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1日，沉没在廣東省陽江市東平港以南約20海里的“南海Ⅰ號”沉船整體打撈順利出水，〔1〕這是我國有史以來最爲壯觀的水下考古壯舉，在世界海洋考古史上也建樹了前所未有的輝煌。

　　對於“南海Ⅰ號”的意義，曾有學者從考古、歷史、科技等方面做過不少探討，取得一批重要成果。筆者不揣謭陋，擬在此基礎上，對於其在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方面的重大價值，再做若干剖析，以就教於學界。

　　一、“南海Ⅰ號”文物數量巨大、價值極高，足可與敦煌出土文物相媲美

　　據初步發掘，“南海Ⅰ號”已經清理出瓷器、金飾、銀器、漆器、銅錢、金屬製品等4000餘件；據估測整個船艙内裝載着6－8萬件文物。有學者認爲，“南海Ⅰ號”的文物總數超過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物的數量，因而可將其稱作“海上敦煌”。 這種説法頗有道理。其實不僅是在數量上，就是以出水文物的價值而論，“南海Ⅰ號”亦可與敦煌莫高窟媲美。自然“南海Ⅰ號”和敦煌文物，二者的歷史、考古、科學價值各有千秋，但它們都屬於我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罕見的奇觀，它們分别反映了海、陸兩大絲綢之路輝煌的歷史，分别爲兩大絲路的研究提供了最爲可信的模本和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説，陽江堪比敦煌。

　　敦煌，位處河西走廊最西端，它雖然位置較偏僻，面積也不大，但格外引人注目：對於中原王朝來説，它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前進基地和西域門户；對於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來説，它是古代溝通舊大陸三大洲最重要的國際通道陸上絲綢之路的咽喉樞紐；對於藝術家與佛教信徒來説，它是令人神往的藝術殿堂和佛門聖地；對於文人學者來説，它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寶庫……它的歷史籠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環，它的名字也隨之而熠熠生輝。敦煌，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曾爲古絲綢路上的國際文化交流和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建樹過不朽的豐碑，今天又由於它保存着豐富燦爛的古代文化遺迹而馳名於世界。

　　1900年6月22日（農曆5月26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第17窟）中珍藏的6萬餘件公元4－11世紀的文書以及佛帙綉像、絹畫、板畫、紙本畫等大量藝術品出土，隨之敦煌的名字響遍了全球。敦煌文書發現的消息不脛而走，引來一些外國“探險家”的覬覦。1907年和1914年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與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奥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將數萬件精美的文書和絹畫等文物掠往國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爲留在中國人民心中巨大的傷痛。

　　敦煌文書的發現，與甲骨文、敦煌西域漢晋簡牘、明清内府檔案的發現一起被稱作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4大發現。敦煌文書一經面世，就引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學者的矚目，利用這批宏富的珍貴資料，中外學者從各自不同的方面進行研究，逐漸形成了一門專門以敦煌遺書和敦煌藝術等爲研究對象的學術領域——敦煌學。歷經百餘年的發展，今天敦煌學已成爲一門地地道道的國際性顯學。

　　敦煌文書、文物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舉凡古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歷史、地理、社會、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學、語言文字、哲學、教育、科技、建築、美術、音樂、舞蹈、書法、體育、保健等等，應有盡有，不一而足。因而敦煌資料被譽爲我國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敦煌學被稱之爲“學術的海洋”。〔2〕

