怕當地人士疑忌，不久即離開南雄返回韶州。可是，正當利瑪竇爲在韶州、南雄傳教活動順利進展而高興的時候，1892年七月，却大禍臨頭。一天半夜，一伙賭徒10多人無端持斧執棍闖入會士寓所搶劫，砍傷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會士及利瑪竇之手。利氏從窗跳入菜園鐵傷一脚。利氏向知府告狀，雖然得知府將賊人各杖二十板的勝訴，但很難打消賭徒及附近居民對利氏的懷恨。所以，他只好暫時停止宣教活動，轉而繼續努力學習中文，譯著書籍，以便進一步更有效地傳教打下基礎。

　　首先，他完成了（1591-1593年）翻譯“四書”（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成拉丁文，和重新編寫一本《要理問答》（即後來著名的《天主教》）的工作，他於1593年12月10日寫給總會長的信中説：

　　“今年我們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給目前已去世（11月5日）的石方西神父聽，即四書，是一本良好的倫理集成，今天視察員神父要我把四書譯爲拉丁文，此外再編一本新的《要理問答》。這應當用中文撰寫；我們原有一本（指羅明堅所編譯本），但成績不如理想。此外翻譯四書，必須加寫短短的注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託天主的幫忙，我已譯妥三本，第四本正在翻譯中。這些翻譯以我的看法在中國與日本爲我們的傳教士十分有用，尤其在中國爲然。四書所述的倫理猶如第二位塞尼卡（Seneca）的作品，不次於古代羅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67〕

　　其次，他還十分精心教石方西神父及剛到韶州協助傳教工作的郭居静神父（P.Lazaus Cattaneo）閲讀中國的“四書”，在同上信中亦説：

　　“今年一年，我們都用功讀書，我給我的同伴神父講完了一門功課。這門功課稱爲四書，是四位很好的哲學家寫的，書裏有很多合理的倫理思想，中國的學者，人人都熟讀這四部書。……”〔68〕

　　在利瑪竇的孜孜不倦地教導下，兩位神父學習中國言語和哲學方面神速進步，“以致一旦克服了開頭的困難之後，他們還有空餘時間進行寫作”。〔69〕

　　利瑪竇在韶州和南雄傳教和講學雖然打開了局面，但由於上述1592年7月發生賭徒搶劫寓所和後來發展到民衆200多人聚衆鬧事、聲稱驅逐傳教士出境的事，使利瑪竇心有餘悸，感到韶州不是安身之地。萬一再有地方民衆反對傳教士，豈不是被趕回澳門。這樣，他進入中國内地傳教的初衷和辛苦，將毁於一旦。而且在中國傳教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準，無論如何是不能進一步擴展的；加上韶州氣候不佳，三年内（1591-1593）付出了麥安東和石方西兩神父性命的代價，使他産生尋找一個新地點從而北上進入北京傳教的想法，并且日益迫切起來。所以，當耶穌會視察員範禮安從日本返回中國澳門時，利瑪竇於1592年秋到澳門向他提出另覓新教區的請求，“視察員神父認爲這些請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準。并且親自負責把每項請求都詳細報告給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神父，也報告給聖父教皇”。〔70〕利瑪竇的忠實朋友瞿太素亦於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托商人蕭欣帶信去支持他前往蘇州傳教，而在肇慶認識的兵備道徐大任則建議和答應引他前往南京。

　　一個機緣。1595年4月，適逢祖籍肇慶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經韶州上北京履新，因久仰利瑪竇博大精深的西方學問和品德，遣人邀請利氏上船會晤。在談話中，石星有意請利瑪竇同船北上並順便爲其體弱多病、精神失常的22歲兒子治病。利氏認爲這是難得良機，答應“願把孩子帶往江西省去旅遊，希望在那裏能使他恢復正常”。〔71〕石星欣然接受利瑪竇的建議。於是“他馬上命韶州長官發給旅行執照，蓋上他的官印，給予利瑪竇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權利”。〔72〕就這樣，利氏和郭居静商議，决定郭居静、黄明沙、鐘鳴仁繼續留在韶州主持傳教事務，自己帶領兩澳門青年巴拉達斯（Juan Barradas）和弗南迪斯（Domingo Fernandes）以及二個僕人，於1595年4月18日，乘石星的官船出發，扺達南雄，受到南雄教友的熱情迎接，並由年青力壯的教友幫助利氏挑擔行李，沿着張九齡開鑿大庾嶺道越過梅嶺，直扺江西的南安，然後舍陸再登上石星的官船，一同沿着漳水扺吉安。石星又命吉安府發給利氏往南京、蘇州和浙江的通行证，再乘舟北去，經南昌，入鄱陽湖，沿南康廬山而入長江，沿江東下，於1595年5月31日扺達南京，後來回南昌和南京同當時在聖保禄學院畢業的耶穌會士一起進行第三步的傳教活動。現將聖保禄學院畢業入珠江流域各省傳教的耶穌會士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聖保禄學院招收一批在澳門入教或由内地來澳門入教的中國天主教信徒進院學習神學等課程，畢業後派回珠江流域各省參與傳教，據不完全統計約有30多人。

　　在澳門經過聖保禄學院培訓的中外耶穌會士紛紛進入内地傳教之後，使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在珠江流域地區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以至南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江南、浙江等15個省區迅速發展起來，信教徒與日俱增。據統計，1585年只有20人，1617年增至1.3萬人，1644年增至15萬人，1654年增至18萬人，1664年增至25萬人，1667年增至256880人，1735年又增至30萬人。在這些百、千、萬的天主教徒中，不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明朝的宗室内臣、皇親眷屬和達官貴人。據1636年統計，明宫中信奉天主教者達540人。〔73〕其中親王有140人，皇族有40多人，皇帝賜封的誥命夫人80多人；一品大官14人；進士10人；舉人11人，生員300多人。例如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南京工部都水局郎中李之藻、監察御史李廷筠、司禮監總攬軍政大權的宰相、宦官龐天壽，以及瞿太素、馮應京、李天經、張燾、孫元化、韓霖、段滚、金聲、瞿式耜、張庚等，均笑信天主教，並協助利瑪竇（見右圖）等傳教士進行傳教活動，使全國建立起教堂159所，教士住院42處。可見天主教在全國各地傳播之廣深。

　　天主教第一次傳入廣西是明萬曆十三年（1585），意大利耶穌會會士羅明堅帶着翻譯和兩名中國隨從由廣東肇慶來到廣西桂林，開展傳教活動。由於得不到廣西當局的信任，不久就被驅逐出廣西，史稱：

