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説唱治病 

　　茫茫長夜，孤影青燈，聲聲木魚，陣陣心酸。

　　在人生艱難的夾縫中吟歌木魚，成爲了珠三角下層人民特别壓迫深重的婦女（包括自梳女）這個弱勢社群的一種延續精神的生命之光和自我療救的生存方式。

　　木魚是一種具有欣賞價值，有演唱，有伴奏的粤調曲藝，既有優美抒情的短篇；也有連聽數月，一百幾十回的叙事長篇。這種以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人聲唱腔來闡釋長篇的説唱，我們與讀者不妨上昇到世界説唱的高度〔如古希臘的荷馬史詩等〕中一個重要分支；也可换一種視角：作爲“音樂語言化”和“語言音樂化”，説唱交替的音樂文學的一個重要類型。

　　説唱木魚最早期時是用一只小木魚隨走隨唱，稱爲“走唱”。幾十年前這種方式在廣西還殘留着原始狀態。當然木魚又可徒歌，後來有了音樂較强的琵琶過門，便開始才有伴奏和過門。伴奏樂器各地有不同，但均是弦索。除二胡是拉弦樂器外基本是彈撥樂器：三弦、筝、古琴、琵琶、月琴、洋琴、秦琴等。就此點説，彈詞的“彈”是指伴奏的手法以彈撥發聲爲樂，而“詞”則指其木魚的文詞。弦樂器伴奏説唱，增加了木魚的音樂性和娱樂性，因而更具吸引力。彈撥樂爲説唱伴奏對叙事有二點好處：一是彈音之點爲音的象素之綫描，二是彈撥時兩音點之間足留空間，令人遐想，其美感叠生。

　　木魚是什麽？咦，爲什麽老是這樣問，能不能倒過來問：古老的木魚歌能滿足當時人們什麽需要呢 ？ 

　　近年异軍突起以文學人類學爲旗幟的葉舒憲先生回答過這類問題：如果文學活動對於他的生命——精神的生存狀態來説是不可或缺的，那麽文學究竟滿足其那些高級需要呢？初步歸納可有如下五個方面:

　　1.符號〔語言〕遊戲的需要。    

　　2.幻想補充的需要。    

　　3.排解釋放壓抑和緊張需要。

　　4.自我確证的需要。

　　5.自我陶醉的需要。

　　上述人類精神這五種需要就是文學治療産生和形成的推動力。婦女和平民們通過對木魚書演唱的聆聽和閲讀，滿足了人群各自形形式式的精神需要——包括自我的治療。

　　這互相交織、互相作用的五種個人内在需要的理論，搆成了木魚作爲具有地方特點獨特的精神治療的生理、心理和生態依據，並爲大文學觀揭開新的一頁。

　　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曾在人來人往的市場，目睹一位容貌極老的婦人坐在屋邊的椅子上，旁邊擺上一些香燭之類，大概是在售賣。但這個老婦人閉着眼睛，全身微微摇晃，口中輕輕唱念有詞。引起了我的興趣，我詢問旁邊一位賣生果的大姐：“這位大娘……？”“她在唱曲文，個把鐘了，有點痴綫”大姐答。我走近老婦人身邊静聽，是唱讀短篇木魚歌《醜婦游十殿》。大概是老婦的靈魂通過對十殿的冥想正在閻王府中觀游，消解着自身經歷中婆媳關係的歷史重壓，陶醉於自得其樂的“高峰體驗”，對我視若無睹。這又使我想起了晋代嵇康在《琴賦》的一句話：“導養神氣，宣和情志”。

　　二　《醜婦游十殿》治什麽病

　　《醜婦游十殿》是一本勸善木魚，叙述一個普通家庭中媳〔醜〕婦如何欺壓婆婆，天庭得知大怒，罰媳〔醜〕婦押往地府。押觀了十個閻羅殿的陰間慘烈報應後，誠惶誠恐，滋生孝心，遂有痛改之意，繼被還魂陽間，一家團聚。

　　善書滲入説唱：北方有勸善寶卷，嶺南有勸善木魚山歌有勸善歌。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民不堪苦，善書再度興起和翻印，並利用當地的各種民間説唱形式，以便流傳。《醜婦游十殿》就在此背景中産生。

　　《醜婦游十殿》，查民國《古今善書大辭典》〔陝西商南賀箭村撰輯，1935年上海明善書局出版〕和其它善書目録所不録，可知已歸入地方説唱之部。既爲木魚書，足見此曲本雖源出北方，但已地方化，早爲嶺南珠江三角洲粤調木魚書所改編。估計，此書亦可從善書《十殿報應案》和《玉曆鈔傳》轉化而來。

