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廣信是蒼梧郡治所，一度是交趾刺史部（交州）的治所，政治地位重要；同時，又是交趾與嶺北南北往來的要衝，南北經濟與人口匯聚交流；廣信還是中原文化和先進技術在嶺南傳播的要地，其地位無法比擬，本文試探求兩漢時期廣信在嶺南的地位。

　　一、兩漢時期以廣信爲中心的五嶺交通

　　南嶺是一系列東北西南向排列而總體呈東西向山脈的總稱，是長江與珠江水系的分界綫，是我國重要的一條自然和人文分界綫。嶺南與嶺北，兩者在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雖然南嶺阻擋南北，但先秦時嶺北與嶺南的民間交通往來就已存在，人們利用山脈間形成的天然徑道而往來南北。據《史記·蘇秦列傳》記載，戰國後期楚國“南有洞庭、蒼梧”，蒼梧的範圍，一般認爲未逾南嶺，但已達南嶺山脈的九嶷山附近。到秦漢時期，“古人雲：‘五嶺者，天地一隔内外。’”〔1〕五嶺（南嶺）已經是南北重要的自然和人文的分界綫。

　　考古發現楚懷王六年（前323年）所制的“鄂君啓舟節”銘文也載，“上江，内（入）湘，庚（商），庚（商）陽；内（入），庚鄙；内（入）資、沅、澧、（油）。”這其中有關湘水沿岸的交通路綫記載較詳，反映出當時湘水比資、沅等其它幾條水道更爲重要，應是楚人南下五嶺的主要水道。據譚其驤先生考證，即今湖南湘陰縣湘水西岸濠河口與喬口之間；陽即漢洮陽縣，今廣西全州湘水上游支流洮水（今黄沙河）北岸；鄙當漢代便縣，即今湖南永興縣（耒）水中游北岸。鄂君的水程西南路入湘、入耒，航綫遍佈於今鄂西南、湖南極大部分，遠至廣西邊境。〔2〕楚國在湘水、離（漓）水分水嶺附近設有陽（鄂君在此地免税），這與西漢馬王堆帛畫地圖所記桃（洮）陽當指一地，此説應無誤，則楚南界已達南嶺。可見，早在戰國中晚期，楚國的官商船隊就經由湘、資、沅、澧諸水，遠達沅湘上游及五嶺地區經商，最遠可達浥陽等五嶺關口。結合包山楚簡來看，楚人主要是由環洞庭湖各縣邑和湘水沿綫而南達五嶺的。〔3〕

　　值得一提的是，《史記·甘茂列傳》載，公元前305年，楚滅越國，“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厲門，《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瀨湖”；《史記正義》引劉伯莊雲：“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讀史方輿紀要·江西南安府横浦關》“或曰即楚之厲門”，並認爲徐廣注釋“似誤”。實際上，楚之厲門不在粤贛交界的横浦關，而在離（漓）水支流瀨水（荔江），即今廣西荔浦南，〔4〕《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相關圖頁也標繪於此。果真如此，則楚南界關口已越過南嶺，湘水——離水通道已經形成。

　　秦漢是南嶺交通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秦始皇在統一嶺南前，公元前220年就修道伐木，“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吴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5〕上述楚境已達南嶺，修馳道應及楚地湘水流域。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公元前1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時，還達長沙郡境的湘水下游的湘山（今岳陽西北洞庭湖）。而在更遠的零陵縣東有秦馳道遺迹。《方輿勝覽》雲：“秦馳道，在零陵東八十裏。闊五丈餘，類今之河道。兩岸如削，夷險一致。始皇命天下修道以備游幸，即此也。”〔6〕此説若不誤，則秦第一次始鑿通南嶺，且有永州零陵附近的遺迹證明。

　　公元前218年，秦尉屠睢率五十萬大軍，分“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7〕鐔城之嶺即今越城嶺；九疑塞當九疑山之要塞，在今湖南寧遠南；南野之界當今江西南康之南。據法國學者鄂盧梭考證，此三路當戍守今越城、萌渚（九疑）、大庾三山要道，而番禺一軍當長沙經騎田嶺而達番禺。餘干一軍則結集江西餘干而防守閩越。〔8〕爲保证進攻嶺南的四軍的轉運需要，《淮南子·人間訓》曰：“使監禄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溝通湘水、漓水的靈渠。就在進軍嶺南時和佔領嶺南後，“秦所通越道”已經形成，此可謂秦的第二次修築南嶺交通，史書稱“新道”。〔9〕

　　秦“新道”即“秦所通越道”主要是秦開鑿南嶺而通達嶺南的道路。此道有四：一是由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經嚴關（今廣西興安境）、秦城（今廣西興安境），從湘桂走廊的靈渠入灕江，沿西江而達番禺等嶺南各地；二是自湖南道縣溯瀟水越九疑塞而南達廣西賀江再南通西江；三是自湘水支流耒水而達郴州，由此南越騎田嶺，出陽山關（今廣東陽山縣西北），沿湟水（今連江）東南行，經湟溪關（今廣東陽山西北）、洭浦關（今廣東英德西南連江口附近），從北江而南達番禺；四是從江西南野溯贛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嶺的横浦關（今廣東南雄小梅關西）而達湞水入北江。〔10〕陽山關、湟溪關、洭浦關皆是秦在連江設置關隘，可見連江一綫重要。而其他南嶺諸山上有九疑塞、横浦關、謝沐關等〔11〕。這些軍事要塞險隘，既是防禦的堡塞，又是交通必經之途。實際上，從郴州南下，或走連江，或走武水。《水經·溱水注》就載瀧水（武水）出峽谷處的瀧口“西岸有任將軍城，南海尉任囂所築也”。《元和郡縣誌》卷三四《嶺南道·韶州》載“任囂故城，在（樂昌）縣南五裏”。既在此築城，“因中國方亂，欲據嶺南，故築此城，以圖進取”，此武水道亦應是秦漢之際南嶺一孔道。與洭浦關一樣，《元和郡縣誌》卷三四《嶺南道·廣州》湞陽縣（今廣東英德東南）北四十裏湞山，“尉佗爲城於此山上，名曰萬人城”，亦爲防範北江南下通道的要塞。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明確標繪出西漢初年長沙過於南越在五嶺地區的郡縣設置、山脈、河流、聚落、駐兵等地理。《地形圖》繪製的主區爲漢初長沙國所屬桂陽郡的中部區域，相當於今湖南沱水流域。其中的八個漢縣，桃（洮）陽縣治在今廣西全州，觀陽縣治在今廣西灌陽。營浦縣治在今湖南道縣東門村，南平縣治在今湖南藍山東北古城，舂陵縣治在今湖南寧遠柏家坪，泠道縣治在今湖南藍山祠堂圩，龁道縣治在今湖南藍山所城，桂陽縣治今廣東連州。《地形圖》防禦的重點當在來自桂陽縣東南的陽山關的連江沿綫的南越軍隊。根據流域内的聚落研究得出，先民沿湘江支流舂陵水上溯至九疑山東北麓的南平地區定居，後向西進駐泠道地區，經過泠水、九疑河、瀟水等，在瀟水營浦附近，與沿瀟水的移民匯合。到漢文帝初期，在九疑山、萌渚嶺以北的地區内，東半部地區比西半部地區開發較爲成熟，北半部地區比南半部地區開發比較成熟，東北部是開發最爲成熟的地區，西南部地區處於開發過程中或尚未開發的處女地。《駐軍圖》繪製主區爲今湖南江華沱江上游深水流域的碼市盆地，涉及嶺南今廣東連山、廣西賀州的大寧河上游，圖上的多處烽火臺都在山地高處，主要防止趙佗軍隊沿連江或向西越過三江進入大寧河的上游地區，防止趙軍南翼、東翼兩方面的進攻。〔12〕當然，兩圖中繪有今嶺南北江水系和西江水系桂江以東的大部，而尤以賀江上游支流的大寧河，連江等戰略地位重要。從兩圖中不難看出，西漢文帝初期，五嶺的交通以北部較爲發達，當時的湘江上游的舂陵水流域、瀟水支流沱江流域、湘江上游的灌江等都可資利用。河流上游的谷地、丘陵、山地等海拔不大，可以逾越，而嶺南北江的連江、西江的賀江支流大寧河間也可以交通。由於五嶺的騎田嶺、九疑嶺、萌渚嶺、海洋山、越城嶺等多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山系，南北錯落不一，除利用河谷等交通嶺南、嶺北外，五嶺山地之間交通開發也愈來愈細。

