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的發現和出水，爲我們客觀地認識我國海上絲綢之路，及南中國海洋的經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與作用，展現了真實的和可感知的現實圖景。它以文物的形式宣告了多少年來西方國家對古代中國的横加的種種不實之詞。以雄新的事實表明瞭，中國也曾自立於世界先進的海洋文明之列。

　　一、 “南海Ⅰ號”展示了宋朝海洋經濟文化的歷史巔峰

　　“南海Ⅰ號”南宋沉船出水，給世人展示了豐富的歷史信息，首先展示了宋朝海洋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巔峰。長期以來，幾乎在中西方的學術界均認爲，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經濟社會發展緩慢，封建制度延續時間比歐洲長一千多年，遲遲不能進入和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是由於中國内陸型的經濟地理結構，缺少像地中海古希臘等沿海交通的便利條件。限制了海洋交通和海上國際間的貿易發展，也限制了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政治觀念向中國的傳承。最終結果是，中國古代的特别漫長的封建專制和近代纍累落後捱打。把封建制度的漫長和經濟科技的落後，歸咎於缺少海洋經濟文化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在反思古代近代中國發展歷史，得到幾乎是不成定論的“定論”。然而，隨着“南海Ⅰ號”的發掘和起錨和展現，它將使這些“定論”不攻自破。“南海Ⅰ號”所承載的歷史信息，向我們和當代世界重新再現了中國宋朝時期，中國海洋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水平。如果與當時正處於中世紀的中前期的歐洲相比，無疑中國宋朝時期處於一個世界先進水平的坐標上。歷史發展總是曲折迂逥前進的，宋朝時期海洋經濟文化的發展並不代表中國經濟文化發展可以以直綫方式向前發展，後來的朝代更换的發展結果也證明瞭這一點。但是可以説中國海洋經濟文化在封建專制社會母體中得到了有限度的發展，並曾一度輝煌地展現世界優秀民族之林中。從經濟角度來説，宋代是一個輕徭薄賦,重文輕武，與民休養生息,重視發展農業工商業的朝代。從政治上説是一個重視文治,以文官統治掌權,愛好和平,讓利招安，以民衆遷徙自由,城市發展繁華的時代。從文化角度來看是宋朝從開國皇帝到歷代都是愛好讀書學習的統治者,在帝王的倡導和帶頭下,朝臣和社會的讀書學習風氣較盛,以詞、戲劇、繪畫書法等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理學思想等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峰。從“南海Ⅰ號”承運的陶器來看,陶瓷技術和陶冶技術折射的文化符號信息來看,宋代陶瓷文化比之前歷代歷朝有了較大發展。與其他領域相比,造船能力是對宋代經濟科技文化水平的綜合反映和展示。能建造出如此巨大的遠洋商船是宋代一個巨大成就,在此之前的中國目前爲止,還有出土和發展比“南海Ⅰ號”更大的船隻,更不是説遠洋商船了。當年要造這麽大的船隻,就相當我們當下要造航母一樣。是一個綜合國力的表現。