　　《醜婦游十殿》版本很多，據筆者常見有二個版本：

　　一爲創基出版社，一册二十頁，鉛印，或封面有題：〔新編木魚〕。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日本天理圖書館、波多野氏均有藏。日本稻葉明子、金文京、渡邊浩司三人共編著的《木魚書目録——廣東説唱文學研究》〔日本東京好文出版社〕均有著録。

　　二爲廣州華興書局〔廣州光復中路〕出版，一册四十八頁，白報紙本。封面有繪圖，題：《醜婦游十殿》。内每一頁頁邊側題：萬惡化爲良。封面封底均有廣告，另有底頁刊登書局目録，並題：本局專售劍俠小説曲本木魚中西日曆通勝，發行在廣州光復中。爲筆者所藏。上述兩個版本大概在晚清至民國盛行。

　　暫且抛開宗教問題先不論，只要社會有异性婚姻組成的家庭存在，所帶來婆媳關係的矛盾就會永遠存在和發生，這是附屬人類愛情永恒主題的一個能够嚴重影響主題的永恒副題。婆媳關係的緊張、會衝突會削弱和消蝕美滿家庭每一個成員的安定感和幸福感，甚至産生家庭和諧關係的劇變，使夫妻忍痛分離，這在歷史並不少見。至今我們只要一想到《釵頭鳳》：“東風惡，歡情薄，山盟雖在，錦書難托”，這些陸游和唐婉悲痛的名句，心裏就一陣陣地沉重不已。

　　《醜婦游十殿》是一本勸善木魚書。從社會〔病態缺陷〕—人〔精神出路〕——藝木〔治療功能〕，的大文學觀看，無非包括有下列因素：

　　〔一〕 作者自身婆媳體驗；

　　〔二〕 無數個聽衆和讀者在自身有關婆媳關係的經驗中，以及在閲讀本木魚書個案的共鳴中，促使故事的婆媳關係由惡向善轉化（妥協）。

　　〔三〕 讀者認同的〔他律—地獄律〕以超現實力量能够教育婆媳。

　　〔四〕 社會上的平均道德水平對婆媳關係的影響和當時〔木魚書〕所能描述的理想的婆媳關係；

　　〔五〕當時社會法律懲罰機制和法律公正實現的程度；

　　〔六〕當時當地有關婆媳倫理的習慣法；

　　〔七〕無意識自我治療的啓動。即天下婆和媳看到《醜婦游十殿》能舒緩胸中鬱悶，心中壓抑得到釋放，心境得到抒發的程度；長期因婆媳關係緊長，引起身體器官功能某種不正常，能恢復健康的程度。

　　這七個因素在文學而言，只有一個中心就是：人。是男權歧視婦女在婆媳關係上的折射。其他因素只是對婆媳和之間關係的各種背景或變形；或叙事藉助宗教變形，吸引靈魂逐漸步入練獄；或人類不甘後天的變形，天性追求和諧、理想和完美；或發揮人類〔文學〕自我治療的功能；或社會只能提供某一階段的現實關係，令人類在“社會關係總和”之中感到痛苦；在人文關懷中又看到希望……。這就是人類社會各階段不斷出現“慈善”、“勸善”，又終究受到人們讚揚的原因。

　　若從法律等級文化看，這又是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景象：女在夫家，先要從夫，且從翁姑。婆婆雖在公公權威之下，但却可統治這個最底層兒媳，敬事姑、翁、舅成爲夫家的婦道的倫理文化和宗族社會的習慣法。然而，等級制是封建國家法律的核心，這就意味着婆媳之間無論發生何方對錯的小糾紛，若婆婆出了問題，媳婦勢必被刑〔罰〕。

　　下舉清代所謂“兒媳有虧婦道”一例：

　　

　　“李許氏輪應供膳姑翁之期，因耕作事忙，一時忘記翁姑來家，待記起趕回家做菜，但備辦不及，只得炒茄子一味與姑下飯。姑嫌菜不好，加以斥駡，許氏自知錯誤，往尋伊夫，另買葷菜。經伊翁埋怨伊姑貧嘴，致姑氣忿，自盡。”〔引《刑案匯覽》卷二十七〕

　　

　　上案李許氏並無錯過，姑死的直接引起原因是伊翁，但李許氏還是被判以“流”刑〔明清時流放犯人二千一一五千裏不等〕。這種對兒媳不敬姑翁的處罰，包括瞭如當時習慣法、民間法、宗族法，作爲判案的强大背景。

