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章華，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中文摘要】本文探討的是賀州馬東墓、恭城秧家墓和賓陽韋坡墓出土的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有着不同的製造工藝，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賀州馬東墓、恭城秧家墓和賓陽韋坡墓，體現了戰國時期多種文化在不同區域上的交流與演變，本文主要對這些墓葬的典型青銅器進行分析，從而進一步瞭解廣西戰國時期文化面貌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 廣西　戰國時期　文化　墓葬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on the bronzes from Ma Dong Tomb in Hezhou , Yang Jia Tomb in Gongcheng and Weipo Tomb in Biny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hese bronzes have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reflect the cul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a variety of exchange and evolution. This article is mainly by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burial bronzes ,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Guangxi Warring States period evolution.

　　Key words:  Guangxi　Warring States Period　culture　tomb

　　

　　廣西屬於嶺南地區，很少人會聯想到嶺南地區是早期中華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字面意思上的“嶺南” 是指我國南方的五嶺（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之南的地區，相當於現在廣東、廣西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區。對於北方的居民來説，這個區域及其居民在古代被稱爲南越，另一個字面意思是表明偏遠和隔離〔1〕。在戰國時期，長江流域的政治及文化逐漸被北方同化，廣西在南方偏遠地區，也間接受到這些發展的影響。“我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考古發現中，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以前認爲的早期中華文明史基本單綫發展的情形。我們已經認識到，許多獨特的區域文化傳統，同時并存。就中華文明而言，這些地區相互作用和同化，很早就開始了一個漸進的過程。” 〔2〕鑒於此，本文以賀州馬東墓、恭城秧家墓和賓陽韋坡墓爲例，簡述廣西戰國時期文化面貌的演變。

　　1996年，賀州市馬東村民在基建中發現兩座墓葬（編號M1、M2 ）。同年9月，賀州市博物館派出考古人員前往清理。其中M1僅保存墓室底部的一部分，隨葬品除青銅罍1件外，不見其他遺物。M2也僅存墓室底部一部分，隨葬品全部爲青銅器，包括鼎、甬鐘、矛、劍、鏃、鉞、錛各1件，發掘報告將這兩座墓葬的年代定位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3〕。

　　1971年廣西恭城秧家墓因村民取土被發現，隨葬品皆爲青銅器，共33件，包括銅鼎5件、罍1件、尊2件、鐘2件、劍4件、靴型鉞2件、戈1件、鏃5件、獸首柱形器2件、人首柱形器2件、斧4件、鑿3件。這些器物因未經正式發掘，缺乏出土土層和墓葬形制的證據，器物上没有明確的銘文可供考證，它的確切年代較難確定。報告中根據其發現器物的形制、紋飾等諸多因素，將其定爲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的墓葬〔4〕。

　　1976年秋和1979年冬，賓陽縣韋坡村社員在建造新房清理墻基時，在兩個地點先後各發現一批青銅器。1980年1月，經實地調查，證實這兩座墓葬爲戰國墓葬，據其發現的先後，分别編號爲M1、M2。其中M1現存鐘1件、鼎1件、劍2件、矛2件、斧3件、刮刀2件、叉形器6件，已知散失器物爲銅鐘1件、陶碗（杯）1件。M2現存銅鐘2件、銅劍1件、銅叉形器1件〔5〕。

　　關於上述墓葬的年代均存在争議，賀州馬東墓界定年代主要以其出土的鼎作爲參考，但綜合出土的矛、鉞、短劍等器形分析，M2及此鼎的年代應在戰國早期〔6〕。M1僅青銅罍一件，器形雖與西周時期一致，但紋飾却與中原不同，且與廣西出土的此式青銅罍紋飾也完全不同，應爲中原罍向廣西罍演變的過渡階段，結合其紋飾、器形可大致定位戰國早期。恭城秧家墓Ⅲ式鼎的形制是戰國時代的作風，密集饕餮紋是戰國青銅器常見的一種圖案。而Ⅰ式和Ⅱ式越式鼎則是嶺南戰國以來越墓的流行器物，結合樂器、兵器、工具及雜器等同樣屬嶺南戰國中期以來越墓的流行器物，鑒於此，恭城秧家的年代應定在戰國中期爲當〔7〕。賓陽韋坡墓的發掘簡報將此兩墓年代定在戰國時代，從已知的銅器看，其文化面貌與戰國晚期的青銅器相似，應爲戰國晚期墓葬。本文主要通過對三處墓地發現的典型青銅器進行論述，從而瞭解廣西戰國時期的文化面貌。

