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代表作爲論壇承辦單位之一的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熱烈祝賀“‘南海Ⅰ號’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勝利召開，向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記者表示熱烈歡迎，向論壇的主辦單位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陽江市人民政府和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表示衷心感謝！

　　現在舉辦的這個論壇，是首届的全國性的、以“南海Ⅰ號”爲主題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論壇，無論是從“南海Ⅰ號”的發掘研究而言，或者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開發而言，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值得高興的是，在我們進行這個論壇的同時，還正在這裏進行着兩件也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喜事：一是廣東省水下考古隊對“南海Ⅰ號”沉船文物進行出水後的首次挖掘，收穫甚豐；一是中央電視臺奉中央指示，派出綜合拍攝班子，專程前來拍攝“南海Ⅰ號”專題電視片，這是中央臺今年要完成的三大重點片之一，另兩個是北京故宫和甘肅敦煌。這些大喜事都集中在同一地點、同一時候，不是意味着奏起了新的海洋文化交響樂麽？

　　一、從“南海Ⅰ號”的發掘研究而言，具有啓開第三階段——綜合研究開發階段的意義

　　在此前的兩個階段，分别是：發現階段和打撈階段。

　　發現階段始於1987年8月，交通部廣州救撈局與英國某潜水打撈公司合作，在廣東省臺山市的上、下川島外海域進行沉船調查施工過程中，意外發現一條滿載中國宋代瓷器的沉船，打撈出水宋代瓷器及其他文物200多件，在現場的中方人員及時地采取了保護措施，並向文物部門報告。

　　1989年11月15日至11月20日，中國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調查隊，對“南海Ⅰ號”沉船進行了首次水下調查。這次調查，用最先進的美國ECC公司生産的SMS—960式旁測聲納進行搜尋和定位，又經13人次潜水探摸，確定了沉船範圍和位置，采集到一些白瓷碗碎片，證實與首次調查同爲“南海Ⅰ號”沉船遺物。

　　2001年4月至5月，由國家文物局、國家博物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組成的專業水下考古隊，對“南海Ⅰ號”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勘探和重新定位。同年10月再次作出精確定位及埋藏狀况分析。

　　2002年3月至5月，水下考古隊在廣州打撈局的協助下，對“南海Ⅰ號”進行了初步發掘，除發現沉船的船體、干舷、船艙外，還發現大量精美的沉船文物，其中陶瓷器約4000多件，此外還有漆器、石製品、鐵器、銅器、銀錠及大量的銅錢。同年8月，又進行20多天的發掘，再次核實了沉船的保存狀况和沉船範圍，爲沉船的文物價值和制定打撈方案提供科學依據，從而首次正式爲“南海Ⅰ號”作出了文物價值估計和打撈沉船方案的初步定位。

　　2003年9月22日至24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館）和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聯合組成的“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在組長黄偉宗教授率領下，對“南海Ⅰ號”沉船的文物和保存狀况進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根據水下考古人員提供的科學依據及其判斷，即：在迄今所發現的海上沉船文物中，“南海Ⅰ號”是年代最早、體積最大、保存最完整、文物量最多、價值最高等“五個最”，進而對其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黄偉宗還代表項目組寫下了“海上敦煌在陽江”的題辭。這個定位，主要是從“南海Ⅰ號”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上的高峰或標誌地位，堪與甘肅敦煌在陸上絲綢之路的高峰或標誌地位相匹配而言的，可謂對“南海Ⅰ號”的首次文化發現和文化定位。

　　2004年元旦，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關係及特别項目部主管阿麗絲·德·讓麗絲女士爲首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和專家，專程考察了“南海Ⅰ號”，高度評價其提供了非常難得和富有價值的實证，認爲不愧爲“海上敦煌”。同年8月，世界著名海洋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原教育部長兼成功大學校長吴京教授，慕名專程考察“南海Ⅰ號”，認爲這是“不得了”的發現，世界的航海史、航海文化史都要由此改寫。這些評價，可謂從世界航海科學和海洋文化的高度，對“南海Ⅰ號”的首次科學發現和文化定位。

　　2005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將挖掘“南海Ⅰ號”和創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正式列入建設文化大省重點項目中，標誌着政府對“南海Ⅰ號”重要地位和價值的確認和實際保護與開發。

　　以上可見，對“南海Ⅰ號”的發現階段，經歷了考古的發現和定位、文化的發現和定位、科學的發現和定位、到政府的發現和定位等過程。

　　打撈階段可分籌備啓動和正式進行兩個進程。

　　籌備啓動進程，可從2002年算起，直至2006年6月。因爲在這期間，先後對打撈方案進行了6次修改。筆者有幸參加了最後一次論证會。這次論证會，由省文化廳主持，在廣州珠島賓館舉行了關於“南海Ⅰ號”打撈方案專家論证會，國家文物局、國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撈局的負責人和專家，同廣東省文物部門、廣州打撈局、陽江市政府及文化局的負責人和專家一起，對打撈方案作了充分論证，一致贊成整體打撈方案。會後不久，省政府確定了“原地打撈，整體保護，就地展示”的方針。從此開始按此方案籌備啓動打撈工作。據悉，被譽爲“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國考古學者喬治·巴斯，在看了整體打撈方案的模擬試驗後説：“方案如此精妙，只有中國人才做得出來”。

