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廣州設立“市舶司”

　　廣州歷來是外貿的主要港口，外貿收入是重要財富來源。當時南漢政府已有派駐香港的長官，掌媚川都(海)，屯門鎮(海)及碣石衛(陸)三地軍隊，肩負南方門户防守的重擔，監管海上船隻進出。後來南漢統治者派兵出海搶劫外商貨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廣州貿易。

　　開寶四年（971年），二月滅南漢。六月，設置了第一個海外貿易的一級管理機構廣州“市舶司”。由廣州最高長官潘美兼任市舶使，並制訂外貿管理規章。其實市舶司是宋朝外貿管理與税收機構，是中國海關之始。宋代海外貿易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宋代各地名瓷匯聚廣州出口，進口舶貨仍以香料居首。北宋的輸出品除傳統的絲綢、漆器、五金等外，陶瓷逐漸昇上首位，還有雜色帛以及各種礦産品；輸入的多半是供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種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蘇木等。範文瀾《中國陶瓷史》第五册，海外貿易篇（1978年版）談及此促進了廣東各地陶瓷業的發展。廣州西村窑、番禺南村沙邊窑群，還有省内的潮州窑、連州窑、海康窑、佛山窑等，都是宋代的重要陶瓷産區，其中廣州西村窑和潮州筆架山窑的産品深受海外歡迎，出口量大。宋代出口貨物的包裝方法也有創新，從廣州出發的商船“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1〕”，隨船商人和其他乘客晚上就卧睡在這些排放得密無空隙的貨物上面，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間。《宋史》在簡略記述了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後稱：“凡大食、古邏、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玳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烏樠、蘇木等物〔2〕。” 

　　宋代以來，南方農業經濟的發展，使一大部分人力從農業、手工業中分離出來，成爲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農産品。宋代以來手工業的發展不但使紡織品、瓷器、日用器皿等出口商品能大批量生産，而且大量廉價手工業産品的出口意味着貿易商品從奢侈品過渡到大衆消費品爲主，從而使大規模商品出口成爲可能。使宋代的封建經濟，形成了一個具有開放性的經濟體，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的船隊可進行大規模的遠航；中國人從印度人手裏購進香料，從吕宋人那裏買入珠寶。中國則向外出口茶葉、絲綢、瓷器等。在國内：商品經濟异常發達，形成陸上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使得宋朝全國十數個大城市商賈雲集。如臨安、建康、鎮江、泉州、明州（寧波）、廣州等，都日益繁盛。其中臨安既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南宋末年，臨安已發展成爲一百二十多萬人的大都市，城内買賣興隆，極其繁華。南宋政府爲瞭解决財政困難，大力提倡官員和沿海商人招誘外商來中國貿易。因此，外貿有空前的發展。與南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達五十多個。廣州、泉州、明州仍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另外，在臨安、温州（今屬浙江）、秀州（今嘉興）、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等地也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

　　外貿繁榮促進了友好往來的發展，外商紛至□來，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廣州城外蕃漢雜居已有數萬家之多，外國商人往往有當年不回去的，稱爲“住唐”。蕃商以1/10計，亦有數千户。以阿拉伯人爲多，多就城西碼頭商業區而居，故廣州城南專門劃出一塊地盤作爲外商的聚居區，北宋發展唐代所設“蕃坊”，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置蕃長一人，負責蕃坊公事。“蕃坊”内也設置“蕃市”和“蕃學”。“蕃市”供僑居的外商交易。“蕃學”是應蕃人要求，由地方政府興辦的學校，諸蕃子弟均可入學，學習中國文化。宋代的“蕃坊”居住着衆多的外國富翁，蕃長辛押陀羅，家資數百萬。蕃商蒲亞裏一次運來的貨物，價值達5萬餘貫。蕃坊最繁盛時期光塔路一帶有“蕃漢萬家”。宋朝執行對外開放、優容蕃商的政策，隨着來華外商的增多，蕃坊再趨繁榮。廣州蕃坊位於城南珠江北岸，今光塔街一帶，北宋朱彧稱：“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居住。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人貢〔3〕”。海外有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客商首領地華迦啰捐銀50萬兩重修天慶觀事，宋政府封之爲保順慕化大將軍。泉州港到南宋時期超過廣州，更是一個“華夷雜居”城市，亦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僅廣、泉二地之蕃商已近萬人。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廣州、杭州、明州三地設置“市舶司”，船舶到達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隨近市舶司勘驗施行”，顯然不能適應海外貿易日益發展的需要。在户部尚書李常的建請下，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首先於福建路泉州增設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東諸城板橋鎮今膠州，本鎮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税物，乃至京〔4〕。”廣州、泉州兩處市舶司因其外貿交易規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貿海港。南宋紹興末年的外貿收入達200多萬貫，超過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

