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廣東精神文明學的創立過程，是種民間研究開發機制的衍生和創新過程。這種機制的形成和發展得益於天時、地利與人和，是精神生産過程中“市場選擇”、“政府選擇”和“民間學術團隊選擇”三方互動的結果。其中，學科帶頭人和學者群體鍥而不捨的努力、不計報酬的奉獻，是這種機制不斷創新并發展壯大的内在動力。　

　　我國精神文明學的創立和發展已經經歷了20多個春秋。與此相對應，精神文明的學科建設也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粗”到“精”、從“學研”到“應用”的成長之路。今天，我們站在21世紀新的歷史起跳點上，要緊緊地抓住精神文明學科建設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僅要從精神文明學的學科特徵着眼，提昇研究的深廣度和理論價值、學術地位，而且要從精神生産的規律出發，深入分析促進精神文明學的研發機制、運營機制，爲促進其進一步繁盛，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和環境氛圍。

　　一、精神文明學的學科創新和研發機制創新

　　範英教授在《嶺南紅梅報春開——論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1〕一書中指出：精神文明學作爲一門新興學科，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在20世紀80年代創立的，廣東是其主要原創地。精神文明學在我國特别是在廣東這塊土地上破土而出，長成今日之根深葉茂、碩果甚豐的大樹，並成爲哲學社會科學天地中一道亮麗的“文化景觀”，固然有特定的國際背景、國情背景、省情背景和内在動因，但除了這些原因和條件之外，滋養和支撑學科創新的研發機制創新，也是不可忽略的强勁動力。大凡談及哲學社會科學的相關學科建設，人們往往都會首先關注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相關概念範疇、學科架構的研究，等等，而對爲這種研究不斷注入能量或動力的研發機制、生産應用機制似乎重視不够。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説，學科建設最重要的創造是研究開發機制的創新，它是學科發展的長效因素，决定學科發展的現狀和未來。反之，既會影響到學科建設投入——産出的良性循環，也會制約對學科建設綜合效益的社會評價和相關政策導向的績效。有感於此，筆者認爲，强化對學科建設包括對精神文明學學科建設研發機制的探討和思考，有現實和深遠的意義。

　　（一）民間研究開發機制催生精神文明學

　　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不僅在市場取向的改革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業績，是民營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更值得注意的是，這裏也是精神生産“民間研究開發”機制創新成效顯著的一塊寶地。如果説，民營企業、非公有制企業的生長機制是一種“逼”出來的機制，是在社會轉型中成長起來的實踐模式，那麽，我們也可以講，這種在執政黨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政策感召下，在國家法律制度指引下出現的來自民間的創造力，並不是經濟建設領域獨有的現象或“專利”，民間研究開發機制在精神文明學的創立過程中，在精神生産的領域裏，同樣有值得珍視和不俗的表現。

　　任何一門學科的建設都不能脱離文化生産體制或精神生産機制母體的“臍帶”。我國精神文明學的構建和發展也不例外。精神文明學在廣東的創立、研究、開發，從研發資金的來源考察，大體有三種情况：一是純粹靠民間投入，包括來自各種經濟實體、社會團體、個人等民間資金資助；二是主要靠政府或以“官方”背景的形式來支持；三是通過“官民合作”的形式聯手開發。之所以形成這種格局，是同我國精神生産、文化生産投入機制的現狀分不開的。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宣傳輿論機關以及各級政府等，逐步加大了投入，使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出現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好的時期。但是單一的投入主體或資金資助渠道，確實難以滿足現實的需要和長遠的要求。這裏十分需要多元投入主體的介入與多種物質條件、智力條件的支持。然而，由於意識形態功能的政治敏感性和精神生産領域的特殊性，又使得各級黨政職能部門在允許各種資金投入精神生産領域時，長期持謹慎的態度。從一定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風險决策：既要鼓勵多元投入主體關心支持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又要避免出現偏差或政治風險。就此而論，對精神生産中具有民間色彩的研發團體、研發組織的首肯和扶持，並以此促進新興學科的勃興，不僅要有理論勇氣、政治膽略，更需要良好的社會氛圍，尤其是文化自覺的創新精神。廣東無疑是這樣一塊承接新興學科創新的沃土。

