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消費需求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水平

　　十七届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於今年10月28日正式公佈，全會指出，擴大内需成爲我國未來五年的第一要務，擴大消費需求則是擴大内需的戰略重點。

　　長期以來，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嚴重滯後於GDP和經濟發展水平。據最新全國總工會進行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來未增加工資，這意味着在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5年，這些職工的收入和快速增長的經濟完全脱節，是很不正常的。當前，收入分配領域中存在的主要癥結：一是在國民收入的大“蛋糕”中，政府和居民的分配失衡。近10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幅約在20%，但居民收入從未突破兩位數。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速度背離。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爲65.5%,接近2/3，而到2007年，這一數字爲57.5%，下降了8%,也就是説，一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再輔之以不時出現的通貨膨脹，居民購買力嚴重下降。如今，居民支出負擔沉重，消費需求萎縮至最低的36%。相比外國，根據資料顯示，美國居民收入占國民財富比例最高時達76%，法國72%,韓國58%，而我國居民收入實際爲負增長。三是收入分配越來越集中在少數階層和特殊利益集團手裏。在各地GDP增長的同時，人民的幸福感却越來越低，由此社會不斷出現很多突發事件，一些危險的信號頻頻發生，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

　　在今年10月31日的中國“十二五”改革國際論壇上，清華大學有教授稱：中國社會當前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吸收財富的“黑洞”，把社會發展成果相當的一部分吸收進去了，老百姓分得的是有限的一部分。接着他指出“國民一年創造的財富，政府拿了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不知道哪裏去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用於規範性分配”（11月1日《中國企業家》網站）。現在看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著名經濟學家吴敬璉近日稱，是腐敗和壟斷拉大了貧富差距。

　　二、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建議

　　十七届五中全會提出今後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大主要目標，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减少，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佳音。顯而易見，只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同步，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需求，促進擴大内需。要擴大内需，必須着力破解制約擴大内需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三者”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爲此，建議如下：

　　（一）建立居民最爲關心的剛性量化指標

　　1.職工的工資增長率。擴大内需，就是鼓勵居民多花錢多消費，以刺激供給的增加。但是，居民的錢從哪裏來？主要來自工資收入。職工的工資大體可分爲三類，一是企業職工工資收入，二是公務員工資收入，三是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收入。其中，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主要來自企業内部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但也要注重公平。10多年來企業職工工資在初次分配中呈下降趨勢，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時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往後未能得到真正解决。職工工資增長率要强化，其含義在於工資要與GDP、CPI的增長掛鈎。如何掛鈎，可以量化，求出一個增加值，然後進行相關核算求得。公務員與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收入，前者屬二次分配，後者既有二次分配，又有與本單位收益狀况掛鈎。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是解决市場不能解决和無法解决的、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産品和服務，是在全社會範圍内進行分配，如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生態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國家與社會安全等涉及國計民生的産品與服務的供給問題。二次分配是以公共財政、以税收杠杆的形式來進行分配的。涉及“兩者”共性的主要體現在“個税”上。問題在於，現階段很多高收入階層作爲最大的納税主體，却只占個税總收入的30%左右，而作爲廣大工薪的中等收入階層則是“個税”的納税主體。這種“劫貧”的個税政策，對當前擴大内需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個税必須改革，改革的原則應與經濟增長掛鈎，“水漲船高”，提高個税起征點，以人爲本，反映納税人的綜合收入和真實的納税能力，體現公平税負，合理負擔。在此基礎上進行税負設計，量化核算。

　　必須建立職工工資增長率調節機制，遵循的原則：一是居民收入跟經濟增長掛鈎；二是勞動所得與企業效益掛鈎；三是工資與GDP和CPI掛鈎；四是改變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遠快於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的現狀。

　　2.就業率。就業是民生之本，只有充分就業才能普遍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發達國家把“充分就業”作爲經濟發展四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當前，我國就業形勢相當嚴峻，主要表現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失業率高和新增勞動力數量大。中國社科院於2008年12月16日發佈的《社會藍皮書》中指出，中國城鎮失業率達到9.4%，超過國際警戒綫7%，比政府公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高出一倍多。同時，我國城鄉平均每年有近2000萬新成長的勞動力需要就業，壓力很大。二是我國目前農村勞動力約有4.9億，其中有1.79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三是勞動者文化素質低。2009年底就職的勞動者中無專業技術或職業資格证的比例將近95%，初級技工以上的勞動者的比例還不到6%，大專以上的勞動者的比例在30%左右。根據對60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目前在崗職工初中以下的比例占39.77%，高中技工學歷比例占41.2%。再從廣州市各人才市場統計數據來看，前來求職的勞動者97%没有一技之長，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求職者只占16.7%，而大專以下的學歷占81.28%。因此，勞動者的知識結構和技能素質低下，與廣東省産業結構昇級和優化很不匹配，這反映出就業結構與産業結構存在嚴重失衡。

　　如何解决這一失衡？建議如下：

　　第一，應該將充分就業作爲政府的施政目標，形成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並將就業增長納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内容。

　　第二，重點應從短期“輸血”功能的體制，轉向長期“造血”功能，從“授人以魚”轉爲“授人以漁”的制度建設。

　　第三，建立財政對就業投入的長效機制。明確和細化就業投入的相關規定，實行就業預算科目單列，並加强監督執行，提高財政就業投入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第四，加大促進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力度。加强農村中專和大專水平的職業教育，有針對性地開設符合本地區産業結構調整的專業和培訓項目，重點是職業道德、職業技能、就業和創業能力的培訓，真正爲實現農村新增勞動力轉移提供服務平臺。培訓經費可由地方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者”承擔，視各地經濟發展狀况不同而定，一般貧困地區以地方政府出資爲主，企業和勞動者承擔一部分，特别困難的勞動者應予免費培訓。

