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中文摘要】宋末元初，廣西的制瓷業迅速衰落，到元代僅餘少數幾個地方還在燒造瓷器，質量也大不如前。作者認爲燒瓷燃料的短缺、外貿中心的轉移、産品缺乏競争力，以及遭受戰亂的打擊等是廣西制瓷業衰落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廣西　宋末元初　制瓷業　衰落

　　Abstract:On the late Song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Guangxi has declined rapidly. There were few  places kept making porcelains in Yuan dynasty kilns, and the quality was much less than before. The author thinks the shortage of fuel, trade center moving, lack competitive products and the shock of the war etc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Key words: Guangxi　late Song dynasty and early Yuan dynasty　porcelain production　decline

　　

　　一、北宋中後期至南宋時期廣西瓷器生産的繁榮

　　宋朝中央集權的建立爲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安定的政治條件。宋代人口也大量增加，據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録》記載：“宋太宗至道二年户口只有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仁宗慶曆八年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廣西遠離遼、金、西夏的威脅，在穩定的社會條件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貿易得到長足的發展。尤其是宋室南渡後，大批北方的人口因躲避戰火紛紛南遷，全國經濟的重心也隨之南移。廣西是北方移民涌入較多的省份之一。這些人口的遷入，不僅帶來了大量的勞動人口，也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産技術，其中就包括先進的制瓷技術。

　　因爲制瓷技術涉及到瓷土、釉料配方、窑爐結構、燒成氣氛、燒成温度控制等方方面面，需要長時間的摸索和實踐才會漸趨穩定和成熟。廣西燒造瓷器的歷史相較北方而言甚短，在信息傳播不暢的古代，要在短時間内建成合乎本地資源配置的窑場、燒成質優價廉的瓷器，只能通過技術人員交流和口耳相傳來傳授先進制瓷技術。例如：永福窑田嶺宋代窑址内發現的瓷腰鼓殘片上有“蔣子弟”“供廟用”字款，可能就是湖南衡陽蔣家瓷窑址内的蔣姓窑工的後裔。蔣家窑是長沙銅官窑晚唐衰落後，部分工匠南遷後興起的。北宋後，或因爲衡陽一帶瓷土枯竭，或因爲燒造的産品成本過高，銷路不廣，或因爲當地工匠過多，不利於大批量地發展生産，因此湖南衡陽一帶的部分工匠又繼續南下至廣西境内開闢新的窑場〔1〕。

　　北方移民不僅帶來了先進的制瓷技術，也帶來了北方的陶瓷生産方式。北方的瓷窑不是單獨出現的，而是成群成片地出現，形成一個大的窑區，在這個窑區裏，經營者彼此有相互配合、相互協作的關係。嶺南宋代出土的陶瓷産品，大都在器底或器肩刻劃有符號或者商號、姓名等字款，這些字款或代表制瓷股東、或代表窑場，或代表製作的工匠，總之，反映出分工合作的關係、合股關係、雇傭關係等陶瓷生産方式，促進了嶺南陶瓷的發展〔2〕。

　　廣西許多地區富含高嶺土、石灰岩，爲制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釉料；地處亞熱帶温暖濕潤的氣候利於草木的生長，爲制瓷業提供了豐富的燃料；河流衆多、水網密佈，爲制瓷業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自隋、唐、五代以來，廣西的桂州〔3〕、藤縣雅窑村〔4〕等地就有燒造瓷器的窑場。

　　北宋初期，宋朝設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並采取鼓勵海外貿易的措施，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陶瓷海外貿易不斷擴大；國内人口的增加使得陶瓷的消費量隨之增加，國内外市場的興旺爲廣西制瓷業的發展提供了極好的機遇。北宋後期，北方瓷工的南遷爲廣西瓷業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目前廣西共發現30多處宋代的窑場〔5〕，大致分爲以生産青瓷爲主和以青白瓷爲主的兩大區域，前者集中在湘江上游、灕江、洛清江、柳江流域的全州〔6〕、興安〔7〕、桂林〔8〕、永福〔9〕、柳江〔10〕，後者集中在北流河流域的容縣〔11〕、藤縣〔12〕、北流、岑溪，鬱江流域的桂平〔13〕。另外在邕寧、忻城、賓陽等地也有宋代的窑場。這些窑場少則數條，多則數十條龍窑，産量相當之大。如藤縣中和窑Y1爲例，其殘長50.6、平均寬3米左右，全部采用其所用形狀較大的Ⅱ式匣鉢燒造瓷器，該類匣鉢的直徑爲20、高13厘米，窑爐高度以1.7米計，每次可以燒造約6000個匣鉢的瓷器，每個匣鉢放5個盞、盤之類器物，每窑就可燒造約30000件瓷器。每季度若開窑一次，一年單個窑床就可以生産12萬件。廣西宋代窑場的生産能力，可見一般。