　　陽江“南海Ⅰ號”出土的文物不僅以其巨大的數量可比敦煌，甚至超過敦煌，而且其内涵和價值亦可與敦煌比肩，沉船中藴涵着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信息，體現了我國悠久的航海傳統和深厚的海洋文化内涵，搆成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的特殊版塊。“南海Ⅰ號”的成功出水，將給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最典型、最權威的實物標本。它的價值不僅在於找到了一船數以萬計的稀世珍寶本身，還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尋常的學術價值。在“南海Ⅰ號”沉船上，很有可能找到解决或有助於解决海上絲綢之路一些重要問題和考古懸案的綫索和有力證據。宋元是中國歷史上造船技術大發展的時期，宋代瓷器的出口遍及亞洲的東部、南部、西部、非洲東海岸乃至歐洲。但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規模和繁榮程度、具體航綫的走向和分佈、始發和到達港口、途徑和中轉港口、輸出輸入物品的種類和數量、當時的科技水平等等，過去大多是依據文獻資料來研究，海洋航綫上實物相當稀少，因而許多問題長期以來若明若暗，不甚了了。隨着“南海Ⅰ號”的出水及其後續考古工作的進行，以及海洋考古的不斷深入，將逐步破解這些塵封千年的謎題，揭開海上絲綢之路神秘的面紗，同時還可以對宋代造船技術、航海技術、木質文物長期保存的科學規律、陶瓷製作工藝及古代“來樣加工”、宋人社會生活等方面從事深入研究。因而可以説，“南海Ⅰ號”可以復原和填補與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的一段歷史空白。

　　近代以來世界學術發展的歷史表明，重大考古發現往往成爲引起相關學科裂變和學術創新的重要契機。安殷墟卜辭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帶來了國際顯學甲骨學、敦煌吐魯番學的興起就是典型例子。包括敦煌、吐魯番在内的古絲綢之路沿綫武威、張掖、酒泉、玉門、額濟納旗、哈密、樓蘭、庫車、於闐等地大批古代文獻、器物等的發現，孕育、誕生了絲綢之路學，亦成爲國際顯學。“南海Ⅰ號”等給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帶來的驚喜，必然促進海上絲綢之路學的興盛與拓展，並源源不斷地提供研究資源，從而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意義的海洋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同樣有望成爲國際顯學。

　　二、“南海Ⅰ號”充分驗证了昔日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及其重大的歷史作用

　　古代絲綢之路包括陸路和海路。陸路通道除必經敦煌的“緑洲－沙漠絲綢之路”這條主幹道外，尚有“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學界普遍認爲，陸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溝通舊大陸三大洲的最重要的通道，數千年來曾爲整個人類世界的物資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被譽爲“世界文化的大運河”，“世界文化的母胎”，“推動古代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軸”。

　　除陸上絲綢之路外，在碧波萬頃的大洋上，海上絲綢之路猶如一條靚麗的綵帶，同樣將舊大陸三大洲亞、歐、非的古文明聯結在了一起。海上絲綢之路是在我國東部沿海先民的探尋中誕生的，它是我國古代人民對世界歷史發展做出的一項偉大貢獻，也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綫各國人民共同參與的一項偉大創舉。與陸上絲綢之路同樣，海上絲綢之路亦有2000多年的歷史，它將中國的四大發明、養蠶絲織技術以及絢麗多彩的絲綢産品、瓷器、茶葉等傳送到了世界各地，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都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同時，中外商人通過這條航路也將中亞、西亞、印度等地的香料、音樂、歌舞藝術、醫藥、許多特有的動植物品種、金銀器皿等的製作生産技術、天文學、數學、美洲的棉花、玉米、菸草、蕃薯等輸入中國，使古老的中華文明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

　　有學者認爲，從對世界影響的程度上來看，陸上絲綢之路長期以來作爲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道，具有較大的時空跨度和歷史影響，而海上絲綢之路則居於從屬的或較次要的地位。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誤解，由於出水文物的稀少和文獻記載的缺略，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顯然被人們低估了，今天我們很有必要對於其作用和地位重新加以審視。要真正全面深入地認識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無疑要依賴於水下考古的發現。隨着近年來海洋考古的深入進行，越來越多的相關文物不斷出水，其重要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筆者認爲，與陸上絲綢之路相比，海上絲綢之路自有其獨到的特色和魅力，海上絲路所能到達的地域較之陸上絲路無疑要更加遥遠，其作用和影響的範圍無疑要更爲廣闊，而且愈趨晚近，影響愈著。况且一些較笨重且易碎的大宗商品、如瓷器等的遠距離運輸，往往以水路爲經濟和便捷，海上絲綢之路因此又被人們稱作陶瓷之路、白銀之路、文化交流之路。陶瓷與絲綢，同爲我國古代有代表性的物品，同爲中國印象的符號，它們分别造就了海、陸兩大絲路的繁榮，一同扮演了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堅媒介。海上絲綢之路沿綫及相關海域的海底沉船、水下遺物、海港遺址和海岸聚落的發現，對研究人類海洋活動的相關領域，如航海史、海外貿易史、造船史、移民史、中外關係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誠然，在中古時代以前，由於人們航海技術的局限和海上交通的巨大風險，陸上絲綢之路曾扮演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角，發展到唐代進入全盛時期，但是隨着安史之亂的爆發，唐王朝盛宴難再，走向没落，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也隨之衰落。與之同時，海上絲綢之路則取而代之，開始興盛起來，迨及宋代不斷走向輝煌，承擔起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任務。特别是到了南宋，由於其疆土局限於我國淮河以南的南方、東南方一帶，與其北方的金、西南的大理等政權對峙，通過傳統的陸上“緑洲－沙漠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對外聯繫的道路被迫中斷，海上絲綢之路就成了其對外聯繫的最重要的途徑，其地位和影響也因之得以大大提昇。

