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畲族的族源問題，解放前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分歧。解放前有“武陵蠻”和越族（山越）後裔兩種主要意見。解放後除上述兩種觀點繼續深入外，又出現“南蠻”說、“徐夷”說、“東夷”說和“閩族”說等等。倡“武陵蠻”論者，有的認為畲族和瑤族同源；有的認為畲族是瑤族的一支；有的認為苗、瑤、畲三族同源。“徐夷說”認為“可能是早年從淮水流域向南遷徙的中原移民”。“南蠻說”、“閩族說”大都認為是當地土著族後裔。總之，關於畲族來源主要還是“外來說”和“土著說”兩種意見，它們之間的看法也不一樣。從已發表的有關畲族族源的文章看，不論那一種觀點，大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至遲在唐宋時期，畲族的先民——“蠻僚”已活動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可見，對於唐、宋時期在這一地區活動的“蠻僚”，其先民又是誰？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先民是什麼民族？它們同“蠻僚”的關係如何？這些重要問題在諸多文章中都缺乏論述，因而使得對畲族族源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入。我是贊同畲族是越人後裔的觀點，拙作《畲族族源初探》、《關於畲族來源問題》已談些意見。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再談一點看法，妥否，請識者斧正。

　　一、六朝時期已有畲族先民在閩粵贛交界地區活動的記載

　　畲族分佈在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和安徽等五省八十多個縣、市，人口為三十六萬八千餘人（1982年）。現在畲族的分佈區與歷史上的聚居區不同，據瞭解，浙江的畲族是從福建遷去的，閩東地區畲族相傳來自廣東潮州鳳凰山；贛東畲族是從福建的汀漳地區遷去；安徽的畲族是從浙江遷去。這些省的畲族大都是明清時代遷來的。可見畲族變成一個“大散小聚”的散居民族是有歷史原因的。歷史上它們是聚居在閩、粵、贛交界地區。

　　畲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發展的民族，其族稱是沿用史書上“畲民”的名稱。“畲民”一詞最早見於南宋福建莆田人劉克莊的《漳州諭畲》，其文曰：“畲民不悅（役），畲田不稅，其來久矣。”［1］並指出漳州的畲民與蠻、瑤、黎、蛋等其他少數民族不同，“凡溪洞種類不一：曰蠻、曰徭、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畲。西畲隸龍溪，猶是龍溪人也；南畲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贛，奸人亡命之所窟穴。”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記載：“（鹹淳五年）潮與漳汀接壤，鹽寇、輋民，郡聚剽劫”［2］。潮州所稱“輋民”，與漳州出現的“畲民”，均同樣指今之畲族。從而可見，直至南宋時期，福建的漳州，廣東的潮州和江西的贛州，即閩、粵、贛三省交界這一廣袤地域裡還是畲族的聚居區。

　　 “畲民”名稱雖然最早見於南宋，但並不等於畲族也是在這個時期才產生。“其來久矣”，說明它有一段長久發展的歷史。從文獻記載，閩、粵、贛交界這一地區在“畲民”名稱之前還出現一些其他少數民族名稱，諸如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記載：“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音寨），家桴筏者，與華語不通。”［3］《資治通鑒》雲：“（唐昭宗乾甯元年）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黃連洞在汀州甯化縣南，今潭飛磜即其地），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永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4］嘉慶《雲霄廳志》亦曰：“高宗總章二年（西元669年），泉，潮間蠻僚嘯亂”［5］。《福建通志》引《丁氏古譜》說，六朝以來，九龍江兩岸“盡屬蠻僚”［6］。《漳州府志》亦雲：“先是六朝以來戍閩者，屯兵於泉州之龍溪，阻江為界，插柳為營。［7］不論是“居洞砦”、“洞蠻”或“蠻僚”等名稱，都是指“畲民”的先民，這一點在學術上意見還是比較一致的。

　　很顯然，宋代出現的“畲民”，其先民已可追溯到六朝時期的“蠻僚”，這是有史可據的。但是一些持畲族是瑤族一支，抑是畲族自“武陵蠻”地區遷來的說法卻忽視這一史實，他們認為是隋唐時期才從外省遷入福建的。如1962年《杭州大學學報》發表的《畲族的名稱、來源和遷徙》一文就認為：畲族是出於“唐宋時代住在五嶺東端的‘徭人’，而遠源于漢晉時代的‘五溪蠻’”；“徭人的一支，約在唐初進入粵、贛、閩三省交界地區”；“唐宋時，‘蠻’、徭混稱，所謂‘蠻’或‘洞蠻’，實即徭人，也就是畲民的祖先”。1980年廣東《學術研究》第4期發表《關於粵北瑤族的來源問題》一文也認為：“遷入廣東的瑤族約在唐初，另一支又沿江東遷入潮州和福建泉州等地，並在這些地區‘暴動’……史書所謂雷、藍等姓‘洞蠻’，實際就是瑤族。可見唐初瑤族已發展到潮州地區和福建的泉州等地”。1959年《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發表《瑤族歷史探源》也持畲族是瑤族的一支，並主張應該把畲族的歷史合併人瑤族的歷史，這樣“方能夠把他們（指瑤族——筆者注）整個民族的面貌敘述得更完備。”《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關於畲族來源與遷徙》一文亦說：“從史籍記載來看，往往是畲、瑤並稱，甚至說畲族就是瑤族。在古代畲、瑤是相通的……把畲、瑤兩族相提並論，甚至把畲族當作瑤族看待，足證兩族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可能他們原是一種人，後來分散成兩部分，在南嶺山脈的被稱為瑤，在南嶺山脈東部的被稱為畲。”“可以斷定的是，畲族可能不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土著居民，而是‘起于荊湖之區’，從中原地區或長江中游南遷，他們至少有一部分在廣東停留了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大概在漢晉以後，隋唐之際已遍佈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可是在這些主張畲族是從外地遷入的文章中，都缺乏論據，大都是帶有推論性的，尤其是主張以瑤族的歷史來旁證畲族歷史更是如此，因而他們所述的觀點就難以令人信服。

