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沉船的發現，雖然出於偶然，却在考古學上具有重大的意義。根據初步估計，整船文物超過8萬件，既有鐵器和銅器，又有銀器和金器，更加繁多的是瓷器。就已經出水的瓷器來看，不僅形制多樣，匯集了德化、景德、龍泉等宋代著名窑口的精品；而且不少文物品相雅致，少數富有中亞風格：爲研究我國古代瓷器的生産和交流狀况提供了極爲豐富而難得的實物資料。

　　“南海Ⅰ號”沉船的打撈，雖然遲於它被發現十餘年，但是影響却依然深遠。這次打撈的成功，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工程技術杰作。其方案是，首先將船體起吊，然後平移到海岸邊的博物館中，最後置於巨型的玻璃缸中，以供發掘與展覽。這樣的工程既是宏偉的，又是精細。將珍貴易損的瓷器以及其他文物整體完好地打撈上來，需要確保起吊和運送沉船過程的平穩，其間必然充滿許多困難和反復曲折，體現了出群的智慧與創造。“南海Ⅰ號”沉船打撈成功，是中國水下考古的重大嘗試，爲全面開展水下考古的研究作了榜樣，因此是標誌性的里程碑。同時，“南海Ⅰ號”沉船打撈成功，也爲具體考察沉船的結構以及其中的藴藏提供了便利的平臺。

　　在上述基礎之上，考古工作者從2011年3月底開始對沉船實行試發掘。歷時一個月的發掘，大體上摸清了船艏在沉箱中的位置，采集了水、泥和沉箱標本，提取了相應的測算數據，爲今後的考古工作提供了經驗。在這次試發掘結束不久，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珠江文化研究會和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及時地召開論壇，不僅能够有效地推動對“南海Ⅰ號”沉船的全面發掘工作，而且對於圍遶“南海Ⅰ號”沉船的歷史研究工作的開展是有力地促進。

　　相對於考古工作，歷史研究是滯後的，這是因爲客觀上需要等待考古工作者的發掘成果。然而，就主觀而論，我以爲歷史研究如果能够緊密配合考古工作者的節奏，學術成果就會相得益彰；而且，還會反過來促進考古工作，發揮相輔相成的功效。所以，我願不揣冒昧，在這裏刍議“南海Ⅰ號”沉船的部分歷史學上的意義。

　　一、偶然事件與必然結果

　　“南海Ⅰ號”沉船於1987年8月被發現，距今已經二十四年，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二十四年之前，中國廣州救撈局和英國海上探險與救撈公司在今廣東省陽江市東平港以南約20海里處的上下川島海域探索，目的是尋找東印度公司的一艘名叫萊茵堡號的沉船。但是，它們並没有搜尋到萊茵堡號沉船，却意外地發現了距離海平面約23 米的這艘中國古代的沉船。最初按照發現的海域和部分文物的時代特徵將它命名爲“川山群島海域宋元沉船”，後來才被俞偉超先生定名爲“南海Ⅰ號”。

　　“南海Ⅰ號”這個名稱十分響亮，它會令人縱情地遐想古代南中國遼闊海面上繁榮的商旅景象，而“南海Ⅰ號”沉船本身只是衆多商船中的一艘而已。八百年前，它的沉没是一次不幸的海難，屬於偶然的事件；二十四年前，它的發現是考古學上的幸運，屬於偶然的大收穫。雖然前前後後都是偶然的，然而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爲，如果没有南宋時期發達的手工業經濟和繁榮的商業貿易事業，就生産不出那麽精美的瓷器，也打造不出“南海Ⅰ號”這樣的船隻，那麽也就不需要海外貿易，當然就不會有海難的發生。正是因爲中國當時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這樣的歷史背景，因此海外貿易十分繁榮，才會有人組織商船遠航，從而不幸造成個别的船隻出事沉入海底，於是就有了二十四年前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於是才會有我們今天的討論會。所以説，“南海Ⅰ號”的沉没與發現雖然只是偶然事件，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海上之路的關鍵坐標點

　　自古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陸地途徑，也有海上之路。至遲在漢代，海上之路就已經開闢出來。漢代的船隻已經能從廣東和廣西的港口出發，沿着中南半島的東岸航行，扺達東南亞各國。唐宋之後，由於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的發展，經由海上之路航行，可以扺達波斯灣沿岸各國，更遠甚至到達非洲東海岸的諸多港口。

　　“南海Ⅰ號”沉没的地點，正是位於自古以來形成的海上之路航綫上。從沉船所在的海域進發，向東北方向，經過川山群島，可以航行至陽江、廣州、潮州、泉州和厦門；向西南方向，可以駛扺雷州半島、瓊州海峽，進而穿越南海乃至印度洋。因此，“南海Ⅰ號”沉船能够提供由古代典籍和陸上考古無法提供的諸多信息，從而推進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貿易史的研究。特别是，通過對“南海Ⅰ號”沉船位置的分析，結合文獻的考據，將爲復原古代海上貿易之路確定一個至爲關鍵的坐標點。

　　三、民衆的歷史

　　毋庸置疑，傳統的歷史學大多以名人特别是高層政治人物的活動爲主要的研究内容。傳統的考古學，也一樣重視名人。去年討論得如此熱鬧的曹操高陵問題，就是因爲曹操是極爲著名的歷史人物。然而，與陸地上的考古學不同，特别是與考察墓葬截然不同，沉船上遇難的船員都是無名之輩。即使可能會偶爾刻畫下個别的姓名，也無從核對他的籍貫、他的生平以及他的親屬狀况。這些無名氏的歷史，似乎没有什麽意義。