　　海上絲綢之路大體上可分爲兩條路綫，一條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一帶的港口出發麵向東南亞、印度、西亞乃至非洲，廣州爲其最重要的始發港之一，而且廣州還是聯接泉州、明州（今寧波）、杭州、北海等港口航綫的樞紐港；另一條路綫則是從我國東部沿海港口出發向東到朝鮮和日本等地。

　　“南海Ⅰ號”的出水，以及“南澳Ⅰ號”、西沙群島華光礁Ⅰ號、北礁Ⅰ號、北礁Ⅲ號、連江白礁Ⅰ號、平潭碗礁Ⅰ號、碗礁Ⅱ號、北土龜礁Ⅰ號、大練Ⅰ號，以及其它海域一批古代沉船文物的打撈出水〔3〕（據報導，從我國東南沿海至南海海域，不完全統計的從公元前後到20世紀的沉船超過2000艘〔4〕），一次又一次地以强有力的實物證據，證實了海上絲綢之路昔日的輝煌，其繁榮程度大大超乎我們以前的想象，生動地反映了海上絲路在溝通古代東西方文明、推動世界歷史前進中極爲巨大的作用和意義，同時也爲我們更客觀地認識千餘年前的中國古代社會提供了一個絶佳的平臺。有理由相信，隨着今後這條航路上越來越多的沉船以及相關文物的出水和出土，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也將越來越得以突顯，越來越會帶給我們不斷的驚喜和振奮。

　　三、“南海Ⅰ號”進一步充分證明瞭廣州、陽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其作用足可與陸上絲綢之路樞紐的敦煌相媲美

　　國學大師季羡林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没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没有第二個。”〔5〕

　　誠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爲東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匯流之地。東漢應劭解釋“敦煌”一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雲：“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與絲路交通的開闢息息相關。《漢書·西域傳》記，出敦煌玉門關往西域有南北兩道。曹魏時增至三道。《魏略·西戎傳》：“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徑通高昌（今吐魯番）以至龜兹（今新疆庫車）以遠的新北道。南朝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引《耆舊志》雲：敦煌“國當干位，地列艮虚，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异，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隋代裴矩《西域圖記》記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無論哪一道都“發自敦煌”，“總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於敦煌文書《沙州督都府圖經》等有關史料見，唐代敦煌通往西域辟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磧道、於闐道等多條道路。漢唐絲綢之路的興盛，使敦煌成爲中國歷史上率先向西方開放的地區，成爲中原與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吐納口。東西方文明在這裏交融匯聚，西傳東漸，使其可以長時期地吸收、汲取這條道路上薈萃的各種文明成果來滋養自己，促進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聞名於世的莫高窟，就是絲綢路上一處光輝的歷史足迹。