　　“赴廣西桂林，起初獲善待，已而受誹謗而被驅逐。〔74〕”。

　　第二次是清順治四年（1647），奥地利耶穌會士瞿安德（André Xavier Koffler）又名瞿沙微隨葡萄牙軍隊從澳門到桂林，援助南明永歷帝朱由榔扺抗清軍，之後留在宫中傳教。不久，爲永歷帝嫡母王太后、生母馬太后、永歷皇后教名亞納（Anne）、永歷嫡母之母教名朱麗（Julia）、永歷之女教名阿加斯（Agathe）、新生太子等宫中50人施洗入教，並在廣西巡撫瞿式耜和總兵焦連的幫助下在桂林建立一個教堂。七年（1650），葡萄牙耶穌會卜彌格（Michel Boym）來桂林協助瞿沙微傳教。八年（1651），永歷帝派卜彌格前往羅馬向教皇遞交國書。同年，清軍大舉南下進攻桂林，永歷帝西逃，瞿沙微也西進貴州，計劃與永歷帝會合。但當於1651年12月在貴州與廣西交界處被清軍追到，而在途中被清軍俘殺。順治十三年（1656），卜彌格携帶羅馬教皇的復信回廣西，十六年（1659）8月22日在安南北圻和廣西交界處病殁。十八年（1661）南明亡。此次天主教在廣西的傳教活動主要限於南明王宫，未及傳入民間就因南明王朝滅亡而告終。天主教在廣西的這兩次傳教活動，都是短暫、零散和個别的，没有統一的組織領導，因而未能在社會上留下痕迹。1724年，天主教在廣西傳播停止了。直到鴉片戰争後才活躍起來。

　　天主教第三次傳入廣西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羅馬教廷傳信部把廣西的天主教事務交給巴黎外方傳教會直接管理，由巴黎外方傳教會駐香港辦事處的法國籍神甫李莫瓦（Libois）領導，使廣西成爲法國耶穌會士傳教的主要場所。李莫瓦受命後，連續派出傳教士前往廣西活動。然而，由於廣西當局的不容，傳教士們一一失敗而歸。咸豐二年（1852），李莫瓦又派出法國籍神甫馬賴（Malay）前往廣西傳教。馬賴改變了前幾位傳教士的路綫，他不直接只身潜入廣西，而是取道貴州省。在貴陽，他得到法國籍神甫李萬美（Lions）的幫助，於咸豐四年（1854）裝扮成當地人，隨幾位貴州天主教徒往廣西探親，從而順利地進入廣西西北部的西林縣。在那裏，馬賴利用這幾名貴州教徒，帶着他四處傳教。他宣講天主教教義，讓山民從思想上相信天主可以使他們脱離苦海；又針對山區缺醫少藥的現象，用隨身帶來的廉價西藥免費贈與患者，治癒了一些小疾病。當時廣西山區的山民信鬼神，家裏有人病了，便求仙問卜，請巫公仙婆，要送錢送物，負擔很重。而信奉天主教，有病吃藥却不用花錢。因此，一些山民被馬賴説服，接受了他的洗禮，成爲廣西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這次馬賴成功地把西林縣的劉家屯、常井村等地變成傳教的基地。

　　1856年12月14日（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馬賴又來到西林縣板坡村傳教，被知縣張鳴鳳抓起來，經審訊後將他及信徒25人處死，並梟首示衆。由此引起震動中外的“西林教案”，并且成爲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争向中國開戰的導火綫。〔75〕

　　雍正年間（1723—1735）後，天主教開始傳入貴州省。干隆三十九年（1774），法國傳教士梅耶（Jean-Martim）帶着四川涪州籍傳教士孫本篤，從四川涪州來貴州，在黔東北傳教。同時有一姓陸的江西望教（即願意信教尚未受洗入教者）教徒發配在貴陽，到重慶受洗後，梅耶派他和四川女教徒羅宋氏到貴陽，在婦女中傳教，吸收30多人入教。

　　孫本篤在干隆四十二年（1777）昇爲神父，干隆四十七年（1782）來貴陽，算是最早的中國神父。他逗留數月，吸收10多人入教，繼來的是法國神父蔣若翰（Jean-Baptiste de Champveille）。但信教者始終不多，僅在城内吸收新教徒20人。

　　干隆六十年（1795），中國神父羅瑪弟，應四川主教、法國傳教士徐德新（Couises Gabriel Taurin Dufresse，又名李多林）的邀請來到貴州，羅瑪弟派傳教先生胡世禄（聖名老楞佐）等二人來貴陽，向教外人宣講教義，無人信奉，便回四川。嘉慶三年（1798），胡世禄又與羅宋氏保納來到貴陽，胡經常外出傳教，信教者顯著增加。接着，他們與貴陽教徒集資，在猫猫巷（今和平路）以92兩白銀購得民房一幢，既作唸經場所，又作接待神父之用。胡將貴陽教務向中國神父羅瑪弟匯報，並邀請他來住了40天，吸收望教者60人，嬰兒12人。截至嘉慶四年（1799），全省教徒總數爲599人；1802年增至600多人，其中貴陽100人。比較知名的有廖大公、廖二公、廖廷級、顧洪發、吴三公、顧占鰲、盧三公、劉文元、張大鵬、吴國威、趙榮、孫本篤、蔣金華等。張大鵬字程萬，干隆十九年（1754）生於都匀府，父母信外教，早年參加清水教，戒殺生，十分虔誠；他還習過道士，學過陰陽之術，近40歲時，由都匀遷往貴陽，同一個姓王的合伙販絲。經胡世禄勸説，張毅然抛棄其妾，不顧父母反對，信奉天主教。嘉慶五年（1800），入教者的數字有所下降，貴陽領洗者僅76人，望教者53人，教徒中嬰兒領洗者77人。從嘉慶六年（1801）起，逐年增加，1801年領洗者21人，望教者23人；嘉慶九年（1804）領洗者7人，望教者41人；嘉慶十三年（1808）望教者增至104人，領洗者48人。

