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中國考古學界向世界發出了激動人心的報告，世界考古史整體打撈沉没海底千年宋代貨船將浮出水面，船上數萬件珍貴文物將重見天日。新華網同時報導：“南海Ⅰ號”從發現至今，考古人員對其已進行了8次試掘或物探調查，從一個貨格打撈出6000多件珍貴文物。據説有一件年代相近、工藝相當的瓷碗，在美國拍出數十萬美元天價。估計整船所載文物超過6萬至8萬件，且多爲國家一級文物，因此有權威專家指出，這條沉船的考古學意義重大而深遠，不能簡單地用金錢來衡量。

　　這是一艘到目前爲止世界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遠洋貿易船隻；現在沉船進入位於廣東陽江海陵島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水晶宫”。據專家稱，要打開沉船將船上6-8萬件文物完全整理出來，至少需要5-10年。

　　專家估計沉船上的文物可能多達8萬件。這些文物藴含着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我們現在尚無法探究這些珍貴文物豐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及歷史意義。本文僅就沉船上至今發現的已超過萬枚銅錢，聯繫到筆者過去在馬來西亞考察時所發現的宋代遠運到馬來半島的大量銅錢，從一個側面試探“南海Ⅰ號”是中國南宋社會一個典型縮影。

　　曾經有人提出，“南海Ⅰ號”的船載文物那麽多，又是一艘遠洋商船，它會不會是一艘走私船呢？對此，廣東省社科院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研究員作了回答。中國古代的海上走私，是在明清時期政府實施嚴厲的海禁政策背景下的現象。而在“南海Ⅰ號”所處的南宋時期，海外貿易政策較爲寬鬆，商家從事正常海外貿易光明正大。從這個角度上講，“南海Ⅰ號”是一艘正常的海外貿易商船。“南海Ⅰ號”從被發現到探摸，再到館内試發掘，在船上發現了大量的銅錢。至今發現的銅錢總數已超過萬枚。那麽，一艘出海的商船爲何携帶如此大量的貨幣？對此問題，李慶新又作了回答：雖然南宋初期海外貿易政策寬鬆，但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對一些特殊物資是嚴禁出口的。由於銅錢是貴重金屬，屬於稀缺資源，國家對銅錢的出口管理很嚴格。在宋太宗時期就有規定，私自與番商貿易，流出銅錢十多二十貫的，流放甚至服兵役。雖然“南海Ⅰ號”不是走私船，但説它夾帶違禁物品是比較合理的。

　　筆者以爲，雖然“南海Ⅰ號”不是走私船，但夾帶違禁物銅錢，屬於銅錢隨貨物走私性質。這一點，是宋代經常出現的商業現象。

　　一、“南海Ⅰ號”大量夾帶銅錢，印证了南宋大量銅錢外流的社會歷史現象

　　宋代對外貿易興盛，尤其在南海絲綢之路的海道，兩廣的外貿港以廣州爲中心，商船往來穿梭密集。樓鑰在《送萬耕道帥瓊管》一詩中寫道：“曉行不計幾多裏，彼岸往往夕陽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爲，兩此雖遠休慼同。”〔1〕宋代貿易範圍的擴大，進出口商品的增加，今廣州的古番禺，匯集了大量海舶，廣州已成爲當年的外貿出口中心了。

　　而在貿易興盛的發展過程中，銅錢外流的現象日益嚴重。東南亞是宋代銅錢出口外流的重要地區。《諸蕃志》卷上《阇婆國》條雲：“商舶利倍蓰之獲，往往冒禁，潜載銅錢博换，朝廷屢行禁止興販，番商詭計，易其名曰蘇吉丹。”〔2〕

　　隨着中國同外國貿易擴大，中國銅錢流出海外的也愈多。筆者曾經於1996年11月及1997年4月先後兩次到馬來西亞丁加奴州訪問，並先後兩次在瓜拉丁加奴參觀州歷史博物館，看到龍運地區曾經出土兩壇中國古銅錢。第二次，4月29日，由當地商家黄耀銘先生開車，直奔龍運。龍運瓊州會館符傳晨會長指示出城外的馬來村莊名巴西拉惹的，有華人竈、銅錢等出土。於是，我們雇請一位當年69歲的馬來老者爲向導，驅車幾百公里，到達馬來甘榜的馬來族農民家裏，仔細看了這户農家在耕地時挖出兩壇中國古銅錢的部分。當時看到的一堆古銅錢，有部分銹合成一團塊，無法分開，有部分銹融得辨認不出年代。筆者作非常隨意的抽樣檢驗，得出15個年代的樣品。這次抽樣，最早的是北宋太宗趙光義的淳化通寶，最晚的是南宋趙昀的淳祐通寶。