　　《史記·南越列傳》載，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扺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兵夜郎，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漢書·武帝紀》所載略同，只是更明確各路進軍路綫。其中路博德一軍出桂陽（治今湖南郴州），越騎田嶺後下湟水（一作匯水，即洭水，今連江）；楊僕一軍出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沿豫章水（今贛江，上游爲今章江）越横浦關而下湞水；戈船將軍嚴出零陵（治今廣西興安北）下離水；下瀨（即下厲）將軍甲南下萌渚嶺，沿賀江而達蒼梧（治今廣西梧州境，一言治今廣東封開境）；馳義侯一軍發兵夜郎，下牂柯江（西江上游紅水河支流北盤江，一言從黔東南沿剛柳江、融水、柳江達西江）。五路進軍路綫，以牂柯江一道爲新道。實際上，這條道路是在民間基礎上發展而來。南越國都番禺有蜀枸醬，則從蜀地經夜郎由牂柯江而達番禺。“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13〕應是西南蜀、夜郎與嶺南的交通發展的結果。用兵龢民間交往，道路的修建和暢通十分重要，暫將此看作西漢的一次與南嶺以及附近交通有關的事件。

　　東漢第一次修築南嶺交通是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衛颯任桂陽太守，桂陽郡南部含洭（治今廣東英德西北浛洸）、湞陽（治今廣東英德東南）、曲江（治今廣東韶關東南）三縣，“去郡遠者，或且千裏”，百姓“傳役”甚苦。“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裏，列亭傳，置郵驛”，〔14〕大大拓展了騎田嶺以南北江流域與桂陽郡治郴縣（治今湖南郴州）的南北交通。今廣東英德浛洭經乳源至湖南繼而北上西京長安的官道，乳源大橋、紅雲等鄉鎮民衆至今仍稱這條古道爲“西京古道”。沿綫仍有梯雲嶺、猴子嶺等許多遺迹。“鑿山通道五百餘裏”是否爲沿北江——武水沿岸，還是沿北江達曲江縣附近向西沿南水進入乳源而沿“西京古道”北上？筆者於2009年2月底去實地進行了考察，看見山體被開鑿成石級路面，已被踩踏光滑磨損。用平整的麻石一塊塊壘出的那條延伸北上的蜿蜒石道，仍舊倔强地穿行於崇山峻嶺間。雖然經過多年的人走馬踏和風雨冲刷，但古道的路面仍然平整。梯雲嶺、猴子嶺等許多遺迹是否就是漢代開鑿，還是其後的唐宋等朝代，應結合相關的文字資料，對其古道再作探尋。雖然，南嶺東部桂陽郡的局部交通有所改善，但兩漢大部分時間内，嶺南的政治、經濟中心皆偏重在西部，故嶺南西部從越城嶺或萌渚嶺的靈渠道或瀟賀道仍爲重要。

　　由於交阯二征的叛亂，東漢政府第二次修築南嶺交通。建武十六年（40年），交阯二征反，“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溪，儲糧谷。”後馬援等“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15〕當時修路鑿渠應亦包括桂陽、零陵在内。《太平御覽》引《郡國志》：“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爲渠六十裏，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舊瀆耳。”〔16〕時這裏爲零陵郡所轄，繼秦以後東漢再修靈渠。唐莫休符《桂林風土記·靈渠》雲“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浚濟，水急曲折。四牙用遏其節，節斗門以駐其勢。”今考古在興安秦城遺址七裏圩王城發掘時，發現城墻在東漢進行過二次加固。〔17〕桂江下游的唐馬江縣（治今廣西昭平馬江鎮），“按《圖經》雲，‘其江是後漢伏波將軍馬援所開’”；北流縣（治今廣西北流）南的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18〕則湘、桂（漓）江及北南流江應是所趨之道，沿途“修道橋，通障溪”。

　　經過前代的修築，南嶺附近的交通有所改善，但至東漢章帝永初以前，“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19〕永初八年（83年），鄭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道，至今遂爲常路”。〔20〕《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曰：“餘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則舊有是路，弘特開之使夷通。”〔21〕鄭弘建議把海道運送貢物變爲陸路經由零陵、桂陽嶠道運送。零陵、桂陽嶠道，即越過南嶺的交通道路。既作爲貢道，還是應有所補修的，暫且把這次貢道改變看作是東漢第三次改修南嶺交通道路。零陵、桂陽境的嶠道，應是兩郡境内主要大道，而經零陵郡嶠道主要轉送交阯及嶺南西部各郡特産，桂陽郡嶠道主要轉送南海郡貢物。零陵郡嶠道以靈渠道、賀瀟爲要，桂陽郡嶠道以湟水（連江）、臨武爲重。和帝時（公元89-105年在位），“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裏一置，五裏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省罷水果珍羞之貢。〔22〕臨武（治今湖南臨武東）爲貢道必經，不但接連江，經今廣東連縣星子鎮北“荆楚古道”接臨武，〔23〕而且還可從溱水（今北江及上游武水）到達。東漢中後期，由桂陽郡到南海郡，就是經溱水上游的武水而達北江，此道“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24〕

　　東漢第四次治理南嶺的道路，就是整治經由武水而達北江的水路。刻於東漢靈帝熹平三年（174年）武水昌樂瀧上周君廟中的《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勛之紀銘》碑，是研究熹平初年桂陽太守周憬率衆整治武水上游河道事實的重要碑刻。周憬“迺命良吏，（將帥壯）夫，排穨磐石，投之（窮壑），（夷）高填下，鑿截逥曲，（弼）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脈，斷硍（溢）之（電）波，弱陽侯之汹涌。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25〕這裏至今號稱“九瀧十八灘”，當時治理水道可謂艱辛。