　　宋代比較重視海外貿易，設立市舶司作爲管理對外貿易事物的專門機構，先後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等沿海地區設市舶司或市舶務。對於廣西宋代制瓷業的繁榮，專家學者認爲與宋代瓷器大量外銷有直接關係〔14〕。

　　二、宋末元初廣西制瓷業的衰落及其原因

　　然而，這些窑場經過南宋的繁盛之後，在宋末元初之際，迅速衰落，不復當年之盛。首先，窑場數量和窑床數量都大爲减少，宋代30餘處窑場，到元初僅餘柳城的6處窑址〔15〕、全州永歲3處窑址〔16〕，數量僅及宋代的四分之一，每處窑場的窑床僅數條。其次，産品質量下降嚴重。反映在瓷胎較粗，釉色灰黄，制瓷技術比之宋代退步很多。再次，産品的品種爲低檔的日用粗瓷，品種較少。宋代廣西窑場常見的熏爐、腰鼓、香爐等産品已少見出産，産量也江河日下，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海外市場還是本地市場，都被景德鎮等窑場的産品所壟斷，僅能維持少許本地低檔市場。造成廣西宋末元初制瓷業衰落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爲有如下幾個方面，作爲引玉之磚，求教於方家。

　　（一）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燃料供應的不足

　　制瓷業十分依賴於自然資源，其生産過程中所需要的瓷土、釉料、燃料都來源於自然，而産品的運輸條件、銷售市場等方面，也對自然條件的依賴度相當高。因此，在自然條件發生一定變化的時候，會對制瓷業産生重大的影響。南宋中期以後，燃料的供應不足漸漸成爲制瓷業成本上昇的主要原因之一。

　　1.燃料供應對瓷器燒制的重要性

　　制瓷業生産需要充足的燃料，是以窑場在選址時除了考慮瓷土、運輸條件以外，燃料也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宋代的瓷器，燒成温度最高達1300℃±20℃，一般在1200～1300℃之間〔17〕。在此高温下才能改變粘土的物理和化學性能。高温的實現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因此，燃料成本在瓷器製造業中的比重較大，燃料成本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瓷器成本和售價。北宋以後，北方的窑場周圍的植被環境已被嚴重破壞，木材燃料難以爲繼，嚴重影響了窑業的發展，不得不廣泛使用煤爲燒瓷的燃料。廣西不出産煤炭，氣候温暖濕潤，草木生長快，草木資源充足，窑場仍然以柴草爲燃料。但是，正是柴草燃料的供應量發生變化，限制了廣西宋代制瓷業的可持續發展。

　　2.宋代時期廣西氣候驟冷和乾旱使植被鋭减

　　根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12世紀中國氣候加劇轉寒，而寒冷的氣候也流行於華南和西南地區〔18〕。氣候的變冷讓原來在暖濕環境中生長的自然植被萎縮退化，樹木生長的週期延長，這對於需要大量使用柴草燃料的制瓷業是一個較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氣候變化，在文獻中多有記載：

　　紹興二年（1132）郴、道、桂陽旱饑，（薛）微言請於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19〕。

　　紹興五年（1135）丁未，今歲久旱，所及者廣，谷米登場，民已告饑〔20〕。

　　干道九年（1173）臘後二日，桂林大雪尺餘，郡人雲前此未省見也〔21〕。

　　淳熙元年（1175）浙東、湖南郡國旱，臺、處、郴、桂爲甚〔22〕。

　　淳熙七年（1180），……潯、衡、永州……皆大旱〔23〕。

　　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不雨，至於八月，……邕、賓、象……皆旱……冬，不雨，至於明年二月〔24〕。