　　不論持畲族為瑤人一支，或者畲族來自“武陵蠻”論者，都承認了隋唐時代（或唐初）粵、贛、閩三省交界地區已有畲民活動這一史實。但是唐代(實際上六朝時已存在)這些畲族先民是本地土著人後裔或者是從外地遷入，由於看法不同，即形成了上述各種不同的觀點。

　　我們知道，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徵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首先它們有共同地域，史書上明確記載六朝直至唐宋畲族的先民“蠻僚”已是聚居在今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拙作《關於畲族來源問題》已就這一地區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並結合畲族族譜、口碑傳說論證，認為福建漳汀地區“在唐以前均未見有歷代封建王朝統治勢力進入的記載，可以說它還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唐代出現的畲民祖先‘蠻僚’是早已居住在這裡的土著民越人後裔，不可能是從‘武陵蠻’地區遷人的。”為說明這一問題，再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論述。

　　首先考察漢人遷入粵、閩、贛三省交界地區的歷史。秦漢以前閩、粵、贛三省均是“百越”的居住地。秦漢統一全國之後，先後在這些省區設郡縣統治，從都城至邊遠地區逐步擴大，漢人也隨之陸續遷入與“越人雜處”。粵東的潮州，漢代屬南海郡之揭陽縣，晉安帝義熙九年，於此立義安郡及海陽縣。隋開皇十年罷郡省海陽縣，乃於郡廨置義安縣，以屬循州。十一年，于義安縣立潮州，以潮流往復，因以為名。大業六年罷州為義安郡，武德四年複為潮州，管轄海陽、潮陽、程鄉三縣。

　　江西的虔州，孫權嘉禾五年，分廬陵立南部都尉，理雩都，晉武帝太康三年罷都尉，立為南康郡，至永和五年移理贛。隋開皇九年平陳，罷南康郡為虔州。大業三年罷虔州，複為南康郡。武德五年，再複置虔州，領贛、南康、信豐、大庚、雩都、虔化、安遠等七縣。吉州本秦廬陵，屬九江郡。隋開皇中改廬陵為吉州，有吉水，因以名焉。領廬陵、安福、永新、太和、新淦五縣。

　　福建的漳州，本泉州地，垂拱二年析龍溪南界置，因漳州為名。初置於今漳浦縣西八十裡，開元四年改移李澳川，即今漳浦縣東二百步舊城，領龍溪、漳浦、龍岩三縣。汀州，開元二十一年，福州長吏唐循忠於潮州北、廣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餘戶，奏置州，因長汀溪以為名。

　　中央封建王朝在這三省交界區直接設置封建郡縣的時間，大都在隋唐時期，比起這三省中心地區設縣都要晚，原因之一是這些地區都為山區邊遠地，經濟和文化都比較不發達，也是漢族統治者統治比較薄弱的地區。以福建為例，漢以前是閩越國統治的地盤，自漢武帝統一閩越之後，漢族統治階級採用軍事、政治手段開始統治福建，設置郡縣，進行移民。福建郡縣設置先從閩北、閩東，進而閩南、閩西逐步擴大，漢人入閩時間和路線與州郡設置略同。漳、汀設治最晚。郡縣設治反映了封建王朝統治勢力的拓殖和漢人的移遷，這是同時並舉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統治當地土著人。比如漳州設治目的，陳元光在向唐王朝《請建州郡表》上書中說得很清楚。唐初，唐王朝為了“靖邊方”，派遣陳政、陳元光父子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將領一百二十三員，“出鎮綏安”（今漳浦），由於遭到當地“蠻僚”反抗，又“奏請益兵”，唐王朝又派陳政兄長及母親“領軍校五十八姓來援”，“進師屯禦梁山之雲霄鎮”［8］。這是第一次唐朝統治者在漳州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陳政死後，陳元光襲父職“代領其眾”。陳元光被畲族首領藍奉高“刃傷而卒”後，其子珦“代理州事”。唐代陳氏祖孫三代及其統率將士大部分落籍漳州，故今該地陳氏家族奉陳元光為“開漳聖王”。陳元光上書請在閩增建“一州於泉、潮間，以控嶺表”。當時設置漳州，其轄屬不僅限於今福建龍溪地區，還包括了廣東的潮州和贛南地區。所以陳元光設治目的就是為了統治這一帶的少數民族“蠻僚”，強化唐王朝的統治。漳州設治後，唐王朝統治力量加強了，又從各地方移民入汀州，設置汀州，整個閩西南納入唐王朝的統治範圍之內。唐王朝確立了對這些地區的統治，畲族先民從此淪入唐王朝的封建統治。《元一統志》記載：“汀之為郡，山重複而險阻……舟車不通，商旅罕至。惟以耕鑿為業，故無甚貧甚富之家。蠶業不宜，絲棉罕得，惟從麻績為業。西鄰贛，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穀阻竅，四境椎髻頑狠之徒，黨與相聚，聲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為畲民”［9］。汀州設治最晚，又得從其他一些地方強迫移民遷入，原因除了該地區處於高山險阻外，也與這裡純屬少數民族聚居地有關。這是歷代統治階級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統治的一種貫用手段——“移民實邊”政策。清楊瀾《臨汀匯考》記載：“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為畲客。”［10］可見，閩、粵、贛交界地區的漢人是後來遷入的，其原住民是“本土之苗裔”，即當時被稱為“蠻僚”的少數民族，現在所稱的畲族。

