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僑文化”一詞的提出，堪稱慧眼獨具。在理論上，言人之所未言，具有創新意義；在實際上，對廣東地區族群文化研究，具有應有價值；在客家文化研究領域中具有開拓性質。

　　“客僑文化”一詞，將客家文化、僑鄉文化加以勾聯匯通，又將其加以切割區分。它們之間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堪稱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開展客僑文化研究，將拓寬客家文化、僑鄉文化研究領域，並使之更加細微、具體、深入地發展。

　　客僑文化與客家文化之間，具有不同的内涵與特徵。其主要不同之處有三：

　　一、形成時代不同

　　客家文化形成在先，我認爲大體可定在兩宋時期。依據羅香林先生的“客家遷徙運動五個時期”説，客家先民從中原南遷始於東晋永嘉之後，次爲唐末五代，再三爲宋高宗南移與元人的南下，經過三次大遷徙客家民係正式形成。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爲主吸收南方諸族文化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所以中原文化並不等於客家文化。换言之，客家文化的形成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

　　客僑文化形成在後，我認爲大體可定在干、嘉時期。以梅州爲例。客家人移居海外，傳説始於宋末元初，但真正具有規模性移民始於清初，代表性的事件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廢除海禁，從此地瘠人稠的客家人大量向海内外移民，至干隆年間在海外特别是在東南亞據有重要的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大埔人張理因開闢馬來西亞海珠嶼而被譽爲“大伯公”，梅縣人羅芳伯在印度尼西亞坤甸建立“大總制”，梅縣人吴元盛因開闢經營婆羅洲有功而被當地人奉以爲王。他們在海外建功立業的時代，不約而同的都在干隆年間，這並非偶然。隨着華僑在海外經營的成功，其對家鄉發展的作用則與日俱進，厥功至偉。因此梅州地區僑鄉社會與文化形成於干隆時期，當無疑義。

　　清代後期，鴉片戰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後，西風東漸，迎來了第二次客家人移居海外的高潮，客僑文化也與之相應快速發展。據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調研報告稱：從清干隆、嘉慶年間開始，鳳崗人陸續出洋謀生，清朝咸豐年間，作爲“契約華工”遷出海外更多，遍及世界36個國家和地區。從此，也可推斷東莞鳳崗僑鄉社會與文化的形成時期。

　　二、豐富和發展了傳統客家文化内容

　　客僑文化在傳承客家文化的基礎上，有所豐富、發展、突破、創新，使之發生重大轉折與變化。

　　我認爲，在建國以前，客僑文化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如上述，清初康干時期爲形成期；清後期，始於鴉片戰争，至清末洋務運動更加速其發展進程；民國前期，直至抗日戰争前，客僑文化更達到空前發展的地步，但抗戰爆發特别是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客家華僑勢力受到重大打擊，客僑文化的發展也隨之受阻。

　　在抗日戰争前，客僑文化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發生了巨變。以梅州地區爲例，具有現代意義的工業、商業、城鄉建築、水陸交通不斷涌現。文化教育事業空前繁榮。據統計，1949年梅州地區有各類中等學校31間，共有學生11837人；小學校多達618所，小學生51752人。中小學校與學生數量之多，在全國居於前列地位。又據統計，梅縣80%以上的中小學都是由華僑捐資興建或資助維持的。民風民俗也隨之變易，西風之影響甚至深入鄉間。受新事物影響的新人物不斷涌現，被譽爲“詩界革命巨子”的主張“我手寫我口”的黄遵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從城鄉建築的傳承與變化，更可突顯客僑文化與客家文化之間的异同變化。以民居爲例，誠如珠江文化研究會調研報告指出：“從文化學的角度上説，‘土樓’是客家民居的早期結構，範圍較大的‘圍龍屋’是客家民居更大發展的中期結構。”我以爲，若從發展階段劃分，客家民居，可分爲三個時期：土樓爲一期，具有極爲嚴密的防禦性；圍龍屋爲二期，圍屋中間兩側的天街，是不設門户的，體現較多的開放性；百年以來出現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築，則爲三期。一、二期建築，屬傳統客家民居，三期建築則是客僑文化的典型體現。

　　在梅州鄉村，中西混合建築，把客家傳統的房屋結構與西洋的建築藝術裝飾結合起來，即在外觀上吸取了西洋建築雕塑造型與幾何綫條的藝術裝飾，而在内部結構上仍然是大圍龍屋式的客家民居傳統布局。這種中西合璧建築的代表作有：梅縣南口南華又廬（建於光緒30年即1904年）；梅縣橋溪客家民俗村的繼善樓等（建於光緒28年即1902年，完工於民國3年即1914年）；梅縣程江萬秋樓（1920年至1930年間建成）；梅縣聯芳樓（30年代興建）；大埔西河張弼士故居光禄第（建於光緒30年即1904年）等。這些鄉村民居，成了當地重要旅遊文化景點，爲客家文化、客僑文化增添了异彩。

