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發展是不斷整合又不斷分化的過程。粤語的形成正是如此，對於當地土著和移民的各種語言是一次整合，不經整合就不能形成共時的結構系統；而對於整個漢語來説則是一次分化，不經分化就不能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而縱觀粤語形成的過程，是整合先於分化的，其整合始於東漢時代的廣信，即今天的封開和梧州部分地區。因此，廣信是粤語發源地。

　　一、廣信是漢代嶺南儒家經學中心，經學的載體雅言在此整合移民和土著的語言，形成粤語

　　漢武帝時期，在賀江、灕江與西江交匯處設置廣信縣，並以廣信爲蒼梧郡和交趾刺史部（後改爲交州）治所，又在廣信設置鐵官和鹽官，發展冶煉和鹽業。同時，派使者從徐聞、合浦出發，遠航東南亞和印度半島，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廣信成爲中原通往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樞紐。“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1〕當時“獨尊儒術”，傳入嶺南的中原學術思想主要是儒家經學。從西漢末年起，經學家陳欽、陳元等在廣信著書立説，客授生徒，廣信逐漸成爲嶺南儒家經學的中心。廣信學者牟子用儒、道思想闡釋佛教，開“三教合一”之先河，亦從另一方面促進了經學的傳播。東漢末年，廣信經學家士燮“董督七郡”，“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2〕。他們設壇講學，傳經弘道，培養人才。如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通《論語》、《毛詩》，冠弱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教授生徒。”〔3〕北海郡人劉熙，“博覽多識，名重一時。薦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謂之徵士”；“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直至“卒於交州（今封開）”〔4〕。劉熙的學生薛綜曾經上疏，指出嶺南“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异，重譯乃通”，主張“建立學校，導之經義”〔5〕。説明他們傳播經學不僅用以教化當地越人，而且通過經學來傳播漢語。及至南朝，潁川郡人陳法念遷至瀧州（今羅定），“以孝義教化溪峒，所至鎮俗戢姦，盗賊屏息。”〔6〕北燕皇族後人馮融任羅州（今化州）刺史，“以禮義威信鎮於俗”，“自是溪峒之間，樂樵蘇而不羅鋒鏑者數十年。”〔7〕這些史實説明，儒家經學得到越人的接受，有效地促進了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憑藉文化實體的傳播而傳播。儒家經學從其誕生之時起，就以雅言爲載體。孔子用雅言來講學，並强調“詩書執禮”都要用雅言。被列爲儒家經典之一的《爾雅》，就是最早解釋雅言詞義的著作。雅言最初是周朝的官方用語，通過經學這個文化實體的傳播而逐步成爲社會各界交際的共同語，音韵學家鄭張尚芳稱之爲“中國古代的‘普通話’”，並指出：“孔夫子比東漢早五百年，但上古音變化慢，音韵體系相差還不太大。”〔8〕東漢時代廣信士人傳播經學，所使用的當然是雅言。没有文字的越人在學習經學及其他漢文化時，也就學習了雅言。百越各部落的語言千差萬别，互相無法通話；漢族移民來自五湖四海，語言也不統一，具有優勢的雅言便約定俗成成爲他們的交際語言。雅言便通過經學的傳播逐步普及開來，並從“詩書執禮”擴展到漢越民衆日常語言交際，形成雙語現象：在部落内説百越語，對外交際時説雅言，但已經不是純正的雅言，在語音、語序上都留有百越語的色彩，也夾雜着一些百越語詞。隨着廣信經濟文化的發展，這種帶有百越語色彩的雅言逐步整合當地百越部落和漢族移民的語言，成爲漢越民族的通用語，這就是早期的粤語。

　　從“五胡亂華”開始，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其語言對那裏的漢語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此同時，儒家經學失去了“獨尊”的地位，其載體雅言也就逐漸失落。隨着中原漢語發生裂變，而已經初步定型的粤語拒絶這種裂變，兩者開始分化。

　　二、封開粤語保存着兩漢時代的古音韵系列，見证廣信是雅言傳播地和粤語發源地

　　今封開縣由原封川、開建兩縣合併而成，境内粤語也分爲南北兩片。南片粤語通行於原封川縣地域，以羅董話爲標準音；北片粤語通行於原開建縣地域，以南豐話爲標準音。兩片語音方面的主要特點綜述如下：

