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采用“貿易逆差增長方式”的背後玄機

　　當今世界還是由美元來充當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美國的美元霸權造就了一種“貿易逆差增長方式”，這是人類迄今爲止最奇怪、最扭曲的一種經濟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的核心特徵是，世界各國需要以出口自己被美國進口商認可的商品方式，將商品出口到美國，來换取美元作爲國際結算貨幣，然後開展國際貿易。對美國而言，由於美元被以進口的方式輸出到境外，美國經濟體内的流通存量必定受到緊縮的影響。爲了維持本國經濟體内價格體系的正常運轉，美國一定要以金融創新的方式，包括國債與商業債券等方式，將其所需要的美元從海外吸納回來。

　　其結果是，美元外匯儲備國的出口經濟增長變成了將其貨幣債權借給美國，然後再由其購買本國出口産品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靠美國自己生産出來的産品與别國進行貿易交换的經濟增長。這樣一來，美國就轉變成這樣一個國家，它只需要出售或出口印刷的美元紙幣，就源源不斷地從世界各國换取它所需要的各種商品。當前，美國挑起的“貨幣戰”，其主要手段是采取美國式的量化寬鬆政策。而量化寬鬆政策是美國精心挑選的武器。這種政策的核心是美國大量印刷美元，從而美元出現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這種量化寬鬆政策，將迫使中國和新興國家貨幣昇值，特别是中國損害最大。因爲近期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主要來自中國。今年九月份美國有一半貿易逆差爲對華貿易，更加大了美國壓人民幣昇值的籌碼。這就是美國人爲製造美元貶值並以“貿易逆差增長方式”來擺脱美國經濟困境，掠奪財富的真正目的所在，以彌補美國貿易逆差和巨額財政赤字的結果。

　　二、國際貿易失衡的癥結

　　（一）根源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今年10月6日温總理在第六届中歐工商峰會上的演講中指出，中國加工貿易是順差，一般貿易是逆差；對美歐是順差，對韓日和東盟是逆差。對華貿易上處於“結構性優勢”的某些國家，都以逆差爲藉口强求人民幣昇值以實現“貿易平衡”，這實在是故作糊涂。事實上，從1994年人民幣匯改至今，人民幣兑美元昇值22%；今年6月21日我國新匯改以來的4個月，人民幣兑换美元昇值2.67%，但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仍大幅度增加，並没有直接帶動美國貿易形勢的好轉。自2002年以來，美元兑所有的貿易伙伴的貨幣貶值了23%，但美國的出口没有繁榮起來。

　　1985年，美國通過《廣場協議》，逼日元昇值，雖然日元兑美元昇值了50%，但美國産品並没有變得更具競争力。

　　其實，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經濟結構失衡，製造業逐步萎縮，因此，中國的産品正好可以佔領美國市場；而另一方面，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對中國出口有很多限制。因此，在進出口兩方面，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很大，但其關鍵在美國，問題並不可以通過人民幣昇值而解决。

　　要真正實現國家貿易平衡，理應也只能從中外貿易結構調整入手，比如，發達國家應主動拆除貿易壁壘，放鬆高新技術産品的對華出口管制等。

　　（二）現行的國際統計標準失真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在今年10月15日世貿組織網站發佈消息，他在美國參議院講話時説，人民幣昇值無助於解决所謂貿易失衡問題，也無助於重塑他國産品競争力。拉米指出，當前有關貿易不平衡的論調建立在“存在明顯漏洞”的統計標準上。他認爲，一些統計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狀况的概念與標準，如“原産國”、“國民”和“非國民”等，已無法適應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沿用的標準已導致計算結果失真。

　　以電子産品爲例，産品從設計到完成，産品鏈往往涉及多國，“世界製造”越來越多，一國製造越來越少。比如，中國向美國出口一套電子産品，美海關就將整件産品的價值（比如150美元）計入進口數據，好像這套産品完全來自中國，實際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來自中國，只占6.7%的份額，其餘部分只能稱作再出口。可以看出，産品鏈上游的創新國家賺取大部分利潤，下游的製造環節（如中國）獲利最少，但統計數據都注重處於下游的生産最終環節，其實這是沿用舊統計標準所致。爲此，必須改革現時不科學的統計標準，以順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三、應對人民幣昇值壓力的對策建議

