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廣東學術界率先探研政治文明理論有其内在的邏輯，包括良好環境氛圍的孕育、市場經濟實踐的推動以及理論工作者學術智慧和歷史主動精神的彰顯。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經歷了“先聲效應”、“迂逥策略”和“滿園春色”三個階段，積累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爲我國政治文明理論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政治文明理論是人類文明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一批富有歷史責任感的專家學者在國内率先拉開了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序幕，并且在迂逥曲折、坎坷不平的探研道路上敢爲人先、鍥而不捨、知難而進，留下了值得銘記的足迹和華章。在他們用心血和勇氣培育出來的理論之果當中，傾注了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廣東省社會學學會（下稱“兩會” ）一些主要骨幹和同仁的智慧與貢獻。翻閲這些理論探索先行者擬就的文稿和論著，仿佛看到率先劃過天際的一道閃電，使人眼前一亮，豁然開朗，心存敬意。在此，謹對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歷程進行簡要析述。

　　一、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内在邏輯

　　廣東學術界在羊城等地先行一步，率先在國内展開對政治文明理論的探討，絶非偶然，可謂順勢應時、風雲際會。究其緣由，主要有三：

　　（一）環境氛圍 “土沃宜育苗” 

　　理論創新是一種具有超前性的社會行爲。因此，政治文明理論在國内率先提出，當然要有良好的人文底藴和寬鬆的社會環境。

　　在人文底藴方面，在種種地理優勢和歷史條件的“眷顧”下，勤勞勇敢、開拓進取的廣東人千百年來在南粤大地上創造了獨具特色、具有開放兼容品格和海納百川胸懷的南粤文化。經過長期的歷史熏陶，至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新時期，這種文化品格更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懼來自各方的批評和批判，允許不同理論學術觀點的碰撞和交鋒，鼓勵新領域的創新和探索，使社科界的理論工作者和學人學子思想十分活躍。

　　在政策環境方面，作爲中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省份，廣東既是敢闖敢試、先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試驗田”，又是解放思想、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供理論導引的“前沿地”。 這種得改革風氣之先的政策優勢，爲理論創新提供了寬鬆的社會環境。

　　良好人文底藴和寬鬆社會環境相互交融，使廣東成爲理論創新的熱土，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理論在中華大地的誕生提供了必需的土壤、日光和雨露。

　　（二）市場改革“情勢催新生”

　　改革開放以後，廣東率先啓動了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與政治存在天然的密切聯繫，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必然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問題。特别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必然導致利益訴求的多樣化。由於各種利益訴求並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發生衝突，這就需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利益表達和協調機制，以實現社會資源龢利益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發展具有强烈的現實需求和强勁的内在動力，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在民主法制不健全的情境下，研究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性。

　　與内地相比，最早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實踐，决定了廣東對於政治文明發展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和敏鋭的“洞察力”。因此，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廣東“兩會”的學者率先發起對政治文明理論的探索不是偶然的，而是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學術智慧“敏鋭開先河”

　　理論的創新，除了需要以寬鬆的外部環境爲前提、以實踐發展的需求爲動力之外，還需要有創新主體的學術智慧和歷史主動精神。爲此，政治文明理論在廣東率先探研，離不開以張江明、範英等先生爲領軍人物、以“兩會” 同仁爲基礎的團隊行動。

　　經過對改革開放實踐的深入研究，以及對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内外關係的縝密思考，張江明、範英先生等學術領頭人清醒地意識到，改革開放離不開政治文明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離不開政治文明的導航。於是，他們以領導者的睿智、學者的良知以及强烈的時代使命感，在廣東率先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命題，并聯同“兩會”一批學者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理論研究鳴鑼開道，拉開了學術討論的序幕。

　　二、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先聲效應

　　瓜熟蒂自落，水到渠自成。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理論醖釀之後，廣東學術界啓動了對“政治文明”理論的率先探研，涌現了一批甚具遠見和開創性的成果，這些論説猶如閃電掠過、横空出世、初現其芒。

　　（一）理論創新“平地一聲雷”