　　（二）民間學術研究群體創建精神文明學

　　根據範英教授在《嶺南紅梅報春開——論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一書中的評介顯示〔2〕，精神文明學在廣東的創立，自1979年至2003年，大致經歷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均有新著問世，先後有《精神文明與社會主義》（1988年4月）、《精神文明建設導論》（1989年12月）、《精神文明學論綱》（1990年11月）、《精神文明學》（1991年6月）、《精神文明學概論》（1998年7月）等奠基之作、實體之作推出。此外，據2001年的統計，20多年來，廣東全省共發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論文13000多篇，出版著作140多部。這些成果當中，有相當部分獲得國家級或省市級或其他級次的多項奬勵。這些成果的取得，是多方“兵種”合成作戰，多種研發組織、團體或個人協同攻關的結果。其中“民研”團體（民間學術研究群體）所作的開創性研究功不可没，它是精神文明學學科建設中舉足輕重的“增長點”；其長期磨練形成的研發隊伍，是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一支重要方面軍；其頗具活力的研發創新機制給人留下不盡的思考。

　　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等，是促進精神文明學在廣東創立的重要群衆學術團體，也是在探索哲學社會科學“民間”研究開發機制方面，取得突出創新性成果，具有明顯影響的創作群體。這個群體在策劃和出版“主打項目”——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及其他相關研究的過程中，至今歷時20載，其喜獲的豐厚成果不但令人敬佩，更難能可貴的是，其探索而成的研究開發創新機制，同樣不可小視。

　　（三）民間創新研發機制具有鮮明特色

　　概而言之，民間創新研發機制有以下三個鮮明特點。

　　其一，没有固定的財政公款供給却創造了連續10多年出版系列性研究成果的紀録。

　　據瞭解，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種以上的論著公開出版，其中,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至今出版40種，自籌支付出版經費200多萬元，這些經費主要從社會上籌集，部分由政府組織支持。此外，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每年組織的各種學術交流和研討活動在省級學會中數量可觀，名列前茅，十分活躍，與一些因經費短缺、經濟拮據，處在“沉睡”或“半沉睡”狀態的學術團體相比，迥然不同。

　　其二，没有定員定編吃“財政飯”的科研機構，却擁有一支個人理事近千人的隊伍。

　　這支具有較强責任感、專業水平和攻關技能的研究開發隊伍，多次承擔高水準的特别委托項目和重大課題的任務。

　　其三，没有專屬的固定資（財）産或辦公用物業，却得到社會各界及民間組織的支持、援助。

　　這個團體以寓“兵”於民、寓“研”於民、藏“富”（知識財富）於民的形式，進行精神財富的發掘和積累，爲精神文明學在廣東實踐的深化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總之，令人感嘆的是，這種以會員公益型社會學術團體爲依託的精神生産研發機制，盡管實際運作中遇到不少的難題，但却屢屢能够破解，並使人感受到這個團體在其平和務實的外表下藴含着生生不息的活力。當然，這種機制和活力的産生和延續决不是偶然的。

　　二、精神文明學“民間研發”機制創新條件

　　精神文明學的創立過程，實質也是其研究開發機制創新的過程。而這種機制的衍生至少來源於三種力量的推動：一是社會發展的要求，尤其是來自民間和基層對精神文明學理論與實踐發展的訴求；二是政府力量或官方力量的推動；三是學科帶頭人和學者群體鍥而不捨的責任感和學術使命感。

　　（一）時代發展的要求

　　範英教授認爲，精神文明學的創立，有國際國内的大環境，得益於嶺南文化的底藴和當代人的創造力，得益於天時、地利與人和。這的確是中肯之論。筆者認爲，精神文明學“民間研發”機制創新在廣東的衍生，同樣是得天時、地利、人和的産物。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初探時期。90年代初，是精神文明學在廣東創立奠定其歷史地位的重要階段。進入90年代，我國精神文明學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精神文明學、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研究上更顯深化，並進一步上昇到一般精神文明學的層面上探討。學科建設的發展十分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研發機制創新，即以學科創新催生研發機制創新，反過來，又以研發機制創新促進學科創新。