　　人民幣是中國經濟的根基，其匯率穩定事關中國經濟大計，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去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0%，與他國經濟俱榮俱損。温總理强調，如果人民幣匯率不穩定，社會不穩定，如果中國經濟和社會出問題，就將會給世界帶來灾難。面對現實，我們如何應對人民幣昇值壓力，其主要對策建議如下：

　　（一）從全球角度分析，建立多國間的利害調整和協同干預機制，改變國際金融體系

　　任何一種貨幣，一味的昇值和貶值都不好，最好是達到動態平衡。没有一個國家願意主動讓貨幣大幅貶值，因爲這會提高進口成本，損害國民信心，提高國内通貨膨脹率，影響内需。同時，貨幣大幅貶值是造成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前奏。

　　當前世界這一輪的“貨幣戰”凸顯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爲了避免匯率過度無序動盪，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應繼續秉承團結協作的精神，當務之急是加强政策協調，穩定金融體系，遏制保護主義傾向，鞏固來之不易的經濟復蘇基礎。爲此，有必要建立多國間的利害調整和協同干預機制，在此基礎上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包括中國在内的大多數國家的想法驚人地一致，各國希望得到更大的權力去影響美國或者制衡美國的權限，因爲我們的時代需要全球獨立貨幣。

　　要重建國際金融體系會是漫長之路，G20可能只是這個大談判的開端。本着先易後難的原則，先雙邊協議，再多邊協議，後全球化協議。按照廣義貨幣理論，這個可能性比較大，經濟成本也低。比如2008年年底，韓美實現貨幣互换協議，這個貨幣互换協議是韓國主導的。在這個協議裏面，已經包含着創建全球貨幣一些基本原理，它的可行性就如同這樣一個雙邊的貨幣互换協議一樣，是非常容易建立起來的。此外，歐元區貨幣體系的建立，以及其他區域性貨幣互换協議的創建，實際上是多邊貨幣互换協議。然後，在世界多個區域性或多邊貨幣協議的成熟基礎上，形成全球化貨幣互换協議，實質上爲全球建立獨立貨幣體系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基礎。

　　（二）中國面對人民幣昇值壓力的對策

　　1．中國可以增加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份額和話語權。我國可以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增加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份額和出資，以增强中國在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份額决定成員國獲得基金組織貸款的額度和投票權的大小。按200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定，歐盟享有32%的投票權，美國享有17%，而中國只有3.7%。今年11月23日閉幕的G20財長達成“歷史性協議”，中國持有份額昇至6.19%，在美國、日本之後，排第三位。金融危機前，中國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資源領域打下了堅實基礎，而現在，中國可以花更少的成本提高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份額和話語權，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必須繼續鞏固與發展新興國家的經濟關係，爲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2．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據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約2.6萬億美元，其中65-70%爲美元儲備貨幣，30-35%爲其他國家貨幣，如歐元、英鎊和日元。考慮到近期和中期美國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越來越擔憂長期的美元前景，並感到將美元資産多樣化的緊迫性，在此情况下，中國有必要調整購買美國國債結構，對美國國債的購買從過去以長期爲主的美國國債逐步轉向短期的票據。但是，如果過多的將美元資産轉變成歐元資産，對中國來説也是不可能的。繼美國之後，歐洲國家都會加入到貨幣量化寬鬆的政策中去，更低利率也指日可待。加拿大、韓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也會加入到美國貨幣量化寬鬆政策，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都是低收益型的，中國也不會盲目對待。總之，我們要審時度勢，適當購入除美元之外的其他國家的貨幣作爲補充，防止單一化的外匯儲備貨幣，並適時調整我國購買美國國債結構，盡量逥避風險損失，這有利於化解危機，取得掌控權。

　　3．增加資源的戰略性投資。外匯儲備只是財富的一種形式，如何减少外匯儲備，將其轉换成石油、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財富，都不會减少中國的財富總量。長遠而言，中國可以通過增加在海外投資，逐步减少外匯儲備。特别在今天，我國有色金屬行情暫時低迷，視爲極好的投資機遇，大規模進行儲備，加大海外資源並購力度，并且是價格越低越買。

　　4．提昇談判能力，打擊貿易保護主義。從綜合國力看，我們和歐美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但是在危機當前，我國有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影響很大，以此可以提昇我們與歐美國家的談判和要價能力，這也是當前美國重視中國態度的原因。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國應充分利用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的影響力，打擊海外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