　　一、鼎

　　賀州馬東墓1件，立耳微外侈、侈口、束頸、鼓腹下垂、圓底、三瓦形足略作蹄形、素面。此鼎無論是從器形方面還是共存物整體年代分析，都是嶺南地區出土青銅鼎中最早的，與中原地區鼎流行的器身“下侈，腹較淺，底較平，柱足上微粗，下較細，有轉變蹄形足的傾向”〔8〕風格相一致，與中原相比較，器身顯得小巧，且腹壁較薄，素面，不如中原鼎穩重大氣，應是受中原青銅文化影響演變而來，因在湖南等嶺北百越地區所見此式鼎時代較早，其中尤以湖南出土最多，且演變有序。因賀州在地理位置上緊鄰湖南，可能爲從湖南傳入。

　　恭城秧家墓5件，Ⅰ式1件，圓口、沿下微束、附耳、深腹、圓底、馬蹄足。耳内外、口下、腹部飾蟠馗紋。Ⅱ式3件，器形基本相同,惟一件稍小。圓口、唇微外侈、直耳、淺腹、圓底、三足細長，往外撇出。Ⅲ式1件，器身粗矮、圓口、唇微外侈、直耳、淺腹、圈底、三足上粗下尖、直立、中空内開縫。Ⅰ式和Ⅱ式爲越式鼎，越式鼎的概念最早在1980年由俞偉超提出，認爲其特徵是“腹深、蓋薄、附耳、三足瘦細外撇，蓋上往往飾雙綫雲雷紋，廣泛分佈在我國南部和東南部地區”〔9〕。秧家墓的四個“越式鼎”是迄今廣西報告中最早的實例，越式鼎形制特别，器壁薄，細足，絶大多數外撇，個别竪直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除嶺南外，在其它地區不見有同類器物，“越式鼎”器型簡單，具有實用性，這些青銅器都是在當地製造，而不是從其他地方輸入。Ⅲ式的形制是戰國時代的作風，密集饕餮紋是戰國青銅器常見的一種圖案。此鼎在廣西乃至嶺南僅見一件，從器物類型學的角度看，“五鼎之中，附耳無蓋大鼎一，束頸，較深腹，其性質、紋飾均與春秋中晚期楚國的盂鼎形狀相同（如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此型鼎），應是楚器”〔10〕，所以此鼎應是從江漢楚地傳入嶺南的器物。

　　賓陽韋坡墓1件, 已殘碎，三範合鑄而成。盤口較寬、扁圓腹、近平底、盤口内邊緣有一對焊接而成的半環耳，作繩索狀。足細長、下部外撇，斷面呈半圓形。器身外壁滿布黑色煙炱，應是一件實用器。此鼎折平口沿上置兩個繩索狀耳和細長外撤的實足,和廣東四會的Ⅱ式鼎〔11〕一模一樣，這種型式的鼎未見於中原地區，也基本不見於江浙地區，從出土情况來看，此型鼎分佈廣泛甚廣，其中賀縣龍中岩洞Ⅲ式、賀縣河東高寨Ⅰ式以及後來此型鼎的較晚者羅泊灣M1Ⅰ式均屬同一類型，在廣東發現的此型鼎更多，因此，應是嶺南本地鑄造的具有嶺南地方特色的鼎。

　　通過以上對鼎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文化的演變序列爲：廣西戰國早期的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經由湖南傳入。中期仍擺脱不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但由於楚國在這一時期的强大，擴張領土的需要，南入廣西，此時墓葬中的楚文化尤甚。但廣西本地色彩的文化凸顯，越式鼎已具嶺南特色且分佈廣泛，可以理解爲當地青銅文化的崛起。到晚期，越式鼎進一步演化，其中如賓陽韋坡類型的鼎僅見於嶺南，墓葬共存物較之以前也多爲越文化典型器物，北方的中原、楚地等影響减弱。

