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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沉船“南海Ⅰ號”系統研究之淺見

  南宋沉船“南海Ⅰ號”出水三年多,已引起海内外廣泛注意,部分出水文物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展出,揭示了這艘沉船重要的科學文化價值。但基於它的文物考古工作僅是個開端,大量文物有待深入發掘,故對其系統研究尚難以啓動。雖然如此,對於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完全可以相信,内中藴藏的科技文化信息一定很豐富,對於瞭解宋代及其以前社會經濟、科技、文化、外交、宗教等,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就已出水和將要出水文物進行系統科學研究,不僅在當前,而且對以後也是一個很重要研究内容。兹就已有出水文物,包括船體本身,可以開展的科研項目歸納如次。

  一、海洋學

  “南海Ⅰ號”沉没於海陵島附近海域,自古以來就是南海海上交通綫經過的海區。宋朱彧或《萍洲可談》記載宋朝廷在溽洲(今海陵島)設望舶巡檢司,類似海關的邊防機構,作爲過往船隻休息、補給,以及海上巡防基地作用。其文曰:“廣州自小海(廣州城南珠江水面)至溽洲七百裏。溽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溽洲則滄溟矣。商舶去時少需以訣,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溽洲,則相慶賀,寨兵有酒肉之饋,並防護赴廣州”。〔1〕日本南海交通史專家藤田豐八和中山大學史地學家徐俊鳴教授即堅持認爲溽洲,時稱羅洲,即今海陵島。〔2〕〔3〕。從而證明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確實在海陵島附近海域通過,“南海Ⅰ號”沉船在航綫上出水,即爲一個不争證據。

  “南海Ⅰ號”沉没現在尚難以判斷其原因,但不容忽視這一帶海况,包括海浪、海流、上昇流等海洋水文;海底底質、地形、重力、磁力、搆造、地震、地熱等海洋地質、海洋物理狀况;以及與之相關各種海洋現象,只有深切瞭解這一海區這些特點和規律,才能爲尋找沉船原因提供一個水下答案。

  二、海洋氣象學

  陽江是廣東三大臺風暴雨中心(另爲清運、汕尾),每年襲擊陽江臺風平均7-8個左右,多爲發源於南海漁民和海員稱之爲“南海臺風”或“土臺風”,以區别於菲律賓以東的西太平洋臺風。這種臺風風向多變,很難預測其登陸地點,且來勢猛烈,氣象學上有“非常態臺風”之稱。一般向西北或向南移動,襲擊從粤東經珠江口、粤西和海南島,直到南海諸島。海陵島恰處在與南海土臺風方向正交位置上,受影響最大。2008年海陵大堤潰决,即爲臺風襲擊所致。由此上溯“南海Ⅰ號”沉没原因,不能排除臺風因素,它罹難於海陵島以南海域,與這一帶臺風活動規律不無關係。因此,深入開展這一海區的海洋氣象,包括臺風以及冬春季盛行東北風、夏秋季盛行西南風和特發性氣象現象,如龍卷風等,瞭解它們海洋動力、結構、方向、强度、空間和時間分佈規律,對提示沉船原因將提供海洋氣象和海洋氣候證據,也爲海陵島一帶海上活動、海洋産業發展和布局,乃至海陵大堤防護等提供重要參考。

  三、海洋考古學

  作爲一門新興學科,海洋考古學在我國歷史雖然短淺,但“南海Ⅰ號”整體打撈成功出水,已顯示我國在這門學科在理論和技術上已越來越成熟。除船體打撈的測量、潜水、安全防護,以及相關的裝備、技術以外,對水下考古學本身而言,“南海Ⅰ號”作爲海洋考古學成就一個範例,它所藴含的這門學科對象、性質、任務、方法等基本理論問題固可給予一個初步解答,而更爲重要的還在於作爲一門應用性、技術性很强學科,“南海Ⅰ號”關於文物發掘、清理、保護、展示、研究等一系列開創性成果,無疑爲這門學科理論建構和實際應用奠定了良好基礎。

  南海水底下,分佈着不少沉船,繼“南海Ⅰ號”之後,在粤東海域又有“南澳Ⅰ號”發現和開展水下考古,也收穫甚豐。相信隨着海洋開發事業的推進,將有更多水下沉船被發現,水下考古將面臨着數量更多,範圍更廣,内容更豐富的發掘、研究任務,也給這門學科帶來美好的前景。“南海Ⅰ號”、“南澳Ⅰ號”僅是一個良好開端。