　　但是天主教在貴陽剛開始立足之際，清政府亦在貴陽采取禁教措施。嘉慶四年（1799），禁教風從清鎮開始，延伸到貴陽。五年（1800）地方官府派武裝士卒包圍貴陽天主教堂，捕去教徒胡世禄、宋羅氏保納、劉文元、羅多默等7人。結果，胡世禄被判終身監禁，宋羅氏保納被押回重慶，劉文元等被發配到外蒙古充軍。嘉慶十一年（1806），貴陽縣署逮捕天主教6人，關押170多天，重鞭後釋放。十六年（1811），縣衙派士卒捕去正在做禮拜的教徒廖廷級、顧占鰲，嚴型拷打，其中10人叛變，顧占鰲被判絞刑，廖廷級被發配外蒙古充軍。嘉慶十九年（1814），逮捕教徒張大鵬等17人，其中15人被發配新疆伊犁充軍，張大鵬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3月被處絞刑。道光十四年（1834），貴州提督衙門逮捕劉文元等教徒30多人，劉文元被判處絞刑。此後，天主教在貴州傳播走向衰落。

　　天主教傳入雲南比較遲。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軍入川攻克成都後數十年間，四川戰亂頻繁，許多老百姓紛紛逃往川滇交界的滇東北地區，其中就有少量天主教徒。這是天主教傳入雲南之始。到順治五年（1648），南明永歷皇室的皇太后（教名烈納，Line）、馬太后（教名馬利亞，Maria）、王皇后（教名亞納，Anne）、皇太子慈烜（教名當安）及太監龐天壽等50多人，在廣西桂林接受耶穌會士瞿沙微（P.André Xavier Koffler）的洗禮而皈依天主教，妄圖借天主教的力量恢復明室。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歷皇室從廣東肇慶遷到昆明，其隨行人員的天主教徒也跟着進入昆明。永歷皇帝死後，大部分隨從者均留在昆明，然後散居雲南民間。其中天主教徒也就散居雲南各地了。但就現代的極少資料看，在雲南昆明、巧家、永勝、鹽津、大理等地的天主教徒，除鹽津一帶由四川教區定期派神父來主持宗教儀式活動外，其他各地的教徒就很少。所以，天主教在雲南的傳播並不廣深。〔76〕

　　天主教是在崇禎年間（1628—1644）傳入四川的，史稱：

　　“大明崇禎之經，即耶穌降生後1640年間，有耶穌會士利類思司鐸，首先入川，傳揚福音”。〔77〕

　　意大利會士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入川傳教在其傳記中有較詳細記載：

　　“利公類思，字再可，意人，生於一六O六年，十六歲進耶穌會，一六三七年東渡來華，二年後，傳教江南，旋奉長命到北京，襄助修歷，在京遇綿竹相國劉宇亮，被邀入川傳教。一六四O年始居綿竹，繼至成都。一六四二年安文思司鐸亦來助公。……一六四七年，清軍入川，……二公爲清兵所獲，解見肅王豪格。一六四八年隨軍晋京，居肅王邸中。不久，楊光先嫉忌湯若望，興起歷獄，二公亦幾遭傾陷，幸終昭雪。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安公卒於京。清帝特賜銀二百兩，大緞十匹營葬。利公則於一六八二年十月六日逝世，疾篤時，帝遣侍衛存問。卒後，賜銀送葬，一如安公”。〔78〕

　　此傳略説明利類思入川傳教後，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亦來川助利傳教。利類思和安文思還成爲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天學國師”爲之效力。在四川有教堂二座，司鐸住處三處。到了清康熙四十年（1701），法國耶穌會士穆天尺（Joannes Mullerner）、畢天祥（Ludovicus-Antonius Appiani）、白日昇（Basset）等到四川擔任司鐸，在成都、邛州、嘉定、安丘、金堂、叙州等地傳播天主教，在安丘縣發展教徒達1200人。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派奥地利耶穌會士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潘如“測繪四川、雲南地圖”，甚受禮遇，從而發展教徒。雍正十一年（1733），中國會士李安德到金堂舒家灣教堂任司鐸。但干隆十一年（1746），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傳播，於是四川天主教的傳播活動大受打擊而走向式微。

　　天主教傳入湖南最早是在清初南明永歷政權時期。據記載，南明的大臣瞿式耜、龐天壽、焦連，以及皇太后、皇后等，均受洗入教。順治七年（1650），南明皇太后遣使赴羅馬求救於教廷。當時有湘潭劉氏兄弟二人任官於南明，遂奉命隨使前往。二年後到達羅馬，但回國時太后已死，南明滅亡。劉氏兄弟返回故里湘潭雲塘建教堂，名聖母堂。劉氏兄弟的後代，一支住湘潭城内，一支仍留住雲塘。干隆四十九年（1784）干隆帝禁教時，教堂被毁，這兩支劉氏後代有的充軍，有的離教，也有的被殺。只有劉家另一嫡系遷居離城70裏的巴東，還保留一部份信徒。稍後，天主教又通過其他渠道傳入湘潭。康熙二十四年（1685），薑修仁出任湘潭知縣，離京赴任時往辭傳教士南懷仁（P.Ferdinundus Verbiest）。南懷仁要求薑上任後修建教堂。薑應允上任後建天主堂，並有法借耶穌會傳教士穆迪我（Jacabus Motel）來湘潭傳教。薑修仁正式入教，洗名“方濟各”。〔79〕又據記載，康熙年間（1662—1722），有傳教士乘舟經湘潭去廣州，在楊柳河停泊。湘潭蔣文生、蔣文謀兄弟聽其宣講而入教。蔣的表弟楊永會亦率妻一同入教。康熙初年，天主教傳入衡陽，第一個教徒爲李英鬆。後李家的親友衡陽北鄉的郭家、南鄉的羅家、東鄉的張家經李英鬆叔侄引導先後入教。後來黄沙灣成爲衡州府天主教總堂所在地。

　　康熙二十九至三十八年間（1690～1699），天主教傳入長沙。第一個來長沙從事傳教活動的，是西班牙耶穌會教士陸若瑟（Raymond-Jeseph Arxo）。康熙三十八年（1699），陸若瑟在長沙修建了一座臨時教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意大利方濟各會教士翁德明予以重修，其地址在今長春巷7號，此外，康熙年間（1662—1722），天主教亦開始傳入永州、郴州、衡山、常德等地。

　　天主教傳入江西，是以萬曆二十三年（1595）意大利會士 利瑪竇從廣東韶州、南雄到達南昌爲伊始。當年6月，利氏在南昌近郊區谷市街買了一間小屋，作爲教堂，取名“聖堂”，作爲傳教活動的場所。6月29日，利氏在南昌舉行首次彌撒聖祭，三年後已發展教徒260多人。之後，葡籍會士蘇如望（Jean Soerio）、李瑪諾（Emmanuel Diaz Senior）等神父來南昌傳教，教務日益發展，半年時間，發展教徒275人。時明朝親王全受洗入教，震動極大。李氏在南昌買了一棟較大的房子作教堂，於是南昌教區成爲全國天主教的四大教區之一。