　　然而，無名之輩的歷史，正是社會上多數人的歷史，他們的生活狀况才真正能反映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對“南海Ⅰ號”沉船的認真考察，有可能幫助我們推測出，諸如船員在船上的生活場所、駕船器具、飲食器皿以及風俗習慣等情况。我相信，只要深入考察與研究，就會有所發現。而這些無名氏船員的狀况，正是當年中國南海沿岸居民的縮影。他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所屬階層的經濟狀况。於是，這樣的研究在歷史學上就具有了相當重要的價值。所以説，“南海Ⅰ號”反映的是傳統歷史學關注得較少的無名氏的歷史，民衆的歷史。

　　此外，在“南海Ⅰ號”沉船被發現的同時，有着數百年曆史的大澳古漁村受到了外界的重視，尤其是漁家特殊的民俗風情被人們所瞭解。從而，不僅推動了對於大澳周圍地區歷史的研究，也爲嶺南文明特别是珠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色彩。

　　四、嶺南文明的耀眼亮點

　　絢麗的嶺南文明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不同於華夏文明的特點，却又與華夏文明水乳交融。嶺南文明與華夏文明一樣，也是源遠流長的。

　　在考古工作者的長期努力下，發現了嶺南文明的諸多亮點。早在舊石器文化時期，馬壩人文化就是一大亮點，它表明12萬年以前就有人類在嶺南生活與繁衍。後來，考古工作者又在發現馬壩人的獅子岩附近發現了石峽文化，這是新石器時期的重要遺址。作爲嶺南新石器時期的另一處重要發現，是位於廣州郊區的飛鵝嶺文化遺址。飛鵝嶺文化反映了當時的氏族聚落狀况，因而被譽爲嶺南第一村。

　　在封建帝國建立之後，嶺南文明也很輝煌。過去我們談論嶺南的古代史，特别是秦漢時期，主要依據的是古籍記載，如《史記》，又如《漢書》。但是，古籍中的記載往往是零星的、片面的，尤其那些早期文獻的作者多數生活在中原地區，由於交通不便難以親臨嶺南境地，他們記載的内容往往得之於道聽途説。然而，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發現之後，大量的精美文物以及不被文獻記載的歷史場景呈現在人們眼前，使得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眼睛爲之一亮，認識大爲開闊。

　　唐宋轉型期之後，南方的社會安定，經濟飛躍發展。“南海Ⅰ號”沉船的發現就是顯著的明证。人們透過“南海Ⅰ號”沉船能够看到，原來南宋時期嶺南地區的文明竟然如此燦爛輝煌，如此具體豐富。於是，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眼睛再次發亮，這又大大地推進了相關的學術研究，深化了人們對於嶺南文明的認識。而且，隨着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南海Ⅰ號”沉船的科學價值還會日益凸現，對於嶺南文明的認識也將繼續昇華。

　　南宋時期具有相對發達的經濟基礎，社會財富也有充分的積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人們才會集中巨量的貨物，積極開展海外貿易，以賺取巨額的利潤。“南海Ⅰ號”沉船裝載着八萬餘件宋代各地生産的瓷器以及大量的嶺南生産的鐵器出海遠航，屬於不辭艱辛地從事海外貿易者中的典型例证。像“南海Ⅰ號”這樣的商船，在當年應該是爲數不少的。久而久之，在嶺南社會中便形成爲勇於向外開拓和敢於經營事業的傳統文化精神。歷史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廣東地區之所以能够快速地積累財富，促使經濟迅猛地騰飛，以及積極地開展對外商貿，其原因固然與政策的優越密切相關，但也不得不承認是傳統文化精神的影響使然。

　　“南海Ⅰ號”是迄今世界上發現的海下沉船中體積最大、年代最古、保存最爲完整的遠洋貿易商船。這艘南宋時期的木質船隻已經沉没海底八百年，但是船體依舊保存完好，木質堅硬如新。它爲研究古代造船工藝、航海技術以及木質保存方法提供了典型的標本。同時也説明，自古以來嶺南的各族民衆就具有喫苦耐勞的習慣，他們世代掌握着優良的傳統工藝技術。如今，作爲他們後代的現代各族民衆，正是由於保持了祖先的優良傳統與精神，所以才會成爲精於現代手工業技術而又奮發圖强的一代新人。

　　“南海Ⅰ號”是嶺南文明的耀眼亮點。它被發現、打撈和安置，不僅僅爲世人儲備了一座收藏着數以萬計稀世珍品的寶庫，而且藴藏了豐富的科學信息和深邃的學術價值。“南海Ⅰ號”沉船被發現之後，在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紀裏，人們對它的學術意義已經談論了不少，本文或許是多餘的寫作。不過，由於沉船的安全起吊和成功安置，以及數量驚人的文物問世，必將進一步推動相關的考古與歷史研究。隨着考察工作的全面開展，隨着研究工作的細化與深入，人們對於“南海Ⅰ號”學術意義的理解必將更加全面與深刻，但願本文能有抛磚引玉的效果。

　　李憑（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