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海上絲路的重要港口和起始點，廣東是歷史上中國最南的一級行政區劃單位（郡、州、道、路、省），是現今我國海岸綫最長的省份之一，廣東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出海通道。2000多年來廣東的海上貿易長盛不衰，是海上絲路的起始點和必經之路。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海上陶瓷之路和絲綢之路最發達的時期，對宋代“南海Ⅰ號”古沉船的挖掘、打撈和保護，對中國特别是廣東研究海上絲路有着重要學術價值。本文試以“南海Ⅰ號”古沉船爲中心，以宋代海上絲路爲背景，以廣東海上絲路文化資源爲範圍，作以探求，還請方家正之。

　　一、開展“南海Ⅰ號”船的研究，會使我們揭開中國造船史的許多謎團

　　“南海Ⅰ號”船體保存完好，船體木質仍堅硬如新。 “南海Ⅰ號”古沉船是迄今爲止唯一走出歷史，擺在世人面前的中國古代遠洋貨船。宋代的造船技術比較成熟，出土的古船，有13個艙壁，外板有3層，考古得到了證實。南宋船有舵，舵能昇能降，舵下去可以抗飄，一個是操作方向，一個是横向風的漂移。這些都是我們要繼續挖掘的財富。

　　這艘沉船的出現對我國古代造船工藝、航海技術研究以及木質文物長久保存的科學規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標本。至於有些專家説船可能是南方的船，在夏季沉没。也可以繼續探討。南方的船應該没有疑問。是否在夏季沉没？什麽原因導致船沉没？是載重過重，是否還有其他原因？謎團只有等考古工作者尋找出答案。

　　雖然今天許多專家稱古船沉没與風暴或環境無關。發現沉船所處海域的海况簡單，海底平坦，水流情况也不復雜，航行綫路沿着海岸綫行駛，沉没地點距海岸綫只有18海里。而沉船周圍海相沉積淤泥層很厚，根本不可能有暗礁存在。由此推翻了觸石沉的假設。另外，通過細緻探摸發現，“南海Ⅰ號”沉没的姿態並不是側面傾斜，而是平行下沉。因此，遭遇大風暴而沉没的猜測，也難以成立。

　　二、古船上大量的瓷器，爲我們研究宋代瓷器史和海外交流提供了大量的文物資料

　　“南海Ⅰ號”現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匯集了德化窑、磁竈窑、景德鎮、龍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種超過30種，多數可定爲國家一級、二級文物。出水瓷器帶有明顯的异域風格，被認爲是宋代接受海外訂貨“來樣加工”的産品。這些瓷器，絶大多數文物完好無損，遠非陸地出土的同類瓷器所能比。如其中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樣在國内從未發現過。“南海Ⅰ號”上發現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竈窑瓷器等就是當年著名的外銷瓷。考古學家曾在磁竈窑發現過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動地再現了當年貿易口岸“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景象。到底這些瓷器匯集在廣州、泉州等港口，然後才出發駛向國外，還是廣州、泉州附近就有燒制的瓷器？如果是先匯集在廣州、泉州等外貿港口，國内交通路綫是如何行走的？是哪些商人販運的？這需要我們利用相關的江南、閩地、嶺南的宋代資料來挖掘。

　　宋代，廣東瓷業進入一個空前的興旺期，出現了廣州西村窑、潮州筆架山窑等著名窑場，計有窑址80多處，年産瓷器達1.3億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談》記載北宋末年廣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時説：“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至於“喇叭口”大瓷碗，很可能就是今天在印尼國家博物館擺放的許多産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雖然有些專家稱，目前在東南亞各地發現的宋瓷，大部分都是當年廣州的外貿商品。但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挖掘。

　　三、“南海Ⅰ號”其他文物所揭示我國與東南亞、西亞、印度洋乃至東非等國家和地區的商貿交流的圖卷

　　“南海Ⅰ號”共出水了金手鐲、金腰帶、金戒指等黄金首飾，這些金器没有生銹，閃閃發亮。它們比較統一的特點是粗大。鎏金腰帶長1.7米，鎏金手鐲口徑大過飯碗，粗過大拇指，足足四兩不止。可以推測佩戴這些飾品的人體格粗壯，身材高大。

　　“南海Ⅰ號”船點發現銅錢已達上萬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漢代的五銖錢，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紹興元寶。 這麽多的貨幣一方面可能表明當時中國的國力之盛，中國貨幣可以成爲“海上絲路”的硬通貨，另一方面，也表明瞭船主的富裕。對當時乃至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等有潜在的學術研究價值。