　　廣東是我國海岸綫最長的省份，長期以來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區位條件，始終在海上絲綢之路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始終處在中國海上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歷經2000多年而長盛不衰，創造了中國海洋文明諸多的“歷史之最”。 廣東沿海及南中國海域是古代東亞海洋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區域。廣東不僅沿岸大量保存着與之相關的文化遺産，海底的文物資源更是豐富。廣東沿海早已成爲考古學界關注的“黄金海岸”，並有望成爲享譽世界的水下考古聖地。廣州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内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始點和必經之地、嶺南都會和“近海處”的港市。《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早在西漢時“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成爲海内外交易的中心。東吴時廣州與東南亞的貿易趨於頻繁，兩晋時廣州更發展成了印度洋沿岸諸國的貿易場。東晋高僧法顯遍游五天竺後回國時，即選擇海路“趨廣州”。南北朝時廣州已是東方國際貿易中心，海運發達。據《高僧傳》初集卷三，劉宋時曇無竭西行印度，歸國時亦是“於南天竺隨舶泛海達廣州”。唐代隨着國力的空前强盛以及對外聯繫的日趨頻繁，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更加繁榮。與玄奘齊名的高僧義净，即於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廣州出發，取海路前往印度求法；武後長壽二年（693年）回國，亦取海路在廣州登陸。《全唐文》卷473：“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資治通鑒》卷223胡注：“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市舶使是我國最早的海外貿易管理機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30：“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同書卷104又雲：“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絶。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聯城，以長子孫。”結好使即市舶使之异稱。可見當時前來廣州的外商衆多，甚至有些人長駐廣州，子孫相繼。《唐語林》卷8：“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獅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百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爲喧闐。”廣州的富庶繁華，致使一些當地官員亦因之致富。《舊唐書》卷151《王鍔傳》：王鍔“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絶。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日發十餘艇”，當時由廣州出海往海外貿易者之多可以想見。“周以歲時”，其航程之遠，必不僅至新加坡、蘇門答臘而止。

　　迨及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以及廣州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宋代中國的瓷器出口迅速增加，遍及亞洲、非洲東海岸的大部分地區。據宋人所著的《諸蕃志》、《嶺外代答》等史書，從我國進口瓷器的國家和地區就有50多個，中國從海外輸入的商品在410種以上，無論貿易的種類和規模都是空前的。《宋史》卷186《食貨志·互市舶法》載，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玳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樠、蘇木等物。”《粤海關志》卷3引北宋畢仲衍《中書備對》：“是雖三處置司，實只廣州最盛也。”廣州是面向東南亞、南亞、非洲航綫的主要始發港口。由於當時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廣州更成爲最重要的對外貿易門户。《宋史·大食傳》記載，宋代僅大食使者來華者即達26次之多，其中許多次都是經由海路，在廣州登陸進入中國的。如“天禧三年（1019年），遣使蒲麻勿陁婆離、副使蒲加心等來貢。先是其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扺秦州。干興初（1022年），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1023年）來貢，恐爲西人鈔略，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1054-1056年）、嘉祐（1056-1063年）間，四貢方物。”大食人前往中國，先是取道陸路，經沙州（敦煌），穿過西夏境内，扺達秦州（天水）而往。但此後該道受阻，又恐在路途上被劫略，於是詔大食人取海路而來，登陸廣州，再前往京師（開封）。《宋會要輯稿》第197册《蕃夷四》亦有相同記載：“緣大食國北來，皆泛海由廣州入朝。”可見，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更形重要。南宋偏安杭州，對海上貿易的依賴更是與日俱增。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卷3記：“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訴者，比提舉司也。”據《宋史》卷167《職官志》，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當時的廣州已發展成爲我國、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由於外國客商衆多，宋代廣州還形成若干專供其聚居的蕃坊。朱彧《萍州可談》卷2：“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人。”該書又雲：“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方丈餘，舶船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逾此丈許取者並汲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不知此何理也。”其水質良好，適宜遠洋船隻貯存。