　　其次，從閩、粵、贛三省交界地“蠻僚”的活動歷史考察，除了上述文獻記載六朝至隋唐時期這地區就是“蠻僚”居住區外，唐初唐王朝軍隊首次進駐這地區與土著民發生武裝鬥爭，其活動範圍也是在這個地域內。當時唐軍一進入，雙方鬥爭就開始，“高宗總章二年，泉、潮間蠻僚嘯亂”。陳政雖然帶領大批唐軍，但是在廣大畲族先民的奮擊下屢遭失敗，“自以眾寡不敵，退保九龍山，奏請益兵”。唐王朝又派其家族領來大批援軍，但始終挽救不了敗局。儀鳳二年（西元677年），廣東潮州陳謙會同畲族起義軍首領苗自成、雷萬興等人，率領當地群眾攻陷潮陽，唐軍“守帥不能制”，陳元光親自出馬鎮壓了這次起義。事過三十來年，由雷萬興、苗自成的兒子和藍奉高等人領導的起義軍又集結潮州，並向嶽山挺進，同陳元光軍隊對壘，經過多年劇烈的戰鬥，西元711年藍奉高領軍直追陳元光至綏安，陳元光被刺傷而死。藍奉高後來被陳元光的兒子陳珦所殺。但是畲族人民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唐末昭宗乾甯元年（西元894年），寧化“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從唐初至唐末，畲族人民反抗唐王朝統治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過。可以想像，作為一個民族，能具有這樣強大的反抗力量，如果不是經過長期的安定生息和繁榮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原來他們就是這地區的主人，所以當唐王朝軍隊一進入，企圖對他們實行統治，才能一觸即發，發起這樣大規模的、持續不斷的反抗鬥爭。唐王朝軍隊剛進入漳州，先屯兵于九龍江以東，不敢直達閩、粵這一交界地區，“先是泉潮之間，蠻僚出沒無常，戍卒阻九龍江之險，插柳為營，江東溪海交流，兩山夾峙，波濤激湧，與賊相持”［11］。唐軍只能“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游綏安處結筏，從間道襲擊走之，遂移屯江之西”［12］。唐兵為什麼不敢輕舉妄動，是因為九龍江以西這一廣大地區是“蠻僚出沒無常”之地的緣故。

　　此外，在一些史書上也記載了畲族先民在唐代設郡之前已經生活在漳汀地區，如《雲霄廳志》雲，該縣五通廟“石柱鐫有盤、藍、雷氏字樣，盤、藍、雷氏系陳玉鈐（即陳元光——引者）所征蠻僚。”［13］頓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也說：唐初陳元光所鎮壓的汀漳一帶的“蠻僚”，以盤、藍、雷為姓，信仰槃瓠。［14］《雲霄廳志》還記載了該地有個最古的廟——五通廟和古塔——西林塔，都是在“未開郡之先，蠻人所建”［15］。

　　漳州、潮州地方史書均載，自唐代漢文化才開始在這些地區傳播，漳州自陳元光請建州縣後，才使該地區由原來是“苗人（應即畲民——筆者注）散處之鄉”，逐漸改變為“民僚雜處”之地。陳元光才會被後來漢人譽為“開漳聖王”。潮州也是“自韓文公守潮，人始知學”。可見在唐代以前，這一地區是“蠻僚的聚居地區”。

　　從上所述，畲族先民在漳汀設郡之前，已經居住在這一地區，決不是隋唐時期才從外地遷入的。

　　二、畲族保存的族譜和口碑傳說都認為始祖最早活動在漳潮地區

　　現在畲族主要居住在福建的寧德地區和浙南的溫州、麗水地區，歷史上的聚居區與現在的分佈區已經明顯不同。但是，儘管經歷了幾百年的遷徙，他們並沒有忘記祖先是從潮州和漳汀地區遷來的歷史。畲族沒有文字，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除有族譜的記載外，還往往通過詩歌、傳說等民間文學形式，口頭傳授，世代相傳下來，構成其民族歷史來源的一部史詩。山歌是畲族最有特色的民間口頭文學，畲族人民雖然文化程度很低，但對起山歌來，卻朗朗上口，對答如流，還能背誦長篇歷史史詩。保留在畲族人民當中的史詩首推“槃瓠王歌”，廣為流傳，被譽為畲族人民的“傳家寶”。“槃瓠王歌”又稱“高皇歌”、“麟豹王歌”和“盤古歌”等，它是一篇七言的歷史敘事詩歌，歌詞長達三百多行（七言一句為一行）。根據1959年福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文藝小組搜集整理的“槃瓠王歌”，其內容分回憶、出征、成親、隱居、打獵殉身、遷居、搬福建、搬浙江和尾聲共九節，節節銜接緊湊，氣勢貫通。每節敘述一件事，主題思想突出，內容豐富，它反映了畲族的起源、遷徙、經濟生活、政治鬥爭、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等幾個重要問題。第一節至第三節主要記述畲族始祖的不平凡經歷，其主要內容是講高辛帝時，番王入侵，帝出榜求賢，謂誰能平番，願將三公主許配給他。龍麒卸榜領旨，直奔番國，服侍番王三年。一日乘番王酒醉，銜其頭回歸獻給高辛帝。公主認為君無戲言，即與龍麒結婚。婚後生三男一女，皇帝賜姓，取孩子出生時，“長子用盤裝”，故姓盤；“次子放在籃子裡”，賜姓藍；“三子正響雷”，賜姓雷；一女嫁給鐘智琛。這便是畲族相傳始祖龍麒和盤、藍、雷、鐘四個姓氏的來由。我們搜集到一面畲族祭祖時用的布旗，墨書“代天征番，招有功為駙馬”十個大字，就是反映他們祖先的光榮歷史。“槃瓠王歌”通篇記敘他們的祖先是聚居在廣東潮州鳳凰山，詩曰：“住在潮州山林深”，“祖公葬地是廣東”，“鳳凰山上去葬埋”，等等。現在遷居甯德和浙南地區的畲族人民追述他們的歷史無不認為來自廣東潮州鳳凰山，族譜是這樣記載，歌謠也是這樣唱的。第六節“遷居”，敘述畲民祖先由廣東潮州向福建遷徙的原因是因為“人多田少難做吃”，“三姓搬出鳳凰山”。第七節“搬福建”曰：“興化古田住長久，三姓開基在西鄉，西鄉難住三姓子，又搬羅源過連江。”這裡所謂“開基在西鄉”，應是指廣東的潮州或福建的漳汀一帶。遷徙福建後，又由於“開著地差沒作食，開著田好官來爭”；“奈因官差難作食，思量再搬住浙江”。畲族從潮州或漳汀地區向閩東、浙南等地遷徙的原因是由於階級壓迫和民族歧視所造成，並不是像有些地方誌記載，並為一些人所接受的是由於畲族“居無定所”，是出自他們“好遷徙”的民俗習性。

