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京敎授不僅是知名的學者和海洋科學家，也是具有豐富經歷的社會活動家和華人精英。素有“點子王”之稱的吳京敎授，近年奔波於兩岸三地，積極推動兩岸三地的文敎交流，以及鄭和下西洋問題的研究。吳敎授最近在香港接受本刊專訪時，暢談了他的理想和抱負，特別是對兩岸如何攜手合作共創中華新文明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兩岸敎育界應該交流合作

　　周建闽（以下简称周）、羅祥喜（以下简称羅）：吳先生是敎育方面的專家，這幾年一直在台灣從事敎育工作，對台灣的敎育和兩岸的文敎交流合作，做了很多推動的工作。請問吳敎授，在全球化、特別是兩岸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兩岸敎育界應該怎樣加強交流和合作？

　　吳京（以下简称吳）：我過去一直住在國外，一九九四年才回到台灣。有人說我在台灣做了很多事，我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但我覺得，回到台灣做事，沒有包袱，可以放手去做。由於我長期在國外生活和工作，工作的經歷全部都在美國，因此，當我回到台灣，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應該把東方和西方的好處合起來，把外國做事的經驗和我們中國的倫理結合起來。

　　當我回到成功大學的時候，第一個想法是，怎麼把成功大學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三、四個月之後，我產生了另一個責任感，覺得不僅要辦好成功大學，也應該讓台灣的學校都好起來，因而提議台灣的學校應該良性競爭、互補合作。一年之後，我覺得，不僅台灣的學校要好，而且兩岸的敎育界也應該交流合作，因此促成了在成大召開一次非常成功的兩岸大學校長會議。

　　周、羅：哪一年？

　　吳：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兩岸大學校長會議是由上海交通大學的翁校長和北京醫科大學的王校長，組織大陸校長過來的。當音樂響起的時候，我和翁校長分別帶領兩岸的大學校長走進禮堂，然後我們在台上坐成兩個大弧形：一個大陸校長、一個台灣校長，這樣依次間隔坐下。會上，我們共同發表了一份宣言，這個宣言把我們的胸襟都講出來了。我在大會開幕致詞時更強調，“我們要以學術合作，促進兩岸的良性互動”；“我們要以學術合作，主導並保證廿一世紀屬於中華民族”；“我們要以學術合作，再創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貢獻的新高峰”。這些理念提出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之後，我本來應該帶一個代表團去大陸，但後來我去敎育部服務（任敎育部長），就沒有帶了。不過，也有一個好的事情，我們做了一個決議，大陸二十四所大學校長和台灣二十四所大學校長把共同簽字的宣言，分別送給了江澤民先生和李登輝先生。

　　我現在還在推動的另外一件事情，與顧毓琇院士有關。你們知道顧院士嗎？

　　周、羅：知道。

　　吳：顧老對我非常鼓勵。我在成大的時候，他有時候就寫半行字給我，鼓勵我。我在敎育部的時候，有時候他也寫半行、一行字給我。對於這些信，也許我自己做得太不周到了，沒有回信。兩年前，我去美國，顧老打電話給我說，“我寫信給你，你不回我的信，你現在是不是可以來看我一下”？我說“好”。我去了以後，他跟我講，他有一件事情要交待我。他建議我去找十所大陸的大學、五所台灣的大學，讓他們充分合作，帶動海峽兩岸進入廿一世紀。我問怎麼做，他說他知道我有辦法的。

　　對此，我作了一些思考。我覺得應該把顧老的思考再擴充，擴充到二十所大學，其中包括十所大陸的、六所台灣的、三所香港的、一所新加坡的，這樣就把華人最好的大學都找來。當時我也找了台灣一個基金會幫忙，計劃在香港開一個會，把這二十所大學的校長一起找來，並讓這些大學作一個承諾：假定我有辦法找到錢，在你們每一所大學裡頭成立一個非常先進的研究中心，你們有義務讓這個研究中心讓二十所大學通通可以公用。我想，假定我能做到這一點，世界上的大企業，一定會接受、支持這樣的做法。因為把華人精英結合起來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這些大企業很難擋拒。