　　二、罍

　　賀州馬東墓1件，敞口、方唇、短束頸、廣肩、收腹、凹底、圈足外侈、兩側飾獸首啣環耳，前下腹置獸首捉手，捉手上部浮雕水牛頭像，兩角内彎、角端尖鋭，雙眼圓凸，一高一低。牛鼻以下呈象鼻狀，並内彎附於下腹壁處。頸部飾凸弦紋兩周，肩部也飾有凸弦紋，兩凸弦紋之間飾6個圓渦紋。此式罍屬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典型罍式，“與安陽戚家莊M269罍、安陽郭家莊M6罍等器形基本相同，均在肩部飾凸弦紋，只是馬東村罍多一對環耳，與長安齊家村罍、寶鷄紙坊頭村比較，均有像馬東村罍一樣的獸獸啣環耳，可見馬東村罍完全是後世越人仿造的，但與上述罍相比，明顯做工粗糙，器形輕薄，紋飾膚淺，這是戰國越人仿冒中原商周銅器的通病。同樣的罍在湖南寧鄉黄材也有出土，肩上也飾由一周6個圓形渦紋。黄材出土的器物群商周風格突出，其年代比馬東村墓葬爲早，所以馬東村罍不排除從湖南傳入或嶺南越人受嶺北影響仿鑄的”〔12〕。

　　恭城秧家墓1件，體圓、圈足、鼓腹、有蓋，蓋上有圓圈頂及四環紐，肩上有兩獸環耳，蓋上飾蟠虺紋，肩部凸帶紋一道，腹部飾蟠虺紋、蟠夔紋各一道，間以凸帶紋、凹帶紋、繩紋各一道。此罍作雙顧獸形耳，是春秋晚期中原式罍制改造，腹部紋飾亦具地方特點，紋飾主要是蟠尷紋和夔紋，雖然肩部也飾有渦紋，但渦紋所占比例很小，且有蟠璃紋襯底，地方特色濃厚，似爲當地鑄造。類似的青銅器在我國北方戰國中期也有發現，類似於河南新鄭李家樓春秋中期墓葬出土的青銅罍。器身有蓋，蓋上有圓圈頂及四環紐，與“戰國第三期的楚式盞有四個環鈕、沐缶蓋上由凸圓餅的情况相似，其凸圓餅飾内的填紋與襄陽M6沐缶上的相似”〔13〕，此罍應是在中原春秋晚期形制基礎上的改造的，同時受楚文化的影響，吸收了中原罍和楚沐缶的因素由越人鑄造而成，這種風格的青銅器明顯是從中原或楚國輸入。

　　三、甬鐘

　　賀州馬東墓1件，長腔直銑闊鼓深於有景式。空甬封衡、共嗚箱爲扁凸體似上下覆瓦結構,枚的地位下延甚長,共36枚。枚呈凸字形，上小下大。征部紋飾不清，篆部飾竊曲紋，鼓部素面。

　　恭城秧家墓2件，器形、紋飾相同，大小各异。闊銑闊鼓深於有景式，直圓角式，角上有旋，征側有凸枚6組，每組各3枚，枚長有景。篆飾斜角雲紋，鈕飾三角紋，隧飾竊曲紋 ，背面有36枚，但無紋飾。

　　賓陽韋坡墓3件，形體同常見的鐘相似，大小有别，長腔直銑闊鼓淺於有景式，皆複合範制而成，合口痕迹甚清，表面布滿緑銅銹，分有干與無干，正面鼓部飾有竊曲紋，其餘部位均素面無紋，甬均爲中空與腹腔相通。 

　　南方越人仰慕商周文明，進而仿鑄商周青銅器，這在考古發現中屢見不鮮，但關於甬鐘的起源，學術界有不同認識，李純一等認爲甬鐘“最先出現在關中地區，當是周族創制的青銅打擊樂器”〔14〕,高至喜等則認爲“甬鐘應是南方越人創造，由南方銅鐃直接演變而來，目前僅陝西出土三件，無明確演變來源，且與湖南甬鐘造型、紋飾風格完全相同，因此中原地區甬鐘可能式從南方傳入”，〔15〕鑒於此，所以不能一概而論，認爲甬鐘係仿鑄商周而作或南方首創，撇開甬鐘起源的争議，筆者比較同意李龍章的看法，“嶺南甬鐘的特點如下: 一、從器形來看，器形單薄，形制紋飾雜亂不規範，用鐘規範不如中原或江漢，做工也不嚴謹。二、有些鐘的紋飾表現出越文化特色，紋飾經過變形、簡化、潦草後演變成嶺南地區具有濃厚地域色彩的紋飾”〔16〕。賀州馬東鐘、恭城秧家鐘和賓陽韋坡鐘無論在器形還是紋飾上皆相同，只是賓陽韋坡鐘有除正面鼓部飾有竊曲紋，其餘部位均素面無紋的區别，因此，我們可以撇開用鐘起源的争議，認爲以上墓葬的甬鐘是區别與中原、江漢，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銅器類型。

