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好，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中文摘要】“公共考古學”這一命題由來已久，近年來爲中國學者所關注，在公共考古學的實踐中，國家和考古學者亦就這兩個方面做了不同的工作。公共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尚處起步階段，雖已收到一些成效，但仍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通過對我國公共考古學現狀的思考，發現公共考古學在中國要發展下去，必須做到“公共”與“公衆”兩方面的平衡。

　　【關鍵詞】公衆考古學　現狀與對策　廣西

　　Abstract:Public archaeology as a proposition is already been proposed. In the past years it was Chinese scholars concerned. T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launched the discussion to public archaeology from two aspects. About public archaeology, the country and the scholars have done many different works. Public archaeology just started in China to develop. Many questions are worth studying except existing achievement. Based on Chinese public archaeology ponder, it must balance various aspects for continue to develop.

　　Key words: public archaeology　actuality and countermeasure　Guangxi

　　

　　20世紀70年代初期，西方考古學界就將考古學與社會、與公衆的關系列爲研究的重要方面，並因此而引發了一個命題——公共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 尼克·梅裏曼（Nick Merriman）在其主編的《公共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一書中，對公共考古學在西方的産生和發展做了系統的論述〔1〕。而中國學者對這一命題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命題的理解方面，學者們就“public”的含義展開了探討，如周暉翻譯了尼克·梅裏曼所編《公共考古學》的序言《公共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調和性》〔2〕，郭立新、魏敏也在《初論公衆考古學》中發表瞭見解〔3〕等；二是在命題的實踐方面，學者們針對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情况，既有將考古學整體“公共化”的設想，如曹兵武的《低頭看地與抬頭看天——關於考古科普的一點感想》〔4〕、陳洪波的《考古學和公衆的距離到底有多遠》〔5〕等，也有對考古個案“公共化”的分析，如曹默的《淺談博物館教育中手工活動的教學設計——以中小學生的考古學普及教育爲例》〔6〕、魏敏的《史前遺址博物館的展示與信息解讀——以跨湖橋遺址博物館爲例》〔7〕等。

　　時代在變，考古學在發展，如何將考古學“公共化”？筆者在整理和回顧有關資料的基礎上，以廣西爲例，就公共考古學發展的現狀及對策進行了思考。

　　一、 公共考古學的定義

　　給一個事物下定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今天這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和信息爆炸的時代，事物與事物之間都存在着許多交叉和滲透。在學術界，就表現爲多學科間的交叉發展，以及新興學科的産生。考古學，這個誕生於19世紀的學科，也在不斷充實。科林·倫福儒和保羅·巴恩在《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的序言中寫道：“考古學部分是搜尋古代的珍寶，部分是科學工作者縝密的探究，部分是從事創造性的想象。她既是在伊拉克沙漠裏烈日下的辛苦發掘，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裏對愛斯基摩人的觀察，對佛羅裏達海域西班牙沉船的潜水考察，在約克市羅馬時代陰溝裏的勘探；她也是進行解釋的艱鉅工作，以便了解這些工作和發現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因此，考古學既是野外的一種體力勞動，又是在書房裏和實驗室裏智慧的創造。”〔8〕由此可見，要給考古學做個名詞解釋，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説清的。

　　在對public archaeology的理解上，學者們也有許多解釋。public一詞源自拉丁文pupulus， pupulus意爲人們、人民。《現代英漢綜合大詞典》中，認爲public有五大含義，分别爲：①公（有)的、公衆的、公用的、公共的、公共事務的、社會的、爲公的；②國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③公開的、當衆的；④知名的、突出的；⑤全國的、國際的、普遍的。public一詞含義如此之多，學者們在爲public archaeology定義時，也各有側重。

　　主張理解爲“公共考古學”的學者，更多的側重於考古學與國家機構的關係。回溯public archaeology的誕生，其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發達國家，與考古學發展所帶來的考古遺存和文化資源管理工作中出現的緊急情况密不可分。考古學學科專業化的增强，使得資料的保護和管理問題日趨顯著。而學術界對於大量具有價值或潜藏價值的考古資源無法給予充分的保護，致使它們面臨被破壞的威脅，甚至已經遭到破壞。於是，學界希望跳出專業人員管理的模式，藉助政府的力量，將考古遺存保護和文化資源管理上昇爲一種國家行爲。其實，無論是從事野外調查研究，還是進行考古田野發掘，都是在國家的土地上進行，這就注定了考古與國家之間不可阻斷的聯繫。以現實的情况來看，幾乎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在國家政府職能部門的支持下進行的；而考古的成果，無論是報告的發表，還是文化遺存的保護都依賴政府的支持。在考古學的推廣中，幾乎所有的重要媒介也都與政府有着關聯，博物館、圖書館、傳媒……從某種程度上説，考古學的推廣是一種政府行爲。