　　從秦始皇和漢武帝的兩次用兵來看，南嶺交通以西部爲要。東漢多次整修南嶺交通，其中光武帝時馬援用兵以及章帝時鄭弘修道路，都與嶺南西部交通有關。今瀟賀道上的廣信縣則作爲嶺南首府長達300年之久，而且在封開縣和賀州市博物館各藏有文物約一萬件，均以兩漢爲最多，足证其時此綫之繁忙。當然，西江中游附近的灕江、賀江入西江的交匯處近在咫尺，所以，不管蒼梧郡的治所廣信，是否在今廣東封開，還是今廣西梧州，都是交通要津所在。從兩漢時期瀟水——賀江流域（除去零陵郡首府泉陵縣）分佈有營浦縣（治今湖南道縣）、營道縣（治今湖南寧遠南）、謝沐縣（治今湖南江永南）、馮乘縣（治今湖南江華西南）、富川縣（治今廣西鐘山）、臨賀縣（治今廣西賀州）、封陽縣（治今廣西賀州南）等7縣；而湘水——漓水流域在湘水上游有零陵縣（治今廣西興安北）、洮陽縣（治今廣西全州西北）兩縣，漓水沿岸僅有始安縣（治今廣西桂林）一縣，遠不能與瀟賀兩江沿綫相較。據《初學記》引劉宋沈懷遠《南越志》載：“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爲三江，在越也。”〔26〕始安江當指始安郡所在的灕江，鬱林江指鬱林郡所在的鬱江，廣信當指今梧州至封開所在的廣信縣。另據顧野王《輿地志》記載，“廣信縣壽鄉有孤嵓，嵓有斑石，石皆五色。”〔27〕此爲今封開的斑石無疑。因此，廣信縣至少包括今封開不用争辯。交通地位和沿綫設置的縣，以及今天的出土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瞭，廣信治所應以封開爲要。

　　二、以廣信爲中心的南嶺交通對嶺南城市建設、維護大一統政治格局的作用

　　秦兩次修南嶺嶠道，兩漢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嶺交通道路，使南嶺陸路和水路平整順達，爲嶺南與嶺北的各項交流奠定了基礎。從歷史時期至今，南嶺交通所經之地及相關要塞，不但是保证交通安全的重要據點，而且還在拱衛嶺南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今廣西地區確知的秦漢古城址有興安的秦城、城子山古城（有學者以爲漢零陵縣治），全州的洮（桃）陽城（漢洮陽縣治）、建安城，灌陽的觀陽城（漢觀陽縣治）、賀州的臨賀（漢臨賀縣治）、封陽（漢封陽縣治）等，大都集中在桂東北的交通要道附近，而且城址的規模較大，保存也較完整。據學者研究，這些城堡最初大部分出於政治、軍事目的，其選址除考慮自然地理條件以外，交通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從桂東北地區秦漢時期城址的分佈來看，這些城址均位於河流兩岸，洮陽城址、建安城址、城子山遺址、觀陽城址都在湘江及支流的河岸；興安秦城緊鄰靈渠和大溶江；臨賀、封陽兩城址也都地處賀江河旁。湘江、靈渠、賀江及其河谷是秦漢時中原、長江流域通往嶺南的重要交通要道。這説明交通在城市建設中的重要性，以及交通路綫的拓展對城市建設的推動作用。〔28〕除湘桂外，湘粤、贛粤交通遺址也多分佈在山隘要道以及控扼交通的河流近旁。今廣東南雄梅□城、仁化城口“西秦城”、樂昌樂城鎮武水西岸梅花頭建築遺址等，樂昌郴（州）宜（章）古道、陽山縣秤架古道、連縣的星子古道等。〔29〕這些古道的秦漢建築遺址雖有些還有争論，但從秦漢始，嶺南與嶺北的交通道路無疑應有多條重要干支綫，這些交通干支綫無疑是沿綫以政治、軍事爲重的城市設立的關鍵。

　　秦漢以前，嶺南爲越族聚居之地。《山海經·海内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隅東。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30〕伯慮不可考，離耳即儋耳，在今海南。北朐一般認爲北户，地在今越南中部。鬱水今屬西江，所列諸國，皆在嶺南。《吕氏春秋·恃君篇》（卷二十）亦雲：“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縛婁即今廣東博羅，陽禺在今廣東陽山，驩兜即唐歡州，在今越南中部。時嶺南諸部多爲無君之地，並未形成統一的政權。秦統一嶺南，“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31〕將嶺南納入秦王朝的版圖，推行一系列統一的政令，有效維護了秦在嶺南的統治。雖然其間秦末漢初，嶺南在南越國統治之下，交通一度阻隔，但民間客商通過“粤關”交换商品基本上仍然進行〔32〕。漢武帝滅南越，重新設置郡縣，推行政令，大一統政治格局重新確立，使嶺南社會又一次發生了變革。從此以後，中央政令上傳下達，南嶺以及嶺南地方交通網絡逐步形成和發展，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强有力的緊密聯繫，有力地維護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

　　在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中，中央派遣使臣、官員、軍隊去嶺南，以及嶺南官員昇降，文件及貢物傳送，南嶺交通成爲這一鏈條上不可缺少的環節。秦開“新道”，統一嶺南；陸賈出使南越國，説服趙佗；漢武帝發兵五萬四路攻擊南越，平定南越相吕嘉叛亂；東漢馬援討伐交阯征氏姐妹叛亂，維護國家統一，嶺南交通都發揮了重要的戰略意義。而設置在南嶺及附近水道上的諸如厲關、横浦關、湟溪關、陽山關、洭口關、謝沐關等軍事關堡，以及“秦城”、“萬人城”等，無疑保证了交通的安全。這些要塞和道路，爲國家政令的下達以及嶺南地區政情的上傳起到了橋樑作用，加强了嶺南地區與中原王朝的聯繫，使嶺南地區納入多民族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的版圖内，加强了中原王朝對嶺南越族地區的統治，有效維護了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政治格局。

　　政治、軍事等諸多原因使許多北方人南下，而南下的通道無疑要借道南嶺要道。北人南遷，秦“逋亡人，贅婿、賈人”等號稱五十萬大軍大部分應留在嶺南，他們爲嶺南的經濟發展、邊疆安全、社會安定做出了重大貢獻。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又遷“獄吏不直者”修長城和戍南越；次年，又發民戍邊；始皇還應趙佗請求，遷一萬五千“女無夫家者”來嶺南〔33〕。唐循州進士韋昌明在《越井記》中言道：“又秦徙中縣之民於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而龍（川）有中縣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陝中人來此,已幾三十五代矣。”〔34〕這些移民正是通過南嶺而南下。除移民戍邊外，嶺南還是兩漢流放被貶官員及家屬之地。西漢及王莽時，遷合浦的有：成帝時京兆尹王章的妻子、哀帝生母丁姬家屬和哀帝傅皇后父傅晏妻子、董賢家屬、南郡太守毋將隆等等、宜陵侯息夫躬家屬、方陽侯孫寵等、郎中令泠褒等以及西漢末外戚專權失意者等等。東漢外臣失勢者諸如尚書僕射郅壽、竇憲女婿郭舉家屬等亦徙合浦；而更多的如樑竦妻子遷九真，和帝陰皇后弟、陰皇后外祖母鄧朱家屬徙日南等等〔35〕，不勝枚舉，數量不少。這些流官及家屬南遷，南嶺之途必爲所經。而且交通道路以西部爲要，主要集中在以廣信爲主的靈渠道、瀟賀道。