  四、海上交通史

  自西漢以來開闢南海海上交通綫,早期從合浦、徐聞港始發,三國以後開始,從廣州港出發,沿廣東西南沿海航行,進入南海腹地,繼及阿拉伯海、印度海乃至非洲東岸。這條後被稱爲海上絲綢之路交通綫,至遲在南朝時已經過陽江海域,史稱蕭樑天監初年:“(王)僧孺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奴隸)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4〕可見南朝時陽江爲海上絲路一個轉運港、中外商品匯集之地,甚至成爲人口市場。唐代更是如此,從廣州出發“廣州通海夷道”,也經陽江港口。陽江時稱南恩州,州治在今陽江城。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説:“是州濱海,……凡自廣(州)至勤、春、高、潘(州),路所必經,海濱舊置傳舍,人憚波濤,因辟新路傳舍,惟徒步出使與遞符諜者經過矣。然因當五州要路,頗有廣陵(今揚州)、會稽(今紹興)賈人船循海東南而至者,故吴越所産之貨物不乏於斯”。江浙一帶商船既可到陽江,則它與東南亞各國貿易應爲不争事實。到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重新收入上述記載,朱彧《萍洲可談》更言之鑿鑿。這次“南海Ⅰ號”在海陵島附近海域出水,都驗证陽江在南海交通貿易地位和作用。“南海Ⅰ號”所提供各種文物,將對此作更有力的説明。陽江作爲海上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其對整條海上絲綢之路史研究内容與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海上航行,必須保障以導航等技術,宋以前指南針未用於航海,故只能沿海岸航行,以海岸地形地物爲指示記程和判斷方位,既增加航程且費時。宋代開始指南針直接應用於航海,船舶可直接放洋而不必盡沿岸行駛。宋代在海陵島設望舶巡檢司,島上也應有導航標誌,今島上草王山突兀海濱,可起到導航作用,配合以指南針,則海陵島作爲海上交通一個樞紐地位無可置疑。進一步研究“南海Ⅰ號”所藴含這方面信息,將使南海交通史上一些懸案獲得解决,海陵島、陽江城在其中地位也會漸漸明朗。

  另外,從“南海Ⅰ號”裝載物品,可復原其始發港、中轉港、終點港以及經過海區、國家等問題,爲驗证、復原南海交通綫提供寶貴資料。

  五、造船史

  我國造船歷史悠久,技術先進,廣東是一個主要造船中心。唐代廣東已有造木蘭舟記載,宋代木蘭舟規模更大。周去非《嶺外代答》説:“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5〕故木蘭舟,實指巨型船舶,生産於廣東沿海,不亞於蕃舶。而“蕃舶大如廣厦,深涉南海,經數百裏,千百人之命,寄於一  。”〔6〕兩相比較,説明航行於南海船舶,無論是廣東産木蘭舟還是外來蕃舶,都是大船,但缺乏具體尺寸,僅憑文字記載,尚難確定其準確規模。今“南海Ⅰ號”整體出水,移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水晶宫,據報導其長20多米,寬10多米,載重量數百噸,頭尖,底呈菱形,是一艘海船。這可以驗证以上宋人文獻所描述廣東和外國船舶規模可靠程度。又“南海Ⅰ號”所用材料爲松木與杉木,而這兩種喬木廣見於我國南方,而不是廣東特有,且可以藉助於河流運輸集中於造船基地,故這些材料來源也大有可探討之處。至造船設計、工藝、性能等,尚有許多未解之謎,這都有待於對船體深入研究才能找到可靠結論,這給我國造船史提供甚有價值研究對象。

  六、經濟史

  宋代政治積弱,國力也較弱,但頗重視海上交通和貿易,以海立國,以海興國,發展海洋經濟,故國用充足,應付對遼金巨額賠款,各府州修築城墻經費,也源於海上貿易。後來鄭和説,財富來於海洋,危險也來於海洋。宋代廣州城大修葺十多次,曾得到廣州蕃坊阿拉伯商人資助。我國南方大規模開發,始於宋代。珠江三角洲成爲全國一個基本經濟區,也是從南宋開始,沿海港口城市和手工業生産中心也同時勃興,由此宋代經濟逐漸繁榮,有足够多商品可供外貿。“南海Ⅰ號”携帶大量瓷器、陶器、鐵鍋及其他商品,有的標明産地, 如江西景德、浙江龍泉、福建德化窑生産各款瓷器等,從這些器物,可瞭解商品産地、銷售地區,形成一幅經濟地圖,從中反映宋代經濟部門結構、區域分佈、商品運動等經濟特點和空間分局的規律,特别是與海外諸國經濟關係,爲研究宋代經濟史、對外貿易史提供實证材料。例如,“南海Ⅰ號”出水似碗非碗、似碟非碟的家用瓷器,極富阿拉伯地區使用餐具,由此可判斷這些器具可能銷往中東地區,收貨人可能爲穆斯林。聯繫上述瓷器産地,則宋代海上貿易路綫、沿綫港口,市場分佈等將一目了然。經濟史上一些有争議或懸而未决的問題,有可能藉助於這些文物分析,找到比較一致的答案或解决問題的切入點。