　　開禧元年（1205）是歲，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振之〔25〕。

　　嘉定十四年（1221），浙、閩、廣、江西旱。淳佑十一年（1251），閩、廣及饒州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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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這些記載來看，廣西一帶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斷，很可能造成了生態環境尤其是植被的被破壞。

　　由於制瓷業對於燃料的嚴重依賴性，窑址多選在草木豐茂的地區，爲了節約運輸草木燃料的成本，通常就近使用窑場周圍的草木資源。而南方制瓷業所采用的龍窑一般長度從20、30米，到50、60米，乃至上百米者皆有，每次燒造需要大量的燃料。宋代的龍窑一次裝燒5-10萬件瓷器，需要燃料6萬至12萬公斤鬆柴。一株中齡的鬆樹約重200公斤左右，一次燒成至少需要300至600株鬆樹，如果該窑場每個月燒一窑，每年每窑燒去3600-7200株樹木〔27〕。而廣西各地宋代的窑場，少則幾座，多者數十座龍窑，如永福窑田嶺，據不完全調查有29條窑〔28〕，桂平縣城和羅秀偉揚合計數字多過25條〔29〕。可以想見草木燃料的耗費量。當本地的燃料不足以供應窑場的大量燒造，就需要就近從其他地方獲取，離燃料來源地的半徑愈大，增加的成本愈高。因此，燃料因素成爲制約廣西窑業發展的因素之一，而氣候變寒冷則加速了燃料短缺的趨勢。

　　3. 應對燃料供應不足采取的措施

　　燃料供應不足勢必影響到制瓷業成本的上昇和競争力的下降。爲了保持自身原有的競争力，廣西的宋代窑場采取許多措施，以求在柴草燃料消耗量不變的情况下，盡可能地擴大産量，以降低單個産品的燃料成本。

　　（1）使用叠燒法

　　北宋時流行使用漏鬥形匣鉢，采取一鉢一器的仰燒法。如藤縣中和窑Y1，始燒於北宋元豐年間，也采用這樣的燒造方式，産品質量之精，可與負有盛名的景德鎮同期産品相媲美。Y2燒造年代屬南宋中後期，已采用一鉢多器的的燒造技術——叠燒法，將數件器物用支釘相互隔開，放入同一匣鉢内，一次每鉢可燒成數件瓷器。這是個技術的進步，擴大了燒造産量。但也反映了窑主們一味追求産量而不那麽講究質量的經營作風。Y2的産品與Y1的相比，瓷胎明顯不如Y1出土器物的精緻細膩，製作也比較粗糙〔30〕。

　　（2）大量窑具的使用

　　除上述的匣鉢以外，廣西的窑場還大量的使用墊燒具和支燒具，包擴墊餅、墊圈、墊環、墊座及各種支燒具。其作用有三: ①防止器物之間油液的粘連；②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間；③增加窑室内瓷器堆放的穩定性，防止燒造過程中由於瓷器倒塌而造成損失。這些窑具的大量使用，最終目的還是减少廢品和次品，提高燒成率，節約成本。

　　（二）全國外貿中心由廣州向泉州轉移，改變了制瓷業的格局

　　廣西宋代制瓷業的迅猛發展，和廣州市舶司的建立密不可分。開寶四年（971），宋朝在統一嶺南數月後，就在廣州設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其後在今杭州龢寧波設立兩浙市舶司和明州市舶司〔31〕。商人如需出口貨物，必須到市舶司辦理出海的手續，這實際上是用行政的手段把海外貿易集中在市舶司所在地，設置市舶司的港口就成爲出口商品的匯集之地。而元豐三年（1080）宋朝推出“元豐市舶條”，規定只有廣州、明州、杭州市舶司能够放行外貿商船，對外貿易被空前的壟斷〔32〕。臨近市舶司、富於瓷土資源的地區，紛紛設立窑場，從事外銷瓷器的生産經營，因運輸的極其便利和海外市場信息的靈敏而得到極大的發展，如潮州筆架山窑〔33〕。廣州西村窑是宋代著名的生産出口瓷的窑場，其附近並無瓷土資源，瓷土來自珠江沿岸的番禺、肇慶、東莞等地，也借此便利生産出口瓷〔34〕。嶺南陶瓷在外銷生産方面，甚至還名列前茅〔35〕。