　　兩漢嶺南設置交趾刺史部，東漢後期改爲交州。嶺南的七個郡蒼梧郡、鬱林郡、合浦郡、南海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七個郡中，南海郡偏東，其他六郡佔據嶺南大半河山，特别是交趾、九真、日南，都以蒼梧郡爲要衝，聯繫長江與黄河流域。與嶺北連接的的蒼梧郡、鬱林郡、南海郡三郡中，只有蒼梧郡居中，南北長，東西短，其控制靈渠道、瀟賀道以及西江中游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廣信縣所在的蒼梧郡作用重要。從西漢蒼梧郡的人口也可看出：户24379，口146160；高於南海的9萬多口、鬱林和合浦的各7萬多口〔36〕。值得注意的是，蒼梧郡面積在四郡中最小。而交趾郡74萬人口、九真郡16萬人，日南郡也有6萬人，國家經營應是以嶺南西部爲重無疑。東漢時，交趾郡、鬱林郡無口數記載，九真郡近21萬口，日南10多萬口，而蒼梧郡也有466975口，南海250282口，合浦86617口〔37〕，蒼梧郡成爲嶺南首郡。所轄地域幾無變化，但蒼梧郡人口增加3培多。而且，據《漢官》載：“（廣信），刺史治，去洛陽九千裏”〔38〕。雖然，有關兩漢交趾刺史部（交州）治所有所争議，到底是龍編、還是番禺、羸阝婁、麊泠等多種説法，但兩漢廣信一度是交趾刺史部（交州）治所無疑。

　　三、以廣信爲主要的嶺南西部貢物是南北交流的重要物品

　　秦漢南嶺交通的開闢和發展，對大一統國家交通體系的完善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對嶺南連接内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嶺南與中原、江南交通分别通過湘、贛等聯繫外，嶺南入夜郎道、入蜀道和入交趾可以看作是南嶺交通的延伸。早在滅南越國之前的建元六年（前135年），南越人食蜀地枸醬，據説“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交换而得枸醬。故“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裏,出番禺城下。”〔39〕這樣，巴蜀經夜郎達番禺的道路，從原來的民間商貿之路轉爲官方的道路。具體路綫從蜀地經青衣江達青衣縣（治今四川蘆山縣）、南安縣（治今四川樂山縣）、僰道縣（治今四川宜賓縣），進入唐蒙主持修築的“南夷道”，即從僰道經南廣縣（治今四川高縣、筠連縣一帶）、汾關山（今雲南威信境）、平夷縣（治今貴州畢節）、漢陽（治今貴州赫章、六枝一帶），連接牂牁江（今北盤江上游），順牂牁江（今紅水河、西江）而下番禺。〔40〕有人也以今柳江及其上游指代牂牁江，但無論如何，入夜郎道和入蜀道在漢代已經發揮作用了，後來元鼎五年五路用兵嶺南，其中就有牂牁江一道既是例证。而從南嶺入交趾的道路更可以看作是南嶺交通的延伸。從靈渠道、臨賀道等道路南下西江，經西江支流北流江越鬼門關達南流江直至江口的合浦，由此陸海並行可以到達交趾郡，東漢初馬援征伐征氏的叛亂就是沿此陸海兩道而達的。〔41〕但“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42〕而交趾郡的治所龍編（治今越南海興省海陽附近）以及日南郡的盧容（治今越南平治天順化）兩港，仍以海上與番禺、合浦、徐聞等嶺南港口近海航行爲重。雖然海路艱險，然而較陸路便捷。〔43〕

　　秦漢南嶺交通的開闢和發展，也對海上交通路綫的開闢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嶺南地區南臨南海，歷史時期就與東南亞各國有交往，南嶺交通的開闢，不僅縮短了嶺南地區曾經借道海上達冶縣（治今福州）而北上的距離，而且成爲以後“南海諸國”來華的必經之道。《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所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等東南亞、南亞諸國，最遠的達黄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國（今錫蘭島）等，“漢之譯使自此還矣”。東南亞、南亞的“奇石异物”，經過海上交通而達嶺南，而由嶺南北上，南嶺交通的靈渠道、賀——瀟道、耒——連或耒——武道、章——湞道等成爲北上的通道。南海海上通道可以看作是南嶺交通、國内交通向外的延伸。正是通過南嶺交通、國内交通與國外交通融爲一體，中外陸海交通網已基本形成。嶺南粤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44〕從此，嶺南成爲中外政治、經貿往來的必經之地，南嶺交通也成爲溝通這一地區與内地的重要交通走廊，也使嶺南成爲秦漢時期中外貿易的中心地區之一。

　　嶺南地處亞熱帶，各種動植物資源豐富，“夫物以遠至爲珍”，“且南海多珍，財産易積，掌握之内，價盈兼金”〔45〕，此處南海代指嶺南地區。而“舊交趾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46〕，此交趾也非交趾郡，而是交趾刺史部。嶺南多异産。“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凑”〔47〕。時番禺爲象牙、犀角、珠璣、玳瑁、金銀器物以及各種水果等嶺南特産彚萃之地，這裏的貢物沿北江而上，從南嶺東部的連江道或武水道而北上；而來自交趾等郡嶺南西部的物品，由南嶺西部的靈渠道或賀——瀟道而北上。嶺南地區的貢物必經南嶺北上，途經南嶺的貢物有：

　　1.珠璣、玳瑁等飾物。珠璣，亦即明璣，此爲合浦等地所産，爲海中蛤蚌體内的鈣質結晶物。玳瑁，亦即瑇瑁。南越王趙佗獻給漢文帝的“紫貝五百”，亦應屬於此類物品〔48〕。文帝勤儉，“後宫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49〕，但其後各帝並非如此，武帝時“宫人簪瑇瑁，垂珠璣”〔50〕，已非昔日。漢成帝時寵愛趙飛燕妹，其所居的未央宫昭陽殿，“明珠、翠羽飾之。”〔51〕皇帝使用外，還賜於重臣。霍光病死，賜“璧珠璣玉衣”等貴重物品〔52〕。除合浦珠有名外，交趾亦産之。“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征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帝賜群臣，鐘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53〕。珠璣付於京城，安帝時京城長安“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54〕。漢桓帝時，樑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异物”，而“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故冀第舍“金玉珠璣，异方珍怪，充積臧室”〔55〕。