　　在東莞鳳崗鄉村，客家民居三期的典型建築則爲“排屋樓”。誠如珠江文化研究會調研報告所指出：“‘排屋’與‘砲樓’則是客家民係移至濱海地區，與廣府文化以至海洋文化所結合的後期結構，其突出特點就是外觀開闊，内在連通（尤其是排屋與砲樓連通），從而在建築文化上，體現了客家民係的移民進化進程，既有傳統客家風味，又有海外僑風，堪稱‘客僑文化’的典型建築，爲嶺南所獨有。”

　　要言之，客家三期民居，在各地（如梅州與鳳崗）有所不同，但其基本點是相同的，都受西風東漸影響，具有中西合璧的特點。

　　客僑文化體現在城鎮街市建築面貌，也發生極大變化。以梅州爲例，二三十年代依靠華僑資本，對城市街道實行大規模改進與擴建。從1932年始，建築鋼筋水泥的商鋪道路。擴建和新建街道巷20條。大街稱爲凌風東路和凌風西路。其餘東門大巷口之大康馬路，東、西門之馬路，縣府前之義化馬路，均先後改建成寬闊的街道。商鋪爲二三層樓，均爲騎樓式建築，因南方酷熱多雨，騎樓便於行人遮陽檔雨。這種中西結合的城鎮，與客家内地傳統街市是截然不同的。

　　總之，客僑文化在城鄉建築方面與過去大不相同，形成了獨特的僑鄉社會城鄉外貌。無論在建築形式、結構及材料諸因素，都把近代西方建築融於傳統客家民居建築中。

　　三、範疇不同，地域有别

　　客家文化係指整體而言的大概念，而客僑文化則是客家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是，客家文化地區，並不一定存在客僑文化，而客僑文化的概念，也不宜含蓋所有客家文化地區。

　　客僑文化，是客家文化與華僑文化的有機統一體。顯然，在非華僑聚居地的客家地區，也就不存在客僑文化。在廣東客家地區，多爲僑鄉，也就形成客僑文化；在贛南以及部分閩西南地區，華僑數量較少，也就不存在典型的客僑文化現象。

　　在梅州，海外華僑遍佈世界五大洲的60多個國家和地區，人數達三百萬人。在鳳崗，華僑遍佈36個國家和地區，人數爲31610人，是該鎮現有常住人口的2倍，可見，其華僑在祖居地人口比例之高。在這樣的客家地區，出現“客僑文化”的典型現象，是順理成章之事。相反，在贛南，閩西兩地的華僑還不及50萬人。顯然，“客僑文化”的概念，就不宜含蓋華僑較爲稀少的地區。

　　華僑在近代客家地區的發展中，起着極爲重要的作用。我曾指出，在明代以前，客家文化中心主要存在於贛南與福建汀州；直至清初康、干之際，梅州才成爲客家文化中心，即俗稱的“世界客都”。而梅州華僑特别是僑商實力的發展壯大，使當地整體經濟文化發展超越閩西與贛南。要言之，華僑、僑鄉文化，客僑文化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证開拓客僑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

　　至於“客僑文化”與“僑鄉文化”的异同，則是較易分辨的。廣東爲著名華僑之區，廣東主要族群爲操白話的廣府人，講客家話的客家人，講閩南話的潮汕人。他們雖然方言與民係有别，但其居住地則多爲僑鄉。换言之，僑鄉文化爲其共同點，族群文化（即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則爲其歧异之處。

　　需附及的是，珠江文化研究會調研報告指出，據查鳳崗客家先人是唐代從中原遷江西吉安，再經南雄珠璣巷遷入，故稱之爲“客家第一珠璣巷”。我認爲，這一提法極爲重要，並希望就此開展深入研究以取得積極成果。

　　傳統的看法是：中原移民，經長江流域的章、貢二水匯於贛江，上岸後，分由南雄珠璣巷龢寧化石壁村殊途入粤，廣府民係則多沿前路，客家人則多由後路而行。换言之，民係的不同在遷移路綫上也是壁壘分明的。故我認爲“客家第一珠璣巷”的提法，頗有價值。理由是：族群的遷移路綫，不應該是單一的，多元才是合理的。