　　2007年12月18日，以專門製作的巨型吊機船“華天龍”進駐現場爲標誌，啓開了正式打撈進程。整體打撈大致分爲四步：第一步，清理沉船周邊環境，主要是清理船邊凝結物；第二步，用特製的鋼“沉井”罩住沉船，並利用巨大的水泥塊下壓到海底預定位置；第三步，給“沉井”依次穿36根托底樑；第四步，在底樑間隙穿37塊保泥板；第五步，切割沉井、安裝吊繩，利用巨型吊船將重達數千噸的裝載沉船和泥沙的沉井吊出水面，用拖船送至“水晶宫”。

　　2007年12月21日上午10時50分，是個神聖的時刻，專門製作的巨型吊機船“華天龍”號伸開巨臂，從海底將“南海Ⅰ號”沉船徐徐吊起，裝載沉船的沉箱正式浮出水面，在海底被掩埋了800多年的南宋古船重見天日，標誌着“南海Ⅰ號”打撈階段的正式結束，也標誌着世界首創的古沉船整體打撈工程的成功。隨後進入專門安置的“水晶宫”則進入保養期，同時也就進入綜合研究階段、即第三階段了。

　　這就是説，從2008年初開始，對“南海Ⅰ號”保養期和綜合研究期。所謂綜合研究，是指對這條古代沉船相關的方方面面進行多層次的研究，即：首先，它是古文物，應進行考古研究；二，它是水下海底沉船，應進行水下海底保存狀况研究；三，它是宋代商船，應從宋代商業、特别是海上絲綢之路角度去研究；四、它主要載物是宋代瓷器，應從宋代瓷器的生産、技術、銷售、使用、文化狀况研究；五，它是宋代船，應從古造船業及其遠航狀况研究；六，它是用了許多現代科學技術打撈出來的，應以打撈學、尤其是現代科技所起作用的研究；七、古船進入“水晶宫”後，自然環境變了，産生新的問題，如沉船海水生銹、出水文物變色、溶鐵與瓷器粘結等不利文物保護現象，以及對文物的科學鑒定，都必須以現代科技解决，故也必須對其進行現代科技綜合研究。

　　總之，是要在考古、現代科技、海上絲綢之路等三個方面進行研究。所以，這次論壇進行的課題，大致是圍遶這三個方面。尤其值得高興的是，在論壇開辦前不久，廣東省文物研究所的專業人員，對“南海Ⅰ號”從試驗到正式進行發掘清理，有了實實在在的發現，碩果纍累，爲論壇提供了豐富的實证，爲進行綜合研究提供了詳實的基礎，所以，這在“南海Ⅰ號”的發掘研究史上，是有里程碑意義的。

　　二、從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而言，具有從史料進入實體、從交通綫進入航船、從海港進入海體的轉折意義

　　“南海Ⅰ號”被稱爲“海上敦煌”，主要是從其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上的地位而言的。這個文化定位，固然是其文物數量（估計數5至8萬件）和價值（曾在倫敦市場試拍每件百萬英鎊）爲迄今所發現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載體之“最”，並堪與陸上絲綢之路文物載體之“最”的甘肅敦煌相匹對，而且在其研究開發價值上也是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的。

　　1.從史料研究進入文化遺存的實體研究

　　絲綢之路的概念，最早是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李希托芬（Fendinan Von  Richthofen，1833—1925）在《中國親程旅行記》（五卷本1887—1912陸續出版）使用的，而且是在談到中國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綫時使用的，可見其概念實指陸上絲綢之路，其“親程旅行”也實指陸上絲綢之路的考察。該書中只在一張地圖上的説明中有“海上絲綢之路”一詞，未作任何闡釋，可説這是“海上絲綢之路”概念之始，但也説明著者對海上絲綢之路尚停留在史料的文案考察，而非像陸上絲綢之路那樣“親程旅行”。

　　中國最早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是已故的北京大學教授季羡林。他在1955年發表了一篇5萬多字的長篇論文：《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文中認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有五條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在論述“南海道”一節，引用了《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一段重要史料爲证：“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文字史料。由此也可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是從文案史料開始的。