　　對於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理論的發展而言，1986年是一個值得銘記的年份。這一年，“政治文明”概念在國内首次提出。張江明、範英先生率先在兩次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關於“政治文明”的重要論點。當年8月，在廣州召開的一次學術座談會上，張江明先生專門發表了《論政治文明》一文，認爲把政治文明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相對獨立出來“十分必要，任何别的文明都不能代替它”。他認爲，黨的十二大提出在建設高度社會主義物質文明、高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其實就是政治文明”。無獨有偶，同年8月2日至7日，在黑龍江省大慶市召開的一次全國學術研討會上，範英先生特地發表了《簡論政治文明與政治改革的關係》一文並指出：政治文明是“社會文明中相對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言的，人們改造社會的政治成果的總和”；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定社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以及該社會政治、法律龢民主等項制度下面人們的政治生活、民主生活和義務權利的進步”；其核心就是社會的“民主問題”；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等搆成的多維關係，“使我國文明建設的總體戰略思想更趨全面和完善，戰略目標更加明確和嚴峻”。僅就政治文明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關係而言，他認爲都是“社會主義生産方式和社會形態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都是“目的與手段的辯證統一”；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文化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和人們思想觀念等的深化改革所碰到的瓶頸問題，都要求政治文明的出臺特别是開展政治體制的改革。這兩位學者對政治文明的精闢見解，透徹闡述了政治文明在文明總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政治文明在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實踐中的時代價值，昭示着政治文明强大的生命力。這些觀點不僅使與會者眼前一亮，産生振聾發聵的學術效應，而且旋即在南粤等地掀起理論探討的小熱潮，在省内外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二）學術探討“智取造聲勢”

　　廣東學術界啓動政治文明理論探討之後，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以其主辦的《學術研究》爲陣地，開設專欄組織和編發了若干篇政治文明的論文，引導理論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的思考向縱深發展，以擴大聲勢。爲此，經過精心策劃，一組文章相繼問世：第一篇是1986年第4期發表的《關於‘社會政治文明’的思考》〔1〕。該文闡明瞭社會政治文明概念的依據，闡析了社會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及其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主要關係。作者形象地將物質文明看成是一棵樹中“强勁的樹根”，社會政治文明是它“粗壯的樹干和樹枝”，精神文明則是“繁榮茂盛、充滿活力和朝氣的緑葉”。嗣後在同年第5期上，發表了《政治文明初探》〔2〕一文。該文界定了政治文明的内涵；提出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是同步産生的，它同後兩者的發展都是宏觀的自然歷史過程和進步趨勢；認爲它的内容是相當豐富的，但“國家政治制度”是它的主體，而“每個成員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的實現程度”是它的標誌；認爲政治文明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關鍵”、“物質文明發展的杠杆”、“精神文明發展的决定因素”。至1987年第4期，又編發了《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探索》〔3〕。此文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包括了政治文明的思想”，“我們應當加以實踐和發展，必須加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才能加速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要建設好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必須對其主要的特徵與内容進行深入的研究”。上述論文發表後，《新華文摘》或全文轉載或觀點摘編，多家報刊先後轉登。此外，張江明先生又進一步闡述了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關係，認爲“物質文明是基礎和核心，政治文明是主導和保证，精神文明是先導和精神動力。 ”〔4〕與此同時，不同於政治文明提法的“制度文明”等概念和觀點，相繼在廣東及省外出現，一時成爲全國學術争鳴的大熱點。

　　三、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迂逥策略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國内外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廣東學術界關於“政治文明”的理論探討遭受了一定的挫折。然而，這並没有澆滅廣東學者思考、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熱情。這一階段，以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精神文明學研究室和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廣東省社會學學會爲主體，聯同廣東省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以小型座談會、内部研討會形式，繼續探討政治文明，學術討論暫且進入迂逥前進的狀態。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初直至2002年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重大命題期間，廣東學術界尤其是“兩會”的學者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脚步從未停止。他們憑着鍥而不捨的精神，肩負着堅定的理論創新使命，咬定青山不放鬆，采取“迂逥策略”繼續開展政治文明的研究。從公開發表的科研成果來看，這一階段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問題的途徑大體可歸納爲“一體兩翼”的方式。