　　龍運出土銅錢抽樣檢驗的年代表（表格略）

　　注：理宗自1224至1264年，在位共40年。

　　這一發現提供了確鑿的證據。筆者親自搜集到的外流到馬來西亞的出土銅錢，説明瞭宋代銅錢外流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日本桑原隲藏研究中國唐宋元市舶名著《蒲壽庚考》中指出：“宋時中國輸出海外之品，以金、銀、銅錢、絹、瓷器等爲主；貿易既盛，錢貨遂涌涌外溢，當時宋之銅錢，東自日本，西至伊士蘭教國，散佈甚廣。”“南洋一帶，宋錢之散佈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貨。明初馬歡《瀛涯勝覽》‘爪哇國條’雲：‘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又‘舊港國’條雲：‘市中交易，亦使中國銅錢。’元代殆無鑄錢事，此等銅錢，大半當爲宋錢也。”〔3〕

　　筆者在馬來西亞丁加奴州的馬來甘榜所獲得的銅錢，當是宋代商人在海外貿易過程中流向馬來半島所用的貨幣。這類銅錢，在東南亞各地挖掘出土的例子頗多，如1827年，新加坡掘得中國銅錢，多數爲宋錢；1860年左右，爪哇有地方呌Djokjokerto,掘得中國銅錢三十枚，亦過半爲宋錢；南印度的馬八兒，宋末元初時，爲中國商船往來頻繁的港口，海岸一帶，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時時有中國銅錢出土，雖無詳細報告，其中宋錢當然是占多數；1888年，英人在非洲東岸的桑給巴爾，挖掘出宋代銅錢；1898年，德國人也在非洲東岸索馬裏濱海Miigedoihn,也挖掘出宋代銅錢。〔4〕諸如此類，宋代銅錢流往外國，在宋代是常有的事。宋代向海外輸出的貨品，以金、銀、銅錢、絹、瓷器爲主，輸入以香料、藥材、象牙、珠玉、犀角爲主。這些貿易，其範圍，東到日本，西到東非，商人除上述物品作爲交换外，往往雜以錢幣。南宋以後，錢幣偷運外流日益增多，從而造成“錢幣荒”，朝廷雖一再頒發“禁令”、“上諭”，或對偷運、走私者處以重罰，但收效甚微。宋代錢幣成爲出口主要物品，故南海各地及東非，時有掘得。〔5〕“南海Ⅰ號”夾帶大量銅錢，印证了南宋大量銅錢外流這一歷史現象！

　　二、“南海Ⅰ號”大量夾帶銅錢，反襯出宋代銅錢外流的社會原因

　　爲何宋代銅錢外流特别嚴重？究其社會原因有三。一是宋代朝貢貿易頻繁。《宋會要輯稿》番夷七載宋代歷朝有東南亞各國前來朝貢，在朝貢回賜的品物中銅錢最受喜愛。海外貢使除公事公辦的貢品以外，也總是載運大量私貨，進行“私覿”或“私市”，朝廷所賜銅錢即使由官方“依市價，以銀兩或布匹折支”〔6〕，但往往無法禁止他們私帶銅錢回國。二是市舶貿易量大。宋朝政府奬勵對外國貿易，在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江陽軍、密州和澉浦等9處設對外通商口岸，先後設置市舶司或司舶務，專職管理海外商人來國内貿易及宋朝商人出海貿易等事務〔7〕，在繁榮的市舶貿易中，錢幣外泄甚盛。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説：“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錫錢幣，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好巧愈密，其弊卒不可言。”〔8〕宋朝中國輸出海外物品及從海外輸入物品，有如上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9〕但銅錢也因此外流甚多。《宋史》載：“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10〕三是官吏腐敗貪利，官商勾結，使銅錢大量外流。如《宋會要輯稿》載：“又言蕃夷得中國銅錢，分庫藏貯，以爲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利源孔厚，趨者日衆。今則沿海郡縣，寄居不論大小，凡有勢力者，則皆爲之。”〔11〕即使外國商船夾帶銅錢，但市舶司官員爲了擢遷報功，在驗查中任其自流；或受賄賂，視而不見。《宋會要輯稿》載：“國家置舶官於廣、泉招徠島夷，阜通貨賄，彼有用之貨，彼之所闕者，如瓷器茗醴之屬，皆所願得，故以吾無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貨，猶未見其害也。今積習玩熟，來往頻繁，金、銀、銅錢、銅器之類，皆以充斥外國，頃年泉州尉官嘗補銅鋜千餘斤，光爛如金，皆精銅所造，若非銷錢，何以得此？頗聞舶司拘於歲課，每冬津遣富商請驗以往，其有不願者，照籍點發，夫既驅之而行，雖有禁物，人不敢告，官不暇問，銅日以耗。”〔12〕南宋時期的官僚階層，特别是某些顯赫的權貴或宗室，不顧朝廷法令，將官錢托付商旅，從事海外貿易，以此謀取厚利。如“雷州鄭公明放罷，以廣西提刑崔與之言其三次搬運銅錢下海，博易番貨。”〔13〕由此，商船夾帶銅錢，在官員放縱下公然外流。

　　“南海Ⅰ號”大量夾帶銅錢的真正原因，或許如“南海Ⅰ號”沉入海底的原因一樣，恐怕是永遠也揭不開的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恰好反襯出南宋銅錢外流的原因，或者是其中一二，或者三者均有！