　　廣東潮州鳳凰山是各地畲族普遍相傳的發祥地，並載入族譜、歌謠和口碑傳說中，為畲族群眾廣為流傳。浙江畲族流傳的祖先傳說曾有這樣的說法：相傳廣東潮州附近有座鳳凰山，山形像鳳凰，周圍三百六十裡，山高三千六百尺。山上有個金銀坑，坑內住著一隻金鳳凰。有一天金鳳凰吃了一顆白瑪瑙，三天不能飛，第四天生下個鳳凰蛋，從蛋裡滾出一個胖娃娃。娃娃誕生後，百鳥撫養他，取名阿郎。有一日，阿郎在山上巧逢東海龍王大女兒愛蓮，彼此相愛結了婚。共居三年，生下三個孩子，取姓藍、雷、鐘三姓。孩子長大後，又同愛蓮母親的外甥女成親。經過他們世代辛勤勞動，鳳凰山名氣愈來愈大，引起官府的貪饞。官府派人要來徵稅，他們理直氣壯地說：“地是阿郎全家開，瓜是阿郎全家栽，牛羊是阿郎全家養，鳳凰山的家園是阿郎全家親手建，你們憑什麼理由要我們繳納那麼多錢糧。”同官府展開多次鬥爭，最後祖公祖母均為保護本民族利益而死去［16］。浙江松陽縣《雷氏宗譜》記載：“前朝上祖是廣東潮州海洋（陽）縣會稽山居住”。《平昌藍氏宗譜》亦載：“我祖世居潮州。閱年二百餘歲，曆傳數十代”。

　　潮州確有一座鳳凰山，很早就有名氣。唐李吉甫撰寫《元和郡縣圖志》就有記載，位於潮州轄屬的海陽縣北一百四十裡。松陽《雷氏族譜》所載海陽縣的會稽山應是鳳凰山之誤。現在鳳凰山仍是廣東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當地畲族中還保留一些有關祖先歷史的傳說。鳳凰山區的碗窯、石古坪和李公坑等地畲族尚保存有記載祖先歷史的《祖圖》。山犁村畲族《祖圖》碑文有“皇恩賜葬盤王之墓”。石古坪畲族《祖圖》有南山祖墓”題字。雷厝山畲族《祖圖》碑文寫著“盤王之墓”。又據鳳南畲族幹部說：“鳳凰山上相傳有一座墳墓，中間有一塊碑，上寫有‘皇敕盤王墓’，兩旁有石旗杆，中間僅能容一條牛通過。”萬峰山農場一位老人說，他童年放牛時還親眼見過此墓。碗窯畲族稱他們自己為“鳳凰自家人”。石古坪有句諺語：“沒有饒平縣，先有石古坪”。鳳凰山區畲族保留這些傳說和記載在其他畲族地區少見。鳳凰山是起自黃崗（今饒平縣）延經潮安、豐順，是一座橫跨數百里的大山脈。從畲族保留的祖先傳說和族譜記載，都表明他們的祖先是鳳凰山區最早的開發者和建設者。

　　畲族是一個善於盤詩對歌的民族，這已為大家所熟悉。1982年訪問潮州時，發現當地人還把唱山歌稱為“逗（鬥）輋歌”（輋與畲同，系廣東俗字）。為什麼潮州把唱山歌與畲族名稱聯繫在一起呢？這是否與當地古代土著民族有關？後來承李國俊同志提供的一篇泰國華僑肖遙天之作，題為《潮音戲的起源與沿革》，作者從潮音戲起源考證了畲族是潮州最早的土著民族。他說：“潮州的土著，陸為畲民，水為蛋民。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調，而蛋歌卻是最原始與它有影響的東西。畲歌、蛋歌是最純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今日的潮州民謠，猶有概稱作畲歌的。當外來各種戲劇未入潮境之前，關童戲所唱的盡是畲歌和蛋歌。當諸戲接踵而至，潮音戲萌蘖之際，所唱的戲曲，仍多畲歌。周碩勳輯《潮州府志》和陳坤的《嶺南雜事詩鈔》都有記載。今日潮音戲尚有畲歌的成分存在，如《桃花搭渡》的桃花姊和渡伯鬥畲歌全段，及喜劇中穿插的丑角打渾那種‘扣子’調，都是畲歌的形式。”分析畲歌是潮歌的主流，這應該是有歷史原因的。“逗輋歌”這一名稱長期存在，同潮音戲來源於土著畲歌應是有聯繫的。這為我們探討畲族最早聚居潮州，是當地的土著民族又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

　　龍溪地區民間普遍崇奉陳元光為“開漳聖王”，每年“聖王公節”都被當地居民視為重要的祭祀節日。但是住在漳浦湖西、赤嶺兩地藍姓居民則不同，不祭“聖王公”，他們認為陳元光是鎮壓他們祖先的罪人。還有這裡藍姓婦女結婚時要穿白衣服，這也是與其他地區不同。據說當時陳元光率唐軍入漳州，皇帝曾下令其軍隊要長期住下，可同當地土人結婚。他們對皇帝的命令不敢違抗，而要同他們結婚又不願意，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即結婚時允許新娘穿白衣服，以表示對死去祖先的懷念，此俗一直沿襲至今。該地區藍姓居民1984年已恢復畲族民族成份。從這個習俗的存在也反映他們的祖先是當地的土著民。