　　宋朝設立七個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廣州、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密州、華亭海。積極“招徠遠人，阜通貨賄〔5〕”。高宗紹興末年，泉、廣兩舶市即“歲得息錢二百萬兩〔6〕”。更是“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7〕”。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七卷，第四編——中古時代·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上册）第一章之五“海外貿易”論及當時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蠟、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禄、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五十八個國。

　　二、造船業及航海術的突起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主要統治區都屬於南方水鄉，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

　　從公元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船舶開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崑崙等外國海舶，逐漸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權。面對北方好戰民族的侵襲、圍困，宋朝發展出中國航海史上的一個高峰。 “蕃舶如廣厦,深涉南海,徑數百裏,千百人之命,直系於一舵〔8〕。”宋廷鼓勵富豪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經商，爲了引導商船與官船，還在海岸綫上每隔30裏建立了價值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宋高宗更是親自尋求商人協助組成了一支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向與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商業霸權挑戰。

　　席龍飛《中國造船史》謂，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業异軍突起，所造船舶規模大，數量多。大型中國海舶載重達10000～12000石(500～600噸)，海船長達20丈約66.67米，載600餘人，大型木蘭舟可搭載500～600人。中型海舶載重2000～4000石(100～200噸)，搭載200～300人〔9〕。北宋時期已劃時代地將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使以往的中國帆船沿岸航行發展爲跨洋航行。到了南宋時期，指南針成爲中國海舶普遍的導航手段。南宋的主要統治區都屬於水鄉，交通運輸多用船隻，因此造船業很發展。所造船有海船，内河船。主要造船基地有臨安、建康、平江、揚州、湖州今屬浙江、温州、明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贛州等。這些地方都設有官辦造船工場，能造大型船隻。這期間的木帆船，已有槳、櫓、錨、舵、帆、水密隔壁等設施，可以在海上遠航。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官本船貿易促進了造船業的發展。據北宋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朱彧所著《萍洲可談》記載廣州造的大型海舶“廣船型”木蘭舟體形巨大，“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6）是應用於海上民用的商船，船深闊各數十丈，船幅廣闊。航海運用指南針，並使用昇降平衡舵和披水板，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在茫茫大海中任何天氣均能明辨方向。廣州海舶按大小分爲艟、舴、貨船三類，大艟有12張以上的帆，20棹櫓，每櫓需15人至30人摇動。通常海舶高達4層，卧室、客廳、貨倉、厠所等一應俱全，附有救生艇3只。“先建造兩堵木墻，兩墻之間用極大的木料銜接。木料用巨釘釘牢，釘長爲三腕尺。木墻建造完畢，於墻上製造船的底部，再將兩墻推入海内，繼續施工……”〔10〕據伊本·白圖泰《遊記》記載，最大的艟舶役使上千人：其中海員600名，内有不少熟悉水性的黑奴；戰士400名，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戰士以及發射石油彈的戰士。所以海盗一望見元朝大舶，就遁風遠逃。官本船上的水手，可携帶眷屬子女，並在木槽内種植蔬菜鮮薑。船長猶如一個統領子民的大長官，威風八面。“護勇與黑奴等荷劍携戟，負弩前驅，奏樂鼓角，擁簇而行。”