　　2.翠羽、孔雀、能言鳥（鸚鵡）、白鷳等珍禽。上述南越王趙佗上獻漢文帝“翠鳥千”，“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即屬此類。楊孚《交州异物志》皆載嶺南交州有孔雀、翠鳥之屬，“翠鳥，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而“孔雀人指其尾則舞”〔56〕。翠鳥和孔雀産於嶺南等地，《廣志》曰：“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趾興古縣”；《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真，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鷓鴣”〔57〕。嶺南進貢翠羽，一般用於裝飾，武帝子燕剌王劉旦反叛，“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黄金附蟬，皆號侍中。”〔58〕其後，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摇，八雀九華，加翡翠。”〔59〕實際上從魏文帝時起，翡翠和孔雀已成爲皇帝、皇后的裝飾之物〔60〕。孔雀除産西南滇池、海外條支外，“交趾西於縣，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有之。”〔61〕南朝宋沈懷遠地《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而三國時吴萬震《嶺南异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脯臘。”或養雛鳥引誘野孔雀，“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62〕不過，漢代桓寬《鹽鐵論·崇禮》已有“南越以孔雀珥門户”的記載。南越交趾一帶多孔雀可見一斑。除以上珍禽外，南越王獻給漢高祖“白鷳、黑鷳各一只”〔63〕，白鷳等也作爲嶺南的名物而上貢。

　　3.犀象等奇獸。漢初趙佗向漢文帝進獻的禮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64〕。上林苑中即有“窮奇象犀”〔65〕。元康四年（前62年），嘉谷稷、神爵、金芝皆降，“九真獻奇獸”。奇獸或指白象，或釋爲“駒型，麟色，牛角，仁而愛人”〔66〕。三國吴萬震《南州异物志》載交州之地，“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狶。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邱徙”〔67〕。“犀如象大，色黑，頭似豪婦猪，食草木也”〔68〕。犀、象應爲兩漢交州之地所産，“九真郡（都）龐縣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饒之”〔69〕；“犀出九德縣”〔70〕。如上所述，並有貢獻。

　　4.异香之屬。嶺南之地自古多异香，有些還是通過貿易從域外的東南亞國家獲得。上述提到番禺爲果布等輻凑之地，這裏的果布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果（荔枝、龍眼等）和葛布的合稱，而是稱作“果布婆律”（Kapurbarus）的香料，是由産自於東南亞的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加裏曼丹島等地的龍腦樹（冰片樹）提煉而成，又稱“龍腦香”（冰片）〔71〕。楊孚《交州异物志》也載：“密香，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外皮爛，中心及節堅黑者，置水中則沉，是謂丁香。次有置水中不沉，與水面平者，曰棧香。其最小粗者，名曰槧香。佛經所謂沉水者也。”〔72〕東漢建安時，士燮兄弟稱雄交州，出日皆“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龍眼之屬”，至東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的四十多年，“無歲不至”〔73〕。交州産丁香、棧香、槧香等各種雜香無疑。三國吴萬震《南州异物志》載：“沉木香出日南”〔74〕。這些异香之屬一般都經合浦而運到嶺北。

　　5.美木之屬。上述趙佗進獻文帝，“桂蠧一器”，應屬此類。武帝作昆明池，昆明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殿柱，風來自香”；建章宫太液池雲舟也“以紫桂爲柁枻”〔75〕。而“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這些美木奇草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雖大都難以成活，但“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連年猶移植不息”〔76〕。《南方草木狀》卷中載：“交趾有蜜香樹，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軟，葉如嫩榆。”嶺南异木除部分用作建築外，相當一部分移植於扶荔宫（故址在今陝西韓城芝川鎮境），用於觀賞。

　　6.异果之屬。與美木同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東漢安帝時，“交趾郡守唐羌極陳其弊，遂罷其貢”〔77〕。《漢書·地理志》載南海郡有圃羞官，交趾郡亦有羞官。兩郡應是嶺南异果貢獻的主産地。楊孚《异物志》亦雲：“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78〕而“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79〕。這些亞熱帶珍奇异果在將近二百二十年的時間裏，歲貢不絶於朝廷。甚至直至東漢末，士燮仍進獻“蕉、邪、龍眼之屬”於孫權。三國吴薛瑩《荆揚已南异物志》雲：荔枝樹，“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梅李，“高凉，建安皆有之”；龍眼，“蒼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獻之”；橄欖，“始興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獻之”；榴，“交趾獻之”等〔80〕。

　　7.其他地方貢物。除以上所列之外，南越國趙佗還“獻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葡桃錦四匹。”〔81〕至於“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這次進獻竟使“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82〕，僅是一時之舉。

　　大量的嶺南和域外貢品經過南嶺北上運到都城，爲皇帝和嬪妃、達官貴戚日常享用。《漢書·西域傳》贊中説：“（漢武之世，開西南，建珠崖七郡，通大宛），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宫，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京雜記》卷一、卷二都記載，天子所用筆匣“厠以玉璧、翠羽”，玉幾“以象牙爲火籠”；身毒國獻的餓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上述飛燕妹居昭陽殿，爲其姊送的禮單中，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馬瑙彄、孔雀扇、翠羽扇、琉璃屏風、椰葉席、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巵（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等。同書卷五、卷六記載武帝賜給李夫人象牙制的簟；武帝寵臣韓嫣以玳瑁爲床。這些珍奇异寶，大多都源於嶺南和海上貿易所得而上貢朝廷。

　　嶺南土特産上貢中央，加强了嶺南港口與内地特别是都城的聯繫，這其中南嶺在嶺南與内地物品的交流上發揮着重要作用。這些交流的物品不僅包括上層統治者使用和消費的奢侈品，而且還應有民間的日常商品。因爲地域差异，一般是北方缺少南方（包括嶺南）的海貨，南方缺乏北方的高級絲品和其他比較先進的生産、生活工具等。上述趙佗與漢高祖間上貢與回賜的物品即可證明。漢惠帝三年（前192年）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83〕南越國貢物當仍爲地方特産，與高祖時一樣，惠帝亦應賞賜一定的絲物。而民間客商也有牛馬羊牲畜、金鐵田器等交换於嶺南。吕後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84〕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嶺南與相鄰的長沙以及内地的來往。而文帝時，派遣陸賈訪問南越，帶給趙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85〕這些褚衣應是上等的絲綢。而趙佗也回贈白璧、翠鳥等嶺南特産。

　　内地越過南嶺輸往嶺南邊地的物品主要是繒帛。南嶺山地諸如桂陽郡内，東漢建武初期，“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缊著衣。民墮窳，少粗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雖然茨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纻麻，數年之間人頼其利，衣履温暖。”但包括長沙等在内的荆州地區，仍多“皆徒跣”，“人無履”〔86〕。南嶺山區和嶺南地區，手工業還比較落後，絲織業發展處於啓蒙階段，水平有限，而包括雜繒在内的大量高級的絲織品還是來自中原。北上的嶺南和南海諸國异物與南下的中原雜繒，成爲嶺南與中原交通綫上重要的物品，豐富了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