　　在所有設市舶司的港口中，廣州港離廣西諸窑場最近，也是南宋後期以前，全國最大的港口，海外貿易繁盛。宋代朱彧所著《萍洲可談》載：“崇寧初，三路各立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州最盛。”〔37〕廣西西江屬珠江支流，可以順江而下直扺廣州。故此，西江流域的灕江、洛清江、柳江、鬱江、北流河等支流的附近出現大量的以外銷爲主、兼顧内銷的窑場。唐、五代以降，北方傳統的窑場，生産技術先進，所産瓷器精美，受到海外市場的歡迎。廣西的窑場多仿燒其他窑場海外暢銷的産品，如永福窑模仿耀州窑〔38〕、興安嚴關窑仿耀、鈞瓷〔39〕等。因爲這些北方名窑遠離設有市舶司的沿海港口，漫長的運輸增加了銷售成本，而且處在戰區或遼、金的統治區，雖然技術先進、産品較廣西窑場爲好，但是廣西的窑場因與廣州市舶司距離較近，水路交通便利，在與北方窑場的競争中有價格的優勢，並不處於下風。各地窑場相互競争，相互模仿，促使瓷窑增加與窑場的擴大。廣西的窑場由於在海外貿易中占得一席之地而在南宋達到鼎盛。

　　廣西宋代制瓷業多數因廣州市舶司的興起而開始燒造，也隨着廣州市舶司的衰落而走向衰落。元佑二年（1087），泉州設立市舶司，第二年，又在密州成立市舶司。泉州市舶司設立之前，福建江西等地的窑場産品的海外販賣，被迫往返都須繞道廣州，耗時漫長，費重利薄。而泉州市舶司設立後，可以合理的利用季候風的方向，無須繞道廣州，合理安排出運和返航的時間，一年即可往返。泉州在設立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並未超越廣州，成爲最重要的港口。到12世紀60年代的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舶司抽分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 〔40〕。泉州與廣州幾乎已經平起平坐了。至元代初，泉州已成爲全國第一大港。

　　因此，隨着海外貿易中心在南宋晚期北移後，泉州、杭州、明州等港口所在的省份浙江、福建和鄰近的江西，由於原有制瓷業就很發達或基礎就不錯，得到迅速的發展，成爲制瓷業的中心。

　　浙江是中國青瓷的發源地，北宋初越窑衰落，龍泉窑繼之。南宋時期龍泉大窑附近的窑址由北宋時期23處發展到48處，窑場數量成倍的增長〔41〕。至南宋晚期達到全盛期。

　　福建宋代瓷窑多集中泉州周圍在閩南地區，主要分佈在南安、安溪、晋江、惠安、永春、同安、德化、莆田、仙遊、漳浦等地，這些窑場多始燒於南宋，或雖早存在而至此時方轉興盛，巔峰期多在南宋晚期至元代。

　　江西景德鎮宋時已在名窑之列，與永和窑、臨江窑、七裏鎮窑、白舍窑並稱江西五大名窑，其他還有鉛山江村、横峰城郊、貴溪壩上等窑址，遍及江西南北各地，燒造技法各有千秋。景德鎮周圍，更是遍佈窑場。大多窑場在元代仍在燒造青白釉、黑釉和綵繪瓷等。其中景德鎮制瓷工藝更有新的突破，已冠絶群窑〔42〕。元初至元十五年（1278）在此設立“浮樑瓷局”後，直至明、清，無論官用瓷、民用瓷、還是出口瓷，景德鎮都是我國最重要的陶瓷産地。

　　窑場與外貿中心的距離關乎運輸成本，對於瓷器這種既沉重又易碎的貨物，運輸成本的因素是關係到産品售價和窑場利潤又一個主要原因。這個運輸路程上的距離，因時代久遠，運輸路綫難以做到精確計算，只能作爲一種經濟意義上的距離，可稱之爲“經濟距離”。這三省的窑場的到港口的平均“經濟距離”遠遠低於廣西的窑口到廣州港的“經濟距離”。如閩南地區的窑場到泉州港的平均“經濟距離”是218裏，遠低於廣東窑場到廣州港的平均511裏。廣東封川窑場（今封開）到廣州港的“經濟距離”是610裏〔43〕。而廣西諸窑場水路運瓷器往廣州出口必經西江，封州正處於廣州上游的西江之畔。離封州最近的窑場是藤縣中和窑，距封州約150裏。因此，單從運輸費用考慮，廣東制瓷業成本較閩南爲高，而廣西窑場更比廣東爲高。於是兩廣的大多數窑場在海外貿易中因不具備價格競争優勢而衰落了。