　　進入90年代，在鄧小平理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指引下，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和實踐發展的要求更高更强烈，呼唤着精神文明學研發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經歷了1989年那場國内的政治風波以及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歷史性曲折之後，加强意識形態工作和進一步發揮精神文明建設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更顯突出。在1989年之後，我國各級政府對各種民間組織進行了重新登記和清理工作。但在這個工作告一段落之後，1993年底，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經有關部門核准却得以成立。這種情况表明，以學術團體爲基礎建立的精神文明學研究開發機制，是政府選擇和認同的結果，而直接以這門新興的學科作爲學會的名稱，則是廣東的首創。

　　（二）政府力量的推動

　　精神文明學創立之後，一方面，廣東省黨政領導深諳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戰略意義，對精神文明學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和支持。另一方面，民間學術團體爲了做强做大這門學科，也多方尋求政府的支持。當然，這也是一個不斷增進瞭解和增强互信的過程。隨着精神文明學由“潜學”向“顯學”的轉變，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領衔主持研究的項目也越來越多獲得各種榮譽和奬勵，其學術地位的“合法性”（即對其學術水平和專業能力的社會認同）亦大大增强，兼之要做好精神文明學這篇大文章需要多種研究開發力量共同推動。因此，政府與民間學術團體的相關合作有其必然性。

　　20多年來，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與國内或省内各級黨政機關和職能部門多次合作，承辦、主辦、協辦了各種與精神文明學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理論研討會、座談會，與廣東省文明辦共同承擔過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委托的“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精神文明建設”系列調研任務，舉辦了我國首届“非公經濟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研討會”等，這種“官民合作”、優勢互補的研發機制，得以逐步形成、長期發揮作用，它既有效地提高了精神文明學研究與應用的知名度，也拓展了本學科發展的生存空間。

　　（三）學科帶頭人和學者群體鍥而不捨的努力

　　以學科帶頭人强烈的時代責任感和學科意識爲思想内核形成的團隊精神，演化成研發機制創新的恒久動力。

　　先就學科自身發展的内在動力來説。從構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精神文明學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基本框架，到將其包容其中並進而探究人類精神文明演進的一般規律，開創一般精神文明學研究的新領域，是一個質的飛躍，也是一個挑戰宏大的社會科學工程。面對這個工程，非但單兵作戰難以奏效，就是小規模的“作坊式”研究也難以勝任。

　　以自1990年出版的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爲例，該叢書至今已公開出版40種，總字數達2000餘萬字，較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學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新拓展，内容涉及“本體層次論”、“縱向起點論”、“内部結構論”、“外部聯繫論”、“精神生産論”、“創建活動論”、“公德開篇論”、“職德新探論”、“經濟倫理論”、“市場素質論”、“反腐保廉論”、“人格風範論”、“雷鋒精神論”、“人生觀初論”、“凝聚力簡論”、“德治縱横論”、“真善美合論”、“文明總體論”和“文化發展論”等多個論域的研究和開發，這些研究成果既有向理論工作者和學者提供的“學術精品”，也有面向普通大衆的精神食糧；既有黨政部門“命題”的特定委托項目，也有面向精神生産“市場”的“緊俏品種”；既有歷經數年精心打造的“經典作品”，也有“短平快”的適時之作。

　　可以説，這些開發式研究，順應了精神文明學發展過程中多方面、多層次、多階段的需求，如果通通由政府單方面投入並用指令性方式指揮精神生産、操控研究開發過程，在現有的信息和决策條件下，很難做到反應靈敏、供需平衡，但以“民間組織”爲載體的研發機制，由於各種智力資源高度密集、信息反饋和决策環節簡捷，因而在較快形成精神生産“市場優勢”和學科優勢方面，有着前者不可替代的作用。總之，精神文明學快速發展的内驅力，造就了一種藉助“民間組織”提速的研發機制。

　　就精神文明學學科建設帶頭人在民間研發機制形成中的作用來看，其强烈的時代責任感、鮮明的學科意識，是整合團隊精神、形成研究開發機制創新的關鍵因素。對此，筆者在1999年11月曾在一文中評述：〔3〕理論學術隊伍的戰斗力應該體現在哪裏呢？首先應該體現在思想上。凝聚出精思——這是《當代中華凝聚力》和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創作和生産機制的特點。這裏談及的“思想”，其實首先就是這門學科帶頭人的學科意識和時代責任感。所謂學科意識，就是從學科生存和發展出發，振興本學科的觀念。時代責任感，則是將學科發展與時代的主題、時代的需求、時代的命運相聯繫的自覺性。精神文明學的創立和演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間群衆性學術團體的推動，而在民間學術團體的合力之中，學術或學科帶頭人思想感召力和熱心爲學會、爲社會公益事業服務的敬業精神，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縱觀學術或學科帶頭人的作用發揮，主要有下列形式或途徑：

