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珠三角經濟的崛起，廣東已成爲全國少數民族群衆流入的第一大省份，各種宗教龢民間信仰也隨之進入廣東，尤以珠三角爲甚。大量少數民族的流入帶來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這些少數民族及其宗教信仰不一定能適應當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給自身和城市管理帶來新問題；另一方面，當地群衆也因對少數民族政策和少數民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缺乏瞭解，有可能出現傷害少數民族及其信仰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這種雙向的不適應，隨着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的擴大和深入而呈現舒緩態勢，但並不能完全消除，甚至偶發性的民族或族群衝撞時有所聞。而且在新的背景下，可能出現新的表現形式。從構建和諧廣東的長期目標出發，必須要妥善處理好這個幾乎相當於廣東本地人口半數的外來群體與當地人關係問題，其中文化的衝突和調適又是這種關係的核心所在。最近，我作爲專家參與省社科聯相關研究項目（編號07H04），對這一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

　　所謂民族和宗教文化調適問題，是指不同民族之間、不同宗教之間的道德信仰、思想感情、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問題的相互調和、相互適應問題。這個問題能否處理得當，對於國家安定龢民族團結，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隨着《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貫徹實施，珠三角將迎來新一輪發展高潮，入粤外來工有可能進一步增加。這些外來工入粤，也是一次大規模文化交流與對撞。與一般由於文化地域差异而發生的文化衝撞不同，這些外來工中少數民族及其文化，與廣東居民及其承載嶺南文化的特質和風格的差异更大，矛盾也更多，民族和宗教文化調適問題顯得尤爲迫切和突出。

　　一、民族和宗教文化調適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熱帶濕熱氣候環境的文化調適

　　從文化也是人類適應環境的一種方式概念出發，外來少數民族從寒凉或乾燥高原來到珠三角，首先面臨着適應這裏濕熱、多蟲，以及易誘發中暑、長瘡癩、心情煩躁、鬱悶等生活和心理問題，一些人初來廣東即發生身體不適、患病、甚至性格、脾氣改變等現象，即爲環境感應的産物，來自雲南、貴州、甘肅、新疆等省區少數民族對此尤爲敏感。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或采取人工適應技術（如空調、服用中草藥等），這種由環境轉變引起的文化對撞可以得到舒緩或化解。如廣東省佛教協會近年在廣州、中山、佛山、珠海、江門等地創辦9家慈善中醫診所，至2008年底，免費接診13萬人次，發放藥品250萬元，受惠者包括外來工中少數民族人員。

　　（二）飲食文化的調適

　　外來工少數民族，包括壯、苗、瑶、回、土家、維吾爾族等，長期習慣於辛辣食譜，對珠三角清淡粤菜甚感不適，無辣椒難以下飯；而一些西北來的少數民族習慣於麵食，遠離米飯；又出於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外來工忌食猪肉。如何有區别地對待這些飲食文化差异，成爲妥善處理外來工與當地工、漢族與少數民族，以及信教和不信教群體關係的一個頭等重要問題。

　　（三）技藝文化的調適

　　珠三角外來工中少數民族原先絶大部分從事農業、畜牧業或小手工業，技術含量低，經營粗放，組織涣散，效益低下，市場競争力差，基本上處於農業文明階段。當來到工業化或後工業化相應文明形態的珠三角，這些少數民族原有的謀生技能大多失去作用，必須迅速更新自己的文化知識結構，學習並掌握第二、第三産業的某些知識和技術，才能在新環境下生存和發展，於是技藝文化的調適成爲這些少數民族不可逥避的重要事情，也是他們掌握一技之長得以在珠三角安身立命之本。

　　(四)精神文化的調適

　　嶺南文化具有充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等文化特性，在廣東，尤其是在珠三角城市都會爲外來少數民族提供一個寬鬆、和諧文化環境，使他們固有的精神文化有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但外來工少數民族思想觀念中還有很多深層文化結構，是在農牧經濟和鄉村文明中形成的，與珠三角工商業經濟和城市文明有明顯不同，具有頑强滯後性和隱閉性，常常在價值觀、人生觀、生育觀、教育觀、道德觀中公開或隱現地表現出來。這需要與珠三角精神文化進行調適，其歷程和困難比其他文化調適可能要長久和大得多。