　　廣州面臨南海，扼控三江，早有造船行舟傳統。是中國南方歷史名城、通商大港和造船基地，海船建造技藝更趨成熟。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認爲中國造船技術對船舶縱向强度重視，對舵柱的選材極其嚴格，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榫合釘接法和精工細作的捻縫工藝，保障船體牢固水密。來自中原的造船匠師傳播樓船的建造技藝，就地取材，在木板船的基礎上仿製樓船和内河船。樓船上裝有錨與舵，東吴南海巨舶張掛7張大帆，在廣州和古羅馬的阿杜利港之間航行，運送絲綢、珠寶、香料、礦物等大宗貨物。海船以高級木料用鐵釘連接鉚牢，具有很强的抗風浪能力。

　　宋元時期中國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的發展，一改前朝中外貿易以蕃舶爲主的態勢。廣州海船在當時壟斷了廣州到南印度洋的海上交通。13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從阿拉伯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海上貿易，中國帆船成爲中外貿易的主要運輸工具。據元代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泰的記載，中國船分大、中、小三種，大船可載上千人，從印度洋去中國者多乘中國船。不僅開通了從廣州至波斯灣、大食國，再向西達東非、紅海這條當時世界最長的“廣州通海夷道”，而且向東還有通日本、高麗的航綫。

　　南宋時，經濟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體積更大，一般的宋代遠洋商務船平均30米長，10米寬，可載百餘噸貨物、60餘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載300噸以上的貨物外加500、600人。對比前朝，宋船的設計更顯氣魄、規模，船體更加巍峨，裝修更爲華美。宋船頭小，船底變窄有如刀鋒一般在海上乘風破浪，船身扁寬、體高大，喫水深，面對狂風巨浪仍然能穩若磐石。宋船還設計了密封隔水艙，配備小船救生艇。廣西航行於南海的民用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一舟數百人，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11〕”直接開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還釀酒養猪，有街市及紡織業，可見其體積之大。面對茫茫大海、無限航期，宋船上裝載美酒、養猪，鮮肉與醇酒成爲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樂事。

　　朱彧的《萍洲可談》還最早記載指南針，朱彧之父朱服於1094—1102年任廣州高級官員,他追隨其父在廣州住過很長時間。書中記録了他在廣州時的見聞。不但記載着廣州蕃坊,市舶等許多情况,還記載了中國海船上航海很有經驗的水手。他們善於辨别海上方向；“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表明當時舟師已能掌握在海上確定海船位置的方法。

　　中國海船開始使用羅盤定向導航約在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 趙汝適寫的《諸蕃志》記載海外各國地理情况，談到他從泉州去海南島乘的是海船:“舟舶往來,惟以指南針爲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係矣。”可知那時指南針在航海中指示方向的作用已經更加重要。比起11世紀時只在陰雨天才用指南針,僅僅作爲指示方向的輔助儀器的情况是更進一步了。《諸蕃志》中所説的已不是指南針而是羅盤了。若無羅盤上的指向分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視惟謹”,“毫厘之差〔12〕”。“風雨冥晦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船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係也〔13〕。”也可見羅盤針對航海的重要。這是全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針的最早記載, 當年，廣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競過的巨大舶船都配備了指南針導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術，一起用於遠洋航海。並利用發達的天文、地理知識繪製出了初步的航海圖。羅盤針應用於航海,説明我國導航技術在宋代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人民首創的這種儀器導航方法,是航海技術的重大革新。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並不排斥天文導航,二者可配合使用,這更能促進航海天文知識的進步，其後指南針傳到阿拉伯再傳到歐洲，促成了世界航海時代的到來。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爲壯觀，有官方特别製造的巨型海船“神舟”並雇用民間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隨，洋洋灑灑數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麗，命人在明州建了兩艘大海舶。兩艘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鹢首”，到達高麗後，高麗人從未見過如此的巨船，“傾城聳觀、歡呼出迎〔14〕”……因此，宋船當時頗具國際盛譽。