　　（一）借殻研究

　　所謂“一體”，即通過“借殻”研究的方式，以精神文明研究爲主體，延續“政治文明”的研究。爲了繼續探研政治文明問題，廣東學術界尤其“兩會”的一批骨幹，藉助於精神文明研究可以正常出版專著及發表論文的有利條件，把政治文明的研究嵌入廣東原創的新興學科——精神文明學的研究之中，從精神文明必然觸及的外部聯繫來深入考察政治文明，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首先在著作方面，《精神文明學論綱》〔5〕最具代表性。該著作不僅考察了精神文明的内部結構，同時考察了它與物質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後來還加了一個生態文明）的聯繫與區别，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還特設專章論析了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聯繫與區别。該書認爲政治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聯繫和紐帶；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確立”，民主政治確保精神文明的發展；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文化修養、公民意識和切實的政治理論和行動；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必須協調發展的原則、關係等。此外 ，還從道德建設上展開研究。在這個階段陸續推出的《社會公德概論》〔6〕、《社會公德漫話》〔7〕、《職業道德新探》〔8〕等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對政治倫理或從政道德的探討。

　　其次在論文方面，主要有《‘五觀’俱全與‘五觀’端正——論中國經濟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9〕、《論形成和發展中的精神文明學》〔10〕等成果。前者認爲“中國經濟特區從建立到現在，都是非常重視政治文明建設的，也非常重視它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對應關係。特區以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爲指引，堅持了正確的政治方向；也用改革開放和‘三敢’〔11〕精神創造了較爲寬鬆的政治氛圍，因而促進了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系統的建設……這是中國經濟特區更上一層樓的重要表現”。後者則對“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兩個概念進行了比較，並針對學術界關於“使用‘制度文明’概念比使用政治文明這一概念更能區分和突出制度中的政治因素”的觀點進行了商榷。這篇論文堅持了政治文明的理念，並對其作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中介的本色再次給予了肯定。上述成果的部分内容相繼被《中國社會科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文摘》等數十家報刊登載，在全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二）兩端切入

　　所謂“兩翼”，是指從兩端切入，亦即通過“現實”和“傳統”兩大視角對政治文明建設展開研究。

　　從現實視角切入進行政治文明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人的素質與市場經濟（上、下册）》〔12〕、《反腐保廉與社會發展》〔13〕等。前者主要論述的人的自由與市場經濟、公務員與市場經濟、黨政幹部與市場經濟、黨風政風與市場經濟、反腐保廉與市場經濟等，這都是政治文明建設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後者重點研究的當代世界特别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腐敗問題，這更是政治文明研究必須涉及的重大問題。該書對腐敗的性質、特徵、類型、根源、危害以及反腐保廉的思想武器、社會機制、主要經驗等，作了跨越古今中外的比較與研究，對於引起人們對政治文明建設中負面問題的重視，對於激發社會各界人士居安思危、共同面對和破解現實難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傳統視角切入政治文明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對正面典型精神風範的發掘和弘揚。《周恩來的人格風範》〔14〕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該書主要從黨和國家領導人正面形象的代表——周恩來的人格着手，對其人格風範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現、形成磨練、完善昇華、基本特徵和偉大意義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在突出周恩來偉大人格風範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楷模功能的同時，也揭示了這種精神財富和人格魅力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深遠意義。這種由此及彼、包含深意的寫法，體現了學者既堅守真理又靈活應對的政治智慧。

　　概而言之，這一時期廣東學術界對政治文明的探研度過了一段曲折的歲月。雖然公開出版的學術成果没有到處亮出“政治文明建設”的旗幟，但學者們思考和研究政治文明理論的脚步從未停止，政治文明理論對於實踐發展的推動作用也從未消弭。需要强調的是，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發展，反而增强了廣東學術界特别是“兩會”的理論學術群體對於拓展政治文明研究的熱切祈盼和不懈追求。與此同時，“兩會”在堅持理論探索中所培養的人才骨幹隊伍，所積蓄起來的能量，爲政治文明理論研究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滿園春色

　　進入21世紀，廣東學術界乃至國内社科界在政治文明理論研究方面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迎來了滿園春色的璀璨春天。回首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歷程，不勝感慨。

　　（一）世紀機遇

　　21世紀初葉爲廣東學人研究政治文明提供了重大的戰略機遇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動力。

　　一是來自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15〕的動力。“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産黨人爲了適應新形勢提出的黨建思想，是執政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建設政治文明的本質體現。换言之，這個重要思想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文明的思想因子。從時代和實踐的高度看，推動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的進步以及維護發展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若没有政治文明建設作保障，要成爲名副其實的“三個代表”，是不可想象的。廣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地”，對承接政治文明的思想和實踐，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群衆基礎。因此，廣東學術界的學者對推進政治文明理論的研發有較强的敏感性和内應力。