　　二、解决調適中存在問題的對策與措施

　　文化調適既有深層次文化結構，也有表層的環境適應、利益分配等問題；既涉及外來工少數民族和各類教徒，也涉及當地社會群體和地域文化關係，是一個多維交叉和互動系統工程，需多層面、多部門協調、綜合解决。針對上述現狀及存在問題，宜采取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正視現實，建立有效的民宗問題預警機制

　　按照我國區域發展態勢和廣州被確定爲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珠三角經濟將進一步高漲，有可能吸引更多外來工，因而民族和宗教問題不是减少而會增加和擴大，對這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應有清醒認識。在此基礎上應建立包括有政府各職能部門龢民宗非政府組織在内的預警機制，以及各種應對辦法與措施，以處理突發性事件和日常性文化調適問題。

　　（二）管理模式的規範和創新

　　外來工的文化調適，説到底就是一項流動人口社會管理工程。而現在流動人口管理，政出多門，相互脱節，甚至相互矛盾和相互推諉，造成管理混亂，其效果大受影響。而作爲文化調適一項内容是，一個城市全體社會成員必須納入統一社會管理體制，以及爲此所需要的完整系統的政策法規。而目前外來工的管理模式並未達到這個要求。但外來工入粤，尤其集中在珠三角，主要是經濟利益所驅動，經濟利益又深受市場規律所制約，所以流動人口市場化是一種必然選擇，少數民族和教徒也不例外。但在目前，政府指導就業仍不可少，爲此應製定相應政策法規，結束管理混亂狀態，走管理規範化、市場化道路。在入粤大軍不斷膨脹背景下，外來人口就業、管理模式也應不斷創新，尤其是對弱勢群體的外來工中少數民族和教徒應給予更多的人文關懷和照顧，廣開就業門路，提供更加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以容納更多的這部分人口，這有利於雙方的文化調適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如廣東當前推行産業和勞動力雙轉移，應盡可能向這個群體傾斜。

　　（三）提高“文化認同”程度，容納更多“新客家”

　　文化差异是文化調適的根源，而文化調適的結果必然導致文化認同水平提高。外來工入粤，主要爲謀生，經過一定時間後，即返回故鄉，在廣東安家落户的甚少，其根本原因是文化差异。要建立一支穩定勞動隊伍，應從文化觀念入手，通過文化調適，使流動人口視廣東爲“第二故鄉”，樂於在當地安家落户，成爲“新客家”人。省民宗委調查顯示，一部分在深圳工作的少數民族希望成爲這座移民城市的永久性居民，這包括了土家、壯、苗等少數民族，有些人甚至表示“打死都不回老家”。即使是宗教信仰很深的穆斯林，對當地的“文化認同”也在不斷提昇。唐宋時廣州著名的“蕃坊”就居住着數以萬計的伊斯蘭教徒。當今廣州光塔路一帶，仍生活着他們的後裔。在深圳、東莞、珠海、佛山等城市，有些穆斯林已生活多年，與當地人和諧相處。但要使外來人有歸屬感，除了就業安置，還應加强對他們進行嶺南文化宣傳，使之認同、接受嶺南文化，時間既久，這些不同民族流動人口就有可能轉化爲當地居民。當然，文化認同是雙向的，也應加强廣東人對外來工文化認同，建立“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

　　（四）制定和實施對少數民族外來工就業培訓計劃

　　針對少數民族和教徒在异地環境下文化調適面臨的困難，特别是謀生技能低的劣勢，以及“高增長——低就業”大生産和管理模式的推行，當地政府、企業，應對在業人員進行文化技術培訓，提高他們的素質。有報導説，2005—2007年，廣東每年培養農民工2200萬人以上。深圳在這方面亦斥巨資，達到預期效果。民宗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擁有很多優勢，可爲實施這個計劃貢獻力量，受惠者當然包括了外來少數民族和教徒。

　　（五）强化民宗非政府組織建設，走内涵發展道路

　　上述民宗非政府組織存在的人員編制、素質、效率等問題，與它們面臨更加復雜、繁重任務相比，更凸現了兩者的矛盾和困擾。這就要求各級政府進一步明確它們在民宗工作中的定位，加强對它們的領導和支持，並從財力、設備、用房、對外交流等方面給予傾斜，使之固本强基，保持生機和活力，真正走内涵發展道路，這樣産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效應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2010年3月19日

　　（司徒尚紀：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