　　而南嶺西部今天考古可以證明當時的商貿情况。漢代零陵郡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换代之以物——幣交换。道縣楊家鄉出土的西漢銀餅，説明永州境内至少在漢代已使用銀幣進行商品交换。在原零陵縣境内竟一次出土漢代貨幣五銖錢50餘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漢代零陵的商業活動已具較大規模。〔87〕

　　嶺南西部的物品大多以廣信爲中心地來交流南北的。合浦港口是兩漢時期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從這裏沿北流江——南流江直達西江，從廣信再沿賀江（或灕江）而上，南北物品最近的商貿通道在兩漢已經形成〔88〕。

　　四、以廣信爲要的南嶺交通與南北的技術、文化交流

　　南嶺交通的開闢，不但加强了嶺南與嶺北的經濟交流，還使中原先進的技術傳到了南嶺山地及嶺南，部分改變了南嶺山地以及嶺南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後面貌。天塹變通途，北人南下，使嶺南與先進地區的差距縮小，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秦、南越國和兩漢時期，大量的中原人南下，輸入了數量不少的鐵器和農具。在嶺南大量墓葬中出土有關南越國的鐵器就有700餘件，包括鋤、臿、鏟、鐮、鐝、斧、鑿、錘、錛、削、刀等與農業有關的鐵器。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墓出土的兩件記田器的木牘。一件自題爲《東陽田器志》（東陽一説爲秦代東陽縣，治今江蘇盱眙縣境；一説泛指太行山以東平原），田器從嶺南以外輸入。另一件木牘記載了從數十到百餘件不等的鋤等農具，數字雖然不是實數，但反映了南越國從中原輸入農具的量是很大的。〔89〕農具輸入與改進，使荆州與嶺南地區的經濟提高，租子有時還貢其他州郡荒歉之需。永初六年（112年）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90〕東漢末，蜀、吴先後徵調零陵、桂陽等湘南地區的糧食，以備戰争之需（詳下章第三節）。

　　除農具外，嶺南還從相鄰的長沙國引進玻璃的製作技術。在廣東、廣西南越國墓葬中，出土了平板玻璃、玻璃珠、玻璃璧等。其中南越國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器型、成分上和長沙、衡陽等地出土的相同，有可能從長沙輸入的。“但平板玻璃、小串珠和玻璃耳珰等則爲長沙内地及中原内地所未見。由此，我們初步認爲，南越國的玻璃製造業應是在原楚地（主要是長沙）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91〕而玉器的一些原材料，也可能是從嶺南以外的地區運送而來。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青白玉角杯、玉璧、玉帶鈎、玉珮等精美的玉器，有些原料可能就取自嶺南，“從器型與石質分析，應有一批玉料從嶺南以外所獲。”〔92〕

　　從秦時軍隊的南下到漢武帝平定南越時五路大軍的進入，以及朝代易替時的民衆的南移，這些南來的軍隊龢民衆帶來了部分貨幣、糧食和器物，對嶺南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多數由南越王工官在嶺南本地鑄造。“有一部分楚式器、漢式器，則可能是漢廷賜與或從内地購置的。”〔93〕廣西羅泊灣1號墓出土的兩件漢式的銅鼎上，一個刻有“犛”字，一個刻有“析”字，與南越當地鼎的風格不一樣，兩字當爲銅鼎鑄造地。犛在今陝西武功境内，析在今河南内鄉縣境内，應是從中原輸入南越的銅器。而同一墓室出土的記録陪葬品的《從器志》木櫝上，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顯然説明中原的食物與陶器一起輸往南越。〔94〕

　　南嶺交通的開闢，不但使中原先進的技術傳到了南嶺山地及嶺南，還使南嶺以及嶺南的文化風氣爲之一變。上述所言東漢建武初衛颯鑿修桂陽郡内山道，“役省勞息”，“流民稍還，漸成聚邑”。時桂陽之地，“不知視則”，颯“修庠序之教，設婚禮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95〕衛颯因地制宜，“理恤民事”，施政十年，政通人和。接替衛颯的茨充，在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96〕和帝時，許荆爲桂陽太守，“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97〕禮儀制度推行十二年。順帝時，桂陽太守欒巴，“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奬進之。”“政事明察，視事七年。”〔98〕桓帝時桂陽太守劉樑，“班序以正，以仁爲首”，〔99〕推行風化。

　　上述漢靈帝時鑿瀧周憬，“廼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振發（一作□綏）有方，進則貞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士充朝，招賢訓蒙，開誘六蔽。”爲周憬立碑的曲江（一作紅）縣長區祉，“遵承典（憲），宣揚德訓”，造福一方。〔100〕另一名初平中擔任曲江長的熊喬，“雍容莅事，聽覽如流”〔101〕，“海隅懷化，爵廩英俊，序以禮範。郎吏、督郵陰邪屏迹”。〔102〕賢官治理，地方安定。經過桂陽曆代官員屢次勸化，南嶺桂陽一帶風氣有所變化。

　　桂陽郡東的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産以祈禱”。欒巴任太守，“乃悉毁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异自消。”〔103〕桂陽郡西的零陵郡，經過名宦召信臣、周嘉、沈豐、陳球、楊璇等治理，風氣較桂陽略勝一籌。周嘉任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107〕沈豐“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105〕零陵郡南的蒼梧郡，太守亦多教化民衆。和帝時，蒼梧太守喻猛，“以清白爲治，郡人頌之。”永建中，陳臨爲蒼梧太守，“推誠而理”，惠及死囚，郡人歌之。〔106〕蒼梧太守陳稚昇，“治尚清静，民（咸）化之，囹圄恒空。”“民醇訟簡，與之相安也。”〔107〕

　　正是歷任南嶺地區官員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使“風俗脆薄，不識學義”的南嶺地區文化稍有改觀。〔108〕南嶺地區成爲中原文化向嶺南傳播的必經之地和中繼站，許多學者儒生多在此著述授業。蒼梧郡廣信人陳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其子陳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元以才高著名”，“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109〕東漢末，蒼梧廣信人士燮少遊學京師，拜師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後“耽玩《春秋》，爲之注解。”〔110〕名貫學林。三位經學大師的成就，對傳播漢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零陵湘鄉人蔣琬、泉陵人劉敏“俱知名”，蔣琬後成爲蜀漢政權的重要文臣。〔111〕蒼梧、零陵成爲南嶺地區人才相對集中之地，這與秦漢南嶺山地以西部的交通發達有着密切的關係。而南嶺山地也成爲中原文化傳播到嶺南的中繼站。據統計，《後漢書》所載士人，借貫在桂陽3人，蒼梧3人；私家教授生徒：桂陽1人，蒼梧1人，南海郡1人；著作：零陵集部1種，桂陽子部1種，蒼梧郡經部2種、集部1種，南海郡史部3種。〔112〕嶺南學術人才的形成、文化的推廣與南嶺交通有着重要的關係。