　　不巧的是，當我規劃好的時候，台灣就開始總統選舉，總統選舉之後，不是最理想的情況之下，就把計劃延誤下來了。延誤下來之後，顧老建議我要耐心一點，等三通以後再來做。不久前我在美國看到顧老的時候，顧老說，現在是時候了，建議我好好規劃一下。因此我現在又考慮把計劃啟動起來。我認為，這件事情做成的機會很大。

　　上海應建一所世界頂尖的全英語科技大學

　　我還有另外一個構想。我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要做最尖端的事情，一定要靠頂尖的大學來帶動。美國這麼發達，尖端科技發展得這麼好，就是因為美國的大學是最好的。我在敎育部工作的時候，就覺得應該建一所世界頂尖的全英語的科技大學。當然這個學校不僅是為台灣的，而是為全亞洲的，這樣帶著全亞洲動起來。我覺得我們要有這樣的心胸，尤其是現在大陸，一定要辦好敎育，然後把亞洲都帶動起來。我去年四月去了上海以後，我覺得，上海的氣勢很大。本來我想象中的最好的學校是放在台灣，那是我在敎育部工作的時候的想法，現在我覺得做成功的可能性不太高，但在上海做成功的可能性卻非常大。我的構想，跟一些人談過，包括美國一些資深的學者，同時也跟顧先生報告過。他們都很贊成。

　　我認為，這樣的學校應放在上海，因為上海的條件最好。首先，上海現在已經形成了一種氣勢，即不做則已，要做則做最好的；第二，歐美有一批從大陸（部分從台灣）出去的資深敎授，近年更有一大群從大陸出去的華人精英，都有極大的意願；第三，今天的上海，要從歐美國家聘請頂尖的外籍敎授，去上海做一年、二年、三年，都沒問題。

　　也就是說，以上海今天的條件和氣勢，海外的華人精英都願意回來，外國人也願意來。

　　這樣頂尖的英文學校，也可以跟剛才講的二十所大學結合起來，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們中國人，也是我們中國人走向未來的華人世紀所必須做的事。同時，這樣一所全英文的學校，可以成為國內其他學校培訓師資，或師資進修的基地，與國內的學校進行充分的交流。

　　周、羅：這樣的構想，與兩岸的政府有過溝通交流嗎？

　　吳：這樣講好了，台灣的政府，現在對交流非常有興趣。對於前一個計劃，我跟一些校長談過，他們都表示很有興趣。對於後一個計劃，最主要是大陸，因為這個學校要建在上海嘛。

　　周、羅：我想上海一定會很有興趣。生源應該也不成問題，包括台灣的學生和大陸的學生，都會非常有興趣。

　　吳：現在台灣的學生，蠻想去大陸念書的。一個學校除了師資重要外，生源也很重要，如果招進來的學生不好，也不行。正如前面所說，這個學校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英文學校。這個學校不僅要招收國內最好的學生，也應該招收國際學生，替別的國家培養人才，並把中國的影響力帶出去。假如我們要培養我們國家的領袖，也一定要在一個多元的環境之下培養。

　　台灣承認大陸學歷是擋不住的趨勢

　　周、羅：現在台灣不承認大陸的學歷，您擔任敎育部長的時候雖然想做一些推動工作，但好象也因此跟層峰有些矛盾，那麼您設想中的學校會不會也遭遇這種情形呢？您對台灣不承認大陸學歷是怎麼看的呢？

　　吳：在我看來，這幾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不少台灣的學生現在在大陸念書，而他們去到大陸念書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畢業以後留在大陸比較有發展。換句話說，他們根本不把台灣的學位看得很重要。我認為，台灣和大陸應該良性競爭，今天台灣的孩子要去大陸，你擋也擋不了。那麼台灣要怎麼辦呢？我認為台灣要搶大陸的孩子過來，吸引大陸的高科技人才過來；但如果台灣不承認大陸的學歷，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台灣承認大陸的學歷，是擋也擋不住的趨勢。

　　周、羅：現在歐美最好的大學都很願意招收中國大陸的學生。

　　吳：現在台灣的一些人去大陸，人才去大陸，當局想擋也擋不住。怎麼辦呢？祇好也讓大陸的人才過來，台灣要大陸的人才過來，不承認人家的學歷是不行的。因此，承認學歷問題已經不在話下了，政府怎麼擋也擋不了。

