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田

　　從明末以來的６00多年時間裏，作爲在珠江三角洲形成的首個粤語方言曲藝曲種的木魚歌，因其具有鮮明的嶺南通俗文學特性，故不僅曾在嶺南地域的社會文化生活中有過重大影響，而且在國際文壇中也佔有一席位置。在外地以至在外國，研究木魚歌並有成果面世的學者大不乏人，其中僅旅美華人學者樑培熾先生編撰的《香港大學木魚書叙録與研究》、《樑氏所見所聞木魚書叙録》、《海外所見〈花箋記〉版本及其國際影響》，乃是我所見到的研究木魚書的力作。然而，在木魚歌的故鄉，垂青木魚書研究的學者却鳳毛麟角，至今還没産生過一本較系統和較深入研究木魚書的專著。存在這種狀况，實是一大憾事。任百强君也爲此而發出“實教人汗顔和憂慮”的感嘆。現今，任百强君的《廣東木魚説唱史研究》即將面世，終於填補了在木魚歌故鄉没有研究木魚史專著的空白，真教人高興和值得慶賀。

　　木魚歌是由唐代傳入廣東的佛教俗講、變文及寶卷等逐漸發展演變而來，明末已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我省首個粤語方言地方曲藝曲種。本書從道教，佛教的角度去思考和論证木魚歌的形成和發展，這無疑是一種正確和可行的方法。學術性史料性並重，資料翔實。我讀了這部書稿，獲益良多，由此引發起許多聯想。

　　在我國民間曲藝的百花園中，木魚歌被列入彈詞類的吟誦體曲種，其最大的長處在於木魚書的文學價值，而彈唱的音樂性却長期處於較原始和單調的狀態恰恰是其所短。在封建時代，木魚歌能吸引大批文人參與木魚書創作，是一種很獨特的社會現象。早在明代面世的木魚書名著《花箋記》，肯定是由一位有較高文學才華而又不願署名的才子所作，因該作的成功和産生的巨大影響，吸引和促進了大批文人，明清的下層文人們，一反封建文人歷來對説唱文學的偏見和歧視，積極參與木魚書創作，寫出約有５００種以上，四五千卷的大量作品。但這批文人大多又未能徹底擺脱正統文學觀念的束縛，仍視編撰木魚書爲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故大都不肯在作品中署出作者的實姓真名。參與木魚書創作的文人基本承襲了《花箋記》的路子，於是形成了木魚書唱詞文字的“半文半俗”，“半文半白”，既富文采，又通俗易懂，可雅俗共賞的嶺南通俗文學的特有色彩和風格。木魚歌唱詞爲基本七言韵文體，可讀可唱，曾深受本地廣大人民群衆特别是家庭婦女的喜愛。在重男輕女的封建時代，困處深居的婦女們，通過閲讀和傳唱木魚書，既能自娱自樂，也是一種擴大狹隘視野，知書識字的途徑，爲豐富婦女們的精神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

　　正是木魚歌的嶺南通俗文學特色及其所富含的藝術魅力，引起了國際文壇的關注。據知，現今世界許多國家的圖書館，都有數量不等的木魚書藏本，僅一部《花箋記》，先後就有多個國家的漢學家將其分别譯成英、法、德、荷（蘭），丹（麥）文本，在西方國家中流傳。從18世紀德國文學的奠基者、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和哲學家歌德的日記中，也獲悉這位世界文壇巨星曾細心地讀過英人湯姆斯（Perter Perring Thomas）的英譯本《花箋記》。

　　讀了任百强君《廣東木魚説唱史研究》這部書稿後，觸發我思考得最多的有二個問題，第一、這是誠所知第一本專門研究木魚史的專著，任君能知難而上，大膽懷疑，小心求证，步步創新。正如作者所講的：這本書所闡述的：只是木魚發育、形長、發展過程中，企圖接近真相的小小的一個證據鏈和意義鏈。本書其成就不容忽視。也有目共睹。

　　第二、是爲什麽在外地和外國能有衆多的學者對木魚書研究有興趣，反而在木魚歌的故鄉却鮮有學者問津? 我想，這是一個有遠因和近因的比較復雜的問題。這裏且不談遠因，近半個世紀極“左”思潮的禍害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個近因。

　　極“左”思潮很早就在我省進步文化界人士中顯露苗頭。解放戰争時期，對木魚、龍舟、南音等曲種深有研究的作家符公望同志（１９１１—１９７７，原名龐岳），繼承借鑒木魚，龍舟的説唱藝術形式、用廣州方言創作出大量揭露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作品，如《古怪歌》、《黄腫脚》、《啞聾送殯》、《幡杆燈籠》、《火燒燈心》……文筆風趣辛辣而又通俗易懂。這類作品一經發表，迅速在香港，遊擊區以至國統區廣爲傳播，爲動員群衆，教育群衆發揮了很大的戰鬥作用。當時，曾有思想“左”傾的文化界人士對符公望同志的做法提出批評，由此引發起一場有關方言文學問題的論争。針對這場論争，邵荃麟，馮乃超同志合寫了《方言問題論争總結》一文，並在香港《正報》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第６９、７０期合刊中公開發表，對方言之學的作用作出科學的評估，給“左”傾論點予以否定。

　　５０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時間，由於極端强調政治掛帥和“階級鬥争爲綱”，造成“左”傾思潮日益昇級，泛濫成灾。一些自命爲無産階級文藝衛士的“左”傾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他們實際是背離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背離了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内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成爲民族文化虚無主義者。他們不論對何種民族文化，一律説成是精華是少數，糟粕是大量的，進而還説什麽“越是精華越要批判”。他們對各種地方民族民間藝術，肆意上綱上綫進行批判，只要給其挑出一根刺，就會被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以至全盤否定。只因廣東是祖國南大門，鄰近港澳，被認爲是受帝國主義文化影響侵蝕最早和最嚴重的地方，是階級鬥争最前綫。故他們批判本地的民族民間藝術，動輒還添扣上所謂“深受帝國主義文化影響侵蝕”，“深深打上殖民地化商業化的烙印”的大帽子。色括木魚歌在内，我省的地方戲曲，曲藝、民間音樂，全都受到“左”傾思潮的嚴重禍害，在“左”傾思潮泛濫年代，根本不可能會出現“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局面。“左”傾思潮很長時間佔據統治地位所造成的惡果之一，就是對地方文化藝術研究的扼殺，並由此導至藝術科研人才的斷層。十年“文革”浩劫結束後，通過拔亂反正，基本清除了“左”傾流毒，但要徹底治癒受“左”傾禍害告成的傷害，也許要花較長時間。我個人認爲，我省至今仍未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藝術科研隊伍，藝術科研仍是文化部門的一個薄弱環節。當今，藝術科研人員的稀缺與擁有龐大的表演藝術隊伍很不相適應，不能發揮藝術科研應有的在藝術科研仍處低迷的今天，故對任百强君的《廣東木魚説唱史研究》面世倍感可貴。但願它“一石擊起千層浪”，能推動包括木魚歌在内的我省各種曲藝曲種的研究。在此，謹祝他的新書成功出版，並能早日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