　　論鳳崗文化的文治武功意識

　　洪三泰洪三泰：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理事長

　　鳳崗的文化積澱中，有兩道最突出的風景綫：一是書室、書院、學校和碑文所組成的以教育爲本的文景綫；二是現存的120座碉樓（新中國成立前有160座）凸現的强化防禦意識和强身意識的武景綫。文治武功，是鳳崗文化的兩大亮點。文治出智慧、出人才，利於創造、創新和發展；武功，生勇氣，生力量，用於扺抗外來侵略，保衛家園，利於村民健康。兩大亮點是鳳崗客家文化中的瑰寶。這些瑰寶，五百多年來使客家群落得以繁衍不息，團結和諧，不斷地發展壯大。

　　文化傳承是客家的優良傳統。客家的大遷徙，同時是文化的大遷徙和文化的大傳播。客家重教、重文的特點，總是與時俱進，世代相傳的。據立村史料記載，鳳崗人的始祖原地在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區。如雁田村鄧氏，其先祖於公元806年（唐朝元和元年）開始由河南南陽往南遷徙。鄧氏家族在宋、元、明朝的漫長歷史中，經江西再入廣東，歷時600年。時空跨度雖大，但是鄧氏先祖把原居地的文化帶了出來，在旅途中不斷地傳播着。他們歷年遷徙的足印，傳遞着最早居住地的文化信息。唐初的河南南陽設鄧、唐二州。 經過貞觀、開元之治，南陽農業興旺，工商業繁榮。李白在《南陽行》中寫道：“清歌遏流雲，艷舞有餘閑，邀游盛宛洛，冠蓋隨風還。”可見唐初河南南陽的繁華景象。難以考究鄧氏爲何此時南遷，但在此背景下南遷的鄧氏家族，必然受到較好的地域文化的熏陶。北宋以後，他們經珠璣巷入東莞。明朝永樂十一年，即1413年，鄧氏從東莞企石霞朗遷到湴田（今雁田）。此後，雁田村便更重視文化教育，歷代人才輩出。清朝有進士鄧輔良，文舉人鄧堯階，武舉人鄧燄如，武秀才鄧錦全等。鄧德章（1774-1820年）曾任廣東水師提標前營五品頂戴，政績卓著。清朝光緒皇帝贈匾額追封其爲“昭武都尉”。1932年，雁田村由鄧紹庭等人創建鎮田學校。重視教育，已成爲雁田村歷代村民的共識。

　　誠然，鳳崗的絶大部分村莊都十分重視文化，都以教育爲本。現存的鳳德嶺上村纂香書室，塘瀝圩端風書院和竹塘浸校塘村東朝學校等，在歷史上也相當興旺，培養出數以千計的優秀子弟。鳳崗鎮出進士、出舉人，還出了15位文秀才。以纂香書室爲例：此書室建於1786年（清朝干隆五十一年），清嘉慶年間，被嘉慶皇帝曾筆爲之題詞“廣東第一才子”的進士宋湘在此任教多年。這位清代著名詩人、書法家，親筆題了“纂香書室”四個字。名家執教，影響深遠。這個書室，多出名家。此外，在鳳崗遺存的“昭武都尉”御匾、“資政大夫”牌匾、“欽點花翎侍衛”匾等，以及各宗祠遺存，都是鳳崗豐富的文化資源，足以説明鳳崗的教育基礎堅實，文化底藴深厚。無疑，鳳崗歷代子民在整體素質上得到很大的提高。一百多年來，鳳崗華僑、華人旅居世界36個國家和地區，人數達3萬多人。其中有著名僑領張友權、華僑知名人士羅貴冲、賴雲英、張豐年等。這些知名人士在社會上有着廣泛的影響。

　　文治所孕育的智慧和人才，還表現在鳳崗民俗文化的豐富性和普及性上。群衆性的客家山歌演唱、藝術節巡遊鬥籮方隊、舞麒麟等等，形成了濃烈的文化氣氛；民居建築中的壁畫、壁塑等，既有秀美山水、花鳥蟲魚、又有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體現了鳳崗客家代代相傳的文化情結。