　　三、宋代的“廣州通海夷道”

　　宋元時期，廣州“城外蕃漢數萬家”，“廣州富庶天下聞”。據岳飛孫子岳珂著《桯史》記“番禺廣州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返，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歲益久，定居城中。……富甲盛一時。……餘後北歸。……言其富已不如曩日。……” 宋時從南洋來中國的外國商人稱海獠，又稱舶獠，所以對阿拉伯商人也稱海獠。岳珂説蒲姓爲占城人，應是僑居在占城的阿拉伯商人。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唐時爲交州，宋時爲藩國。《桯史》之蒲姓即壽庚之父蒲開宗，統理外國貿易，總理諸番互市，富甲兩廣。據《桯史》載，蒲姓雖極豪華，而不久即敗，“家資益落”，蒲開宗即舉家自廣州徙居泉州，繼續從事以運販大宗香料爲主的海外貿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蒲氏任安溪縣主簿，爲鼓勵的中外貿易活動，紹定六年（1233年），賜“承節郎”的官衔。

　　宋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空前繁榮的階段。朝廷實行開放政策，允許私人出海貿易，鼓勵外國來中國進行貿易。當時中國與南洋和波斯灣地區有6條定期航綫，這些航綫都集中在廣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條航綫叫“廣州通海夷道”，廣州起航，經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和歐洲，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共14000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綫。使廣州成爲聞名世界的東方大港，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

　　成書於南宋後期的《諸蕃志》，記載的南海國家有53個國家和地區。元代前期成書的《大德南海志》，記録了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有143個，分爲大東洋、小東洋、小西洋等幾個海域。到元代末年成書的《島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達200多個，其中，99個國家和地區是作者汪大淵親身所經歷，耳目所親見，遍及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僅在《島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産和商品的種類就達352種。均是在唐宰相賈耽在《海内華夷圖》記録的廣州通海夷道基礎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 提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的29個海外國家和地區。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綫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由於海運的開通，就連江浙、福建、嶺南之間的物質交流也已打破陸路阻隔，改由海上交通來進行了。而泉州正處在兩浙與廣南之間，因而成爲當時我國國内海上交通的幅輳之地。泉州到南宋超過廣州，成爲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港，與其處在南宋海岸綫之中點不無關係。

　　四、海上絲綢之路

　　宋元時期，中國直面海洋、鋭意進取。宋朝廷着力管制海外貿易，但仍給予海上私商一定的發展空間。從東北亞的日本、高麗，到東南亞各地和印度沿海各地，乃至波斯灣和東非各港口，都是中國海商所及。中國私商網絡，遍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印度以東水域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海商主導。與此同時，中國的航海技術也有了相應的進步。總的來説，這一時期在航海技術方面有三項重要成就：一是對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圖的繪製，三是指南針用於航海。

　　成書於南宋後期的《諸蕃志》，記載的南海國家有53個國家和地區。元代前期成書的《大德南海志》，記録了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有143個，分爲大東洋、小東洋、小西洋等幾個海域。到元代末年成書的《島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達200多個，其中，99個國家和地區是作者汪大淵親身所經歷，耳目所親見，遍及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僅在《島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産和商品的種類就達352種。

　　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uleiman)也來到東方，並在廣州逗留過，回國後把他在東方的見聞輯録成書，名爲《東遊記》即《中國印度見聞録》。根據書中記載，蘇萊曼東方之旅走的航綫基本與“廣州通海夷道”符合：從西拉夫Shiraf，即尸羅夫，今伊朗波斯灣港口出發，經馬斯喀特岬角至阿曼蘇哈爾港Sohar，再往東航行約1個月，扺達今斯裏蘭卡，途經今印度尼科巴群島後，再航行數月後扺達中國廣州，這條航綫共需120天左右。