　　第五，可以優先發展吸納勞動力强的，對就業起帶動作用的中小企業和個體企業。因爲這些中小企業是提高就業率的有效途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爲城鎮提供了75%左右的就業機會，全部新增就業80%以上。在發達國家，65-80%的從業者在中小企業就業。因此，政府應放寬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的註册、市場準入等管制，並相應解决這些企業的融資困難的問題。

　　3.教育、養老、住房供給滿意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養老、住房排在居民總消費的前三位，是民生的三大件。占世界人口20%的中國的人口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3%左右，與國情很不相稱。解决問題的途徑是，將經濟增長的成果，返還爲民生的福利。在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者”中，一般情况下，消費約占60%，但多年來，我國投資規模大、速度快、超過需求，顯得過熱；我國經濟主要依賴出口，順差增速驚人，外匯儲備排行世界首位，屢遭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擠壓，强迫人民幣昇值，人爲設置貿易壁壘。投資與出口迅猛發展，嚴重降低了消費需求比重，“三者”發展很不協調。

　　解决的途徑必須嚴格控制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把更多的資金投放到民生急需的建設項目去，比如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給，合理引導住房需求。改變我國長期依賴出口貿易爲主，忽視内需的政策。廣東是全國外貿依存度最高的省份之一，2007年全國的外貿依存度爲58%，廣東高達156.2%，出口對廣東經濟貢獻率在77%以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廣東出口嚴重受阻，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路子越來越窄。廣東應該在穩定外需市場的基礎上，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把以出口爲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轉移到“内外並舉，擴大内需爲主”方面來，把更多的財力投放到教育、養老保障、醫療事業、住房建設上去，增加社會保障性投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是促進擴大内需的治本之計。

　　（二）要以“人民滿意”作爲考核幹部的唯一指標

　　十七届五中全會公報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需求，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信號。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是什麽？就是建立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這意味着對於各級地方政府的最終評價就在於“人民滿意不滿意”，以GDP爲主要甚至是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過去了。

　　如果我們喝的是污染的水，吸入的是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身體健康遭到了嚴重的摧殘，我們挣的那麽多的錢，擁有那麽多的財富，又有什麽意義呢？多年來，爲了增速GDP，不少地方出現了對資源的掠奪與毁滅式的開發，簡直是一種“斷了子孫飯碗”的極端作法，影響了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

　　實踐告訴我們，在考核幹部政績上不能以GDP爲主，那種“GDP呈兩位數的發展，而我們人均收入始終低於經濟增長速度的時代”應該成爲歷史的陳迹。因爲GDP不能代表真實經濟實力，GDP並没有扣除因發展經濟、給自然環境帶來的污染，以及資源的浪費所造成的損失。在廣東，從土地儲備看，廣東GDP每增加100億元，就要耗用約61100畝耕地，按此速度下去，要實現2020年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廣東將無地可用。如果將環境因素考慮在内，我國的GDP可能是負增長。

　　一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不能僅看GDP，我們必須嚴格規範GDP核算，改革GDP核算和數據發佈制度，着力對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建立科學有效的數據評估方法，全面提高數據質量。

　　要改變幹部考核指標，要以和諧發展、穩定發展、公平發展爲目標，可以增加約束性量化指標，比如，有關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構建的指標，包括單位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硫和含氧化合物的排放量、污染物的排放量、緑化率、森林覆蓋率等，以此敦促地方政府促進經濟向良性社會轉變。

　　（三）努力實現從“國富”到“民富”的轉變

　　總體而言，在我國國民收入這塊“蛋糕”的分配上，仍然是政府分得多，老百姓分得少，而且政府所分“蛋糕”的一部分，並没有很好“用之於民”，而是用於政府行政支出上。以2006年爲例，我國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18.73%，而同期日本是2.38%，英國爲4.19%，韓國爲5.06%，法國爲6.5%，加拿大爲7.4%，美國最高，也只有9.9%。據經濟學家調查研究，尋租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税收流失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造成的各類經濟損失平均每年約占GDP的13.29%至16.8%，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和，這是一筆驚人的財富。也就是説，很大一塊“蛋糕”是以腐敗、灰色收入的方式流進了個人的腰包，而這是不會被統計成政府收入或老百姓收入的，這又從另一方面擠占了居民消費需求份額。

　　發展經濟的終極目標，就是讓人民能過好日子，這就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需求，要藏富於民，實現從“國富”到“民富”的轉變。如何轉變？一要嚴懲腐敗，二要打破壟斷，三要加强監督，四要優化投資結構。

　　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消費需求不足，内需不振的問題，是因爲體制和法制不完善，監督不力造成的。這個問題要通過改革來解决。

　　要打破行政權力的過度壟斷，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政府的主要職能應是爲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争的環境，爲居民提供更好更多公共服務和公共産品。

　　政府要推行“陽光政策”，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政府要認真考慮减輕企業和老百姓的税負，關注民生，爲民理財，而最觸動人民群衆利益的事是對企業和老百姓實行優惠的税收政策，努力增加企業和老百姓的收入，這既是對降低政府運行成本，减輕人民負擔，加快建立公共財政的自我加壓，也是還利於民的重要舉措。

　　建立“浪費問責制”，必須以立法形式，推行國家行政幹部節約責任審計制度，讓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公務消費時像花自己的錢那樣心疼，從而做到精打細算，爲國家節約資金，這實質上爲人民增加福利，也是讓利於民的一種做法。

　　2010年11月18日

　　（吴厚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