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經濟社會的矛盾和熱點也在不斷切换。如果説2009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是應對金融危機，確保經濟增長的話，那麽今年，以及今後相當長時間内，經濟工作的重心將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廣東率先推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40條，全面具體、客觀務實，操作性强。而本建議則試圖從宏觀、理性、前瞻角度提出一些思路供參考。

　　一、從“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本身就是思想觀念的轉變和客觀認識的昇華

　　中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速緩慢，家庭收入低下。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家庭都迫切希望改變現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成爲追逐目標，考核工具。30多年來，廣東和全國的經濟規模上去了，但經濟社會的内涵和質量却被忽視了，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中央及時提出了“經濟發展”理念和“科學發展觀”方法論，這是一種認識的昇華。這意味着中國將從更廣闊的層面和辯證統一的角度推動經濟社會實現數量增長與質量提高的統一，外延擴展與内涵堅固的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統一，達到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要求。“發展”是一個更加寬泛的哲學概念，它本身就含蓋了“增長”“速度”等一系列數量指標。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爲指針，尊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

　　關於“轉變”理念的表述，目前政府文件和新聞媒體有時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時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人去仔細推敲，把它視爲同一種含義。但認真思考，二者還是有區别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傳達出一種事物内在矛盾發展變化的客觀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似乎更加突出外在力量的助推。我認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提法更爲科學和貼切。

　　任何事物發展變化都有其客觀規律，復雜多變的經濟社會更是如此，違背規律盲目行事必然遭受懲罰，歷次經濟金融危機造成經濟蕭條衰退就是很好的見证。2008年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更演變成全球性灾難，究其原因，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發展方式出了問題，致使全球經濟失衡。美國的“高赤字、高負債、高消費模式”、歐洲的“高税收、高借貸、高福利模式”、中國的“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模式”都面臨嚴峻考驗，需要調整和重構。從總體上看，廣東的問題和全國一樣，但由於廣東改革開放早，外向型經濟比例大，矛盾暴露的時間、影響的程度、轉型的重點和全國不一定完全同步。目前，以勞動密集型支撑的傳統制造業受到外銷疲軟、人民幣匯率昇值和内部員工要求加薪等多重壓力，經營環境惡化。這就要求我們開拓國内外兩個市場和産業轉型同時並舉，其中産業轉型是根本性舉措。同時，它也是减輕廣東城市化進程中社會壓力的有效途徑。日本上世紀50年代以來，基本上是10年一次轉型，從紡織、鋼鐵、家電、汽車、信息到環保與新能源，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型態從低級到高級，簡單到復雜，舊質到新質的動態變化，使其GDP總量排列全球第二位，其經驗值得借鑒。在廣東，粤港澳經濟一體化、海洋經濟開發、縣域經濟及城鄉一體化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談到規律，我認爲，過去我們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特定的環境下提出的一些“超高速”、“超常規”、“跨躍式”等大躍進式的口號應該逐步淡出了。

　　三、從重視GDP系列數量型指標到既重視數量型指標又重視生態環境、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等質量型指標的轉變

　　經濟學界普遍認爲，到目前爲止，GDP（人均GDP）仍然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達和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宏觀經濟指標，不容忽視。但不能不承認，在反映質量效益、生態環境、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等方面它有不足之處。如果僅以GDP考核業績排名次，不僅導致盲目擴張、重復建設、産能過剩，還可能助長弄虚作假、夸大數據、透支未來、誤導决策。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着統計指標和業績考評體系都要改革，GDP指標體系已相對完善，目前要重視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科學技術、教育衛生、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等質量型指標體系，要將其列入考核内容。社會發展的實際成效除政府評價外，還要廣泛吸收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和人民群衆參加，社會經濟發展好不好最終要由老百姓説了算。

　　最近幾年，在踐行科學發展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中，廣東各地都創造了許多新經驗，其中“增城模式”很有特色和示範性。可以進一步總結提昇，在全省範圍内加以宣傳推廣。

　　四、從重視經濟發展硬件建設到既重視硬件又重視軟實力培育的轉變

　　就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來看，發達國家已進入以高科技智能爲動力，現代服務業爲主體的“後工業時代”，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前工業化時代”或者“工業化時代”階段，財富形成、積累和轉移方式已呈多元化格局。以物質和貨幣爲載體的硬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以政治、經濟實力爲支撑的話語權、定價權，以及以技術、創意爲先導的專利權、商標權、質量技術標準等軟實力，或者説“巧勢力”的作用日益顯現。以美國爲例，憑藉着强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勢力，幾乎掌控了全球經濟、金融、貿易領域的話語權、定價權，並以此聚斂財富、轉嫁損失，甚至控制全球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進程。