　　從畲族的遷徙情況考察，現在分佈在閩東和浙南等地的畲族，除普遍相傳來自廣東潮州鳳凰山外，在族譜中還有這樣的記載：“唐光啟二年，盤、藍、雷、鐘、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從閩王王審知為鄉導官，由海來閩，至連江馬鼻道登岸，時徙羅源大壩頭居焉。盤王碧一船被風漂流，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倡“武陵蠻”論者認為，根據族譜記述，“畲族傳說中的大哥姓盤，留在廣東，而現在廣東姓盤的很多是瑤族，瑤族中也有藍、雷姓氏。這說明畲、瑤兩族早期是在一起的，是畲、瑤同源的又一證。”我們認為這樣的推論是缺乏事實根據的。畲族相傳盤姓為大哥是有這種說法，《雲霄廳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均記載陳元光鎮壓的“蠻僚”中有盤姓人，可見早在唐代漳、潮地區就有盤姓畲族。現在畲族中為什麼沒有盤姓，而在族譜中又為什麼普遍記述姓盤的“被風漂流，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呢？我們考察當時的史實，盤姓畲族“不知去向”，並不說明他們是從廣東盤姓瑤族中遷入，或是“畲、瑤兩族早期長期住在一起的，是畲、瑤同源的又一例證”。相反地，即反映他們由漳、汀地區向兩廣地區遷徙的可能性。王審知是偕兄王潮從河南光州固始率兵南下，由“尋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17］。他們南下的路線是經過江西南部進入福建的汀州和漳州。前面說過，贛南和汀、漳地區是當時畲族的聚居區，故王氏入閩，汀、漳地區，一部分畲族被徵調參與王審知軍隊攻打福州，則是完全可能的。《資治通鑒》記載：唐昭宗景福元年（西元892年），“王潮以弟彥複為都統，弟王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18］。這裡所說的“濱海蠻夷”，有可能就是指畲族。同時可以看出，幫助王審知攻打福州的“兵船”肯定是從當時漳州所屬的海路出發的。因此，“盤王碧一船被風漂流，不知去向”，這只船無疑也是從這地區出發的，他們被風漂走，沒有到達福州、連江。被風漂走的盤姓這只船隻能被刮入鄰近的廣東或廣西地區去。如此推論可信，漳、汀地區的盤姓畲族是不可能從其他地區遷入的。

　　畲族現在無盤姓，兩廣地區則有許多盤姓瑤族。瑤族中的盤姓中是否有些與畲族中被“漂出”的盤姓有關呢？因無更多資料作證還不敢斷言。傅衣淩教授在《閩俗異聞錄（續）》中，對族譜的這一記載也曾提到：“這是說畲族系從王審知為鄉導官，由海來閩，這一說法，雖有待考證，但亦可備一說。”［19］聯繫到瑤族的來源，近人徐松石研究了瑤族《評皇券牒》，1938年提出瑤族是古代東甌、閩越分化出來，自東向西遷徙而後蔓延于祖國的中南和西南各省區。［20］有的同志根據瑤族的口碑傳說和文獻記載也認為，“不要輕率否定粵北和廣西的另一支（指盤瑤）是從會稽和南京十寶店遷來的可能性”［21］，因而由此把畲族說成是瑤族的一支，或者認為畲、瑤兩族早期在廣東居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抑是武陵蠻南遷，分佈在嶺南西部為瑤族，嶺南東部為畲族等各種說法，都是值得研究的。

　　畲族從閩、粵、贛交界地區向西遷入廣西，這在畲族的族譜中也屢有記載，福建寧德際頭雷姓畲族保存的一幅清道光三十九年用白布墨書的《原序》寫著：“粵稽自武騎候傳及三十六世，緣秦始皇失道，天下紛爭，忠勇王三十九世孫盤、藍、雷、鐘同遷於廣西棲避秦亂。越楚平王五年元月接封敕賜照身圖付與忠勇王子孫及鐘姓者共數千戶口，散行廣西東路一派而往。”甯德縣雷東鄉畲族《祖圖附正主盤瓠王封侯》亦載：“秦始皇無道，天下大亂事，盤瓠王三十四世孫盤明率藍、雷、鐘三族遷於廣西思恩府武櫞縣焦山畲地，棲避秦歹。”泉州《畲族族譜》亦雲：“任其三姓子孫，欲望廣南西路而去，開山為業。”從這些族譜記載畲族曾往廣西遷徙，聯繫到盤王碧一船從漳州被風漂走的事。反映了畲族往西遷徙的歷史應該有可信之處。至於把遷徙時間說在秦代，這是不可能的。見於史書記載，明代確有一部分畲族被徵調入廣西的事。《明史》曾載：“（嘉靖六年）時盧蘇等雖據府叛，佯聽撫，遣人……執知府吳期榮、守備指揮門祖蔭等……都禦史姚鏌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調湖廣永、保士兵，江西汀、贛畲兵，俱會于南寧，並力進剿”［22］。這部分被徵調入廣西的畲兵，有可能留在廣西，故今廣西相傳有畲族。

　　福建畲族除有向廣西遷徙的記述，也有向廣東地區遷移的說法。1984年5月，我們在調查漳浦赤嶺藍姓居民時，發現該地曾保留一塊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冬立的《重修祖廟碑記》曰：“……始祖慶福公由霞美利遷于茲，初而披荊抽棘，胥原築室，迨後本支繁衍，至嘉靖末年始考蔔龜，正建奉先之祠……”藍慶福相傳為赤嶺藍姓始祖，是從藍角（即霞美，今屬龍海縣）遷來。當時有慶福、慶祿、慶壽三兄弟，據說慶福遷赤嶺，慶祿居原地，慶壽遷廣東大埔。廣東饒平縣藍姓有的是從大埔遷去的，他們曾來赤嶺認祖。閩、粵、贛交界地區從現在地理觀念出發分屬三個省，但從地理位置來說卻是連成一片，故在這塊地區間相互遷徙則更是經常存在的，廣東大埔、饒平藍姓畲族有由漳浦遷去的；甯德地區畲族相傳從潮州遷來；潮州鳳凰山畲族有的說是從汀州遷去的，就是一例。