　　1．南片有全濁聲母b、d，其中古幫、並兩母發爲b，古端、定兩母發爲d。例如包bau、步bu、多do、達dat。

　　並、定兩母字發全濁音，是《切韵》全濁聲母的遺存；幫、端兩母字在《切韵》中發全清音，封開南片粤語則發全濁音，這種對應情况在漢語方言中更屬罕見，值得深入探討。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陳其光指出：“漢語北部方言的全濁聲母清化，除了自身的演變規律起作用外，與蒙古語族和滿——通古斯語族語言的影響有關。契丹語、女真語、蒙古語、滿語分屬蒙古語族或滿——通古斯語族。這兩個語族諸語言的輔音音位中，塞音、塞擦音都是清不送氣與清送氣對立，缺少濁音；擦音一般也是有清無濁。我們知道，母語的發音習慣是很頑强的。人們自發學習另一種語言時，對於母語中没有的音，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近似的音代替，或者乾脆取消。操蒙古語族語言和滿——通古斯語族語言的人轉操漢語時，很容易把並母和幫母、從母和精母、邪母和心母等合併爲一個音。這樣，中古的全濁聲母就在這些人的口語中合併到清音中去了。因爲他們人數不少，是統治民族，長期與漢人雜居，漢人也學習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發音也會影響漢人，因此北方漢語，包括漢人和内遷的少數民族説的漢語，中古以後全濁聲母就清化了。”〔9〕據此分析，晋朝之前的雅言，由於未經歷“五胡亂華”後遊牧民族語言衝擊，全濁音應比《切韵》所記録的隋初漢語音係發達，可能有幫與並、端與定合流的情况。與封開比較接近的北流江流域以及鑒江流域的化州，其粤語聲母系統也有全濁塞音b、d，但並非來自古全濁音並、定母字而來自古清音幫、端母字，由此可推斷其幫與並、端與定曾經合流，並、定母演變爲相應的清音，幫、端母則保持全濁。與封開接壤的懷集下坊片粤語，p、t和ts在圓唇元音前發爲b、d和dz，不管它們來自古並、定、床母字還是來自古幫、端、照母字。所以，封開南片粤語幫、端母與並、定母同發爲全濁音，是晋朝之前雅言音係的保存。

　　2.北片古非組部分字讀爲幫組，發p、p‘、m聲母，例如父pu、佛pat、蜂p‘o、萬man等，保存上古“輕唇歸重唇”的特點。

　　清代學者錢大昕根據上古文字材料中重唇音和輕唇音相通，因而得出結論：“凡輕唇之音，古皆讀爲重唇。”〔10〕即《切韵》中的輕唇音非、敷、奉、微在上古均讀重唇的幫、滂、並、明。封開北片粤語非、敷、奉、微部分字發重唇音，保存上古音的特點。而在包括廣州話在内的其他地區的粤語中，除古微母字讀如明母之外，非、敷、奉母字都發輕唇音即唇齒音。因此，封開北片粤語系統保存“輕唇歸重唇”在粤語乃至全國漢語方言十分罕見。

　　值得一提的是“佛”字。東漢廣信人牟子做《理惑論》時，首先將該字音譯梵語buddha（覺者），沿用至今。“佛”在《切韵》爲奉母，臻攝合口三等韵，入聲；而東漢時代“輕唇歸重唇”，奉母字讀如定母，所以當時“佛”讀爲bat，與梵文讀音基本一致。今封開北片粤語讀爲pat，保存着東漢雅言“輕唇歸重唇”的特點和塞音韵尾，只是全濁塞音b轉化爲相應的清音p。從這個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封開粤語如何保存着1800年前的東漢古音，堪稱奇迹。

　　3.北片古知組部分字讀爲端組，發t聲母，例如知tei、猪ty、長tiu等，保存上古“舌上歸舌頭”的特點。

　　“舌上歸舌頭”是清代學者錢大昕考證上古時代文字材料得出的又一結論。他在《十駕齋養新録》中説：“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床無别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异。”〔11〕封開北片粤語知組讀如端組的雖然是部分字，但涵蓋該組各個聲母，比較系統地保存上古音這一特點。在包括廣州話在内的其他地區粤語中，知組字僅有極個别如“啄”讀如端組，其餘都“與照、穿、床無别”，發平舌音或舌葉音。