　　廣西宋代窑場多是以海外市場爲導向的。出口導向需要對海外市場的需求有敏鋭的反應，進而對本窑場的生産進行調整，以適應海外市場的變化，生産適銷對路的産品。這需要及時的瞭解海外市場訊息。在交通通訊不發達的古代，這些訊息主要集中貨物進出口的港口。廣西窑場遠離這些既是海外貿易中心，又是海外市場信息交流中心的沿海港口，其結果必然是信息落後、反映遲緩，最終被海外市場所遺棄。

　　（三）産品競争力的不足

　　建國以來，陶瓷考古發現的古代陶瓷遺址分佈於我國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一百七十個縣，其中分佈有宋窑的達一百三十個縣，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44〕。這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制瓷業的繁榮，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制瓷業競争的激烈。

　　廣西宋代的窑場也面臨着巨大的競争，這種競争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與其他地區的各窑場的競争；二是廣南西路内各地區的窑場競争，如洛清江流域的窑場與北流河流域的窑場的競争；三是與窑場所在地方不同窑址之間的競争，如永福窑田嶺二十餘條窑址，必然屬於不同的作坊主，這些不同作坊之間的競争愈加激烈。

　　廣西各窑場表現出來的多是一種同質化的競争，即各窑場燒造的産品類似、紋飾類似、銷售的市場類似、産品的品質類似、應對市場的措施類似等等，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競争，無可持續發展的潜力可言。廣西諸窑的産品以碗、碟、盞、盤、杯等爲大宗，無論青白瓷還是青瓷均仿耀州窑瓷器爲主，裝飾手法多用印、刻、劃等，紋飾以纏枝、折枝花卉、海水游魚、嬰戲紋爲主，爲了節約成本、擴大産量，普遍采取用3-6個支釘隔開瓷坯，將數個器物叠放，或明火直接燒造，或置於匣鉢中燒造。叠燒確是可以提高一些産量，但是這樣也會提高不良品率，容易出現變形、粘連等情况，而且器物内會留下支釘痕，不但影響美觀，使用中也會帶來不便。各個窑場缺乏獨特的拳頭産品，技術的改進也比較遲緩。發展到南宋晚期産品“胎體趨於厚重，製作粗糙”〔45〕。到元初，廣西窑場不僅喪失海外市場，而且連本地的内銷市場也被外地窑口佔領，“從元代地層中所見到的原來地方的青白瓷已完全由景德鎮瓷器頂替了。”〔46〕

　　（四）政治軍事形勢的破壞和影響

　　宋末元初，元軍從滇東侵入廣西，攻下邕州、賓州、象州等地，向北直逼静江府。静江府軍民奮力扺抗，敗元軍於黄沙河。德祐二年（1276）自北向南再次進攻静江府。馬塈“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糧道”〔47〕。經數月苦戰陷落，元軍繼續南進過程中遇到各地人民頑强地扺抗。1279年，南宋滅亡。元軍在佔領過程中，“拔城必屠。”〔48〕對各地的社會生産力造成極大的破壞，窑場人員或死或逃，紛紛停燒。元朝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和野蠻統治，激起了廣西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斷，社會動盪不安。對手工業加强控制，把制瓷業置於管辦之下，設立“浮樑瓷局”管理全國制瓷業，把全國的優秀瓷工集中在景德鎮，景德鎮瓷業得到巨大的發展，成爲中國制瓷業的中心，不僅在海外市場中佔有壟斷地位，在國内市場也佔有極大的份額。伴隨而來的却是其他地區制瓷業的凋零。戰亂過後，廣西原來遍及廣西30餘處的窑場，僅餘少量窑場恢復燒瓷，分佈在全州永歲、柳城等地，燒造的産品都是中、低檔日用粗瓷，器種單一，規模較小，無論從質量和産量上看，已大不如前。