　　四、劍

　　賀州馬東墓1件（M2:1），臘呈長三角形，脊稍隆起，圓尖鋒，從一側較殘，兩愕鋭利，薄格，扁莖，其寬度與格及臘根部齊平，莖的前後兩面邊緣起稜，稜與劍格組成凹字形，在臘的近格處兩面各飾一人面紋。短劍爲長三角形臘扁莖式，它流行於西周早期，在臘的根部飾有人面紋，這顯然是繼承了商代的遺風。這種人面紋短劍應是中原地區的西周時期盛行的劍式，後來爲其他地方所仿鑄，尤其式以南方越人仿鑄爲多，並在戰國時期盛行。

　　恭城秧家墓4件，分二式，Ⅰ式3件，皆扁莖、無格，莖上有圓穿孔，劍葉有中脊。Ⅱ式短劍作匕首形，圓莖，圓首，窄格，葉有凸脊，脊與刃分二色，係不同銅合金鑄成。這4件劍式被稱爲戰國式劍，不僅在中原、江漢和吴越地區流行，在嶺南也多見。Ⅰ式短劍應是在柳葉劍的基礎上演變而來，Ⅱ式短劍則應是在Ⅰ式短劍的基礎上進一步演變的産物。

　　賓陽韋坡墓3件，M1:2扁莖，無格，莖端有圓穿，已斷折。劍身細長 ,中部有突脊，從部略凹成血槽，銬鋒利，劍身有一似“出”字形符號。M1:3局部銹朽磨損。扁莖，莖上有穿，劍身中脊起稜，從面緩斜。M2:3扁莖，斷面呈菱形，無格，莖上有一穿孔，劍身起脊直至鋒端，銬已崩殘，用水晶石作劍首。靠莖部有一似 “出”字形符號，這是中原出土的短劍中所不見，兩劍在相同部位有近似的印記符號可能是一種氏族的族徽，因此此式短劍已演變成南方越人重要而且較有特點的青銅兵器。

　　春秋晚期至戰國，青銅劍得到空前發展，這既與劍成爲表示身份等級的佩戴物有關，也與南方使用的輕便武器的特點相適應，因此，稍具規模的墓葬均有發現。以上的短劍大致爲同一類型，林壽晋均將之歸爲戰國式劍〔17〕，李伯謙認爲，此類扁莖劍起源於西周早期的柳葉形劍，長安張家坡劍就是典型代表〔18〕，在湖南發現的此式劍也有不少發現，可以理解爲兩地在文化上的影響，但影響順序則不能斷定先後。上述恭城秧家劍則體現了這種劍的序列，Ⅰ式短劍應是在柳葉劍的基礎上演變而來，Ⅱ式短劍則應是在Ⅰ式短劍的基礎上進一步演變的産物，承前啓後，賀州馬東劍應爲廣西此式劍的雛形，然後經恭城秧家劍的一步演化，演變爲賓陽韋坡劍，成爲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短劍類型。

　　五、矛、戈、鏃

　　賀州馬東墓矛1件（M2:1），狹葉刃，圓散雙係式。刃横截面呈菱形，散較長 ，横截面呈橢圓形，插秘洞深，超過葉的中段。雙係呈細環形，已殘。骸的上部飾人字曲折紋，中部飾蟬紋，葉中部起脊,脊旁有細血槽,兩翼飾竊曲紋。鏃1件，圓實挺，脊較長且突出，兩翼平展，寬翼，前鋒和後鋒均尖鋭，刃微殘，有較長倒刺，其餘完好。