　　4.兩片的尖團音都分得很清楚。其中南片尖音（精組細音）字發舌尖音t、t‘、□，團音（見組細音）字發舌根音g、k‘、。北片尖音（精組細音）字發平舌音ts、ts‘、s，團音（見組細音）字發舌根音g、k‘、。

　　分清尖團音，團音（見組細音）字發舌根音，這是粤語的普遍特點，是《切韵》音係的存留。但尖音（精組細音）字在各地粤語讀法有所不同：封開北片和廣州一帶發平舌音（或舌葉音）；封開南片却發爲舌尖音，其中精、清母字發舌尖塞音t、t‘，從、心、邪三母字發舌尖邊擦音□，與此相同或相近的還有北流江流域、潭江流域以及南海沙頭、化州、懷集下坊片。邵宜認爲：“精組讀t應是粤語早期痕迹的存留”，從、心、邪三母讀爲邊擦音“是早期粤語與少數民族語言結合的産物”〔12〕。由此推斷，南江流域、鑒江流域（除化州）及漠陽江流域的粤語精、清、從、邪發平舌音（或舌葉音），心母發舌尖邊擦音，應是廣信的早期粤語擴散並演變的結果。

　　5．兩片都有一整套塞音韵尾，包括雙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同時都有相應的一整套鼻音韵尾，兩者整齊對應。例如：答dap/膽dam、八bat/辦ban、石sek/聲se。

　　這是粤語的普遍特點。塞音韵尾是搆成入聲的基本因素，古漢語有塞音韵尾，因而有入聲，搆成平上去入四聲。“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形成“抑揚頓挫”之美。《切韵》音係有唇、舌、牙各部位的塞音韵尾，唐朝後期形成的正音只有一個喉塞音韵尾，金元之後塞音韵尾脱落，入聲也就分化爲平、上、去三聲，導致“抑揚頓挫”美感之缺失。封開及其他地區粤語的塞音韵尾系統與《切韵》及其以前音係基本一致，所以完整保存古入聲系列。

　　上述分析可見，封開粤語所保存的一系列古音韵，盡管它們在中原消失的年代有先有後，但可以肯定它們在兩漢時代曾經存在於一個語言共時系統，是漢代雅言整合廣信移民和土著語言而形成粤語的見证。方言學家李如龍指出：“同一個區的方言，中心區變得慢，邊緣地帶變得快，外地的方言島變得更快。”〔13〕據此規律，封開粤語完整保存古音韵系列，説明這裏當時屬於粤語中心區，所以變化慢；而其他地區當時屬於邊緣地帶，所以變化相對較快，上述古音韵在封開粤語中完整保存，在其他地區粤語中就變得不完整甚至失落了。

　　三、廣信是粤語區的原點與圓心，粤語由此沿西江傳播到廣州，形成以西關音爲正宗的廣州話

　　由於粤語傳承雅言的基本因素，承載漢朝獨尊的儒家經學文化，因此從其形成之時起就具有强勢；由於粤語發源於支流密集的西江要衝廣信，流通於自古依水而居的越人部落，因而具有與生俱來的“水文化”特性，憑藉西江水系而不斷擴展，或沿江向東，或溯江向西，或溯南江、北流江等支流向南。廣信成爲整個粤語區的原點與圓心。

　　建安末期，東吴任命的交州刺史步騭重修南越國覆滅時毁於兵燹番禺城，並將將州治從廣信遷至番禺（今廣州），沿江向東便成爲粤語傳播的主綫。“五胡亂華”之後，大量中原漢人沿湘桂通道進入西江中游，其中有一批來自潁川郡的陳氏族人，包括蒼梧（今梧州）陳坦，康州（今德慶）陳預，勤州（今雲浮富林）陳君頁，瀧州（今羅定）陳法念，高要陳文徹、陳文戒兄弟等，他們首先將自己异化爲越人，在越人中傳播儒家孝義之道，逐步樹立威信，成爲部落首領，有些人還被敕封爲地方官。鑒於陳氏族人的威望與影響，西江中部不少越人紛紛改姓陳，從而形成了融合漢越、雄踞一方的勢力。晋朝在高要郡（今肇慶）設置西江都護，樑、陳兩朝在高要郡設置廣州都督府（此爲“廣府”之由來），高要便崛起成爲珠江重鎮，也就成爲廣信之後的粤語中心。