　　結　語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廣西宋代制瓷業在經歷了北宋後期的興起、南宋前中期的繁榮以後，由於自然條件的變化，增加了制瓷業的燃料成本；隨着海外貿易的重心逐漸移至泉州，逐漸喪失了原有的運輸優勢；海外市場信息不暢通，加上各窑場之間同質化的競争，使得廣西制瓷業在宋末元初迅速走向衰落，海外市場與本地市場盡失。並在政權的更迭中的社會動盪中遭到毁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注釋：

　　〔1〕申家仁：《嶺南陶瓷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01。

　　〔2〕同注〔1〕，頁198。

　　〔3〕桂林博物館：《廣西桂州窑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4期。

　　〔4〕韋仁義：《廣西藤縣宋代中和窑》，《中國古代窑址調查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91。

　　〔5〕蔣廷瑜：《廣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第11期。

　　〔6〕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全州縣文物管理所：《全州古窑址調查》，《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99-100。

　　〔7〕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興安縣博物館：《興安宋代嚴關窑址》，《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59-60。

　　〔8〕同注〔3〕，頁523。

　　〔9〕廣西文物工作隊：《廣西永福窑田嶺宋代窑址發掘簡報》，《中國古代窑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201-212。

　　〔10〕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柳州市文物工作隊、柳州市博物館、柳江縣文物管理所：《柳江縣立冲南窑址發掘簡報》，《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359。

　　〔11〕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容縣城關窑宋代瓷窑》，《考古學集刊（第五輯）》，1987年，頁264-272。

　　〔12〕同注〔4〕。

　　〔13〕廣西自治區博物館：《廣西桂平宋窑址》，《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

　　〔14〕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穫》，《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1期；鄭超雄：《廣西宋代窑址初探》，《學術研究》1981年第5期；韋仁義:《廣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興衰》，《景德鎮陶瓷》1984年總第26期，頁110-118。

　　〔15〕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柳城縣文物管理所：《柳城窑址發掘簡報》，《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79。

　　〔16〕同注〔6〕，頁100。

　　〔17〕李國楨、郭演儀:《中國名瓷工藝基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頁65。

　　〔18〕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19〕（元）脱脱：《宋史》，《薛微言傳》，册二八，卷二九九，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943。

　　〔20〕（宋）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録》卷九十。

　　〔21〕（宋）範成大：《石湖詩集》卷四十。

　　〔22〕同注〔19〕，《五行志》，册四，卷六六，頁1442。

　　〔23〕同注〔19〕，《五行志》，册五，卷六六，頁1443。

　　〔24〕同注〔19〕，《五行志》，册五，卷六六，頁1444。

　　〔25〕同注〔19〕，《寧宗紀》，册三，卷三七，頁739。

　　〔26〕同注〔19〕，《五行志》，册五，卷六六，頁1446。

　　〔27〕熊海堂：《東亞窑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的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04。

　　〔28〕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永福窑田嶺發掘前勘查數據。

　　〔29〕陳小波:《廣西桂平古窑址調查》，《中國古代窑址調查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99-200。

　　〔30〕同注〔4〕。

　　〔31〕同注〔19〕，《食貨志下八》，册十三，卷一三九， 頁4558。

　　〔32〕章深：《北宋“元豐市舶條”試析》，《廣東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

　　〔34〕廣東省博物館編：《潮州筆架山宋代窑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60。

　　〔35〕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廣州西村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1987年，頁68-74。

　　〔36〕同注〔2〕，頁94。

　　〔37〕（宋）朱彧：《萍洲可談》，《全宋筆記·第二編，六》，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148。

　　〔38〕中國硅酸鹽協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頁259。

　　〔39〕同注〔7〕，頁38。

　　〔40〕（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市舶司本息》。

　　〔41〕同注〔38〕，頁259。

　　〔42〕餘家棟:《江西陶瓷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21。

　　〔43〕蘇基朗：《兩宋閩南廣東外貿瓷産業的空間模式：一個比較分析》，《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1997年，頁125-172。

　　〔44〕同注〔38〕，頁229。

　　〔45〕同注〔7〕，頁61。

　　〔46〕李鏵、劉烈輝：《景德鎮陶瓷對廣西的輸入和影響》，《景德鎮陶瓷》第三卷第1、2期。

　　〔47〕同注〔1〕，《忠義馬塈傳》，册三八，卷四五一，頁13720。

　　〔48〕（清）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二《臣相河南武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