　　二、從“南海Ⅰ號”解讀中國經濟文化由北向南轉移

　　“南海Ⅰ號”給我們透露的第二個信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轉移，宋代開始，南方取代中原和北方自秦帝國以來作爲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歷史地位。海上絲路繁榮促進了南中國沿海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北方由於多民族征戰的延續千年，並導致蒙古族、滿族等少數民族並最終輪番統治中國。拉鋸式的多民族鹿戰，取得統治地位的遊牧民族的生産方式情結决定了北方無法繼續成爲經濟文化的中心。即便後來的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政權盡管仍選擇要北方與渤海之間的要塞，但仍然未能改變南方作爲經濟文化中心的勢態和格局。如果説北方作爲宋朝以前千年來的經濟文化中心，是得益於唐朝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繁榮，那麽，從宋代開始由於海上絲路的日益繁榮，並一度取代西北陸上的絲綢之路，成爲中國與世界的主要國際貿易通道。而海上交通貿易的發達繁榮也是南中國沿海能够承接和成爲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南海Ⅰ號”作爲見证中國經濟文化南移的歷史界標，被永久地定格在宋朝的歷史上。宋朝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並非是出於宋朝統治者的主觀願望,而是當時的宋代的客觀環境决定的産物。宋朝近三百年的歷史,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一直對宋朝虎視忱忱,通常戰戰和和,和和再戰。由於戰争消耗太大,勞民傷財,宋朝通常都以向這些少數民族以送錢議和,以錢消灾,求得一段時間的和平安寧。由於北方一直處於戰争環境,對經濟文化發展極其不利。那麽,相對和平的南中國便成爲經濟文化發展的重心。南中國的沿海地區港口的開放,促進國際貿易發展,國際貿易的重心也由西北内陸轉向南中國沿海的海路。就這樣,南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海上國際貿易的發展海上絲路的繁榮。而海上絲路的繁榮也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南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正是有了南中國經濟文化重心轉移和確立,才能爲一個北方充滿着外患的宋皇朝,提供物質和精神的支撑長達近三百年之久。

　　三、從“南海Ⅰ號”看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

　　“南海Ⅰ號”透露的第三個信息，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在南中國沿海首先産生。首先從科學技術獲得空前的發展，在中國四大發明中，有三樣的發明都是産生在宋代，（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這在當時世界最領先的地位。指南針的發明，使航海的遠洋貿易成爲可能，促進了造船工業發展，和國際海上絲路的發展，促進了貿易的多樣化，即由單一絲、茶葉，向陶瓷瓷器、紡織品、造紙産品和活字印刷技術、火藥技術、遠洋導航技術等多樣化的貿易發展。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文人的成果表達發行和保存更爲方便。促進了文化藝術空前的繁榮。詩詞、戲劇、曲藝、書法等各種文化形式，百花齊放，促進了城鄉信息交流。火藥的發明，並直接運用製造火砲，運用於軍事目的，又爲熱兵器時代逐步取代冷器時代拉開了序幕。這三大發明促進宋代的經濟文化的空前發展，爲海上絲綢之路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這三大發明通過遠貿易，被傳入到歐洲，爲後來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

　　“南海Ⅰ號”本身就是宋代生産方式的一個縮影。是對承載着宋代經濟文化的密碼。解讀這個密碼能够給我們帶來無盡的啓迪。宋代生産方式已進入協作生産方式，不再是家庭小作坊的生産方式，能够造出像“南海Ⅰ號”的巨大船隻，並非是傳統的工業作坊能够做到的，這是一艘長30.4米、寬10米巨大的國際遠洋商船，載運陶器十萬件之多的巨輪。在當時生産力和技術水平下製造這樣的巨輪，一定不是小作坊可以完成得了的，需要較發達和嚴密的分工協作才能完成，需要一定的數量的資金技術和員工，才能造出這樣的巨船，無論是采取國有制還是獨資或合伙的辦廠方式，都具有相當於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和管理水平。從交易的陶器産品來看，這些産品都是遠洋貿易，而且是以錢幣爲媒介的商品交易。宋代實現金屬通幣向紙通幣的轉變，産生了世界最早的紙幣，極大促進了國内外經濟貿易發展，從貿易路綫範圍和品種看，當時南方已成爲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東南沿海，在原有的廣州港基礎上，又開闢泉州，寧波港等。在東南港遠洋貿易非常繁忙。而隨着南宋代遷都南方臨安即今杭州後，原來的陸上絲綢之路，已經很少使用了。 

　　最早産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萌芽。如國家税收以工商業爲重要源泉。出現以市場交换爲目的商品生産，“南海Ⅰ號”的運輸的載量可知，當時陶瓷的生産規模，并且把生産加工的某些環節放在外國，如“南海Ⅰ號”的陶瓷有相當一部分是半成品，屬於來料加工性質。爲市場交换而生産的商品，交易的目的是波斯灣地區，把中國陶器穿越南海，運往波斯灣印度洋等，换回白銀，然後又從當地購買回貨物。