　　恭城秧家戈1件長胡、戈援揚起、闌側有四穿，内上一穿。鏃5件，長鋌,雙刃帶翼，窄翼，倒刺略短，有中脊。

　　賓陽韋坡墓矛2件，M1:4作短刺長筒式，刺身較厚，兩面起稜，脊側爲深血槽，筒呈橢圓形，關間原有鈕。M1:5長刺凸脊，脊兩側略成弧槽，刺末收殺斜緩，骸作圓筒形，中空貫通近至鋒尖。

　　矛、戈、鏃爲商周以來的常見兵器，矛的形制演變經歷了由短變長，矛葉有寬變窄，由無血槽到有血槽等過程。上述賀州馬東矛和賓陽韋坡矛顯然是處於矛演變過程中的成熟階段，均爲長矛、窄葉、有血槽等基本特徵，就紋飾而言，賀州馬東矛上部飾人字曲折紋，中部飾蟬紋，兩翼飾竊曲紋，這與中原地區流行的風格一致，但是在矛上飾此類風格，在中原亦不多見，應爲湖南傳入或本地仿鑄而成。因恭城秧家矛殘缺，不能斷其紋飾，關間有鈕的矛在嶺南地區出土較多，結合器身特點，應爲當地越人自鑄而成。戈在這三處墓葬現存隨葬物中僅見恭城秧家墓，湖南大茅坪墓葬出土此式矛，且其共存墓中有典型楚器沐缶，恭城秧家墓中的罍也具楚沐缶的特徵，照此推理，此戈有可能是受楚文化影響傳入。賀州馬東鏃爲寬翼，屬商周時期流行鏃式，在湖南、長江下游地區均見此式鏃，恭城秧家鏃爲窄翼，前鋒更爲鋒利，因而更具殺傷力，爲寬翼的改進類型，但在長江下游地區未發現，較之湖南發現的此式鏃，年代稍晚，應爲受湖南影響，進而結合本地使用改制而成。

　　六、斧、鉞

　　賀州馬東墓鉞1件，整體呈風字形，方銎、弧刃。

　　恭城秧家墓鉞2件，一件圓刃，直口、長方銎，靴形。銎部飾雷紋。一件圓刃、彎口、長方銎、靴形。斧4件，分二式。Ⅰ式2件。一大一小 ,皆梯形，弧刃，長方銎，素面。Ⅱ式二件，寬圓刃，長方銎。

　　賓陽韋坡斧3件，M1:6合範一次鑄成，細長窄刃，兩邊存鑄迹，略成弧形，兩面圓刃，刃上，已殘損，銎部稍缺，銎作長方形。M1:7扁圓銎，銎已殘，圓弧刃，兩側微向外伸。M1:8長方形銎，裏部殘缺，斜肩，寬刃。

　　廣西地區斧、鉞出土較多，且有的形狀難以區分，如賀州馬東鉞，爲風字形，器身基本對稱，形狀與斧基本相同，因此有的學者也將此式鉞稱爲斧。此式鉞在湖南越墓發現較多，如資興舊市墓出土的斧〔19〕就和此式鉞基本相同。恭城秧家鉞則爲典型嶺南特色的靴形鉞，除嶺南外，在湖南、四川、雲南等地都有發現，其中湖南和雲南出土最多且式樣也較多。楊式挺認爲，靴型鉞與雲南的有相似之處，但是，根據目前的證據，很難確定這些青銅器的類别。所有這些青銅器都較小，不需要很高水平的複合範鑄造，這類嶺南製造的青銅器已有幾百年曆史〔20〕。斧屬於砍伐工具，既可以用於農業生産，更多的時候是作爲手工業工具。青銅時代的墓葬常見之物，斧器形簡單，因此從整體上看，各地各個時期差别不大。恭城秧家斧屬於長方銎，和賓陽韋坡M1:6和M1:8器形上接近，刃口略有區别，M1:7除銎爲扁圓，整體造型也算無大區别，和嶺南扁圓口鉞有着共同的分佈規律，即都處在雲南青銅文化和嶺南越族青銅文化的過渡階段。