　　宋代同非洲東海岸的麻啰抹今索馬裏摩加迪沙、蒙巴薩今肯尼亞蒙巴薩、層拔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和基爾瓦基西瓦尼今坦桑尼亞基爾瓦基西瓦尼等國家和地區也發生貿易往來。中國船到達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亞丁港，同非洲只隔着一道曼德海峽，越過海峽沿東非海岸航行，往來極爲方便。近世紀來，在摩加迪沙、桑給巴爾及基爾瓦群島等地，不斷發掘出唐宋時代的錢幣和瓷器，正是我國和非洲東海岸海上交通的歷史見证。

　　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番志》成書於1225年兩書的記載，當時與我國貿易往來的國家仍以大食最爲重要。而前往大食最便捷的道路，是廣州和大食麻離拔國（今沙特阿拉伯的魯卜哈利沙漠以南至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境，是當時大食的重要國家之一）港口佐法爾（今阿曼）境之間的航綫。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蘭裏，一名蘭無裏（今蘇門答臘西北端的亞齊），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麻離拔國。《嶺外代答》及《諸蕃志》所記，還遠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國家和地方，如勿斯裏（今埃及），蘆眉（今小亞細亞半島）、斯加裏野（今意大利西西裏島）、木蘭皮（今西班牙南部）、茶弼沙（今西北非摩洛哥）、默伽獵（今北非阿爾及利亞）和毗喏耶（今北非突尼斯至利比亞一帶）等。這些地方宋時也與中國發生間接的交通和通商關係。

　　最有説服力的1987年在陽江海域發現宋代木質古沉船“南海Ⅰ號”。經初步水下考古勘探和發掘，可確認古船是尖頭船，船長30.4米、寬9.8米，型深約4米，載重量近800噸。可能就是南宋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打撈出文物4000多件，有江西景德、福建德化、浙江龍泉和福建建窑等日用瓷器、銀錠、“政和通寶”、“紹興通寶”等錢幣。出水文物即有尤其内中有一件長170厘米鎏金銀腰帶，其形制和文飾顯示外國特色，因珍貴异常，諒爲船主所用。初步判斷，“南海Ⅰ號”是一艘外貿商船，滿載瓷器等貨物出口到東南亞或西亞一帶。這爲陽江作爲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之路的有力證據。

　　陽江海岸綫漫長，海島、港灣衆多，取道漠陽江，連接西江，繼東下番禺廣州，西北溯湘桂走廊，上中原，故能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轉運港，中外貨物聚集陽江港繼發散各地。海外文化也必然流佈陽江，故也是海外文化登陸之地。

　　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歷時2000多年，可以稱爲“歷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現代港口依然發揮作用，充滿活力。無疑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最重要的港口，世界上亦屬罕有。

　　注釋：

　　〔1〕宋 朱彧《萍洲可談》卷2
　　〔2〕元 脱脱《宋史》卷186【食貨志】下8
　　〔3〕 宋 朱彧《萍州可談》卷2
　　〔4〕 明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元 脱脱《宋史》卷186【食貨志】下8
　　〔5〕宋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6《器用門》舟楫附 107：柂　
　　〔6〕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市舶司本息》
　　〔7〕元 脱脱《宋史》卷186【食貨志·立市舶法】
　　〔8〕清 徐鬆《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24
　　〔9〕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 第292頁
　　〔10〕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第二十章“元代的四桅遠洋海船和北洋漕運”
　　〔11〕宋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6《器用門》 舟楫附104：木蘭舟
　　〔12〕宋 趙汝適《諸蕃志》(卷下)附録：海南條
　　〔13〕宋 吴自牧《夢粱録》卷 12“江海船艦”
　　〔14〕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引《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戴勝德（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收藏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