　　宋朝就出口廣東鐵器。除了陶瓷這類人們熟知的中國特産，那時科技領先的中國，還向世界輸出鐵器，800多年後，它們已經面目全非。“南海Ⅰ號”船倉裏面還有兩樣比較大宗的東西，就是鐵鍋跟鐵釘，鐵鍋跟海水發生作用後，一摞一摞地變成了鐵疙瘩；鐵釘個體較大，二十多厘米長，鐵釘都是拿竹篾進行包扎的，數量非常多。而在宋朝，廣東正是鐵器盛産地。在“南海Ⅰ號”裝載的貨品當中，除鐵鍋外，出水的還有不少金屬製造的商品，如銅環、銅珠等。對兩者的用途，考古人員表示目前銅珠的用途還不好推測。而有人認爲，從這些製品的外觀看，只是經過初步的鑄造或打磨，像銅環等上面並無花紋等裝飾的痕迹，有可能是“南海Ⅰ號”的船主將中國造的半成品運往海外進行深加工。這些還都可以探討。

　　四、開展宋代廣東廣州、潮州、瓊州、雷州等沿海港口和海上絲路關係研究的研究

　　宋代陽江“南海Ⅰ號”沉没的地點，正是處於這條航綫之上。由沉船的海域向東北，經過川山群島，可上達陽江、海陵島、廣州、潮州、泉州等港口，向西則可下雷州半島、瓊州海峽以至廣西，然後穿南海到達更加遥遠的目的地。 沉船船頭朝向西南240度，看來正是從中國港口出發，駛向外洋的貨船。它將爲復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中國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提供極爲難得的實物資料，甚至可以獲得文獻和陸上考古無法提供的信息。

　　中國東部面臨太平洋，通過了海上船行與域外諸國進行交往，這條聯繫中外海上交通的貿易文化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其始發地中國的沿海，歷史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外貿港口，廣州、泉州、福州、寧波、杭州、揚州、登州、上海等都是其中的代表，這些港口象璀璨的顆顆明珠鑲嵌在中國東南沿海，在中外關係的歷史上發揮着重大作用。研究這些港口在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地位，不能舍其港口不論，故有必要對這些主要的外貿港口作以比較研究〔1〕。雖然中國對外貿易港口雖地理位置各异，港口自然條件不一，但都作爲歷史上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發揮過積極作用。這些港口有地域性的差异，腹地與外貿國家不同，但都有近地理之便，登州、揚州等港口多東北亞的新羅（或高麗）、日本，而廣州、泉州等港口多南洋各國。各對外貿易港口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相互影響、相互補充，雖然各地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廢置不常，政策對外貿易港口有影響作用，但沿海居民自古善於舟楫，正如《吴郡圖經續記》所雲：“閩粤之賈，乘風航海，不以爲險” ，貨物不但集於太湖流域及江浙閩粤沿海，甚至遠及域外國家。中國沿海各港口發展各有不同的軌迹，興衰時間不一，作用不同，但中外商貿豐富的物質、文化交流，組成了一幅色彩斑斕的圖卷，使海上絲綢之路賦予了更多豐富的内容，近現代中國各港口延續着古代中國港口的作用，繼續起着中外商貿交流的重要作用。“南海Ⅰ號”所在的南海北部，無疑是航道所經之地，應該是對這一海上航綫的最有力的補充和實证。

　　五、開展針經、海上颶風等天氣環境、潮流等洋流研究，爲海上絲路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宋代是對外貿易發達的時期，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82年）包括《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兩書，原書爲稿本，現存英國。兩書作者均已無考，約分别成書於明中葉和清初。《順風相送》包括１２７則；《指南正法》包括８７則。兩書内容大致可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關於氣象方面的觀察方法，如太陽太陰出入時刻、逐月惡風、潮水消長、雷電、觀看星辰，以及定羅經下針、定舡行更數，和其他一些禁忌；第二部分是各州府山形水勢的記載，每一路程沿途各地作簡單説明；第三部分是各處往回針路、日清，於往還各地的羅經方向、路程遠近、礁石隱顯、打水深淺、能否停泊，都有詳載。對於研究我國地理學史、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今天我國沿海漁民手中還有許多有關的航海書籍，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瞭解海洋的風向、洋流、氣象等自然地理。