　　當然，社會的穩定是南嶺地區社會發展的前提。針對南嶺山地的少數民族不斷的起義，歷代官員或戰或諭降，力圖改變這種面貌。桓帝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陳蕃建議，認爲當地官員“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113〕，惜未被采納。實際上，東漢以前五嶺山地就居住着原有的山地民族，這就是中原人所稱的“蠻族”的一支。由於南方“蠻族”本身無文字記載，故到東漢乃至六朝時，才出現以地域劃分，信崇犬的“盤瓠蠻”，《後漢書·南蠻列傳》把居住在五嶺附近零陵郡、桂陽郡的崇拜盤瓠的民族稱作“零陵蠻”、“桂陽蠻”。而早在西漢時，設置了專門管理少數民族的縣級行政區劃——道。《漢書·地理志》零陵郡下設置泠道（故城在今湖南寧遠東）、營道（故城在今湖南寧遠西南）。東漢中後期，五嶺及嶺南的諸蠻叛亂，“零陵蠻”、“桂陽蠻”不斷見諸史載。計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延熹三年（160年），“又零陵蠻入長沙”〔114〕。實際上，延熹年間，長沙、零陵蠻反叛，一直延續到延熹八年（165年），波及五嶺的零陵、桂陽兩郡及以北的長沙、以南的蒼梧、南海、交趾等。荆州刺史度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裏，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歷時三年才平叛〔115〕。零陵太守楊璇，用石灰盛車，燃布馬尾，馬車“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盗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116〕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兵朱蓋等，又“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117〕零陵太守陳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又“因地勢反决水淹賊”〔118〕，與度尚、抗徐等聯合，才平定叛亂。零陵蠻、桂陽蠻已成爲中央統治荆州、交州的重大威脅，而這些“蠻賊”以五嶺爲其重要的根據地。東漢後期的南嶺地區的暫時安定，對這一地區的社會安定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總之，秦漢時期南嶺交通多條水陸道路的開闢和整治，溝通了嶺南甚至域外與内地的聯繫，爲維護大一統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起到了橋樑作用，也爲維護嶺南邊疆的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交通以廣信爲要，在促進了嶺南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不僅促使南嶺南北的商品往來，“中國商賈者多取富焉”，而且使“南海諸國”商品流通到北方。南嶺交通當然也促進了嶺南手工工具的進步，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大大推動了嶺南社會的進步。同時，北方先進的文化隨着官員在地方上的推行政令，社會風氣漸趨改變，嶺南文化發達的蒼梧等也出現了經文學家。秦漢以廣信爲要的南嶺交通的開闢與發展，奠定了其後各代嶺南與北方交通的基礎，有着十分深遠的影響。當然，漢代南嶺地區經濟發展還是比較落後的。漢元帝時，舂陵侯劉仁“以春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减邑内徙”〔119〕。舂陵侯劉仁在零陵地區生活已經算是當地的富賈，但仍然願意减少封邑户數而北徙，除了自然條件的不利因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南嶺經濟發展水平比之中原還有較大的差距。而兩漢時期，廣信在交通、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連接南北，執嶺南之牛耳。