　　話也說回來，台灣承不承認大陸學位，其實也不重要，因為大陸的人到台灣，大概不能做公務員的，因為公務員要經過公務員考試。這種考試即使現在在台灣，錄取率也祇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大部分的人是去私人公司。而去私人公司，承不承認學位，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不值得一談。當局好象還把這個當籌碼抓得很緊，其實是根本沒有甚麼意義。

　　台灣要跟世界接軌應該採用漢語拼音

　　周、羅：那麼您怎麼看待曾引起蠻大風波的所謂通用的漢語拼音問題？

　　吳：我認為，台灣要走出去，要跟世界接軌，應該採用漢語拼音，因為世界普遍用的是拼音，如果台灣不用，等於自己跟世界隔絕開來。我知道前任敎育部長想採用的是甚麼，但像承認大陸學歷一樣，因為政治的原因，把它壓下來了。壓下來以後怎麼辦呢？就是拖，放在那裡不管。不過我相信，這些問題慢慢會解決的。台灣的人民確實有它可愛的一面，台灣的山水也有它可愛的一面；我也認為，台灣的某些政策，如果能夠作些調整的話，對台灣的人民可能會更好一些。

　　歷史上鄭和遠航都是和平之旅

　　今天中國崛起也不會威脅別人

　　周、羅：我們也知道，您的專業興趣，以及您過去在美國的工作經歷，都與海洋有關。您對鄭和也有深入的研究，二零零五年就是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您認為應該怎樣看待和紀念這位歷史偉人？

　　吳：去年四月見李嵐清副總理的時候，我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做好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的事。據瞭解，相關的工作現正在進行之中。我認為，中國絕對不能把鄭和這件事情做小了；做小了，這個機會就喪失了，這也是我為甚麼這麼積極做鄭和的事的原因。

　　我常常在講（也請敎過歷史學家），我們中國歷史上，祇有三個人真正出去過：一個是孔子，孔子沒有出國，可是他的理念出去了；第二個是成吉思汗，他是一路殺出去的；第三個是鄭和。我覺得，對我們華人來講，鄭和是代表我們華人走出去的一個很好的表率和象徵。鄭和所處的時代，是海權時代，歷史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他們是佔人家的土地，拿人家的東西，而我們鄭和七次出航都是和平之旅。

　　外國對中國的說法有三種：最早說中國是睡獅，不要讓它醒來；後來說中國是黃禍；現在講中國威脅論。這三種說法的目的，其實都是要防止中國，不希望中國這頭睡獅醒來。因此，紀念鄭和，對我們華人來講，是帶領著我們華人走出去；對世界來講，就是要宣導一件事情，那就是沒有中國威脅論，中國人是講和平的；西方航海發展的歷程就是征服的歷程，而我們鄭和下西洋，則完全是和平之旅，跟西方航海的發現完全不一樣，也表明東西方兩種不同文明的差別。因此，這個意義實在太大了，紀念鄭和可以發掘出我們中華民族許多精華的東西。

　　周、羅：那麼您認為應該怎樣紀念呢？

　　吳：在我的建議書裡頭說，也許我們可以造一艘船，這艘船走鄭和的路線，但不停在非洲東岸，而是繞過好望角，去歐洲，去美洲，最後回到上海；假如台灣參加的話，也到高雄。在沿途各大港口，都舉辦鄭和慶祝會和學術討論會，把鄭和的影響傳播到全世界去；也可以由大陸、台灣、香港一起搞一個世界海洋博覽會，祈求和平和干淨海洋，干淨海洋是全球環保最重要的內容。我曾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洲海洋會議上說，六百年前，我們亞洲人誤掉了一個對世界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的機會，今天我們要建新鄭和，讓我們亞洲人對世界人類文明作較多的貢獻。

　　（原载《中国评论》2002年5月号）

 

吳　京

　　一九三四年生於南京，先後在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受教育。一九五六年於台灣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毕业後，赴美國愛華大學深造，分別於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一九九四年返台就任成功大學第一任遴選校長；一九九六年任教育部長。吳京返台前任教於美國德萊威大學講座教授，亦創辦及主持該校之大氣海洋相互作用實驗室，是國際著名的海洋科學家，且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現為台灣成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