　　此後，萬曆四十六年（1618），澳門華籍的邱永神父、天啓元年（1621）意大利籍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神父、崇禎九年（1636）意大利籍魯德望及葡萄牙籍費奇觀（Geapard Ferreira）等神父；清康熙二年（1663）,西班牙籍教士格我等先後到南昌傳教。至康熙三年（1664），南昌城内外已有教堂3所，教徒3000餘人，出現了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教會組織，各會還擁有教堂、住宅和其它房産。康熙三十二年（1693），西班牙籍教士石鐸禄等到南昌傳教。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於教徒增多，以及省内臨川、吉安、景德鎮等地都有教堂，乃於南昌設立江西教區。

　　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葉，由於清廷對天主教采取限制政策，傳教活動受到影響。在此期間，先後到南昌傳教的有：康熙四十年（1701），法籍會士傅聖澤（Jean-Fran ois Fouquet）；康熙四十六年（1707），法國籍教士沙守信（meric de chavagnae）、馬若瑟（P.Jos-Maria de premare）等；康熙六十一年（1722），法國籍李伯都；干隆二年（1737），法國籍沈東行、胥孟德(Joseph Labbe)；道光十二年（1832），意大利籍教士廣和德；道光十八年（1838），法國籍教士張導沅等。天主教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發生“教難”，江西教區撤銷。

　　福建是中外交通的沿海省份，加上泉州在元代中葉前是對外貿易第一大港，所以天主教耶穌會士早在1583年（萬曆十一年）前，就有西班牙籍會士拉達和馬林來到泉州要求傳教，並曾謁見福建省大吏，未允準而作罷。〔80〕但畢竟打開了耶穌會士入福建傳教的第一頁了。

　　福建人接受天主教而入教爲教徒者，最早可能是著名海商鄭芝龍，史稱：

　　“芝龍生於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父母貧寒，少年時即到澳門，接受天主教教義訓練後，領受聖洗，取聖名尼古拉（Nicolas）”。〔81〕

　　但這還不能説天主教正式傳入福建。真正有文字記載天主教傳入福建者應是天啓五年（1625），福建人大學士葉向高，邀請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艾儒略（Jules Aleni）入閩傳教開始，史稱：

　　“儒略有志傳教福建久矣，惟因居民風俗放逸，山道崎嶇，語言難曉，因是未果。至是遂爲開教福建之第一人。而於1625年中赴福州”。〔82〕

　　艾儒略在福州居留四個月，遍歷外府八月，以他淵博知識和“耶儒合流”的理論，宣傳天主教義，深受福建士大夫的歡迎和信任，在“第一次與士大夫辯論後，受洗者二十五人，中有秀才數人”。〔83〕後在葉向高推薦下，閩中士大夫名流聚集福州，與艾儒略講學論道，並向他題贈詩文，讚揚艾氏的“耶儒合流”理論。如《閩書》作者何喬遠題贈艾儒略詩雲：

　　“天地垂廣遠，日月轉雙轂。誰謂有覆幬，光明不照燭。

　　……

　　艾公九萬裏，渡海行所學。其道在尊天，豈异洙泗躅？

　　天地大矣哉，不是無脛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極緬邈。

　　惟此一性同，不在相貶駁。且吾孔聖尊，其西則葱竺。

　　并存宇宙内，誰復加臣僕？維此艾公學，千古入旸谷。

　　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顧雖兼行持，蘧廬但一宿。

　　善哉艾公譬，各處返茅屋。臨歧申贈辭，證明在會續”。〔84〕

　　在地方官吏表揚和士大夫的贊許下，艾儒略在福建傳教旗開得勝，數年之後，建立了2所大小教堂，每年洗禮入教者800—900人，史稱：

　　“數年以後在各府建教堂八所，並在諸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助理之人繼來，儒略遂跋涉山川赴永春及其附近傳教；所至之處皆留有熱心傳教痕迹。每年新入教者八、九百人”。〔85〕

　　因其在福建傳教有很好成績，被昇爲中國教區副區長，在位七年（1641—1648）。後歷任各駐所之道長23年之久。由於他語言便捷，福建人稱他爲“西方孔子”。1649年艾儒略病殁於延平（今南平市）。遺體葬於福州北門外之十字街。艾儒略前後在福建傳教共23年，共建大教堂22所，小教堂無數，受洗入教者1萬多人。〔86〕

　　明末至清前期來福建傳播天主教者，除艾儒略外，還有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傳教士，如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a Sancta Maria Caballera）於1633年入閩，在福安傳教；耶穌會士聶伯多（Petrus Canevari）於1635年入閩，先後在泉州、延平傳教；耶穌會士陽瑪諾（Emmanuel Diar Junior）於1638年入閩，在福州、延平等地傳教；耶穌會士杜奥定（Angustinus Tudesehini）於1641年入閩，在建寧縣傳教；耶穌會士穆尼閣（Smogo Lenski）於1647—1651入閩，在建寧、建陽等地傳教；耶穌會士郭納爵（Igna tius da Costa）於1650年入閩，在延平、邵武、建寧三府傳教。從上面所述，自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由於不少耶穌會士入閩努力傳教，使福建天主教活動進入高潮時期，福建受洗禮入教者也爲福建傳教作出了貢獻，如福安人羅文藻，還成爲中國天主教史上的第一位中國主教。他走遍閩、浙、贛、粤、晋、魯、湘、川、蘇、皖、冀等地進行傳教，并且取得很好的成績，史稱：

　　“成人之經羅公付洗的，福建及沿海島嶼即有五百五十六人，其他各省約二千人。較當時全體傳教士在三十年中付洗者爲尤多”。〔87〕

　　康熙三十年（1691）2月，羅文藻因傳教積勞成疾在南京逝世，享年75歲。他在傳教事業的功勛受到中外教士的讚揚和懷念，下面鈔録華人吴漁山神父《哭司教羅先生》一詩，以見一斑。

　　“嗚呼訃至今信死，慟哭先生東鐸始。

　　初自西歸七閩鄉，鬚鬢蒼蒼稱清偉。

　　適遭物議盡遣粤，轍環四方獨勞矣。

　　熏榮超世主教尊，所傅鐸品只三子。

　　鳴道辛盡各遠方，惟我追隨久於此。

　　詎料冲寒又離去，奄忽長逝如眠爾。

　　北望金陵千裏天，再哭泪血成紅雨。

　　雲來幽幽曉夢狀，恍若居常每提指。

　　兹者學道日巳少，道在咫尺誰綜理?