　　注釋：

　　〔1〕《水經》卷三十六《温水注》引範泰《古今善言》漢日南張重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81頁。
　　〔2〕譚其驤：《鄂君啓舟節銘文釋地》，見《長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193—211頁。
　　〔3〕鐘煒：《試探洞庭兵輸内史及公文傳遞之路綫》，《長沙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79—81頁。
　　〔4〕徐南洲：《瀨湖小考》，見《古巴蜀與<山海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58—161頁。
　　〔5〕《漢書》卷五十《賈山傳》，中華書局，1962年，2328頁。
　　〔6〕《方輿勝覽》卷二十五《湖南路·永州》，中華書局，2003年，460頁。其後《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一《湖廣七·永州府》，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三七一《永州府》等沿用此説。
　　〔7〕《淮南子》卷一八《人間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3頁。
　　〔8〕（法）鄂盧梭《秦代初平南越考》，收入馮承鈞主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中華書局，1962年，46—47頁。
　　〔9〕《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中華書局，1972年，2967頁。《索隱》引蘇林語。《通典》卷一八八作“秦所開新道”。
　　〔10〕餘天熾：《秦漢時期嶺南和嶺北的交通舉要》，《歷史教學問題》1984年第3期，62—64頁。另參見王元林《秦横浦關考》，《歷史地理》第十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13—321頁。
　　〔11〕有關謝沐關的位置和遺迹，原富川縣文館所所長王國政於2003年發現謝沐關分東西兩個隘口，東隘口叫牛塘隘，是天然的山形隘口，西隘口叫小水峽隘，是人工築成的夯土墻，現在仍是桂湘兩省的分界綫（《兩千多年古雄關呈現眼前富川發現西漢謝沐關墻》，見《南方網，2003年3月19日新聞-社會-史海鈎沉》），與《中國歷史地圖册》第二册相關圖話標注有别，以前者爲正。
　　〔12〕張修桂《馬王堆漢墓出土古地圖》，收入《中國歷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437－518頁。
　　〔13〕《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2994、2997—2998頁。
　　〔14〕《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衛颯》，中華書局，1965年，2459頁。
　　〔15〕《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2837—2838頁。
　　〔16〕《太平御覽》卷六十五《地部·江南諸水》，中華書局，1960年，311頁。
　　〔17〕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廣西工作隊：《廣西興安秦城遺址七裏圩王城城址的勘探與發掘》，《考古》，1998年11期，46頁。
　　〔18〕《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三《嶺南道·昭州》，中華書局，2007年，3124頁；卷一六七《嶺南道·容州》，3191頁。
　　〔19〕《後漢書》卷三十三《鄭弘傳》，1156頁。
　　〔20〕《後漢書》卷三十三《鄭弘傳》，1156頁。
　　〔21〕《資治通鑒》卷四十六《漢紀·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條胡注，中華書局，1963年，1495頁。
　　〔22〕《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注引謝承書，194頁。
　　〔23〕黄兆星《星子墟的傳統經濟》，收入譚偉倫等主編《連州的傳統經濟、宗教與民俗》（上），國際客家學會等出版，2005年，88—91頁。
　　〔24〕（宋）洪適《隸釋》卷四《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宋會群《〈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勛之紀銘〉碑輯校和研究》，《韶關學院學報》2006年8期，1—6頁。
　　〔26〕《初學記》卷六《江》
　　〔27〕《漢唐地理書抄》引顧野王《輿地志》，中華書局，1961年，189頁。
　　〔28〕李珍、藍日勇《秦漢時期桂東北地區的交通開發與城市建設》，《廣西民族研究》2001年4期，90—93頁。
　　〔29〕廣東省文化廳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册》，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72—73、83、179、180—181、288、289、311、450、488頁。
　　〔30〕袁珂《山海經校注》卷一○《海内南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68—269頁。
　　〔31〕《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53頁。
　　〔32〕《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2969頁。
　　〔33〕張榮芳、黄淼章《南越國史》，40—41頁。
　　〔34〕韋昌明《越井記》，《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中華書局，1983年，8592—8593頁。
　　〔35〕胡守爲《嶺南古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222頁。
　　〔36〕《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1628—1630頁。
　　〔37〕《後漢書》志二十三《郡國志》，3530—3532頁。
　　〔38〕《後漢書》志二十三《郡國志》，3531頁。
  　〔39〕《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2994頁。
　　〔40〕張榮芳《秦漢史與嶺南文化論稿》，中華書局，2005年，171頁。
　　〔41〕王元林《兩漢合浦、徐聞與南海絲路的關係》，《廣西民族研究》2004年4期，87頁。
　　〔42〕《初學記》卷六《海》引謝承《後漢書》，115頁。
　　〔43〕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190、196頁。
　　〔44〕《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1670頁。
　　〔45〕《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孟嘗》，2473頁。
　　〔46〕《後漢書》卷三一《賈琮傳》，1111頁。
　　〔47〕《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3268頁。
　　〔48〕《漢書》卷九五《兩粤傳》，3852頁。
　　〔49〕揚雄《長楊賦》，《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3560頁。
　　〔50〕《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2858頁。
　　〔51〕佚名撰，何清谷校釋：《三輔黄圖校釋》卷三《未央宫》，中華書局，2005年，165頁。
　　〔51〕《漢書》卷六八《霍光傳》，2948頁。
　　〔53〕《後漢書》卷四一《鐘離意傳》，1407頁。
　　〔54〕《後漢書》卷五《安帝紀》，228頁。
　　〔55〕《後漢書》卷三四《樑統附玄孫冀傳》，1181—1182頁。
　　〔56〕《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孔雀》引《异物志》，4104—4105頁。
　　〔57〕《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引，4105頁。
　　〔58〕《漢書》卷六三《武帝五子傳》，2754頁。
　　〔59〕《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引，4105頁。
　　〔60〕《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孔雀》及引《江表傳》，4104—4105頁。
　　〔61〕《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孔雀》引《吴録地理志》，4104頁。
　　〔62〕《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孔雀》引，4104頁。
　　〔63〕《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白鷳》引《西京雜記》，4105頁。
　　〔64〕《漢書》卷六《武帝紀》，176頁。
　　〔65〕《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3025頁。
　　〔66〕《漢書》卷八《宣帝紀》及蘇林、晋灼等注，259—260頁。
　　〔67〕《初學記》卷二九《獸部·象》引，699頁。
　　〔68〕《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獸部·犀》，3954頁。
　　〔69〕《初學記》卷二九《獸部·象》引《吴録地理志》，698頁。
　　〔70〕《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獸部·犀》引劉欣期《交州記》，3954頁。九德縣爲吴時所設，地在今越南榮市，漢爲九真郡咸歡縣境。
　　〔71〕韓槐準：《龍腦香考》，載《南洋學報》第2卷1期，1941年，3—17頁。
　　〔72〕（唐）段公路：《北户録》卷三《香皮紙》引，文淵閣全書本。
　　〔73〕《三國志》卷四九《吴書·士燮傳》，1193—1194頁。
　　〔74〕《太平御覽》卷九八二《香部·沉香》，4349頁。
　　〔75〕佚名撰，何清谷校釋：《三輔黄圖校釋》卷四《池沼》及引《三輔故事》，253、265頁。
　　〔76〕佚名撰，何清谷校釋：《三輔黄圖校釋》卷三《甘泉宫》，208頁。
　　〔77〕佚名撰，何清谷校釋：《三輔黄圖校釋》卷三《甘泉宫》，208—209頁。
　　〔78〕《初學記》卷二八《果木部·橘》引，681頁。
　　〔79〕《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引謝承書，195頁。
　　〔80〕（晋）左思《吴都賦》，《文選》卷五《京都下》劉淵林注引，中華書局，1977年，86頁。
　　〔81〕《太平御覽》卷九三八《鱗介部·鮫魚》引《西京雜記》，4168頁。
　　〔82〕《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2835頁。
　　〔83〕《漢書》卷二《惠帝紀》，89頁。
　　〔84〕《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2969頁；《漢書》卷九五《兩粤傳》，3848頁。
　　〔85〕《漢書》卷九五《兩粤傳》，3850頁。
　　〔86〕《東觀漢記》卷十五《茨充》。
　　〔87〕張澤槐：《永州史話》第二章“零陵郡的設立與兩漢時期零陵經濟社會的發展”，1997年，灕江出版社。見http://www.yongzhou.gov.cn　時間：2007-4-23　來源：中國永州新聞網(永州網)>文章中心>文體>文藝沙龍>張澤槐>文章正文。
　　〔88〕王元林《從徐聞、合浦到廣州對外貿易港口的變遷》，《嶺南文史》2001年增刊。
　　〔89〕張榮芳、黄淼章《南越國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84—187頁。
　　〔90〕《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帝王部·惠民第二》
　　〔91〕廣州文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340頁。
　　〔92〕張榮芳、黄淼章《南越國史》，258—262頁。
　　〔93〕廣州文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上册，332頁。
　　〔94〕張榮芳、黄淼章《南越國史》，274—275頁。
　　〔95〕《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衛颯》，2459頁。
　　〔96〕《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衛颯》，2460頁。
　　〔97〕《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許荆》，2472頁。
　　〔98〕《後漢書》卷五十七《欒巴傳》，1841頁。
　　〔99〕《北堂書抄》卷三十五《政術部·德化》，見《唐代四大類書》，118頁。
　　〔100〕宋會群：《<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勛之紀銘>碑輯校和研究》，《韶關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1—6頁。
　　〔101〕（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一《上平聲·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2〕雍正《廣東通誌》卷三十八《名宦志·熊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3〕《後漢書》卷五十七《欒巴傳》，1841頁。
　　〔104〕《後漢書》卷八十一《獨行列傳·周嘉》，2676頁。
　　〔105〕（漢）謝承《後漢書》第二，收入清姚之骃《後漢書補逸》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6〕《大明一統志》卷八十四《梧州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1291頁。
　　〔107〕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四六九《梧州府》，四部叢刊本。
　　〔108〕《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許荆》，2472頁。
　　〔109〕《後漢書》卷三十六《陳元傳》，1230、1233頁。
　　〔110〕《三國志》卷四十九《士燮傳》,中華書局，1959年，1191頁。
　　〔111〕《三國志》卷四十四《蔣琬傳》，1057頁。
　　〔112〕盧雲：《漢晋文化地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522－535頁。
　　〔113〕《後漢書》卷六十六《陳蕃傳》
　　〔114〕《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2833—2834頁。
　　〔115〕《後漢書》卷三十八《度尚傳》，1285—1286頁。
　　〔116〕《後漢書》卷三十八《楊璇傳》
　　〔117〕《後漢書》卷三十八《度尚傳》，1285—1286頁。
　　〔118〕《後漢書》卷五十六《陳球傳》
　　〔119〕《後漢書》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王元林（暨南大學歷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