　　漢朝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後，由廣信“東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聞港”〔14〕便成爲一條連結海内外的通道。南樑時，陳法念移居瀧州，大力推行“孝義教化”，成爲越人首領並任瀧州、新州(今新興)等地剌史，南江成爲傳播儒家經學的黄金水道，也就成爲傳播粤語的一條黄金水道；其子陳佛智任羅州(今化州)剌史，使經學及粤語從南江“穿群山”傳播到鑒江之濱。繼任的馮融“以禮義威信鎮於俗，汲引文華，士相與爲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15〕被譽爲“嶺南聖母”的冼夫人，更是不遺餘力地傳播儒家經學，以此推動漢越民族和合和文化融合。作爲“部落十餘萬家”的南越首領，她“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16〕。與馮融之子、髙凉（今高州良德）太守馮寶成親後，她“誡約本宗，使從民禮”；“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17〕。冼夫人經歷樑、陳、隋三朝，治理鑒江流域達六十載，逐步實現漢越文化融合，也就實現漢越語言融合，粤語從此通行於鑒江流域。

　　隋唐時期，廣州成爲粤語的中心。衆所周知，廣州的“原點”和城市中心在人民公園至城隍廟一帶，南越王宫和歷代州郡治所均設於此，然而，廣州話以西關音爲正宗。原因何在？回顧歷史，便可知道，廣州自古就是得天獨厚的内外貿易港口，及至隋唐，更是成爲東方第一大港和國際大都市。而當時廣州兩大内港都在城西：一個是光塔碼頭，在今光塔街附近，是外國商船停靠的口岸，碼頭周圍是外國商旅雲集的“蕃坊”。另一個是蘭湖碼頭，在今流花湖附近，是廣州最早的内河碼頭。蘭湖是古代廣州第一大湖，湖區範圍東起雙井街象崗脚，西至洗馬橋（司馬橋），南止於西山，北到唐代回教先賢墓，積水面積近一平方公里。從蘭湖流出的駟馬涌向西注入珠江，由西江及北江進入廣州的船隻，通過此涌進入蘭湖，停靠於蘭湖碼頭。在大庾嶺道開鑿之前，西江及其支流賀江、灕江是廣州連接中原的主要通道，因此停靠蘭湖碼頭的船隻也主要來自西江。碼頭附近建有津亭，是專門用於接官的地方。津亭周圍景色優美，吸引過不少文人到此遊覽吟咏。此外，廣州的寺院也集中在城西。隨着廣州經濟文化地位的迅速提昇，來往商賈、旅客及移民與日俱增，蘭湖碼頭一帶成爲居民密集的商業區，通行於西江中游和南江流域的粤語迅速傳入，在此與各地語言交匯融合，形成廣州話。明朝以後，蘭湖淤積，碼頭廢棄，直至上世紀50年代才於原址再造流花湖。原來的商業區則隨着珠江北岸綫南移而轉到荔枝灣附近。由此可見，廣州話形成於西關，而西關話來自西江，源於封開。

　　注釋：
　　〔1〕羅香林：《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書林》第一捲第三期。
　　〔2〕《三國志》卷四十九，吴書四。
　　〔3〕道光《廣東通誌》卷四。
　　〔4〕道光《廣東通誌》卷三二七。
　　〔5〕《三國志》卷五十三，吴書八。
　　〔6〕民國《羅定縣誌》。
　　〔7〕《廣東通誌》列傳一《馮融傳》。
　　〔8〕《中國古代的“普通話”——訪音韵學家鄭張尚芳》，《光明日報》2006.12.26.
　　〔9〕陳其光：《民族語對中古漢語濁聲母演變的影響》，《民族語文》1999.1.21～26.
　　〔10〕〔11〕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五。
　　〔12〕邵宜：《封開縣的方言》，《漢語方言論文集》，現代教育出版社，香港，1997年。
　　〔13〕李如龍：《方言與文化的宏觀研究》，《暨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4.
　　〔14〕曾昭璇、曾新、曾憲珊：《西甌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嶺南文史》2004.3.33頁。
　　〔15〕《廣東通誌》列傳一《馮融傳》。
　　〔16〕〔17〕《隋書》卷八十，列傳第四十五《譙國夫人》。

　　羅康寧（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原副研究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