　　仰悲大嶺出霧遲，俛憫狂瀾若無砥。

　　當其齊侯講經學，巷擁輪蹄門集履。

　　又期勘雔崇正事，秋毫無不貫西史。

　　日談前聖勵後修，更將老筆筆於紙。

　　一生到處歷險危，半在小西半東裏。

　　懷從勇渡黄浦潮，今瘞雨花樓畔裏。

　　景移物换窆後殊，空帷象設儼相似。

　　萎萎宿草日復生，墓碑超行誠難誄。

　　壠木蕭蕭未得春，廬居願獨三年止。

　　千古萬古修事業，一言遺重委西士。

　　而今雖不悟死歸，□回情至難忘耳”。〔88〕

　　五、基督教新教

　　在荷蘭殖民者侵佔臺灣時，基督教新教（下簡稱基督新教）曾於1626年（天啓六年）派遣傳教士到臺灣傳教，吸收上千人入教。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把荷蘭殖民者趕出臺灣後，基督新教在臺灣的活動也隨之消亡了。以後還進行過幾次嘗試來中國傳教，但始終未能實現。

　　18世紀末，英國在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等國競争中奪得了海上霸權，並竭力向海外擴張殖民地。爲了適應擴張的需要，在英國國内紛紛成立對外傳教的基督新教的差會機構。1795年成立“倫敦差會”（差會即傳道會），1796年成立蘇格蘭差會，1800年成立基督會差會。這些差會訓練了一批傳教士，陸續派往亞洲、非洲國家傳教。19世紀初，基督新教有卡萊（Carey）、麥西門（Marshman）、和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arrison）等三教士極力主張到中國傳教。最後，“倫敦傳道會”（即倫敦差會，London Missonary Society）選中了馬禮遜。

　　羅伯特·馬禮遜，英國人，1781年生於大不列顛島北部莫佩斯小鎮的一户貧農家庭。從小受宗教思想薰陶，學會拉丁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後考入倫敦霍克斯頓神學院，又轉入高斯坡神學院。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8日被封爲牧師。當倫敦傳道會選中他來中國傳教時，便開始學習中國文字，請了一位名叫楊善達的廣東人做教師。並在倫敦博物院裏找來一本中文的《新約》，天天鈔寫中文，後來成爲他翻譯《聖經》的草本。馬禮遜是倫敦傳道會派遣的，但當時壟斷中國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怕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不允許傳教士乘坐公司的商船前來。於是，馬禮遜只好於1807年1月31日啓程，先到紐約，得到美國國務卿麥迪遜（James Madsion）的協助，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駐廣州的美國商館的官員。他帶着介紹信於1807年5月19日在紐約乘坐“三叉戟”（Trident）號美國貨輪横跨太平洋，於9月４日到達澳門，9月8日扺達廣州。他受到美國領事卡林頓  （Carrington）的熱情接待，隱居在一間美國商館的貨棧裏，繼續學習中文，並在生活起居上仿傚中國人的生活習慣。1808年11月，他從廣州前往澳門居住。爲了避免給澳門葡萄牙當局發現他的正式身份，他隱居在英國駐澳門的東印度公司内，從而認識了該公司一位高級職員摩頓（Morton）的女兒瑪麗·摩登（Morton Mary）小姐，並産生愛情，遂於1809年2月２０日結婚。他的處境得東印度公司的同情，决定聘他擔任公司的中文翻譯，年薪500英磅。這樣一來，他既可以爲東印度公司服務，取得合法身份出來公開活動，又免去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擔心，大膽地進行傳教工作。從此，他一邊辦公，一邊翻譯《聖經》，經常來往於澳門和廣州之間，並以英國使臣、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的“秘書兼譯員”的身份在澳開始基督新教的傳教活動。這是基督新教傳入澳門（也是傳入中國）之始。當時澳門天主教會禁止教徒同馬遜禮來往，所以他平時就在廣州自己的寓所裏舉行家庭禮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門舉行正式的禮拜儀式。他一個人在澳門與廣州來回進行傳教工作六年之後，倫敦傳道會才於1813年派教士米伶（William Miline）來澳門協助馬氏工作。但因受清朝官府和東印度公司之反對，米伶即於1815年4月17日到馬六甲去另設基地進行傳教活動。

　　爲了便於傳教，馬禮遜首先於１８１３年把《聖經》新約全書譯爲中文，名曰《使徒行傳》，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200本；接着又於1819年和米伶合譯了《聖經》舊約全書，於1823年在馬六甲正式出版。所以，基督新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以在澳門及廣州傳播，馬禮遜當是第一人。他還編輯《神道論》、《救贖救世總説真本》、《問答淺注耶穌教法》、《古時如氐亞國（即猶太國）歷代傳略》、《養心神詩》等佈道小册子，請澳門的印刷工人蔡高（亦稱蔡亞高）幫助刻印發行。蔡高因爲經常要到馬禮遜家中去聯繫工作而聽其講《聖經》，深受影響，請求入教。於是，馬禮遜即於1814年7月16日，在澳門“東望洋”海濱的小山山側的泉水中爲之洗禮入教，成爲澳門（也是中國）信仰基督新教的第一個教徒。另一個幫助馬禮遜刻書傳教的是在澳門做印刷工人的高明縣人樑發。

　　由於馬禮遜在廣東傳播基督新教打開了局面，於是美國美部會、浸信傳道會，聖公會、美南浸信會、荷蘭傳道會、英國倫敦會、教會傳道會等基督新教會不斷派教士前來廣東傳教。1830年2月25日，美國的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到廣州；1831年12月荷蘭教會派遣德籍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到澳門；1833年10月26日美部會又派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到廣州；1834年10月26日又派遣精通醫術的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到廣州；1835年7月21日派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來廣州；1836年9月派叔未士（J·Lewis Shuck）來廣州和澳門；1837年5月派羅孝全（Lssachar Jacox Roberts）到澳門和廣州，等等。這些傳教士同樣得到樑發的全力幫助並一起開展傳教活動。〔89〕