　　這種政府行爲的實施，所帶來的利益並不是立竿見影，它更多的被烙上了“後世”的印記，大多數公衆的利益在考古活動中得不到相應的體現。也許正是因爲這樣的原因，一些學者開始對public archaeology有了新的認識。他們主張將public archaeology理解爲“公衆考古學”，强調的是公衆的參與和認知。考古學是一門孤獨的、陽春白雪般的學科，它的發展非但未使其淺顯普及，甚至更爲高端晦澀。公衆對這一學科的科學知識相當不明瞭，他們無法跨越考古學越來越高的門檻，只能懷揣着無知與好奇等候在門外。如何讓考古學與公衆相見，乃至建立起一種默契和信任，這是擺在“公衆考古學”派學者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他們認爲，若然解决了這一問題，那麽公衆就可以在考古活動中找到適合的利益點，考古學的推廣也可以朝着更深層面發展。

　　更多的學者認爲，public包含了公共和公衆兩種含義，它們就如同兩條腿，偏廢或低估了任何一方，都無法使考古學真正的“公共化”。public archaeology在西方只有一個名詞體現，而在中國，因爲理解的側重點不同，我們可以看見“公共考古學”和“公衆考古學”兩個不同的名詞，但無疑它們都體現了對考古學的推廣。

　　二、 公共考古學的實踐模式

　　對“公共考古學”認識的不同側重，衍生了不同的實踐模式。這些模式是在科學理論研究指導下的實踐，是“公共考古學”在現實中的運用。

　　（一）依靠國家力量的實踐模式

　　1. 建立公共設施

　　建立博物館，是國家保護考古成果的重要方式。1973年大英博物館的對外開放，或許是最早的建立考古文物公共展示機構的公共行爲。博物館保存了大量的考古遺物、遺迹，並通過對它們的展示，讓公衆對考古學有所接觸。

　　2. 制定文化資源管理措施

　　法國早在大革命時期，國家就頒佈法令，對百年以上的古建築進行保護。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保護本國文化資源的法令。這些法令的實施，保護了一大批文化遺迹，同時也爲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 設立文化資源管理機構

　　文化資源的數量龐大，如果單純依靠考古學專業人員進行管理，那是不可能的。國家、或是在國家允許下設立的文化資源管理機構，便承擔了這一工作。文化資源管理機構的設置，不僅可以全面有序的對文化資源加以管理，同時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國家行政資源，以達到保護文化資源的目的。

　　4. 興辦考古學教育

　　學校是培養專業人才的主要場所，在學校中設立考古學專業，爲考古學培養了大批專業人員，也是國家推廣考古學的一種重要行爲。同時，學校也爲考古學專業人員提供了學術思考的園地，以及繼續深造的機會。

　　（二）依靠公衆力量的實踐模式

　　1. 普及型考古著述

　　考古學學科知識的博大精深，以至一些專業人員都爲之撓頭，更何况普羅大衆。在這種情况下，一些專業學者開始尋找一條與大衆溝通的途徑。普及型著述，爲很多深難學科的推廣提供了條件，這一方式也被考古學者們加以應用。淺顯易懂的句子、生動有趣的案例、豐富多彩的圖片……用這些人們喜歡看、樂意讀的東西，介紹考古學，讓人們對考古學有了瞭解，産生了興趣。

　　2. 宣傳、輿論的支持

　　隨着宣傳媒介的增多，從口耳相傳到貼畫廣告，從廣播電視到網絡信息，將消息的時效性與真實性逐步擴大。考古學的成果有一種魅力，總是能吸引宣傳媒介的目光。那些熠熠生輝的寶物、塵封已久的古迹總是佔據着版面和鏡頭，久而久之，考古就成了尋寶、探險和獵奇。這樣的宣傳不僅不能使考古學走向公衆，反而讓公衆與考古學愈行愈遠了。於是，考古專業人員認識到光有宣傳媒介的關注是不够的，應該結合考古專業知識，加入到宣傳當中去。就這樣，宣傳媒介中出現了考古的過程，出現了考古學術争論，出現了考古人自己記述的考古。

　　3. 大型交流活動的舉辦

　　舉辦考古成果交流活動，亦是吸引公衆眼球的好方法。不同國家、地區的考古成果，都具有其獨特之處，它們體現着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跨地域的展示，會給公衆以視覺和文化的衝擊，而由這種衝擊所引發的公衆參與度是很高的。

