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教育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爲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專門人才。但是，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義務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中的諸多矛盾和不良現象也層出不窮。

　　（一）學生厭學驚人

　　在我國教育制度中，考試選人是通行原則，學生必須熟練掌握大量知識才能通過一些重要考試，譬如高考。這種應試教育多采用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和填鴨式教學，給學生施加過多的壓力，學生感到有些課程學起來很難，導致學生的疲勞和厭倦，學生失去興趣。據有關部門調查，一些農村地區的輟學率高達40%，即便在相對富裕地區，輟學率也達到40%。2009年一份調查報告發現，我國目前約有50.4%的中學生感到厭學，而這種厭學的趨勢還在上昇，不少地區的中小學生甚至是大學生，時常逃學去網吧，有的甚至日以繼夜地上網，有的專挑淫穢黄色網站上。

　　（二）高校的行政權力遠大於學術權力

　　前北京大學副校長王義道説：“我覺得現在高校裏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就是行政權力遠遠大於學術權力。”在2009年的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發言時也批評大學行政化，稱：學校資源配置行政化，機關管理者不懂學術規律，用行政手段對待學術問題，方法簡單粗暴。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生前留給中國教育界一個刻骨銘心的待解難題：“爲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認爲原因很多，其中，高校行政化權力凌駕於學術權力之上，阻塞了大學的獨立思考、學術創新、自由流動，也阻塞了中小學乃至幼兒園的活潑快樂與師德理念。當我們看到“部-廳-處-科”在高校内部的一字排開時，在中國何以出現40位教授争奪一個處長職務的怪事，何以導致“教師績效工資”肥水流入“行政田”的不公就不足爲奇了。如今學校的功利化，文憑腐敗、官校勾結成爲一種風氣。錢、權、名，這三朵“並蒂花”，養分都來自“行政級别”。學校很多亂相大多來自教育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這把“軟刀子”，扼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精英人才，建國60年來國内還未産生一個諾貝爾奬得主。相比巴基斯坦、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都曾獲得諾貝爾奬，我們感到悲哀！毫無疑問，中國教育行政化或官場化、學校的衙門化，對中國教育的許多問題起到了很壞的催化作用。

　　（三）教育投入嚴重不足

　　我國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在2007年占GDP3.32%，2008年爲3.48%，目前我國教育投入尚未達到GDP的4%。相比其他國家，2005年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墨西哥教育投入分别約占GDP的4.4%和5.3%，發達國家達到5.5—6%，低收入國家爲3.9%，世界平均水平爲4%。這就是説，我國目前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還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提出了本世紀末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2006年全國人大通過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再次提出這一目標。今年國家公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又將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再往後延長了兩年，即到2012年實現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總共推遲了12年。

　　二、教育改革存在的問題

　　今年6月，《綱要》向全民公佈，確是好事。《綱要》提出20個字工作方針：“優先發展，育人爲本，改革創新，促進公平，提高質量”。如果説教育的核心任務是育人，具體的兩項重點工作是“促進公平”和“提高質量”。《綱要》的實施不可能一步到位，而要分步進行，特别對當前我國教育存在的急待解决的問題應給予高度重視，先易後難，實事求是地提出解决的方法與措施，爲落實《綱要》的各項任務掃清障礙，鋪平道路。

　　當前，我國義務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存在的某些問題較爲突出，亟需解决。

　　（一）“一錘定音”式的高考選拔機制過於單一，難以體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

　　高考是我國長期以來選拔大學生的唯一機制，在中國歷史上“自古宜然”，更重要的是因爲我們别無選擇。因此，有不少擁護現有高考模式的人，其理由有兩點：一是公平，二是有效率。因此認爲，不能廢除高考。其所謂“公平”，他們認爲我國教育資源相對不足，僧多粥少，統一高考，按“分數綫”招生，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分你我，都皆公平。所謂“效率”，他們認爲就是“一次搞定”，招生環節簡單，省錢省力，時間短，操作成本低，立竿見影。

　　所謂高考“公平”，不應該體現爲“表面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這是因爲，一年只能考一次高考，讓很多僅僅是一時發揮失常的考生不得不浪費一年的光陰，或者屈就一所較差的大學，這無疑是對人才及其效用的人爲浪費，而人才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更何况一個人的能力表現不僅僅體現在“寫”上，還體現在“説”，在“干”，在“組織能力”，“管理能力”等外在的多方面的表面，能“寫”、能“説”、能“干”，才能體現了一個人的綜合能力的高低，因此，以微弱的考分作爲録取的唯一標準，而將爲數衆多真正具有潜能却不善考試者擋在大學校門之外，這又談何效率，又是否是真正的公平？顯然，簡單化“一刀切”不是真正的公平，也不會帶來真正的效率。