　　誠然，軟實力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長期的培育和積累，但首先是重視和行動。廣東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又毗鄰港澳，有條件也應該以超前眼光、戰略高度、先行先試的勇氣來策劃、培育和發展自己的軟實力，在國内或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條件成熟再走出國門。比如，以深交所爲依託的中小企業及風險投資資産的定價已具雛型，專利申請廣東走在全國前列，汽車和家電生産已上規模，華爲、中興的電子信息産品，LED新光源系列産品市場份額大，頗具規模的期貨和商品市場正在形成，這些優勢要很好地珍惜並有意識超前培育話語權、定價權、質量技術安全標準的制定權等軟實力。

　　五、從重視出口外銷推動經濟發展到既重視出口又重視内需的轉變

　　廣東外向型經濟比重大，出口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海外市場要繼續鞏固和拓展，不能因爲擴内需而有所放鬆。最近富士康事件引起國内外媒體紛紛議論，“中國不能再作‘世界代工廠’”、“中國勞工不接受血汗剥削”、“富士康們應遷出中國”等情緒化語言在社會上頗爲流傳，甚至得到一些專家學者的贊同。對此政府的决策者應保持高度冷静，客觀分析，正面引導，是什麽問題就解决什麽問題。無論是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還是從中國勞動力資源市場的客觀現實來看，中國作爲“世界代工廠”和“製造業基地”的階段不是短暫的，慎言遷出。當然，要積極引導傳統制造業向現代製造業轉型。

　　中國是一個大國，内需是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力。增加居民消費至少要從以下幾方面着手：第一，拓寬收入渠道，提高收入標準，縮小收入差距。第二，引導家庭財富積累和財富增值，發展中産階級。第三，加大公共投入，健全教育、醫療、衛生、退休保障制度。第四，轉變消費觀念，創新消費方式，發展多元化、個性化消費。第五，提倡制度性，甚至强制性休假，淡化“加班文化”，2009年我國居民休閒消費1.7萬億元，對拉動内需作出積極貢獻。

　　六、從重視物質財富創造和積累到既重視物質財富又重視精神財富創造和積累的轉變

　　中國GDP總量已到一定規模，今年可望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但由於人口基數大，人均GDP仍然偏低，甚至落後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增加物質財富、實現物質文明任重道遠。不過相形之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目標，思想觀念和價值觀的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化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中國五千年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揚等精神財富的創造、積累和保護上則顯得乏力、或表面膚淺、急於求成、文化浮躁，直接影響着經濟社會和諧協調健康發展。比如公共場所的大聲喧嘩、亂扔亂吐、貪小便宜等屢禁不止；“劉太醫”、“張悟本”們的僞科學騙術仍有人信奉吹捧；“犀利哥”“鳳姐”之流的低俗文化大有市場；青少年輕生跳樓，暴力相向等不正常舉動等都折射出文化發展滯後的弊端。

　　文化的極端重要性，温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作了很好的詮釋，“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不僅需要强大的經濟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没有先進文化的發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質的提高，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

　　與物質財富相比，精神財富的創造和積累，需要更長時間的歷史傳承和文化沉澱，應引起高度重視。第一，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充分發揮教育的社會性功能。建議中小學增加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知識教育，免費參觀博物館、紀念館、文物基地，多組織集體活動和社會實踐，從小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第二，努力發掘和傳承優秀文化精髓，建設文明健康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廣場文化、社區文化，引導志願者、社工等義務活動規範化、制度化、常態化。鼓勵歷史悠久、文化澱積深厚、改革開放有特色的中心城市樹城市品牌和形象，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讓優秀文化元素成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精神支撑。第三，高度重視大衆媒體對人們思想觀念行爲準則的社會影響，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宣傳文化機構規範和自律行爲，宏揚先進文化和思想，正確引導公衆輿論，自覺承擔起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社會責任。

　　七、在進一步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加快政府職能和行政方式的轉變，充分調動民間主體的積極性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宏觀經濟决策與調控，法律制度的設計與建設、公共設施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管理和服務、維護市場公平等方面發揮的主導作用日益明顯和突出，而且會更加强化。

　　但政府的直接投資和行政干預則會對民營經濟産生“擠出效應”，造成低效運行和重復建設，甚至滋生腐敗。2009年中央財政投資4萬億元保增長、擴内需，各地方政府除財政投入外，新增貸款3.05萬億元，融資餘額達7.38萬億元，已形成一個龐大的債務負擔，並直接影響金融安全。另一方面，由於民間投資領域和盈利方式制約，社會上形成巨額的遊資，形成熱錢炒股、炒樓、炒農産品、放高利貸，導致市場波動、物價上漲，累及民生。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和行政方式已成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環節。

　　爲民間資本營造寬鬆的投資環境，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國務院頒佈了“民間投資36條”，這本身就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當務之急是如何貫徹落實，這方面佛山已邁出堅實步伐，呈現出在社會經濟資源的控制上“國退民進”、“藏富於民”的良性循環。政府要改變大包大攬工作方式，許多市場運作事務，如提供政策諮詢，加强行業自律，促進行業發展，維護行業合法權益等應放手讓行業協會去做，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橋樑和紐帶作用。放手培養一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的高素質民營企業家，既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

　　（何問陶：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暨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