　　4. 融入國民教育

　　考古專業人員積極的融入到國民教育當中去，是一條希望與未來之路。讓更多的年輕人或是有志於學者學習考古學基本知識，加入到考古或是文化資源管理的工作中去，如此經歷幾代人的努力，可以使公衆對考古學的認識和參與上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這也是推廣考古學的根本方式。

　　當然，隨着時代的發展，時事的變化，應運而生的公共考古學實踐模式還會有許多，通過這些實踐，考古學與公衆的距離，越來越近。

　　三、 各種公共考古學實踐模式在中國的發展

　　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挖下了中國科學考古的第一鏟，從那時起，中國考古開始與世界接軌。近百年來，中國從未停止過對歷史文化的追尋，從未停止過對文化遺産的保護，盡管戰火紛飛，盡管國破家亡。在公共考古學實踐模式的探索方面，中國從真正意義上踏入這個領域，應是在改革開放後。雖然我國在很早時候就已經建立了衆多博物館，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立了文化資源管理機構，宣傳媒介也給予考古工作足够的重視，高等教育中亦有考古學的一席之地；但這些活動大都局限與考古學專業領域，又或者説是圈定在一個小範圍内的。改革開放後，國力增强，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公共考古學”也迎來了它的春天。

　　1.  博物館的放逐與回歸

　　改革開放後，博物館被推進了市場，許多博物館爲了門票而慘淡經營着。那是一段悲哀的日子，同時也讓考古學專業人士們看見了國民與考古學的距離。危機亦是機會，博物館放下身段，貼近民衆，在展示方式、宣傳服務等方面做了改進，爲考古學的推廣做了很多努力。2008年，全國博物館開始逐漸免費開放，這一政策的實行，既是與國際趨勢的接軌，同樣也顯示了國家對文化資源的重視。政策實施到現在，對於公共考古學的發展，已見到明顯的成效。參觀博物館的人多了，關注考古學的人也多了。

　　2.  法例的頒佈實施

　　1985年《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1989年《文物出境鑒定管理辦法》、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2003年《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2006年《博物館管理辦法》……這些法例的頒佈實施，規範了文化資源管理，保護了文化資源。

　　3.  參與國際活動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國便成爲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的一員，并發揮着積極的作用。無論是積極申報世界自然、文化遺産，還是承辦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又或是派出學者參加國際考古學術討論會……國家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將中國的文化資源、考古成果推向國際。

　　4.  文化遺産保護

　　我國今年來十分注重對文化遺産的保護，設立了物質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録，每年都進行文化遺産的申報和評選工作。國家對文化遺産的投入非常多，除了對物質文化遺産給予有形的保護外，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也給予經濟和媒介上的支持。1993年，國家設立了中國古迹遺址保護協會，又可稱爲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2005年以來，國家設立了大遺址保護專項經費，確定了“十一五”期間國家重點保護的100處大遺址。目前，大遺址保護工作取得新進展，以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新疆段和西安片區、洛陽片區大遺址爲核心的保護格局初步形成。

　　5.  考古學教育的蓬勃發展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之初，國内許多知名大學就設立了考古學專業。20世紀80、90年代，考古學專業的發展曾一度停滯不前，甚至一些老牌考古學專業的實力在逐漸下降。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考古學專業興辦的重視程度，目前，全國有考古學專業的高校達39個。而在基礎教育方面，國家通過新課改，大大提高了考古學知識在歷史課程中的比重。

　　6.  普及型考古著述受到重視

　　公衆對考古新發現的熱情一直很高，但他們往往只能從新聞媒體“標題般”的報導中對那些新發現瞭解一二。當人們想對自己感興趣的考古發現做更深入的認識時，却苦於找不到文字介紹，即便是找到了，也是一些晦澀難懂的報告。近些年，許多考古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在專業刊物上呼吁學界同仁，在大衆媒介裏發表通俗考古文章，聯繫出版社出版科普考古讀物。現在，很多普及型考古著述已經成爲網絡上點擊率高，書架上銷售率好，公衆中口碑熱的焦點。

　　7. 新聞媒體的配合

　　我國考古界與新聞媒體的合作早已跳脱了單純的新聞報導。報紙的巨幅報導、紀録片、專題節目、專家訪談、考古現場直播……這些方式都推動了考古學的“公衆化”。但新聞媒體的關注點與考古學者是不同的，他們更多的是追求新聞點和信息量，所以使得原本科學嚴謹的考古，在公衆面前顯得“功利”了。如何將宣傳看點與考古學的本來面目相結合，仍需在實踐中探索。