　　“南海Ⅰ號”船頭朝向西南240度，沉没朝向應與當年的航向大致相同。從這個朝向可以判斷出當時該船不是從國外駛往中國的，而是從中國駛出的。船上出水的有些文物還帶有濃郁的西亞風格，如仿銀器的瓷碗、瓷盤等，這些瓷器應是依照客户的要求和風格在我國定制的。可見早在千年前，“來樣加工”這一國際商業合作及貿易形式在我國就已見端倪。船上還發現有明顯的阿拉伯風格的鎏金腰帶，阿拉伯、印度商人飼養的寵物眼鏡蛇遺骨等，由此推測當年“南海Ⅰ號”是開往印度、西亞的。“南海Ⅰ號”出土的文物以瓷器最多，據已掘出的瓷器來看，大部分産自我國浙江龍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鎮等南宋幾大名窑，品種超過30種，多數可定爲國家一、二級文物。據之一些專家認爲，“南海Ⅰ號”的始發港應在泉州港及其以北沿海地區的可能性較大，畢竟泉州當時也是享譽世界的“東方大港”。筆者則認爲，“南海Ⅰ號”從廣州始發的可能性最大。該船裝載如此多的貨物，應是在一個地方集中采購的，廣州不僅是宋代全國各地瓷器的最大集散地，而且亦是宋元時期中國瓷器的重要産地之一。《依賓拔都他遊記》（成書於元代）載，瓷器産於刺桐（即泉州）、興可蘭（即廣州）二城，乃諸地山上之土燔所成者，中國人將瓷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吾故鄉摩洛哥，此中瓷器真世界最佳者也。由此可以判斷，“南海Ⅰ號”應是在廣州集中采購裝船，從廣州始發的。當時出發到國外的商船，其始發港必須依照宋朝政府指定的港口出發，一般發往日本、高麗的商船，要從明州（今寧波）或杭州出發；若是發往東南亞、西亞、印度、非洲的商船，大多從廣州始發。即便是從泉州出發的商船，也應必經廣州，得到必要的補給和休整，然後再下洋出海。

　　據報導，早在1972年於珠海市三竈島草堂灣就發現了一條古代沉船，船中出水香果、檳榔等，船木經C14測定，爲唐代或稍早於唐代的阿拉伯國家的商船。這一實物證據即是廣州這一重要的港口城市的有力證明。此次“南海Ⅰ號”的發現和出水，更進一步充分驗证了廣州、陽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

　　陽江位於廣州通往西方的黄金航綫上，距廣州取海路約250公里，差不多爲船隻兩天的航程。從廣州始發途經陽江時，可以及時地在陽江得到淡水、食品、燃料等的補充，然後再繼續前行。“南海Ⅰ號”有力地證明，陽江自古以來就是從廣州始發後的第一大補給站，也是海上國際貿易的中轉地，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應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把陽江比作敦煌，也是恰當的。陽江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自魏黄初元年（220年）孫吴政權置高凉郡以來，就已成爲重要的海港城市，迄今已有近1800年的歷史。豐厚的海洋文化遺存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南海Ⅰ號”可能是在陽江補給後因超載而沉没的。

　　四、“南海Ⅰ號”等沉船，以實物驗证了從廣州出發海上絲綢之路所經的綫路

　　“南海Ⅰ號”爲刀形船底，屬於典型的遠洋貨輪。該船所標示的航路，應是從廣州始發，沿海岸綫取向西南行，到陽江後得到補充，再經湛江、徐聞、海南島東岸、西沙群島、越南沿海繼續前行。

　　湛江徐聞，早在西漢起亦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漢書·地理志》載，中國出海船舶“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記載。徐聞一地保存有許多漢代墓葬，曾出土大量漢代文物，并發現不少屬於舶來品的琥珀珠、瑪瑙珠、水晶球等，還有窖藏波斯薩珊王朝銀幣等，證實粤西海岸上分佈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和交通網點。合浦即今廣西北海市合浦縣，與徐聞同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要港，這裏亦發現不少相關遺迹。

　　西沙群島華光礁、北礁等處均發現沉船遺迹，並出水大量瓷器等物。由於其地受到環狀突起的珊瑚礁保護，礁盤内可避六七級海風，因而這裏受到航海家們的青睞。

　　20世紀40年代，在越南南部的澳佑（Oc Eo）發掘出了一座大約2-3世紀的扶南國的海港城市，位於湄公河支流巴薩克河與泰國灣之間的平原上，出土了包括中國的銅鏡、印度的珠寶，具有犍陀羅風格的佛像和羅馬金等大量文物〔6〕。這裏無疑是廣州南下西洋的一處重要中轉站，爲中、印兩大文明古國的一處貿易重鎮。