　　樑發，干隆五十三年（1788）出生於廣州府屬下的高明縣三洲司古勞村的貧農家庭，11歲才入私塾讀書。按中國私塾的規例，他先讀《三字經》，後讀《四書》、《五經》，共讀四年，算是對中國儒家典籍有相當的基礎。到樑發15歲時，家裏再無法供他讀書，於是他到省城廣州打工謀生。開始時他在一家筆店學習制筆，後改學雕板刻字四年，掌握了刻字技術，並努力學習文學，嘉慶十五年（1810），樑發結束學徒生活成爲一名正式的雕板工人。在廣州十三行附近的一個印刷廠做工。此時馬禮遜已在廣州傳教，1811—1812年，他把《路加福音》和《新約》兩書翻譯爲中文，請樑發雕刻和印刷，從此與馬禮遜結下不解之緣，並終生全力和馬禮遜等外國教士在廣東傳播基督新教。

　　樑發又爲馬禮遜刻印《聖經》中譯本，與馬禮遜的關係更加密切了。1815年，另外一位來廣東傳教的倫敦會教士米憐被馬禮遜派往馬六甲傳教，樑發應馬禮遜要求，跟隨米憐前去協助刻印中文書籍資料，並成爲米憐的助手。〔90〕此時，樑發對基督新教産生强烈的興趣和要求，於是米憐於1816年11月3日給樑發施洗成爲基督新教徒。從此，樑發在米憐的刻意培養下，以中國本土基督新教徒的身分在廣東傳教，發揮了外國傳教士難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1818年以後，樑發經常往來於廣州、澳門、高明、開平、高州和南洋之間，爲傳播基督新教而奔波勞録一生。

　　1819年4月，樑發乘船從馬六甲回到廣州，然後回家鄉高明，在他父母的敦促下完了婚。於是，他就在本鄉積極傳教，先是編寫《救世録撮要略解》一書，並附《經文》數段、《禱文》數篇、《聖詩》三首和《十誠》，帶到廣州給馬禮遜審閲後刻印200份，分發贈送親友宣傳。後被高明縣署發覺，樑發被捕入獄。好在馬禮遜向有錢的商人極力斡旋，籌到罰金，並具結以後永遠不在廣州傳教，樑發始獲釋放。後回家與家人團聚40天。

　　1820年春，樑發（見下圖）又重去馬六甲幫助米憐。不久，因他妻子黎氏要生孩子，他只好又回到高明家裏侍侯。期間，他不斷向其妻讀經祈禱，後來其妻果然亦信奉基督新教。於是他在家裏的一個陋室中舉行聖禮，用飯碗代替洗禮盆，爲其妻施洗入教。

　　1821年，樑發夫婦告别家鄉又去馬六甲幫助米憐傳教。可惜1822年米憐患肺結核病亡。樑發重回高明。次年，他携兒子進德到澳門在馬禮遜面前求洗入教。

　　1823年，馬禮遜回國，在啓程前將樑發封立爲宣教師（Evangelist）。1826年，馬禮遜再到廣州，直至去世（1834）。樑發一直充當他的助手在廣東傳教。

　　1828年9月26日，樑發從廣州回到家，不久，他發現幼年讀私熟的同學古天青對基督新教饒有興趣，經向他宣傳教理後，於1829年1月由樑發爲之舉行洗禮入教。後又到澳門傳教，一方面，教授兒童學習《聖經》，另一方面努力撰寫《勸世良言》一書等12種宣教小叢書。

　　1830年，在樑發的教育和影響下，跟樑發做過多年印刷工作的屈亞昂在澳門馬禮遜家中受洗入教。之後，樑發和屈亞昂於1830年5月28日到7月14日，同到高州傳播基督新教。此時他寫好《真道尋源》、《靈魂篇》、《异端論》，並刻印好裝入箱中帶去高州散發，史稱：

　　“他們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書籍分派與由各縣來城的童生。他們在沿途經過的圩市中派送佈道小書。在高州的一個城中，他們已經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分是送給來城投考的生童們的”。〔91〕

　　1830年，樑發和屈亞昂從高州回廣州，到一家姓林的旅館住宿，又向林老闆及一個泥水匠住客李新宣傳教義，深受啓發後於1831年二月由樑發施洗入教。同年，又爲他的父親樑冲能和他兩個兒子施洗入教。

　　1834年，馬禮遜死後，樑發越發抓緊時間進行傳教活動。此年，他利用廣東舉行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向全省各縣來廣州投考的考生們散發《聖經》等書刊，廣爲宣傳基督新教。他在日記中記述：

　　“三四年以來，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喜歡接受，拒絶不受者人數却甚少也。今年適爲三年一次之鄉試。各縣秀才皆齊集省城應試，於是我遂想從速將佈道小書派送於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約同吴亞清（以下人名皆譯名）、周亞生及樑亞新將書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聖經》日課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喜歡接受，並無任何滋攏；我儕皆甚爲快慰。翌日又同樣派送一千份，亦並無事情發生”。〔92〕

　　但樑發在廣州派送《聖經》給鄉試考生終於被清朝廣州知府發現，並於第四天派巡卒前來拘捕樑發等，結果吴亞清、周亞生被捕。樑發逃回高明，帶妻兒逃至江門和開平赤坎躲避，然後轉到澳門向裨治文籌集800元錢，託人回廣州營救吴、周兩人出獄。

　　1835-1838年，樑發在馬六甲、新加坡努力傳教，中間只回國一次。期間他曾於1837年寫了《鴉片速改文》一書，勸人戒除吸食鴉片的惡習。

　　1839年，樑發回到廣州，9月間遇鴉片戰争，至1842年8月才告結束。期間樑發在廣州和附近各地進行傳教。他兒子進德被林則徐聘爲英文譯員。1839年馬禮遜長女婿合信（Dr．Hobson）由倫敦會派來廣州。樑發與他合作，親密無間，直到1853年樑發去世爲止。1841年9月，樑發往澳門訪謁倫敦會的教士雒魏林（Lockhart）、合信醫生，並寫了一本《赦世之禮諭》小書和將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新約》譯本修改，並爲他的寡居小姨子施洗入教。1842年，樑發母親由伯駕施洗入教。此時，樑發决定遷至廣州河南龍尾導村居住。