　　從上所述，畲族的遷徙情況，不論是族譜記載，抑是詩歌傳說，或是碑刻史籍等等，都載明閩、粵、贛交界地區是畲族歷史上的聚居地。

　　三、畲族應是閩、粵、贛交界地區古越人的後裔

　　六朝至隋唐時期，史書都以“蠻僚”、“洞蠻”來稱呼閩、粵、贛交界地區的畲族先民。那麼這些被稱為“蠻僚”的先民是誰？這是探討畲族來源的又一個關鍵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進一步去考察六朝以前這一地區的民族歷史。

　　漢代以前，廣東和江西、福建都是百越民族聚居區。漢武帝統一南越和閩越之後，隨著歷代王朝的軍事行動的同時，先後在這些地區設置封建郡縣，漢族的封建統治才逐漸在這些地區實現，其間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在閩、粵、贛交界這一邊遠地區，實現漢族封建統治就更晚。上面談到，閩、粵、贛交界地區設置郡縣大都在隋唐時期，這與該地區是一片大山區，交通閉塞，同時歷來又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有關係的。從設置郡縣到完全控制這一地區還有一個過程，以漳州為例，唐初雖已設州治，但是至南宋時，尚有一部分畲族地區未納入封建王朝的統治範圍，《漳州諭畲》雲：“汀贛賊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戰，故南畲之禍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棲穀汲，如猱升鼠伏。有國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悅（役），畲田不稅。其來久矣。”“（宋）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自漳趨潮，截贛寇餘黨……距潮州六七十裡，曰山斜，洞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輸賦。”［23］可見，至宋代，在閩、粵、贛交界地區，尤其是在山區，王朝統治的力量還是比較薄弱的。這種情況的存在是與這裡長期居住著少數民族，而漢族及其統治者又都是從外地遷入有密切關係。

　　從歷史上考察，唐宋以前，閩、粵、贛交界的這一廣大地區，從來不是歷代封建統治者爭奪的地區，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因而也就不可能產生民族的大遷徙。早期漢人被遷入這一地區，除軍隊外，大都是迫於統治階級的壓力，如汀州設郡時，就從廣東、福州等地遷入漢人二千多戶。大量漢民族遷入這塊地區是在唐宋及其以後，隨著封建統治勢力的擴展和漢民族遷入人數的逐漸增加，原來的土著民除一部分被迫外遷外，大部分則被漢族同化，這就是現在這一地區畲族人數反而最少的歷史原因。

　　根據考古資料證明，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早在漢代以前已有人類居住，印紋陶遺址普遍在各個縣均有發現。印紋陶文化分佈于我國東南地區，它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流行於商周，衰落于戰國秦漢。創造印紋陶文化的主人就是古越人，這是已為廣大考古工作者所公認的事實。從而證明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原始先住民是屬於古越人，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現在南方有不少少數民族同古代百越關係極其密切，如《隋書·南蠻傳》曰：“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蜑、曰儴、曰俚、曰僚、曰竾，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但是越人分佈甚廣，支系又多，如果僅把“蠻僚”說是古越人的後裔，族屬問題還只解決一半。上述資料已清楚表明畲族歷史上很早就聚居在閩、粵、贛交界這一地區，所以畲族先民只能同這一地區的越人關係最為密切。

　　史書上記載的越人或“百越”都是泛稱，在百越分佈的不同地區曾出現不同的名稱，如勾吳、於越、閩越、南越等等，這些不同族稱同該地原始先住民有關，所以在印紋陶這個共同文化特徵中，則表現出某些差異。李伯謙在《我國幾何印紋陶遺存的分區分期及有關問題》一文中，曾把百越各地出土的印紋陶加以比較研究，把它分為甯鎮區、太湖區、贛鄱區、湖南區、嶺南區、閩台區和粵東閩南區等七個區，這七個區與秦漢時代出現的百越幾個分支大致吻合。其中，“粵東閩南區”即包括福建九龍江以南和廣東東江流域的濱海地區，相當於今閩、粵、贛交界地區。考古資料提供的證據，說明這一地區很早以來就有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文獻記載又提供一條線索，即劉邦建立西漢王朝之後，封無諸為閩越王、搖為東海王、趙佗為南越王。高祖十一年又下詔封南武侯織為南海王。可見南海王織所屬地域明顯與閩越和南越不同，據全祖望和潘蒔考證，認為南海王織封地即在今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考古和文獻所提供的這些資料，並非是偶然巧合。由此，畲族先民與南海王織這一支越人的關係最為密切，畲族就是古代閩、粵、贛交界地區的越人後裔。吳炳奎最近發表的《梅縣新石器遺物與畲族歷史》一文，就把廣東梅州市和梅縣各地出土類同的這批遺物判斷是屬於“畲族的先民”。關於這個問題，拙作《關於畲族來源問題》已論及過，這裡不再贅述。