　　8. 走進學校、社區

　　教師是靈魂的工程師，三尺講臺是知識的輸送地。走入校園，在三尺講臺之上，將考古學的知識傳授出去，是考古學“公衆化”的重要途徑。考古學者們，走入各級校園，給學生們作報告、辦講座，讓他們青年時便於考古結緣。一些文物大省，亦將考古、文化資源保護知識帶進社區，提高了公衆的文物保護意識，爲文化資源保護建立了群衆基礎。

　　四、   廣西公共考古學的發展現狀及對策

　　廣西並不是一個考古大省，較之於中原地區，在廣西進行的考古活動不多。選擇廣西作爲研究對象，是因爲“公共考古學”在廣西的發展尚處起步階段，既可以吸取前人的有利經驗，也可以找到發展的新途徑。

　　（一）廣西公共考古學的發展現狀

　　1. 博物館

　　廣西擁有幾乎涵蓋所有種類的博物館，這在全國是不多見的。近幾年，政府對廣西的博物館發展給予了很高的重視，建設了一批新的博物館，如廣西科技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合浦漢文化博物館的建成，建設中的廣西城市規劃建設展示館、銅鼓博物館、美術館，籌建中的南寧藝術博物館、桂林博物館新館、貴港博物館新館等。廣西現有的歷史類、遺址類、專題類博物館在“公衆考古學”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幾種形式的實踐。

　　（1）共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廣西幾乎所有的博物館，都與當地的小學、中學、大學合作，建立起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些學校每年都會組織學生到博物館參觀、考察，在這個過程中，或多或少地都會介紹一些考古學的内容。一些實力雄厚的博物館，還會聯繫專家到合作學校辦講座，講授簡單的考古學知識。

　　（2）舉辦活動

　　在每年的世界遺産日、博物館日等紀念日時，博物館會在本館或到學校、社區，通過設立宣傳欄、分發傳單、口頭宣講等形式，普及文化資源保護知識。

　　（3）利用旅遊資源

　　博物館是城市旅遊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遺址類的博物館更是熱門的旅遊點。許多博物館都與旅行社有合作，這讓更多地方的人瞭解到了廣西的考古成果。

　　2. 文化資源管理保護

　　廣西的文化資源管理保護，政府和公衆的參與度都較高，政府職能部門積極協同考古專業人員做了大量的工作。

　　（1）文化、非物質文化、自然遺産的申報

　　廣西文化部門一直積極開展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産和自然遺産的申報、認定工作。現已將文化、非物質分化、自然遺産的設立級别確立到市級。廣西擁有多個以靈渠、桂劇爲代表的入選國家級名録的文化資源，其中以非物質文化遺産爲最。2009年，廣西文化廳成立了《廣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叢書》和《廣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專題紀録片》編委會。此外，廣西還在全國率先啓用了“1+10”的建博物館建設模式〔9〕，建立了許多生態博物館，既保護了文化資源，又宣傳了保護理念。

　　（2）大遺址保護

　　廣西文化部門組織了大批考古專業人員開展大遺址保護項目。這些專業人員充分研究了桂林靖江王陵遺址等大型遺址的保護意義和可操作性。並於2010年4月啓動了桂林甑皮岩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要建立一個占地13公頃，集保護、科教、休閒爲一體的遺址公園。

　　3. 興辦學校教育

　　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自2004年起就與廣西博物館、考古所，聯合申辦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研究生點，目前，是廣西唯一一所擁有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的高校。這對廣西考古學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既可以爲廣西培養專業的考古學人員，又能够爲廣西的考古專業人員提供進修的機會，還充實了廣西的考古學研究隊伍。

　　4. 宣傳媒介

　　廣西文化管理機構和考古專業人員總體而言還是善於利用宣傳媒介的力量的。遺址發掘、學術會議、專著出版……幾乎所有大事都見諸於宣傳媒介，讓公衆對廣西考古學的發展有一定的瞭解。

　　（二）廣西公共考古學的發展對策

　　基於以上對廣西公共考古學發展現狀的分析，不難發現，公共考古學在廣西的發展還是有土壤的，一些不足之處亦不是不可治癒的頑疾。結合實際，對廣西公共考古學的發展有如下幾點建議：

　　1. 遺址類博物館的建立

　　就地發掘，就地保護，是現今考古發掘與保護的主要方式。廣西現有考古遺址類博物館3個，分别是南寧頂獅山文化遺址博物館、柳州白蓮洞洞穴科學博物館、桂林甑皮岩遺址博物館。這與廣西發掘的重要遺址數量相比，還是太少。