　　自季羡林這篇重要論文發表後，中國學術界對絲綢之路研究日益興旺熱烈，但多注重陸上絲綢之路的考察研究，涉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甚少，即使有所研究，也多在史料文案研究層面，未能進入文化遺存實體研究的層次，其主要原因是發掘海上文物不多，發掘“南海Ⅰ號”後才有相當規模和基礎，而且，也即是21世紀初探察“南海Ⅰ號”開始，國家文物局才創辦了水下考古培訓基地和組成基本隊伍，才真正開始了中國水下考古事業，從而在緊接“南海Ⅰ號”之後，即在粤東海域發現並挖掘出“南澳Ⅰ號”的重大成果。由此，使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有豐厚的文化實體基礎。所以，“南海Ⅰ號”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史上，具有從史料研究進入文化遺存實體研究的里程碑意義。

　　2.從海上交通綫研究進入海上航船文化遺存研究

　　世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最引入注目的事件，是1991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中國、日本進行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其結果是在泉州確定了中國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明確了東西方海上絲綢之路交通綫，雖然在泉州發現了一些文化遺存實體，如在海邊沙土中挖出一條南宋木船，但由於木船中無任何文物，且非遠海航船，故難作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船文物的實體研究。

　　直到發現“南海Ⅰ號”，才找到了真正的海上航船遺存文物，從而才結束了歷來對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多停留海上交通研究的歷史，進入了航船遺存文物研究的新時代。

　　3.從海港遺址及文物研究進入海洋實體文物及相關學科研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1年組織的專家考察團，目的是沿海上航綫考察海上絲綢之路的古海港遺址，即中國的廣州、泉州，日本的大阪，由此啓開了以古海港遺址探究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先河。泉州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後，獲專款興建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和博物館，就是海港遺址研究的重要收穫與標誌。

　　2000年6月28日，剛創會的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組成專家團到雷州半島的徐聞考察，隨即又到廣西合浦考察。在這兩個古海港遺址中發現了許多重要歷史文化遺存，如漢代的萬歲瓦當、古墓、古井烽火臺等，以遺址實物證實了《漢書》地理志中關於徐聞、合浦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記載，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考察泉州時所定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於南宋的時間，推前爲西漢，即推前了1300多年。這也是進行古海港遺址考察研究的重大收穫和標誌。

　　2001年11月，在湛江市舉辦了《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武漢、泉州、厦門、南寧、北海、香港、澳門的專家公認了上述成果，隨即按省領導批示，成立了“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馬不停蹄地從粤東到粤西和廣西沿海港口進行了考察，在饒平、潮州、澄海、汕頭、汕尾、惠州、深圳、東莞、香港、廣州、澳門、珠海、臺山、陽江、電白、湛江、遂溪、雷州、徐聞、合浦、北海、欽州、防城港等都有海上絲綢之路海港遺址及文物。尤爲可喜的是，我們從這些海港遺址中還發現每個古港都是有興衰期的，常常有相互之間此盛彼衰、彼存此亡現象，由此使得這些古港先後相繼的興亡期，搆成了漢、晋、唐、宋、元、明、清的朝代發展系列，從而使廣東和廣西沿海的古港遺址，搆成了相當完整的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史及其港口史，這也是海港文化遺存考察研究的重大進展和成果。

　　更爲可喜的是，“南海Ⅰ號”的發掘和研究，使歷來卓有成效的海港遺址研究更上一層樓，史無前例地將海上絲路文化研究深入到海體研究。所謂海體，固然是指這曾航行海上、又沉入海底的沉船載體，同時還包涵這船體在海中的環境整體，以及與其文物相關的海洋自然人文學科整體，包括海洋學、土壤學、氣象學、保存學、考古學、陶瓷學、經濟學、造船學、航海學、商貿學、文化學等。這個深入轉折是極其現代的、科學的、偉大的。

　　三、從這次“‘南海Ⅰ號’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而言，具有現場挖掘與理論研究對接、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研究對接、考古文化與現代科技對接研究，從而進一步擦亮“海上敦煌”文化品牌的意義

　　在舉辦這次論壇前不久，考古專業人員對“南海Ⅰ號”文物進行正式挖掘，參加論壇的專家學者都到現場參觀，又聆聽了挖掘人員的情况報告，勢必對原有的理論研究有所增進或裨益，具有理論與實際對接結合的意義。

　　參加這次論壇的專家教授，來自全國各地，提交的論文都能圍遶論壇中心而又豐富多彩，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北大學李並成教授和蘭州大學王冀青教授，兩位“不遠千裏而來”的著名敦煌學研究專家都提交了很有份量的論文，他們能光臨這次論壇，且提交的是關於甘肅敦煌與“海上敦煌”、“南海Ⅰ號”聯繫研究的論文，體現了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聯繫研究的學術思想，標誌着兩條絲綢之路的研究學者携手合作、並將兩條絲路對接研究的學術新動向，甚有開拓意義。

　　在提交的論文中，還有關於以現代科技探討研究“南海Ⅰ號”發掘、保存、開發等問題的論文，既有科學性和實際操作性，又體現了考古文化與現代科技對接的科技文化新走向，也是很有創新意義的亮點。

　　所以，這次論壇必將進一步擦亮“南海Ⅰ號”的“海上敦煌”文化品牌。

　　黄偉宗（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