　　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動力。20世紀90年代末，廣東在總體實現小康目標上，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與“全面建設小康”的要求還有明顯的差距。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在舉世矚目的“南方談話” 這樣囑托廣東的幹部和群衆，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但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提昇社會主義。這裏實際上包含着社會全面進步的文明觀。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和趨勢看，小康社會是全面發展的社會，它不僅需要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發展，也需要有比較發達的政治文明。這種發展邏輯爲開創政治文明理論研究新格局注入了生機和活力，對廣東學術界是一種激勵和鞭策。

　　三是迎接全球化挑戰激發的動力。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全球化進程帶來的絶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同時也對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這樣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追求民主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國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必須加快政治文明的建設。廣東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地區，對全球化浪潮帶來的衝擊有許多直接的感受 。因此扎根在這塊土地上的衆多學者對在全球化進程中勢必加强政治文明建設有清醒的認識，也有强烈的歷史主動精神。

　　四是實現中華民族文明復興引領的動力。作爲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文明的復興是一種自覺和覺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引領中華文明復興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客觀地説，在新世紀要實現中華文明的全面復興，必須更加重視推進政治文明理論建設和實際操作的問題。歷史和時代决定了——　廣東的學術界必然扮演應有的角色。

　　這個機遇期到來的顯要標誌，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的兩次重要講話。首先，在2001年1月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指出：“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16〕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講到“政治文明”的概念，迅速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其後在2002年5月31日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江澤民進一步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問題，明確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17〕在表明黨和國家將加快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付諸實踐的意圖之後，同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新黨章和新憲法又相繼對政治文明作出了進一步的闡發或肯定。有學者認爲，這是對“學界關於政治文明研究成果的系統歸納、理論昇華以及實踐的具體部署，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18〕。這個“里程碑的意義”不是杜撰的——在廣東社科學術界，可以用“峰回路轉”來表述。换言之，在經歷了近10年的蓄勢待發和迂逥前進之後，學者的思想理論能量此刻又一次得到集中迸發和釋放。

　　（二）最新奉獻

　　2002年7月12日，在張江明和範英先生的主持下，由中國社會主義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省社會主義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廣東省社會學學會、廣東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聯合組織，廣東學術界舉行了座談會，與會專家圍遶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提出的政治文明概念及其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次座談會在回顧廣東先行探索政治文明理論近16年曆程的基礎上，就建設新時期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意義、基本内涵、基本内容、核心本質、相關規律以及對今後研究工作的建議等，作了進一步的思考。這次座談會，實質在學術界内起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動員作用。

　　以此爲新起點，一批理論學術成果再次如雨後春笋般涌現出來。《以德治國縱横談》〔19〕、《“三個代表”與政治文明》〔20〕、《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21〕、《新時期建設政治文明的戰略意義》〔22〕、《略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内涵》〔23〕、《高度重視文明總體中的政治文明》（作者範英。僅註明作者而没有注釋者，均爲内部發表。下同）、《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發展的重要保证》（蕭君和）、《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任務》（袁惠民）、《對政治文明的幾點認識》（董玉整）、《新時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24〕、《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25〕、《關於實現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若干思考》〔26〕、《政治文化與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李振連）、《談談政治文明發展的四個“聚焦點”》（陳偉）、《政治文明是社會現代化的要求》（鄭奮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涵義及其功能》〔27〕、《略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28〕、《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刻不容緩》（孔慶榕）、《政治文明是歷史的選擇和創造》（王逢文）、《搞清楚什麽是新時期的政治文明》（蕭新生）、《要提倡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馬中柱）、《論政治文明的質、量、度》〔29〕等成果，廣及政治文明建設的意義和任務，政治文明的内涵、核心、結構、功能、特點、規律，政治文明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辯證關係，等等。在此基礎上，廣東省社會主義社會辯證研究會和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等，於2003年1月聯合出版了由張江明、範英主編的《論政治文明》一書，對廣東學者在政治文明研究方面進行了一次“大檢閲”。這些成果連同廣東學術界此前16年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觀點，由新華社以内參形式專呈中央高層作爲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决策參考。此後，隨着中國政治文明實踐的發展，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的廣度和深度持續擴延。《執政文明：政治文明首要工程》〔30〕、《政治文明取向下的殯葬改革與公共服務——兼以社會治理爲研究視野》〔31〕、《開創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新里程》〔32〕等一批成果進一步築高了廣東政治文明理論研究成果的“大厦”。