　　2. 大遺址公園的建立

　　廣西的許多大遺址，都有建立遺址公園的條件。將這些遺址納入遺址公園的範疇，不僅可以更好的保護，還能起到貼近公衆的效果。相信甑皮岩考古遺址公園的建立只是一個開始，定將有更多的遺址公園會建立。

　　3. 對於文化遺産給予扶持

　　對於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要改變以往“輸血”的方式，在保護的基礎上，尋找出這些遺産身上的價值點。在對待文化遺産方面，要積極與旅遊業相結合，充分利用文化遺産在國内外的知名度，使其達到投入、保護、收益三者之間的平衡。在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産方面，要在傳承的方式、方法上下功夫，既保護好老藝人，又鼓勵年輕人拜師學藝，還要將這些技藝有效地進行宣傳，做到有傳人、有受衆、有名望。

　　4.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合作者的多樣化

　　廣西大多數博物館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合作者都是學校。其實，愛國主義教育應是一種全民教育，參與者不僅僅是在校學生，還應該有公務員、企業員工、工廠工人等等。一些有條件的博物館，可以在介紹祖國的歷史文化時，穿插一些考古學方面的内容，以加强考古學的“公衆化”。此外，除了和本地的單位合作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外，還可以和其他省市建立合作，以達到宣傳本省考古文化的目的。如柳州白蓮洞洞穴科學博物館就曾與江蘇省南通中學合作，建立實踐基地，還被評爲“全國百家青少年教育示範基地”。

　　5. “大篷車”的應用

　　廣西有“文化大篷車”、“科技大篷車”、“計劃生育大篷車”……當然也可以設立“文化資源保護大篷車”。“大篷車”的宣傳方式親切、普及面廣；還可因地制宜，就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資源擬定具體的宣傳文稿。

　　6. 充分利用宣傳媒介

　　廣西與一些先進省份相比，在宣傳媒介的利用上還是存在一些差异，具體表現在：①網站建設簡陋，更新速度慢；②與電視、廣播媒體合作，只停留在新聞層面，專題紀録較少；③在報刊上的宣傳，常由普通記者執筆，錯誤率高；④出版物大多爲學術專著，普及型著述較少。考古學專業人員應對在這幾方面加以重視，充分利用宣傳媒介。加强網絡平臺建設，規範考古報導，撰寫普及型著述。

　　7. 體驗式考古

　　體驗式考古是公衆參與考古的較高層次，參加體驗式考古的公衆都已對考古學有所瞭解或飽有濃厚的興趣。體驗式考古並不是讓公衆參與到真正的考古發掘中去，而是在考古專業人員的指導下，進行模擬考古。桂林甑皮岩遺址博物館就開闢了這樣一個模擬考古樂園，公衆可以在其中體驗科學的考古發掘過程，同時亦可感受到考古人員的辛勞。這種“體驗式”的模式，擺脱了呆板的説教，寓教於樂，參與性很强。

　　公共考古學的實踐模式還可根據實際情况開發出許多許多，關鍵要能管理保護好文化資源，要能拉近考古學與公衆的距離。

　　

　　總之，得不到公共扶持的學科是艱難的，得不到公衆認可的學科是寂寞的；走向公共並不是學術的削弱，走向公衆亦不是研究的倒退。公共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也將經歷一個破繭的過程，而探索與實踐就是這個過程的加速器。

　　

　　注釋：

　　〔1〕 Nick Merriman （2004), Public Archaeology, Rout ledge.

　　〔2〕 Nick Merriman著，周暉譯，方輝校：《公共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調和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3〕郭立新、魏敏：《初論公衆考古學》，《東南文化》2006年第4期。

　　〔4〕曹兵武：《低頭看地與抬頭看天——關於考古科普的一點感想》，中國文物報社編《大考古》，濟南：濟南出版社，2004年。

　　〔5〕陳洪波：《考古學和公衆的距離到底有多遠？——關於公衆考古學的思考》，《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12日第7版。

　　〔6〕曹默：《淺談博物館教育中手工活動的教學設計——以中小學生的考古學普及教育爲例》，《博物館研究》2009年第2期。

　　〔7〕魏敏：《史前遺址博物館的展示與信息解讀——以跨湖橋遺址博物館爲例》，《博物館研究》2008年第3期。

　　〔8〕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序言》，引自陳淳：《當代考古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9〕即以廣西民族博物館爲中心，在全區各地建立10個生態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