　　一是對研究選題的“引導式”設計。例如，鴻篇巨製《當代中華凝聚力》在選題上很下功夫，學術帶頭人搆思選題時，孕育着激發新思想、催生新見解的“火種”或“酵母”，導引創作群體在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處女地”上墾荒，將思想火種演變爲熊熊的智慧之火。又如，在本書基本架構中，關於中華凝聚力的内涵、成因、主體、客體、屬性、特徵、功能、發展等問題，被設計成八個關鍵性組塊，研究者可以在其中解放思想、深入探討，在這裏没有“長官意志”、没有學閥作風，更多的是民主協商中産生的對學科建設的真知灼見和思想火苗。總之，這種獨具匠心的設計，既體現了明確的學科意識，在聚合群體精神生産創造力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機製作用。

　　二是對相關課題的研究采用“開放式”、“擴展式”的安排。既使作者對現實問題思辨的創造精神得以充分展開，又爲後續性研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例如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就提供了這樣一種預設機制：叢書的總策劃者、總設計者既立足當前，又着眼未來，將精神文明學的研究開發，定位爲非綫性的、立體的、滚動式的、動態發展的，其最大的特點是由精神文明學的“市場需求”來决定精神生産資源和能量的擴散和集聚，釋放和收束，分配和布局。在這裏，策劃者與創作群體的學科意識和時代責任感達到耦合，形成共識並進一步昇華，産生提高學科建設質量的“叠加效應”。

　　三是學科帶頭人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熱心公益的敬業樂業品行，不計報酬的奉獻精神，極大地感染着學會的全體同仁同道，同心同德地爲開闢精神文明學這一新天地竭力盡智、共創未來。一個學術團體有一定的凝聚力、創造力不難做到，難的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保持衍生這種力量的機制，精神文明學民間研究開發機制正是具有這種特質的機制。

　　綜上所論，精神文明學民間研究開發機制的衍生和發展是精神生産過程中“市場選擇”、“政府選擇”、“學術團隊選擇”的結果。這種機制需要以民間理論學術團體爲載體，通過學科發展與精神生産“市場”的結合、民間學術團體與政府之間研發機制的對接、學科帶頭人與學術團隊的整合等幾方面的博弈和互動來實現。它在實踐中形成，具有創新性意義，並需要在未來發展中進一步强化和完善。

　　着眼21世紀，着眼精神文明學振興的明天，我認爲，這種“民間研究開發”機制的良性發展還需解决好幾個問題：一是精神文明學已發展成一個“拳頭産品”和廣東社會科學界的一張“名片”，根據扶優的原則，希望有關黨委和政府加大對“民間研究開發”支持的力度，尤其是通過多種合作方式，更多地共同開展項目活動。建設文化大省，是廣東的既定目標，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是建設文化大省的題中應有之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有關黨委和政府應從建設文化大省的高度着眼，優化資源配置，發揮重點學科的優勢，爲精神文明學走出書齋、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創造更好的文化生態環境和機制環境。二是希望上級領導部門對省精神文明學會等民間學術團體以社會公益爲目的在爲推廣學術成果需要，與企業聯手開展的某些非營利性經營活動（如策劃籌建“森林生態墓園”，倡導具有精神文明内涵的殯葬改革方式，等等）過程中，通過《行政許可法》等的貫徹實施和相關的制度創新，打破行業壟斷，給予政策上、立法上的支持，促進精神文明學“産、學、研、發”一體化良性循環機制的形成，增强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後勁。三是希望上級領導部門集思廣益、善納良言，爲精神文明學學科帶頭人和理論學術骨幹在爲政府决策和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提供更好的溝通渠道和輿論支持，爲深化精神文明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提供更廣闊的舞臺。　

　　注釋：〔1〕範英著：《嶺南紅梅報春開——論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範英著：《嶺南紅梅報春開——論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陳偉：《凝聚出精兵、精思、精品——從〈當代中華凝聚力〉看精神生産機制》，《出版廣角》199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