　　1843年，樑發從廣州到香港傳教，在何福堂的幫助下，創設許多宣教機構。但因他父親於1844年2月20日病亡，他只好又回廣州。他兒子隨他回廣州後，受聘於某巨商當翻譯員，從此不再協助父親做傳教工作。到了1844年中美簽訂《望厦條約》時，進德作耆英翻譯參與訂約之事。因爲條約中有一條是准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基督新教教會和醫院，道光皇帝正式寬容了基督新教的傳教。於是樑發利用這一機遇，於1845年在博濟醫院舉辦禮拜聚會進行傳教，這種聚會延續三年半之久，計先後參加聚會的聽衆共計1500多人。〔93〕

　　1846-1847年，樑發又在河南他家附近的一間福音堂舉辦禮拜聚會，聽衆達130多人，分送小書218本，並爲四個婦女施洗入教。

　　1848年，樑發又利用來伯駕開設的醫院看病的機會，向衆病人宣教。是年，樑髮妻子因病去世。

　　1849年，是廣州傳教工作十分興旺一年，當時在廣州居住的傳教士達14人。樑發雖然年愈64歲，但一樣熱心宣教，並爲從東莞來廣州的青年周學施洗入教。後成爲樑氏得力助手。

　　1855年，英國衛斯理會派第一批傳教士來廣州，樑發亦與他們合作傳教。但時樑發已老病在身，於4月12日3時去世。此年，深受樑發宣教影響受洗入教者達15人之多。

　　樑發去世後，殯葬於廣州河南龍尾導村與康樂村間的小山上，與他父親、妻子的墓地一起。五十年之後的1905年，嶺南大學從澳門遷回廣州河南康樂村。學校爲擴充校園，把附近許多墓地購入，發給墳主以遷葬費，要他們將墳中遺骸遷往别處埋葬。1915年10月18日樑發的兒子澤蘭死後不久，嶺南大學副監督鐘榮光接到馬來西亞聯邦美以會宣教士馮炎公先生的一封來信，説其妻子是樑發的曾孫女，又説樑發的墳墓在該校所購買的墳地中。1918年，宣教士夏令會在嶺南大學開會，鐘榮光借此機會帶宣教士到鳳凰岡參觀樑發及其父親和妻子的墓地。嶺南大學當局把樑發遺骸葬於校中央禮拜堂（今中山大學南校區懷士堂）前地。1920年6月7日，該校舉行紀念會，將樑發葬地劃爲尊崇之地，請樑發的曾孫女婿馮炎公演講。

　　基督新教傳入廣東後，雖然馬禮遜等傳教士在樑發終生努力幫助下開展傳教活動，但由於當時是清政府禁教時期，加上澳門耶穌會又禁止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來往聯繫，因此基督新教發展並不快。到樑發去世時的1855年，廣東真正受洗入教者僅有20多人，其中有姓名者是蔡高、樑發、蔡盧興、蔡亞塵、樑進德、黎氏（樑髮妻）、古天青、屈亞昂、樑冲能（樑發父）、何福堂、周學、林某、劉蔗泉、李新、劉澤春、朱阿山、阿凱（Akae）、吴阿昌（Woo Achang）、樑阿壽（LeangAtaow）、樑阿蓀（LeangAsun）、朱靖（ChooTsing）等。而這些信徒中除樑發親屬以及幾位與樑發密切者外，其他人均不太集中精力傳教。〔94〕直到1900年，廣州也僅有基督新教徒5000人。

　　正當樑發在澳門、廣州、江門、高明、高州等地極力傳教期間，西方國家的傳教士10多人接踵而來澳門和廣東進行傳教活動。首先是對中國貿易已上昇到第二位的美國，其基督教差會的“美部會”於1830年2月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到達廣州，1832年創辦《中國叢報》；1834年來澳門，並於1839年5月，將《中國叢報》遷往澳門出版發行，以宣傳教理。1831年底，荷蘭教會派德國籍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扺達澳門傳教，受到馬遜禮的熱烈歡迎和款待。郭實臘利用自己會説流利的中國話這一有利條件，既在澳門傳教，同時要他自己英國籍的妻子温施蒂（Wanstall）在澳門自己的寓所内辦起一間女墊，專門招收一些貧窮家庭的女孩子入學，向他們宣傳基督新教的《聖經》。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突然得急病去世後，1836年9月28日在英國大鴉片商查頓（William Jardine）和顛地（Laneelot Dent）等人倡議和組織下，成立“馬禮遜教育會”，從英、美國内募捐一筆資金，每月向温施蒂提供15英磅的資助，在她的女塾中附設男塾，作爲馬禮遜學校的預備。家住在澳門一水之隔的南屏鄉年僅7歲的容閎，就是這所男塾的學生。在學校中，温施蒂除了用少量的時間教學生讀英語外，大部份時間是致力向這些孩子灌輸基督新教的教義。1839年11月4日，在温施蒂關閉其所辦的女塾及男塾之後，向應邀前來的美國傳教士、耶魯大學畢業生塞繆爾·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門辦起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最初招收6名學生讀書。這是一所基督新教爲傳教而創辦的“洋學堂”，學制爲三至四年，課程有《四書》、《五經》等中文課程，和英語、漢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衛生、地理、音樂、美術等。課時安排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早上六點鐘開始，晚上九點鐘才結束。給學生以一個基督徒家庭的教育。許多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和技術人才就是在這所學校裹培養出來的。例如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閎和中國近代第一位著名西醫生黄寬，就是馬禮遜學堂的高材生，而成爲中國近代第一代到美國的留學生。1846年，塞繆爾·布朗夫人回美國時，容閎、黄勝、黄寬隨同離開澳門，於1847年4月12日扺達紐約。後在布朗的幫助下進了馬薩諸塞州的芒鬆學校讀高中，二年畢業後，容閎考取美國耶魯大學。四年後，成爲中國第一個留學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他學成回國後，曾親往南京謁見太平天國洪秀全之侄洪仁玕，提出按當時西方國家的軍事制度組織一支良好軍隊；設立軍事學校培養多數有學識的軍官；建設海軍學校；建設好的政府，聘用優秀人才爲顧問；建立銀行制度及厘訂度量衡標準；頒訂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會聖經爲功課；建立各種職業學校培養急需人才等七項建議。容閎後來還到上海建立江南製造局，成爲中國早期機器製造業的著名工廠，並成爲後來洋務運動的基地之一。容閎還向清政府建議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以造就現代化建設人才。1871年，清政府接受他的建議，在沿海地區遴選12—14歲的少年120人，分4批赴美國留學。這些學童全是廣東人，多半爲香山縣籍。黄寬考取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成爲中國第一個留英學生，五年畢業後，於1857年回國，在廣州博濟醫院當醫生，成爲中國第一代西醫生，爲中國發展西醫事業作出了貢獻。