　　三、“南海Ⅰ號”大量夾帶銅錢，折射出南宋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宋代宗室趙汝適，於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兼權泉州市舶，在任上撰寫《諸蕃志》一書，書中記載他當年所接觸到的南海諸國的商家或官員，並“詢諸賈胡”，在向海外商人調查過程中，把各國的風土人情物産等事如實記録，“海外環水而國者以萬數，南金象犀珠香瑇瑁珍异之産，市於中國者，大略見於此矣。”〔14〕書中選擇了58個國家開列。由於宋代與蕃國互市的重視，派使臣往南海諸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等物；泉州、廣州已成蕃商麕集居住和出入門户。“樓船舉颿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15〕海上絲綢之路繁華空前。《宋會要輯稿》載：“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閏十月三日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16〕又紹興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諭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17〕朝廷已從獲利中深知對外貿易的重要，並加以提倡。貨船裏夾錢幣獲利更厚，商家官吏之間互相勾結，挾大量錢幣流出，僅就《諸蕃志》一書來看，在其所列的58個交往的國家中，朝貢貿易、商務來往十分頻繁，貨船上挾銅幣甚伙，如阇婆國“商船利信蓰之獲，往往冒禁，潜載銅錢博换。”〔18〕南毗國、故臨國“交易用金銀錢，以銀錢十二準金銀之一。”〔19〕“層拔國以白布、瓷器、赤銅、紅吉貝爲貨。”〔20〕倭國“交易用銅錢，以干元大寶爲文。”〔21〕許多國家在朝貢船中，在貿易船裏，藏銅錢於船舶之中，雖犯禁而不顧，破禁而往，厚取其值。

　　“南海Ⅰ號”這艘遠洋船中挾帶銅錢，將來清理發掘，出土的數量越多，越發説明，海船到達目的港後，如果所運陶瓷貨品，一時不能出手，或者一時價格不理想；但海船又不能因日耗太大而久留；推測船主可能是卸下陶瓷貨品，而以銅錢貨入目的港貨量大，中國急需的貨品，很快可以返航。因此，銅錢挾帶，突顯南宋海上貿易的發達、絲綢之路的繁榮。

　　四、結語

　　“南海Ⅰ號”大量挾帶銅錢，印证了南宋時期因爲多種原因而造成銅錢大量外流的社會現象；這一點也反襯出南宋銅錢之所以大量外流這一現象的社會原因；同時，這也折射出南宋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上述這些，證明《宋史》上所記歷史事實：“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並用。”〔22〕銅錢成爲中國與海外國家的通貨！聯繫到“南海Ⅰ號”船上有“來樣加工”的出口陶瓷器皿以及有外國人佩帶的寶石手鐲等諸多外國人用品，可以想見，“南海Ⅰ號”實則是南宋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海外交通人員往來的一個濃縮了的典型活體。

　　注釋：

　　〔1〕樓鑰：《攻瑰集》卷三《送萬耕道帥瓊管》。
　　〔2〕(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上《阇婆國》。引者注：因《宋史·食貨志·錢幣下》指出，自置市舶以後，發現錢寶外泄，故屢有禁令。不得隨帶銅錢禁令，是部分限制，到阇婆國在此限範圍。所以，此後的海舶出洋，都讬言“逕往他國”。這裏“易其名曰蘇丹吉”，即不在禁限國之内。
　　〔3〕參閲（日）桑原隲藏著：《蒲壽庚考》第一章《蕃漢通商大勢》，上海中華書局藏版，第31-33頁。
　　〔4〕參閲（日）桑原隲藏著：《蒲壽庚考》第一章《蕃漢通商大勢》，上海中華書局藏版，第31-33頁。
　　〔5〕（宋）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卷上“層拔國”注④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02頁。
　　〔6〕參看李金明、廖大珂：《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7〕《宋會要輯稿》，番夷4之51。
　　〔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二十《外國諸蕃》條。
　　〔9〕《宋史》卷一八十五《食貨下八》，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560頁。
　　〔10〕《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貨下八》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566頁。
　　〔11〕《宋會要輯稿》刑法2之144，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6567頁。
　　〔12〕《宋會要輯稿》第166册，刑法2之144，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6567頁。
　　〔13〕《宋會要輯稿》第103册職官七四之四三，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4072頁。
　　〔14〕（宋）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趙汝適序，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頁。
　　〔15〕(宋)張綱《華陽集》卷一《送南夫知泉州》。
　　〔16〕《宋會要輯稿》第八十六册，職官四四之二0。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3373頁。
　　〔17〕《宋會要輯稿》第八十六册，職官四四之二四。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3375頁。
　　〔18〕《諸蕃志》卷上“阇婆國”，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5頁。
　　〔19〕《諸蕃志》卷上“南毗國故臨國”，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8頁。
　　〔20〕《諸蕃志》卷上“層拔國”，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00頁。
　　〔21〕《諸蕃志》卷上“倭國”，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55頁。
　　〔22〕《宋史》卷180《食貨下二·錢幣》。

　　周偉民、唐玲玲（海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