  “南海Ⅰ號”,沉没於海陵島海域,可能是一個偶然事件,但由此牽引出海陵島作爲海上交通樞紐的價值却備受重視,宋代設望舶巡檢司是一例。近代也有外國勢力看中海陵島。據華南師範大學曾昭璇教授告知,抗戰時他接觸過一位陽江青雲路基督教堂修女,告訴他鴉片戰争前美國有過開發海陵島計劃,以作爲控制南海海上交通,深入廣東内陸活動基地。後因英國佔領香港,已起到上述作用,故美國人放棄了原定計劃。由此看來,海陵島區位和經濟價值不可忽視。這是從“南海Ⅰ號”引出的一段後話。

  七、外交史

  宋代是我國與東南亞、西亞國家和地區外交往來最頻繁一個時期。據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等史籍記載,海外與宋朝有政治經濟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約50多個,遠遠地超過了唐代。這些往來大多經過廣州。廣州“外國衣冠盛,中原氣象非”,〔7〕充滿异國風情。做生意的外國人特别多,“山海是爲中國藏,梯航猶見外夷情”。〔8〕在廣州設有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貿易事宜。歷史上政治外貿往來很難截然分開,所以“海南I號”實際上也是宋王朝與海外某個國家外交關係一個見证。它裏面裝載的物品,承載着許多鮮爲人知的外交往來信息,大有可發掘的資源和潜力,從而爲構建宋代外交關係圖譜,作出積極的貢獻。

  八、宗教史

  宋代推行對外開放國策,海外宗教借海上絲綢之路,不斷地傳入我國沿海城市。隋唐時期伊斯蘭教從海上傳入廣州後,宋代聚居廣州蕃坊阿拉伯人更多,城外“蕃漢數萬家”。〔9〕泉州也一樣,都是伊斯蘭文化流佈城市,這己有相當多歷史典籍爲憑。如在廣州阿拉伯人,愛吃烤全羊,羊肉香味四溢,傾倒不少市民,想見宗教作爲一個信仰文化,可以藉助各種媒介,滲入社會生活。這次在“南海Ⅰ號”上,發現眼鏡蛇頭骨和一些意義不明的圖案等,它們是否有宗教或某種圖騰崇拜的意義,都有待破譯。

  九、陶瓷史

  陶瓷沉重,宜於海運,故海上絲綢之路,也稱陶瓷之路。中國陶瓷輸往東南亞,改變了當地人以樹葉裝載物品生活方式。作爲一種器藝文化形式,陶瓷作用可圈又點 。南海交通綫水下,出水陶瓷甚多,尤以西沙、南沙群島海域爲著。但集中裝載於一處,則數“南海Ⅰ號”。陶瓷占船上物品絶大多數,其大小、形狀、質地、色澤、花紋、功能、産地等不盡一致,顯示它們産地的原料、工藝、流程、圖案等文化風格差异,以及生産數量、批量、流向等。這對研究我國陶瓷體系流派、工藝特色、發展水平、地域文化風格,以及陶瓷鑒賞,收藏、展示等,都有很高價值。

  宋瓷在我國瓷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研究成果也很豐碩,而這次出水瓷器數量如此之多,種類也不少,來源又甚爲廣泛,加之風格特殊,將爲宋瓷及其前後時期的瓷器比較研究提供新材料,成果也當可預期。例如稱盛一時陽江石灣陶瓷與“南海Ⅰ號”所載瓷器,若作比較研究,相信會有收穫。

  十、風俗史

  “南海Ⅰ號”是一艘駛往海外商船,出水文物中有些器物造型奇特,圖案復雜、意涵撲朔迷離,富有异質文化色彩,可能隱藏着深層文化基因,包括异地風俗、圖騰崇拜等。如長達107厘米的鎏金腰帶、鎏金龍紋手鐲、金絲、金圈、金戒指、葵花型帶把銅鏡等,這些特殊和普通器物出現在船上,有可能隱喻着船員來自不同地域或民族,保持固有生活方式、心理狀態和行爲準則,在器物選擇、使用方面折射出風俗文化内涵和差别,給以上各學科的研究提出新問題,相信隨着發掘深入和相關研究的開展,有望把這些問題弄個水落石出。

  十一、小結

  “南海Ⅰ號”被譽爲“海上敦煌”,即指其藴含着無限豐富文化内涵,是一座巨大文化寶庫,無論從哪個科學角度都可作深入的發掘和研究,有望獲得預期成果。而這些成果的整合,又將使這艘沉船的價值進一步提昇。恰如已故海洋學家吴京院士所説,“南海Ⅰ號”出水和發掘,將改寫世界整個海洋史。隨着發掘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擴大,吴京院士的預言有可能成爲現實。這都有賴於有關部門和人員的努力和配合,把“南海Ⅰ號”的發掘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注釋:

  〔1〕朱彧《萍洲可談》卷2。
  〔2〕(日)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
  〔3〕徐俊鳴:《宋代廣東經濟地理的初步研究》,見《地理學資料》1960年第7期。
  〔4〕《樑書》卷33,《王僧孺傳》。
  〔5〕周去非:《嶺外代答》卷6,《器用門》。
  〔6〕同〔5〕。
  〔7〕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9。
  〔8〕康熙《廣州府志》卷9。
  〔9〕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04。

  司徒尚紀(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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