　　5．中國可用美債還擊。匯率問題是一個週期性問題，美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出一個屢試不爽的武器打壓中國，目的是迫使人民幣昇值，企圖將一個類似日本“廣場協議”的協定强加給中國。目前中國已經被美國逼到了墻角，人民幣不能再這樣被動昇值了。我國可以采取反制手段，中國應該抓住美國的痛處，這個痛處就是美國國債。這就是説，人民幣的昇值應該與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掛鈎。根據我們的計算模型推算出，人民幣每昇值1%，中國應减持3%的美國國債。至於收回這部分財産，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中國可以按市場價，贖回美國在華投資的部分資産。

　　（三）廣東省應對人民幣昇值壓力的具體措施

　　人民幣昇值是挑戰，又是機遇。人民幣昇值是挑戰。人民幣昇值對廣東以出口貿易爲主，特别是加工貿易占了總出口的70%的經濟形勢以及國際訂單减少的情况下造成了直接的影響。廣東與其他省不同的地方在於：

　　第一，廣東是進出口貿易大省，但我省的産業處於低端，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廣東整個産業技術依存度達到61%，而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達到93%以上。

　　第二，資源和環境壓力很大，自身資源缺乏，廣東人口密度是全國最高的，但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源都非常短缺。

　　第三，人口總體素質低，廣東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只有8.3年，農村63%的勞動力屬初中學歷以下，創新能力和資源狀况，决定了扺禦外來風險的能力不强。

　　因此，人民幣昇值對廣東出口企業來説，成本加大，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營狀况，這是個嚴峻的挑戰。

　　人民幣昇值又是機遇。人民幣昇值有利於倒逼廣東省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推動全省企業更多地利用國外資源，有利於降低我省企業海外投資並購成本，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爲此，我省要很好地抓住這個機遇。要繼續走先行先試的道路，充分發揮改革開放時期敢闖敢飲頭啖湯的精神。

　　廣東如何應對人民幣昇值壓力，建議如下：

　　第一，加快廣東經濟的國際一體化進程。其舉措：在全球範圍内謀劃廣東發展版圖，加强與東盟、非洲、拉美等國的區域經濟合作；深化港澳合作，充分發揮其金融、商貿港口的優勢,爲廣東的貿易出口提供優質服務，藉以融入全球高端産業鏈；合理規劃與調整出口市場區域結構和引進利用外資來源地機構；培養一批國際競争力强的主體企業，提高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格局中的實力和影響力。與此同時，廣東要熟悉全球經濟運作規則，提高在國際接軌中的應變能力，並建立我們的接軌規則，提昇廣東經濟在國際區域增長中的自主能力和掌控能力。

　　第二，加快産業轉型與優化。工業革命、化工革命我們錯過了，電子革命我們抓住了尾巴，現在正在進行的信息革命，我們抓住了機遇，好的機遇要抓住不放。借鑒蘇聯解體的教訓（原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已一去不復返）和日本與美國等强國在經濟産業轉型中的經驗教訓，我們經濟發展也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經濟結構，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方向，要瞄準這個方向，追趕世界發達國家先進企業的發展目標，加大力度發展戰略型新興産業，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藥、信息科技等産業；積極調整出口産品結構，鼓勵高技術含量附加值産品擴大出口。通過産品的轉型和昇級，進一步優化産業結構，搶佔經濟制高點。

　　第三，强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現在存在的經濟問題，主要是居民購買力低下與生産無止境擴大的矛盾。只有平衡生産和消費，最終才能解决這個問題，因此，在調整與優化生産結構的同時，必須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調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關係；加大公共事業投入，增加社會公共産品供應；居民收入要與GDP、CPI增長掛鈎；着力提高中低層居民收入，保障居民收入與生産發展的協調發展。

　　第四，優化投資結構。廣東要確保投資對經濟增長、促進消費的拉動作用，就要使投資達到兩個基本要求：一是保证投資要有利於擴大就業，促進内需，才能穩定人心，穩定大局；二是要確保投資有效，促進投資、消費、出口這三者的協調發展。爲此，要重視城市基本建設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協調、相配套，防止重城市建設、輕農村建設的片面做法；加快以信息經濟爲基礎的新經濟發展和新型産品與服務的開發；積極投資於低碳化爲主體的環保和新科技産業的開發與發展，形成城鄉協調、三大産業協調、人與自然協調的拉動經濟社會增長的新局面。

　　2010年12月27日

　　（吴厚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