　　既重視文治，又崇尚武功，這是鳳崗千百年來求生存、求平安、求團結和諧、求開拓發展的法寶。唐宋以後，不斷的大規模遷徙，使客家人歷盡了艱難險阻。在漫漫的旅途上，他們不但要同自然灾害鬥，而且要同人爲的禍害鬥，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求生存，如果沒有强壯的體魄和堅韌的毅力是萬萬不能的。鳳崗人歷來尚武、練武，出了武舉人，也出了14個武秀才。武功的象徵物是120座砲樓。屹立在村落的砲樓群，印证了近代史上兵荒馬亂的惡劣環境。兵、匪、賊，使客家人的生活難以安寧。19世紀末20世記初，海外華僑意識到保衛家園，保護家庭成員的生命安全和財産的重要，紛紛回鄉建造的碉樓。這是集智慧和勇氣於一爐的十分堅固的防禦性建築。有些碉樓還具有中西合壁的風格，是鳳崗海外客家人吸收西方建築文化精華的體現。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鳳崗人的武功意識在抗擊外來侵略者的戰鬥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1842年，鴉片戰争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於1842年與英國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1898年6月9日，英國又强迫清政府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深圳河以南、九龍新界以北的地區租給英國，爲期99年。這個消息，使深圳河兩岸人民十分憤慨，由香港元朗、錦田、大埔等地村民發起，聯合深圳河以南群衆；以鳳崗、雁田爲首，聯合北岸東莞、新安、惠陽等地數十個村民，團結抗英，堅决保衛家園。這次鬥争粉碎了英國侵略者企圖吞併東莞、新安兩縣的陰謀。1899年4月17日，英國“收界”軍隊乘艦艇登陸元朗、錦田、大埔等地。錦田鄉民立即向雁田求援。雁田村民團結在鄧輔良的周圍，與外來的錦超和尚一起組織武裝力量，并聯絡附近鄉村團練500多人開赴錦田，支援抗英鬥争。5月17日，英軍佔領深圳，爲了阻止侵略者繼續北進，鄧輔良又組織鄉民修工事，築砲臺，在深圳布吉繼續抗擊英軍，逼使英軍退回深圳河以南，再不敢越雷池半步。因雁田鄉民抗英有功，朝廷授予雁田“義鄉”榮譽稱號。

　　鳳崗人民在抗日戰争中也立下赫赫戰功。鳳崗是東江縱隊開展抗日鬥争的地區。日本侵略者於1938年10月，多次掃盪鳳崗，村民被殺238人，日寇還强姦婦女，燒民房，放毒氣，炸傷80多人。鳳崗鎮鳳德嶺村的黄友，於1943年參加東江縱隊，次年入黨，後任“小鬼班”班長。1944年7月22日，東縱“飛鷹隊”攻克駐平湖日僞軍中隊後，撤離時經鳳崗老虎山附近，遭日軍藤本大隊400多人截擊。黄友班擔任尖兵，與日軍擊戰一個多小時，四位戰友相繼犧牲，黄友身負重傷，他把文件、槍支塞在稻田裏，即向敵人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壯烈犧牲，時年17歲。東江縱隊政治部命名“小鬼”班爲黄友班，追認黄友等烈士爲“抗日英雄”。延安八路軍總部授予黄友“中國共産黨模範黨員”的稱號。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建國以後的各個歷史時期，鳳崗人民爲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共有46名革命烈士。

　　鳳崗人民在抗擊外來侵略者和保衛家園中，表現了偉大的民族意識、防禦意識和團結意識。這些意識轉化爲偉大的民族精神、大團結精神、保家衛國精神和英勇戰鬥不怕犧牲精神。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來源於鳳崗客家人文化傳承意識的覺醒。中原文化中的崇尚文治武功的優良傳統，雖經世代長途跋涉，經無數艱難險阻，也没有丢失。相反，惡劣的旅途和生存環境，更能發揚這些優良傳統。書院、學校的創辦，教育意識的覺醒；雕樓、排屋的創建，防禦意識的强化；抗英、抗日的參與，民族精神的發揚等等，是鳳崗客家文化中的光輝所在。

　　燦爛的鳳崗文化精神，其作用是巨大的。

　　首先是，教育爲本，人才爲尊，名家輩出。在本土民衆和海外華僑中都有無數的杰出人才。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科技的等等，都有杰出代表。歷史上有，當代有，將來更是層出不窮。這是完全可以預見到的。

　　其次是，民族意識龢民族精神的覺醒，愛國，愛家，英勇善戰，不怕犧牲，不畏艱難，勇於前進。千年以來，這種意識和精神，已經成爲客家人求生存和求發展的法寶。

　　第三是，團結和諧的意識得以强化。千百年來，歷代大遷徙的實踐使客家人懂得群體團結的重要，合力奮鬥、抗争的重要，相親相愛、和諧發展的重要。

　　第四是，繼續跋涉，繼續開拓發展的信念是永遠的。短短30年改革開放，鳳崗己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偉大跨越。2006年，全鎮的國民生産總值達到63.4億元，在2005年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全國綜合實力千强鎮中，鳳崗鎮位居43名。現在，鳳崗人繼續描繪着“實力鳳崗、魅力鳳崗、和諧鳳崗、文明鳳崗”的美好藍圖，並努力爲之奮鬥着。

　　（吴永章：湖北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道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