　　誠然，如果要列出一張更詳盡的“清單”，進入21世紀以來廣東學術界所發表的或待發表的成果遠遠不止上面所列舉的，也不是本文所能囊括的。

　　（三）時代啓迪

　　縱觀25年來廣東學術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論所走過的路程，以下幾點頗有啓發價值：

　　第一，如果説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是一個國家龢民族永葆青春和生機的不竭動力，那麽執政黨的正確領導則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第二，歷史的主動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藴以及爲改革開放探路的高度責任感，是政治文明理論研究在廣東先行一步的現實邏輯。第三，理論探索既要有恪守真理的韌勁，更要有擇機而發的學術品格和大智慧。第四，在當代中國，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迫切需要民主法治來保駕護航。

　　日出江天，風勁帆揚。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正式寫入報告。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又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的重要論斷。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從高層到基層，從黨外到黨内，從試驗到推進，迎來了更好的發展機遇期，擁有了更廣闊的舞臺。然而，對於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華民族來説，政治文明建設的宏大事業仍然任重道遠，廣東學術界的學者們依然重任在肩。可以預見，廣東學術界的同仁必將在黨的領導下，與國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繼續書寫政治文明研究的時代篇章。最後，我們謹以下面這首短詩銘記這一值得珍視且在延續的探索歷程：

　　志存高遠氣豪爽，

　　筆走風雷歷滄桑。

　　回眸廿五〔33〕彈指間，

　　智闖先河著華章。

　　注釋：〔1〕蕭君和：《關於“社會政治文明”的思考》，《學術研究》1986年第4期。

　　〔2〕範賢超、周建平：《政治文明初探》，《學術研究》1986年第5期。

　　〔3〕鄒永圖：《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探索》，《學術研究》1987年第4期。

　　〔4〕張江明：《從戰略上認識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地位》，《南方日報》1986年10月19日。

　　〔5〕範英主編：《精神文明學論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

　　〔6〕範英主編：《社會公德概論》，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7〕範英主編：《社會公德漫話》，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8〕範英主編：《職業道德新探》，紅旗出版社1992年版。

　　〔9〕範英、劉小敏、李振連：《“五觀”俱全與“五觀端正”——論中國經濟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現代哲學》1996第3期。

　　〔10〕範英：《論形成和發展中的精神文明學》，《學術研究》1999年第9期。

　　〔11〕指敢闖、敢試、敢冒風險。參見鐘其昌：《試析鄧小平敢闖敢試敢“冒”的創新精神》，《理論導刊》2004年第8期。

　　〔12〕範英主編：《人的素質與市場經濟（上?下册）》，紅旗出版社1994年版。

　　〔13〕龐躍輝、範英著：《反腐保廉與社會發展》，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

　　〔14〕吕志、範英著：《周恩來的人格風範》，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5〕江澤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爲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着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着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着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參見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16〕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頁。

　　〔17〕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6月1日第1版。

　　〔18〕王崇杰：《政治文明理論研究綜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3期。

　　〔19〕範英、劉小敏主編：《以德治國縱横談》，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劉小敏主編：《“三個代表”與政治文明》，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1〕李江濤：《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南方日報》2002年6月16日。

　　〔22〕張江明：《新時期建設政治文明的戰略意義》，《學術研究》2002年第9期。

　　〔23〕張江明：《略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内涵》，《珠海潮》2002年第3期。

　　〔24〕範英：《新時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南方網，2002年11月5日。

　　〔25〕劉歌德：《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原則》，《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報》2003年第2期。

　　〔26〕李秀潭：《關於實現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若干思考》，《學術研究》2002年第9期。

　　〔27〕吴燦新：《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涵義及其功能》，《嶺南學刊》2002年第6期。

　　〔28〕餘少波：《略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學術研究》2003年第5期。

　　〔29〕孟迎輝：《論政治文明的質、量、度》，《嶺南學刊》2002年第6期。

　　〔30〕陳偉：《執政文明：政治文明首要工程》，《廣州日報》2004年11月23日。

　　〔31〕陳偉：《政治文明取向下的殯葬改革與公共服務——兼以社會治理爲研究視野》，《探求》2005年第5期。

　　〔32〕李江濤：《開創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新里程》，《南方日報》2007年11月1日。

　　〔33〕廿五：1986——2010年，指廣東學術界探索政治文明理論走過的二十五年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