　　通過以上表格〔21〕，我們可以瞭解以這三處墓葬爲代表的廣西戰國時期的文化面貌，通過表一，可知以賀州馬東墓爲代表的戰國早期，越墓流行青銅器和受中原文化影響的青銅器幾乎各占一半，綜述上文可知這一時期的文化主要受湖南越族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的影響，而本地文化，雲南文化和楚文化則影響較小。戰國中期，越墓流行青銅器繼續占主導地位；但越文化典型青銅器與之平分秋色，體現了廣西特色的青銅器文化已繁榮發展；這一時期的中原文化、雲南文化影響减弱，楚由於强大而向南擴張，對廣西文化産生了一些影響，但湖南越族文化仍占主要地位。戰國晚期，典型越文化占絶對地位，體現了典型越族文化的鼎盛時期；湖南越文化退居其次；中原文化、楚文化和雲南文化經歷了中期的减弱而影響甚小。

　　表二的青銅器分類則體現了這一時期不同階段廣西文化的側重點不同，將鼎列爲烹飪器而未將其列爲禮器，主要是它的用途與北方不同。北方在戰國時期多將鼎視爲青銅器，是等級地位的象徵，廣西發現的這幾件鼎有的器身外壁滿布黑色煙炱，如賓陽韋坡鼎，應爲烹飪器。以這三處墓葬爲例，鼎的形制符合中原用鼎制度只有賀州馬東鼎和恭城秧家Ⅲ式鼎可算，但賀州馬東發現僅一件，恭城秧家墓其餘四件爲越式鼎，若加上這四件，依周禮，五鼎爲“少牢”，表二中恭城秧家墓的其他青銅器爲人首和獸首柱形器，現在普遍認爲是棺椁四角的裝飾物，爲高規格墓葬擁有，結合五鼎，恭城秧家墓的墓主人應是僅次於諸侯王的卿大夫。

　　在兵器數量上，體現了這一時期的戰争頻繁，但比例呈下降趨勢，同時也表明這一區域戰事减少，廣西趨於穩定的局面；而體現在生産工具上，數量、比重則呈上昇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農耕經濟有所進展以及對農業的重視。樂器的數量也體現了一定的禮制，恭城秧家墓兩件，賓陽韋坡墓兩個墓葬四件（其中一件散失），顯示每個墓葬用鐘兩個的規律，有可能爲廣西特色的隨葬制度。

　　結　論

　　綜上所述，廣西在戰國時期的文化面貌大致包括以下幾種文化：嶺南特色的廣西本地文化、湖南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和雲南青銅文化，其在廣西戰國各個時期的文化面貌不同，在早期，主要受湖南越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響；中期廣西當地特色文化已具規模，和湖南越族文化同爲廣西地區的主要文化；晚期廣西當地特色文化占主導地位，其他文化的影響鋭减。由上可知，廣西在戰國時期的文化面貌爲中原文化、湖南越族文化和廣西本地文化的交替影響，楚文化和雲南青銅文化的影響較弱。

　　

　　注釋：

　　〔1〕 區家發：《廣東先秦社會初探——兼論28座隨葬青銅器墓葬的年代與墓主人問題》，《東南文化》1991 年第1期。

　　〔2〕張光直：《古代考古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234–245。

　　〔3〕賀州市博物館：《廣西賀州市馬東村周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11期。

　　〔4〕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恭城縣出土的青銅器》，《考古》1973年第1期。

　　〔5〕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賓陽縣發現戰國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

　　〔6〕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270-271； 黄展岳：《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 

　　〔7〕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269。

　　〔8〕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63。

　　〔9〕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先秦兩漢和考古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225。

　　〔10〕朱鳳涵：《中國古代青銅器》，天津：南開出版社1995年，頁1107。

　　〔11〕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四會鳥旦山戰國墓》，《考古》1975年第2期。

　　〔12〕李龍章：《湖南兩廣青銅時代越墓研究》，《考古學報》1995年第3期。

　　〔13〕劉彬徽：《楚係青銅器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549。

　　〔14〕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132。

　　〔15〕高至喜：《中國南方出土商周銅鐃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182。

　　〔16〕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101-102。

　　〔17〕林壽晋：《戰國式銅劍初論》，《考古學報》1962年第2期。

　　〔18〕李伯謙：《戰國式銅劍淵源初探》，《文物》1982年第2期。

　　〔19〕湖南省博物館等：《資興舊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輯刊》，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

　　〔20〕楊式挺：《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頁84。 

　　〔21〕賀州市博物館：《廣西賀州市馬東村周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11期；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恭城縣出土的青銅器》，《考古》1973年第1期；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賓陽縣發現戰國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269-272；黄展岳：《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考古學報》1986 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