　　上如李許氏，無論對其判何種刑罰，只能令這個本來美好的家庭無可挽回地失去了兩個親人、勞動力和幸福，這幅在法律血淋淋家庭倫理悲劇的圖景，就是《醜婦游十殿》勸善的社會真實背景和趨向婆媳妥協背後的推動力。

　　因而勸善主張不采取現實外部懲罰〔如法律〕，而是通過倫理道德和超現實的神道和地府系統懲罰〔他律〕，使婆或媳内省——知錯——向善，最後促成全家的和睦與平安、團圓。無疑，這是老百姓在身分性社會可以接受的“勸善”，也符合中華民族社會一般道德龢民間倫理生活小傳統。

　　對勸善木魚的研究有助於對深入地認識揚善抑惡，帶有宗教色彩的另類木魚，有助於揭示民族精神品格的根源，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倫理道德的建設也有借鑒作用。最後説一句：在舊日社會，這付《醜婦游十殿》的心理之藥，是一個藥方兩用。婆婆看了感到寬慰，但也憶起自己也曾有過爲媳之時；媳看了知道人間有牢獄鐵律，地下也有牛頭馬面，但也不希望熬成婆時，媳婦虐婆。現代讀者當然不認同什麽“閻羅十殿”．如觀外星人之書。在那個承認神權的歷史時代，只要婆媳妥協互相善處，精神上“游十殿”，也不失爲治療一法。

　　三　木魚與中醫

　　文學藝術和醫學聯合對人的生理和精神的全面的治療，在世界上已經是常見和富有成果的學科新領域。在上述背景下通常所發生的文學（木魚)與治療的關係主要有二個主要指向：

　　⑴首先人是由物質的生理性和精神的社會性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的讀者把木魚當作陪伴其一生的精神伴侣和精神支柱。在現實中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讀者轉而在木魚的文學世界中尋找。其過程核心是在其文學角色移情的過程中，無意識的自我實施整體性的神經協調和提高了生理活力的指數；另一方面又無意識的愉快地接受了文學藝術的精神洗禮——帶有民族傳統道德領引意義的人生關懷和終極關懷。其例子在木魚書的核心讀者層——自梳女，屢見不鮮。

　　一旦木魚受衆的接受意義治療過程開始，木魚的文學的閲讀和木魚的聽唱的藝術活動，就如病人拿着自開的治療藥方到中藥材店鋪去執中藥：遊戲、補償、發泄、避難、自我確证……受衆的各種精神需要就在其中。

　　其次，在生理和病理的臨床診治中，辨证的醫家把病者文藝生活（看木魚書)納入到病理和病症的臨床綜合分析之中。 近代著名中醫温病學家潘名熊先生（1807—1886)就是其十分罕見的一位。

　　潘先生1807 年生，逝於1886年。少以儒入醫，幾十年間勤研中醫各大名家，終歸葉天士，是嶺南推行葉學的大力者。潘氏由無師自通而譽滿羊城，故開方斷症絶少墨守常規。其醫療觀念十分辯證。

　　今將潘氏所遺“郭廉訪夫人木魚咳嗽醫案”，試述如下：

　　

　　常言，凡治病問其見症如何，問其致病之因如何，似較望、聞、問、切，重要得多。我曾碰過這樣的醫案：

　　郭廉訪夫人，年約三十。丈夫郭廉訪長年在京求官，事成後寄信回家，説要接夫人一同赴任。夫人得喜信後，忽患喑症（喑，發不出聲)。咳多痰少，夜裏每覺火昇，喉舌微痛，而日間飲食則無礙。於是遍訪名醫，仍然不見好轉。後來到我處診治，我問郭夫人；

　　“你的病是否有咳嗽先，還是有發不出聲音先?  （即稱之爲喑)”陪同的家人答，“聲音喑啞先，其餘毛病後來。”我又問，“起病那日，有多飲二杯嗎?”夫人回答，“無，夜半起來看木魚書，勞了神，明早便覺聲音破啞。”我於是診其脈博……開了詳細藥方。我對病者説：“據述病因與脈相對，吃我的藥不到十帖，便會好起來。”……病者實際上僅用了四劑藥，聲音漸清而愈……。

　　潘醫生的好友亦是醫中道人茹坪説：“雖然臨床有效，但藥理似覺不通。請賜教?”我説：“這就要用以情來看藥理了：郭氏夫妻離别多年，一旦知道相聚有期，那一個能够無感情呢?况且夜静獨坐，更加容易激發情思。加上我們粤地的木魚書，多寫男女之個人的情懷，更以過去之情，激發未來之情，相火尤易妄動，脈象兩尺動數。（龍相火，這處可能爲腎火，腎陰虧虚，後致虚熱)……泄之，又復疏通之。龍雖有風火雷，但潜伏不動，而安其位，肺能象銅發清音，守其常，那麽，病者那有發不出響亮的聲音，迅速治癒呢?”茹坪説：“善！善!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作醫之道，亦當如是乎!”