　　近年來，主張畲族源自越族說的文章增多了，傅衣淩教授最近發表的《閩俗異聞錄》一文，根據福鼎《藍氏族譜》的“畲”字義和石碑禁文，又重申四十年前《福建畲姓考》觀點，主張“福建的畲，系越之遺胤，山居為畲，水居為蛋。”趙日和《閩音辯蹤》一文認為：“今日福建的畲族就是春秋時越王勾踐或三國時山越的後裔，也就是漢衣冠入閩後遁逃於篁竹之中的越人的子孫。畲亦作輋，音同字異，是指山坡上築巢而居的那一部分越人。”陳元煦同志提出畲族的先民是福建土著的“古閩人”。主張“閩”和“越”是我國南方的兩個古老民族，閩族系福建的土著，畲族的先民，浙江是越族的搖籃，福建的越族是戰國晚期楚敗浙江越國後，其子孫分水陸兩路入閩，成為福建的一個客族。關於閩和越的問題，我認為“閩”是“越”早期名稱，閩就是越。“閩”在史書中最早見於《周禮·職方民》的“七閩”，當時“閩”並不是專門指福建。《山海經·海內南經》雲：“閩在海中，三天子鄣在閩西海北。”郭璞注曰：“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又《海內東經》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余暨南。”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餘暨縣屬會稽，今浙江肖山縣。”酈道元《水經注》亦雲：“浙江又東注於海，故《山海經》曰：浙江在閩西北，入海。”根據《山海經》、《水經注>這些地理書籍釋的“閩”，“閩”的地望至少包括了今浙江省。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閩”有個解釋，曰：“閩，東南越，蛇種。從蟲門聲。”“閩”是指東南越族名稱。司馬貞《索隱》釋吳太伯奔荊蠻曰：“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蒙文通《越史叢考》認為，“越本國名，其族為閩；後亦用為族稱，泛指古東南沿海地區之民族”。這些記載和考證，把“閩”同“越”聯繫起來，閩就是指東南越，這樣的解釋是可信的。《漢書》記載：“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24］。史書也明白記載漢初被封於閩、粵、贛交界地的南海王也是越族的後代。

　　否定畲族與越族之間淵源關係的文章，往往是以畲族與越族的經濟生活特點和習俗、圖騰信仰不同為理由，現就這些問題再補充一些看法。

　　首先從經濟生活特點來說，主張畲族不是源自越族，認為越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25］，“陸事寡而水事眾”［26］，“食水產……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27］。這些特點與中原諸族不同，確是越人的文化特徵之一。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記載大都是指居處在江浙吳越濱海地區的越人。《越絕書》曾記載越人生活特點是“水行山處”，有濱海靠漁業為生的，也有居山以農業為生的各種越人。《呂氏春秋·恃君覽》：“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在百越分佈的我國東南地區，有漫長的海岸線，可供舟楫之便和吃海產的自然條件，但是仍有大量居住在丘陵山區地帶生活的，有居山居水之分的越人。唐代劉禹錫指出福建的少數民族就有“居洞砦”與“家桴筏者”，即山居和水居兩種。“閩有負海之饒”，但也並不是福建人全部從事海上生活。故歷來史家大都主張越的後裔有山居和水居兩種，這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能以濱海地區越人經濟生活去說明百越地區所有的越人都是如此。唐宋時期畲族經濟生活也有居山居水差別，閩、粵、贛交界地區是一片山區，山區面積比沿海平原占地的比例要大，故唐代畲族先民“蠻僚”的經濟生活“可耕乃火田之餘……所事者搜狩為生”［28］。所謂火田，即“刀耕火種”之田，“凡畲，惟種黍稷，皆火耨”［29］。所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經濟來源不同，生活特點便不一樣，故不能以此去區別其族屬的不同。

　　其次，否定畲族與越族的關係，認為畲、越習俗不同，越人“斷髮文身”，畲民則沒有這方面記載。其實習俗不同，也是與經濟生活的特點有關。“越有百種”、“各有種姓”，有“百越”之稱，故各族的生活特點不盡相同，即使是同一個族，居山居水也有不一樣。史書記載“斷髮文身”，大都是指居住在沿海和島嶼地區的越人，“斷發”即短髮，利於水上生活或行舟。《逸周書·王會解》曰：“越漚（甌），翦發文身。”《戰國策·趙策》雲：“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諫伐閩越言：“越，方外之地，劗發文身之民也。”在吳越和閩越的沿海地區盛行“翦發”，或稱“斷發”，即短髮的髮式。

　　南越地區越人髮式則與此不同，《史記》、《漢書》之《陸賈傳》均記載趙佗自立為南越王后，自稱“蠻夷大長”，“椎髻箕踞”從越俗。這與《史記·吳世家》記載周太伯、仲雍奔荊吳，順應當地“文身斷發”習俗明顯不同。《淮南子·原道訓》言：“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發文身以象鱗蟲”。“被發”應是指長髮，與“斷發”、“椎髻”又不同。故百越民族各地髮式不盡相同。畲族祖先的髮式不是“短髮”或“長髮”，而是與南越同。陳元光《請建州縣表》曾談到唐代漳州地區“蠻僚”的髮式是“椎髻”，“況茲鎮地極七閩，境連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潮州地區婦女也是“椎髻”，“郡以東其地曰白籠窯，曰水南，去城不五、七裡，乃外操一音，俗謂之‘不老’……州之舊俗，婦女往來城市者，皆好高髻，與中州異，或以為椎結之遺風……婦女敞衣青……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淆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潮陽舊俗，蠻 居多，自韓文公守潮……人始知學。”［30］

　　“文身”，即在身體不同部位刺上不同的花紋，各民族傳說也不一樣。史載文身是為了下海“避蛟龍之害”。居住在海南島的黎族和臺灣高山族過去尚有“文身”的遺俗。“文身”的民族不僅“百越”有，在印尼南洋許多民族均有“文身”習俗，故不能認為“文身”為百越民族獨有；同樣也不能以不“文身”就認為不屬越族，其道理一樣，故此，不能以未見畲族祖先“文身”的記載，而否定它與越人的淵源關係。

　　持畲族不是越人後裔說還有一個理由，即畲、越兩族的圖騰信仰不同，一個是崇奉槃瓠；一個是拜蛇，二者不可能同源。圖騰崇拜是屬於一種原始宗教，相同的圖騰信仰，固然表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和文化特徵，是區別不同民族的一個要素，但是目前對於“百越”地區有幾種圖騰信仰還沒法搞清楚，槃瓠圖騰信仰最早起源於哪個民族，以及它們分佈的範圍，學者的意見還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輕易否定二者之間的關係，論據也是不充足的。