　　1833—1834年間，美國基督新教“美部會”又派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伯駕（Peter Parker）來澳門幫助馬禮遜傳教。伯駕曾在澳門開設一間醫院，一邊爲人醫病，一邊向人們宣傳基督新教。1836年，美國南浸禮會傳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ek）帶家眷一起來澳門傳教。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st）亦於1837年自費城來澳門傳教達七年之久，1842年經香港入廣州開設禮拜堂傳教，向洪秀全、洪仁玕講授基督教道。洪秀全在羅孝全處“學道”兩個多月，查考了中譯本《聖經》，參加了禮拜。1844年10月22日，美國長老會第一位傳教士哈巴（Happer）扺澳門傳教。他先在澳門辦一所學校，招收學生30人，一邊學習文化，一邊向學生宣傳教義，1847年3月，將學校由澳門遷到廣州故衣街，繼續辦學傳教。但是基督新教在鴉片戰争前很難傳入珠江流域地區其他六省，即使是在鴉片之後，傳入者也是寥寥無幾。

　　

　　注　釋：

　　〔1〕 《明會要》卷39，《職官一一》。

　　〔2〕《明史·職官三》。

　　〔3〕釋德清：《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轉引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第17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譜》第25頁。

　　〔5〕薑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第577頁，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據《廣東通誌·宗教志》第74—121頁，《1998年廣東省佛教寺庵一覽表》統計，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謝啓昆等：《嘉慶廣西通誌》。

　　〔8〕〔9〕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10〕 高明映：《鷄足山志·志例》。

　　〔11〕高明 映：《鷄足山志》卷6。

　　〔12〕賓川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鷄足山志》第6頁。

　　〔13〕賓川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鷄足山志》第7頁。

　　〔14〕《續雲南通誌長編》卷76。

　　〔15〕張維修纂：《民國昆明志·寺觀》。

　　〔16〕劉正剛：《閩粤客家人在四川》第99頁，廣西教育出版1997年版。

　　〔17〕《民國南川縣誌》卷5，《禮儀》。

　　〔18〕《光緒湖南通誌·寺觀》。

　　〔19〕《同治南昌縣誌·寺觀》。

　　〔20〕隱元、清馥等：《黄檗山寺志》卷3，《僧》，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

　　〔21〕隱元、清馥等：《黄檗山寺志》卷3，第136頁《圓悟傳》，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

　　〔22〕隱元、清馥等：《黄檗山寺志》卷6，第94頁《外護》，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

　　〔23〕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95—698頁。

　　〔24〕〔25〕《無异元耒禪師廣録》卷35，劉日杲：《博山和尚傳》，此書可見《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30套第2册。

　　〔26〕《廣東省誌·宗教志》第174—18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嘉靖貴州通誌·寺觀》。

　　〔28〕以上道觀名稱均參見《貴州省誌》的寺觀篇章。

　　〔29〕汪钖齡：《三豐先生本傳》，見李西月輯：《張三豐先生全集》。

　　〔30〕《新纂雲南通誌·釋道傳一》。

　　〔31〕《道家金石略》第1261頁，《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2〕《道家金石略》第1261頁，《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3〕《道家金石略》第1305頁，《新建龍泉觀玉皇殿碑記》，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4〕《徐霞客遊記校注》第885頁。

　　〔35〕〔36〕《雲南巍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薛琳：《巍寶山道教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雲南巍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薛琳：《巍寶山道教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轉引楊學政：《雲南道教》，載《雲南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39〕《干隆延平府志》卷15，《田賦》。

　　〔40〕《武夷山志》卷5，《一曲上》。

　　〔41〕《嘉慶南平縣誌》卷5，《寺觀》。

　　〔42〕《烏石山志》卷9，《志餘》。

　　〔43〕《鬆林馬氏家譜》。 

　　〔44〕《南昌市志》第7册第76頁。

　　〔45〕《陳江雁溝裏丁氏族譜·感舊紀聞》。

　　〔46〕轉引陳支平主編：《福建宗教史》第352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7〕張爾歧：《高庵閒話》。

　　〔48〕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第60頁。   

　　〔49〕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311、276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50〕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173頁，上海書店1990年版。

　　〔51〕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52〕羅光：《利瑪竇傳》第57頁，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

　　〔53〕李一鷗：《利瑪竇年譜初稿》（5），載存萃學社編：《利瑪竇研究論集》第132頁，1971年版。

　　〔54〕〔55〕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43、24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56〕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4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57〕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光明日報》1979年5月8日。

　　〔58〕裴化行著、肖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76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59〕〔60〕〔61〕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4、276、250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62〕《利瑪竇全集》第1卷，注359。

　　〔63〕〔64〕〔65〕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62、264、27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66〕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6、27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67〕羅漁澤：《利瑪竇書信集》上册，第134—135頁，臺灣光啓出版社1986年版。

　　〔68〕羅光：《利瑪竇傳》第71頁，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

　　〔69〕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70〕〔71〕〔72〕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6、27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73〕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202頁，上海書店1990年版。

　　〔74〕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28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75〕《馬賴給兩廣教區主教李播的信函》（廣西通誌館藏）。

　　〔76〕參考楊學政主編：《雲南宗教史》第346—349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7〕古洛東：《聖教入川記》。

　　〔78〕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381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79〕《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

　　〔80〕參閲劉鑒唐：《中國教案史》第15頁，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

　　〔81〕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178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82〕同上書第134頁。

　　〔83〕同上書第135頁。

　　〔84〕《熙朝崇正集》，載《天主教東傳文獻》第1編，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

　　〔85〕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135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86〕《煕朝崇正集》，載《天主教東傳文獻》第1編，另《萬曆耶集》卷3第11頁，載有黄貞致顔茂猷的書信，其中有一信説：“閩省皈依，已稱數萬之人。”

　　〔87〕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册，第149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

　　〔88〕吴漁山：《三餘集》，載《聖教雜誌》第26卷第8期，轉引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册，第160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

　　〔89〕黄啓臣、鄭煒明：《澳門宗教》第74—76頁，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

　　〔90〕麥霑恩：《中國最早的佈道者樑發》，載《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2期。

　　〔91〕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by Leang Faat，Second Edition，HongKong，1959，P42—43．

　　〔92〕C·H·M 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a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1959, P.68.

　　〔93〕C·H·M 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a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1959, P.97.

　　〔94〕W·H·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294-300: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Miorison, Vol II, 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