　　          （參考潘名熊《評琴書屋醫略》  卷三“咳嗽附案”)

　　

　　從上述醫案看，潘氏醫師在斷病具有一般中醫生所無法接受的辨证診療觀。

　　一、  木魚致病的精神活動路綫圖。

　　付情度理。把“情”引入病理和醫理：知與夫聚會有期→情思始起→夜半看木魚書→倍激男女情懷……（後泄之、通之）。

　　二、  症狀路綫圖：

　　 症狀→夜看木魚書勞神→明早即覺失聲→咳多痰少，夜晚每覺火昇，喉舌喉痛，但日夜飲食無礙。

　　三、  脈象路綫圖

　　兩尺動數有力→腎脈循喉繞舌→厥陽從子丑奔騰（子丑，即夜半子時和丑時舌喉夜痛。)

　　四、  病理路綫圖→我省之木魚書多艷爲男女之私→以過去之情，感未來之情→相火尤易妄動，（相火：一爲肝火，即雷火；二爲腎火，即龍火。含有腎陰虧虚所致的虚熱。即郭夫人説夜裏每覺火昇。)

　　五、  五行路綫圖→龍火妄動上昇→必凌爍肺金→金空則鳴，金實則無聲（破聲不能發聲音)，羊角最靈動，能疏泄火邪之人絡者。使雷火潜伏，能安其位，肺金清肅而守其常，而聲破的症狀那有不消失之道理。

　　治療路綫圖：用地→以滋之；龜以→潜之；知、柏、丹、澤、苓、羚以→降之，→泄之，而復初→通之。

　　上述潘醫生最有創造性者有二：

　　〈一〉付情度理，把文化人情引入醫家的病理分析因素，把人不僅當作生理的人，而是社會的人，將社會風俗和文藝活動的七情六欲與病理結合起來。拓寬了醫家的視野，以人情與病理、心理綜合的全面治療。

　　〈二〉對木魚書的評論有獨特的創造性，把木魚書概括爲“且我粤地木魚書多寫男女之私，以過去之情，感未來之情，相火猶而妄動。”這三句話意義重大：

　　第一句話概括得相當準確。社會流傳最廣，最膾炙人口，如木魚排名由一至十一的才子書，大多是關於男女追求幸福之私情的長篇木魚書。

　　第二句：“以過去之情，感未來之情，”無意有意之間，點明瞭木魚書，也點明文學都是抒發人之感情。在回答“文學是什麽”這個根本問題上，這個中醫師，實在比無數飽學之士高明得多。木魚書所寫所抒發當然是過去已發生之男女之感情，但就每一個讀者從書中會感激起自己未來希望之情，這一點來説，不但把木魚書所寫之情和病（讀）者本人的反應聯繫起來，而且把病（讀）者感情的過去和未來聯繫起來，而且對中國式的閲讀學理論和讀者反應學均有貢獻，這方面有相當空間，後人宜再作深入評論。

　　第三句：“相火猶而妄動。”這處的相火非肝火（即雷火)，而是腎火（即龍火）。龍火上到肺，自然破聲。從中醫師專業眼光看，夜半不眠看木魚書的人，多是天明後破聲。可以判斷多爲龍火妄動而凌肺，腎陰虧虚而虚熱。情感之亢奮，龍火自然從腎而昇至肺、喉、舌，引起生理病變，爲我們形象地描繪一幅從看木魚書——精神變化——心理變化——至中醫系統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病理變化，從木魚書的文學閲讀到心理、病理變化的中醫術全息變化圖。

　　我知道有些人會質疑：文學治病，古時有之？有，隨手拈來兩則：一是《七發》中的吴客以談話爲太子治病（見西漢枚乘《七發》。），爲大家所熟知；二是杜甫以詩爲人治病：有人得病，杜甫説我的詩可治，你就瀆“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床”。病人讀後，病情如舊，杜甫説那你就得看，“子璋骷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那人讀後，病就好了。若上述《唐詩紀事》（見王中鏞《唐詩紀事校箋》467頁）所載實有其事，子美果真高手，漢代善醫者用七段談話，太子病才好轉，杜甫僅次兩次以詩施症，就立等見效。此等以賦和詩治病之事，無論真有與否，也説明古人亦明白其中道理。文學冶療，實質是人情治人情，以人情心藥治人情心病。文學，人情也，藥石也。三者相克，相治，相轉化，理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