　　五、“南海Ⅰ號”爲我國古代造船技術的高超及造船業的發達提供了極好的實物證據

　　“南海Ⅰ號”不僅是迄今世界上發現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體最大的遠洋貿易商船，而且盡管沉没海底已有800多年之久，但其船體的保存仍相當完好，船體木質堅硬，整艘沉船端坐在海底，並無側翻和散架。可見其整體結構十分緊凑，建造水平相當高超，代表着宋代領先於世界的科學技術水平。該船極有可能就是在廣州建造的，因爲廣州是宋元時期我國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其實早在秦漢時期嶺南就擁有相當規模、技術水平很高的造船業，海洋經濟就頗具特色，南越國王墓中就出土了不少與海洋交通相關的珍貴文物。迨及宋元，廣州的造船業更是發展到了一個高峰。我們不妨先來看一條元代的史料。

　　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依賓拔都他（Ibn Batuteh）東來中國，歷訪廣州、杭州、汗八裏（大都）等地，在他的《遊記》中記載，當時所有印度與中國間之交通，皆操之於中國人之手，中國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鎮克”（Junk），中者曰曹（Zao），第三等者曰“喀克姆”（Kakam）。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爲横架，織成席狀。大船一只可載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此類商船皆造於刺桐（Zaitun，今泉州）及興克蘭（Sinkalnan）二埠。興克蘭又名興阿興（Sin-ul-sin）,即廣州府。制時，船皆有三面，用大釘釘連之，每釘長三腕尺。每船皆有四層，公私房間極多，以備商客之用。厠所秘房，無不設備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薑等於木桶中。船長職權甚大，位級甚高。登陸船上所載之兵，輒持刀劍，荷戈矛，鼓吹前行。該遊記又記，秦可蘭（廣州）城者，世界大城市中之一也，市場優美，爲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間最大者，莫過於陶器場。由此商人轉運瓷器至中國各省及印度、夜門。城之中央有大廟一座，偉壯華麗。該廟可能即今之光孝寺。愛德利奚《地理書》將廣州稱之爲興尼烏爾興（Sinia-ul-sin），亦即依賓拔都他所説的興阿興，謂其在中國之極端，城大無比，建築華麗，商務繁盛，印度各地商賈，多輻輳於此，有親王駐此管理之。

　　以上所記雖爲元代的情况，但宋代廣州的造船業的高度發達及廣州港市的繁華，亦可由此溯知。

　　成書於1321年（即元英宗至治元年）的阿伯爾肥達（Abulfeda）《地理書》記，康府（Khanfu,廣州）乃中國諸門户之一也，其城位於河上，位於克姆丹河（River of Khamdan）之東，爲中國最大之商港，富於水果、菜蔬、小麥、大麥、米及甘蔗諸物。

　　除船舶建造所體現出的高超的技術水平外，“南海Ⅰ號”出水的巨量的瓷器，亦是一批中國古代科技文化最好的代表性文物，其製作工藝之精，亦令人驚嘆。

　　陽江應以“南海Ⅰ號”沉船考古爲契機，進一步發掘海洋文化遺産，大做“海字號”文章，擦亮“海上絲綢之路”名片，並進而整合全省海洋文化遺産資源，積極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文化産業和海洋文化旅遊業，增强全民海洋意識，大力提昇海洋文化競争力，全力推進海洋强市、海洋强省建設。

　　注釋：

　　〔1〕《“南海Ⅰ號”出水：中國首創古沉船整體打撈成功》，《高科技與産業化》2008.1，46-47頁。
　　〔2〕李並成主編：《敦煌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7。
　　〔3〕栗建安：《中國水下考古“六大發現”－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古代外銷瓷》，《國際博物館》2008.4，106-113頁。
　　〔4〕俞偉超《十年來中國水下考古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2。
　　〔5〕季羡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紅旗》1986.3，32頁。
　　〔6〕戴爾·布朗主編，王同寬譯《東南亞－重新找回的歷史》，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李慶新：《海洋考古與南中國海區域經濟文化史研究》，《學術研究》2008.8，108-113頁。

　　李並成（甘肅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