　　有關颶風，明代瓊州府地方誌早已對颶風有所記載。正德《瓊臺志》卷四《氣候》、萬曆《瓊州府志》卷三《地理志·氣候》皆有附載“風候”條目，可見對包括颶風在内的風候重視。與一般的“風雲雷雨山川壇”不一樣，明代瓊州府與雷州府皆建有颶風祠，這在廣東沿海各府州是一特殊現象。瓊州府颶風祠，“在東關外迎春館後。該府、縣於端午日祭，行通獻禮。祠壇，萬曆四十五年重修”〔2〕。之所以瓊州府、瓊山縣皆以官祀，這與颶風無不關係着一府十三縣民衆的生命、財産和衣食的安危有關。康熙《瓊州府志》雲：“颶於閩粤居多，而粤爲甚。瓊居海中，於粤之瀕海諸郡爲尤甚。其將發也，先有斷虹飲海，赤雲夾日，又海吼有聲，水氣爲腥，皆先兆於水。”〔3〕人們對於瓊州多颶風以及颶風發生前的先兆已有一定的認識。清代，不管是瓊州府下轄各府縣誌，還是瓊州府府志，皆都詳列颶風發生的時節、時日、造成危害等，甚至道光《瓊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專門辟有《風潮》條目，還對占風、風日、風潮作了詳細説明，甚或對瓊州海峽風向和海流等也有介紹，使人們對颶風瞭解趨向深入。颶風之外，還有潮侯。以上諸書甚至還對瓊州海峽的洋流時間、漲退潮的高度等都有記載，這些都是我們研究沿海歷史自然地理重要的參考書目。

　　六、挖掘宋代廣東沿海海洋文化與海洋捕撈、煮鹽、養殖等經濟的研究，注重區域文化和經濟研究

　　東南沿海地區具有悠久的海洋開發歷史，海洋産業是東南經濟的大宗。這既因爲東南地區具有瀕海的自然環境，也與東南地區人民長期養成的開拓進取精神、封建政府政策所産生的正反兩方面的效應以及東南地區與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連動密切關聯。漁業是宋元明清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個重要傳統産業。只是明代它已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了自己的經營方式。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的些微變化都足以引起經濟開發模式的轉换。傳統産業——漁業和新興産業——私人海上貿易業爲例來看看東南沿海人民進行經濟開發的歷史〔4〕。

　　而鹽業一直由政府經營，政府管理，政府甚至還劃分不同的産鹽、行銷地區，管理鹽的走私，鹽業與沿海民衆、地方社會以及内地有着密切的聯繫。通過對沿海鹽場等的研究，對閩粤江浙等地方社會有所瞭解，甚至還可對沿海的瓷器、鐵器等製作場地，來揭示手工業經濟與外貿關係，推進沿海的文化資源的挖掘。

　　七、挖掘宋代廣東沿海外貿管理以及軍事地理等研究

　　市舶司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市舶司管理船舶出入口：給外國船舶發放入港許可证。給本國出洋船舶發放許可证。稱爲“公據”或“公憑”。同時，對出入口貨物管理：派兵監守入港船舶，防止透漏逃税，即“編欄”；上船驗貨。即“閲實”；對入口貨物抽取入口税。即“抽解”；爲朝廷收購舶來品。即“博買”。南宋時期廣南西路對外貿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而其中尤以横山寨、永平寨、欽州三大博易場爲典型代表。欽州,由水路與交趾發生外貿聯繫，欽州的蜀錦、蕃香交易蔚爲大觀。三大博易場之外，海南因居海上交通要道，對外貿易也十分繁榮〔5〕。這些研究結合宋代廣州沿岸的加水、“編欄”、“抽解”等，結合《萍洲可談》、《南海百咏》等史料，不難理解宋代南海貿易的管理以及相關史實。

　　另外，浙閩粤沿海還是南宋流亡的主要地點，南宋滅亡的崖山海戰，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海戰，明代抗倭、南明王朝以及清代的沿海軍事地理，都無疑是沿海海洋文化的一部分。

　　總之，對宋代“南海Ⅰ號”古沉船的挖掘、打撈和保護，對中國特别是廣東研究海上絲路有着重要學術價值。以“南海Ⅰ號”古沉船爲中心，以宋代海上絲路爲背景，以廣東海上絲路文化資源甚或擴展到閩浙沿海爲範圍，對瞭解海洋文化和地方社會、對外貿易意義重大。

　　注釋：
　　〔1〕王元林：《廣州、寧波等對外貿易港口比較研究刍議》，《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科學出版社，2006年12月，73-83頁。
　　〔2〕萬曆《瓊州府志》卷四《壇廟》。
　　〔3〕干隆《瓊州府志》卷一《地輿志·風俗》引《康熙志》
　　〔4〕王日根 、李娜《試論明清東南沿海海洋經濟模式的演遷》，《社會科學輯刊》 2001年06期 
　　〔5〕朱文慧、王元林：《宋代廣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場和海南島的對外貿易》，《海南大學學報》2010年5期。

　　王元林（暨南大學歷史係暨歷史地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