　　畲民信仰槃瓠（自稱龍麒），這是大家比較清楚的。至於“百越”的圖騰信仰，舉出的例子往往只有拜蛇。所謂越人“拜蛇”，只見《說文》“蛇種”一例。“蛇種”，即指蛇圖騰。如按此記載不誤，拜蛇圖騰的越人充其量也僅指東南越這部分，至於南越、南海以及西甌路越等地區的越人圖騰就無從知道。近來有人根據傳說認為浙江於越是拜“鳥圖騰”，廣東南越有“五羊銜穀”傳說，又有“羊圖騰”的說法，故把越人的圖騰信仰均說是拜蛇的，尚欠全面；如進一步則以蛇圖騰來否定畲、越關係，其論據就更不充分和可靠了。

　　畲族崇奉槃瓠信仰，它不僅反映在畲族的口碑傳說、山歌和族譜中，有的還繪成有圖像的《祖圖》；雕刻頭像的“祖杖”，還有特殊的供奉和祭祀儀式。從史書記載上看，畲族圖騰信仰“由來已久”，它同“畲民”名稱同時出現在文獻上。劉克莊《漳州諭畲》一文中已經提到：“余讀諸畲款狀，有自稱盤護孫者。”明代王陽明征剿南贛畲民時，畲族起義軍首領還曾利用《祖圖》來號召本族群眾，“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風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流傳寶印畫像，蠱惑群賊，悉歸約束。”［31］“盤護孫者”或“盤皇子孫”與“始祖盤瓠”，字面有別，意思應是一樣的。可見，畲民信仰槃瓠不是遷移至閩東和浙南時才有的，而是早在隋唐以前已經流傳於閩、粵、贛交界這一地區，是畲族先民世代相傳下來的。只是由於我們對百越地區各支系的圖騰信仰還不清楚，南海王國這一支應與閩越、南越不同，南海這一支古代圖騰信仰還不清楚，所以這個問題暫時尚為一個缺環。

　　持畲族“武陵蠻”說者，大都依據《後漢書·南蠻傳》記載，範曄把篤信槃瓠的民族均說是“今長沙武陵蠻是也”。故後人均把信仰此圖騰的民族的源頭都集中在長沙，都認為是“武陵蠻”後裔。其實，槃瓠傳說並不是出自範曄之筆。范是南朝人，在他之前，已出現這一傳說記載，如晉幹寶《晉紀》、《搜神記》，郭璞《玄中記》以及更早的《風俗通義》、《山海經》等。《山海經》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郭璞注：“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為訓，乃浮之會稽東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是為狗封之國也”［32］。《搜神記》所記內容最為詳細，其分佈範圍有“今梁漢、巴蜀、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範曄《後漢書·南蠻傳》是採集諸家之言。李賢注中已指出槃瓠傳說是來自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因此把信仰槃瓠的民族及其來源均局限在武陵地區，這不能不使人懷疑。據《三國志·魏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湃、隴左右。其種非一，稱盤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冉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地。”［33］

　　古代氐人也傳為槃瓠之後。從現代民族中，除畲、瑤、苗等族外，海南島的黎族，高山族的泰耶都有以槃瓠為祖先的傳說。據淩純聲《畲民圖騰文化研究》認為，信仰槃瓠圖騰的民族，就國內來說，東起沿海的浙、閩，中經粵、桂、湘、滇，南至越南東京北部，西至緬甸之景東，而止怒江東岸，還可包括臺灣和海南二個島嶼。梁任昉《述異記》雲：“南海有盤古墓，亙三百餘裡。《舊志》兩廣峒蠻多相傳槃瓠之後，或認為盤古雲。”因此，關於槃瓠圖騰信仰的起源、傳播和發展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不論是文獻記載或是畲族保存的族譜、歌謠和口碑傳說，大都反映畲民祖先活動于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構成它們形成民族的要素之一，有一個共同的地域。從這個地區原先的民族歷史考察，它的原住民則屬越人，因而推斷畲民來源於該地區古越人並非臆測。

　　注釋：

　　［1］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2］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東岩先生洪公行狀》。

　　［3］《劉賓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禦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4］《資治通鑒》卷二五九，《唐紀》七五。

　　［5］嘉慶《雲霄廳志》（民國版）卷一一，“唐宦績·陳政”條。

　　［6］道光《福建通志》卷八五，“關隘”。

　　［7］光緒《漳州府志》卷四○，“古跡”。

　　［8］《雲霄廳志》卷一一，“唐宦績·陳政條”。

　　［9］《元一統志》卷八，《汀州路·風俗形勢》。

　　［10］楊瀾：《臨汀匯考》卷三，《畲民》。

　　［11］《漳州府志》卷四○，“古跡”。

　　［12］《雲霄廳志》卷一一，唐宦績丁儒條。

　　［13］［15］《雲霄廳志》卷一六，“名跡”。

　　［14］《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

　　［16］《民間文學》1957年第9號。

　　［17］《新唐書·王潮傳》卷一九○。

　　［18］《資治通鑒》卷二五九。

　　［19］《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第1頁。

　　［20］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第14章，第134頁。

　　［21］韓肇明：《淺論粵北瑤族歷史中的若干問題》，載《學術研究》1980年第4期。

　　［22］《明史·廣西土司二》卷三一八。

　　［23］《宋史·許應龍傳》卷四一九。

　　［24］《漢書·高帝紀》卷一。

　　［25］《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卷八。

　　［26］《淮南子·原道訓》卷一。

　　［27］《博物志》卷三。

　　［28］《雲霄廳志》卷一七，《陳元光請建州縣表》。

　　［29］《雲霄廳志》卷一六，火田。

　　［30］《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風俗形勝》。

　　［31］《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別錄二·奏疏》，《橫水桶岡捷音疏》。

　　［32］《山海經·海內北經》卷一二。

　　［33］《三國志·魏志》卷三○。

　　（蔣炳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