　　從生産規模來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在建立工商業的勞資的契約性的雇傭關係。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專賣場制度和專業市場的多元化的貿易方式。商品交换方式突破了以金屬本位，在世界上最先發行紙幣，産生了國家印刷紙幣，發行貨幣和實行準備金制度。大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和促進商品經濟，貨幣形質、貨幣制度和生産方式都成爲中國本土資本主義萌芽的原創地。通過“南海Ⅰ號”也説明這樣一個事實，如果不是被遊牧民族的蒙元取代，宋代繼續沿着既定的工商立國的路徑走下去，華夏民族也會一步一步走向發達的市場經濟和進入成熟的資本主義方式。從資本主義原創萌芽來看，比歐洲資本主義原創萌芽的鼻祖——意大利，還要提前兩百多年。“南海Ⅰ號”傳遞的歷史信息，使我們瞭解中國宋代先進海洋技術和遠洋貿易爲宋代的科學技術通向歐洲近現代科學技術架起了偉大的橋樑。因而，中國宋代的海洋文化是世界海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載入史册。

　　四、西方學界對“南海Ⅰ號”背景的十一至十三世紀宋代中國的評價

　　中國宋代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評價問題，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初曾以非常高的評價。他説“火藥、羅盤、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産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却變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説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動力。” 西方學界評價普遍較正面，除人們熟知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外，西方其他國家學者對宋代中國的正面評價也較一致。

　　宋代三大發明等的科學技術領先歐洲18世紀工業革命前歐洲發展水平外。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英國科學院院士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説：“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顛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這個評價决非空穴來風。在宋代除了三大發明外，宋朝的八大科技成就與一百項偉大的創造發明，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影響深遠。陳寅恪先生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代中國是當時世界最富裕的國家。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認爲：“中國從漢到唐，人均産值均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個發展的高峰，人均産值增長了1/3。從十四世紀到十一世紀，極有可能又降了下來。假定歐洲和中國公元一世紀時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歐洲已大大落後於中國的水平了……一般認爲宋朝是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時期，而在宋以後的五百年裏，主要特徵是横向發展。”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美國的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發表《克服國富的障礙——經濟政策與經濟週期》的主題演講時説：“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德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説：“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産、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爲突出。麥克尼爾認爲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一書中説：“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展顯著，比如其獨特的貨幣經濟、紙幣、流通證券，其高度發達的茶鹽企業。……在社會生活、藝術、娱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漢學家伊佩霞在《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中説：“11、12、13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 曾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的美國學者羅兹·墨菲稱宋朝是中國的“黄金時代”，在《亞洲史》中這樣評價宋朝，“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着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黄金時代。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

　　宋代是以“商業革命”促進工農業和城市化發展的“黄金時代”。美國學者L·S·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爲宋朝爲“黄金時代”，他在《全球通史》中説：“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産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産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産量增加了一倍。生産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爲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産。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爲中心的大城市。”

　　宋代文化繁茂對經濟促進作用，可匹比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日本學者攄藪内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中説：“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儒學方面興起了後來被稱作宋學或朱子學的新儒學；文化方面，在古文復興的同時，口語文學也興盛起來；印刷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且發行的書籍不僅僅是儒教經典，還有歷史書、詩文集等。在這裏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學書籍的出版發行。可以説，自古以來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樣重視醫學的。……總之，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爲，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可見西方學界對宋史的評價，與“南海Ⅰ號”出水後所傳遞的歷史信息具有驚奇的一致性。

　　總而言之，“南海Ⅰ號”所展示的歷史信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學界的評價，比較符合宋代時期中國經濟文化科技發展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狀况。爲我們正確認識宋代歷史成就，村立中華民族自信心，建設當代中國大有裨益。我們要以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以平常心態正確對待來自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地學界的評價。不能因爲是來自西方學界的評價就認爲别人是别有用心，而采取虚無主義和不自信的態度。當然，也不能因西方學界的正面評價而沾沾自喜、過度樂觀、甚至忘乎所以，重蹈夜郎自大的復轍，忘記了元明清以禁海閉關鎖國爲基本國策，而導致淪陷落後、長期捱打的歷史教訓。

　　潘義勇（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