　　今天，當我們逐漸對國外更科學更現代化的教育體制有所瞭解後，我們就逐漸意識到，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至少未必是最合理的。在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大學不以考試成績作爲唯一標準來衡量學生。在美國，學生會被四大方面的考量來評估，即：第一是高中在校成績；第二是學生能力評估成績，即“SAT”，或美國大學測評系統，即“ACT”；第三是課外活動經歷；第四是學生的家庭背景。綜合説來，美國高考録取是“三合一”模式進行考核，即：考試分數、高中平時成績、綜合素質（包括課外學術活動、文體活動、社會活動、公益義工、有償工作等）。在美國的大學招生體系中，没有“高考狀元”這一概念。如果只會讀書，而無創造性，這樣的學生不被看好，説穿了，人家要的是“人才”，而不是“高分寶貝”。美國60%的“高考狀元”被哈佛大學拒絶，他們注意的是學生的個性和綜合素質，分數永遠是第二位，這與我國高考録取標準是分數第一成了天壤之别。

　　（二）“千校一面”的教育方式過於機械，難以發揮各校的優勢和特色

　　《綱要》明確提出，要提高落實和擴大辦學自主權，建立現代學校制度，這是我國教育改革的關鍵與核心。學校只有擁有辦學自主權，才能使辦學有特色、有個性。而有個性與特色，一所學校才會有自己的靈魂。對於我國中小學而言，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千校一面”，任何學校看到的大都是相同的場景，比如課堂上基本上都是老師滿堂灌，學生聽課、做筆記，老師偶爾提問，課堂氣氛沉悶，不活躍、不生動，壓抑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山東省仕平縣杜郎口中學的做法可謂“離經背道”，然而效果很好，學生思維活躍，興趣甚濃，很受歡迎。原因是這所學校辦得很有個性與特色，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絶，贊不絶口。

　　美國教育最重視與衆不同，比如，在美國，一個個申請者要想不被像哈佛大學這樣的名校拒絶，他就一定要具備特殊性，即“我是與衆不同的”。可以看出，美國教育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培養個人獨立的特質，進而達到人才輩出的目的。在我國，衡量教改的成功與否，還是沿用昇學評價體系，用中考、高考昇學率來評價，而這種評價體系，其實是導致“千校一面”，也是制約教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泛行政化”的教育機構現狀，使學術難以正本清源

　　今年2月，温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綫交流時，直言目前“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最好大學不要設立行政級别，力争實現教育家辦學。總理的話，也是很多人想説的。對一所學校而言，基建腐敗爛的只是皮肉，學術和教育方面的腐敗，壞的是“大腦”，而“泛行政化”的惡果，則是“心肌梗塞”，它以超穩固的金字塔層級系統及其産生的無形力量，將導致摧毁一大批創新型人才的學術成果，其損失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綱要》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去行政化，如今上昇爲國家意志，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舉措，但要落實起來，不免要觸碰既得利益者，難度很大。教育去行政化看上去千頭萬緒，盤根錯節，但要找到突破口，抓住“牛鼻子”，就比較好解决了。

　　教育去行政化所要解决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傾向，二是學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傾向。這兩個方面都與校長有關，前者是“抓校長”，後者是“校長抓”，而這兩方面又以前者爲關鍵。只有從根本上解决了政府怎樣“抓校長”這個問題，“校長抓”的問題才會迎刃而解。但從教育去行政化的整個操作過程中來看，實際上要解决三個問題，即：一是要用什麽標準選拔校長，二是校長如何産生，三是對校長如何考評。

　　（四）“重者恒重、輕者恒輕”的教育資源分配方式過於死板，難以實現教育事業的科學和諧發展

　　多年來，我國教育資源分配趨勢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點學校，輕一般學校。從而造成教育有兩個極端，一是教育不足，二是教育過度。由此産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與矛盾，不利社會和諧。

　　教育不足，主要體現在農村，尤其是貧困山村，未能享受同等的國家分配的教育資源，造成農村教育落後，教育質量下降，很多貧困家庭的子女上學難，農村昇學率低，使原有城鄉差距過大而更加擴大。教育過度，體現在城市，特别是那些重點、名牌的學校，都配有充足的教育資源，好的越好，錦上添花。其結果是，考入名牌、重點學校的，城市學生越來越多，農村學生越來越少，城鄉差别越拉越大，這與國家的政策——逐步縮小城鄉差别是背道而馳的，這種狀况如不改變，必然加劇城鄉“兩極”分化，其後果不堪設想。

　　三、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發現問題是前提，我們的目的是爲了更好地解决問題。廣東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理應爲全國教育改革先行先試，爲此建議：

　　（一）廢除高考録取分數第一的選拔機制

　　實施：高考分數+綜合素質+高中階段總評成績；並相應給予各項的權重比分，建議高考分數占40%，綜合素質占30%，高中階段總評成績占30%；具體到各地區如何權重占比，視實際情况而定，但高考分數最高權重不得超過50%，要逐漸淡化高考成績占比。當然，目前實行起來比較困難，因基礎工作和人的思維尚未轉變，建議可試點實施，取得經驗，全面推廣。

　　（二）將“因材施教”教育理念貫穿在整個教育工作的始終

　　一是應通過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根據不同的學校培養人的目標的不同特點，應允許學生先申請學校，再根據他們的興趣與愛好選擇專業；二是努力營造學校學習氛圍，突出不同班級特色，啓發開導，舉一反三，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引導他們的創新能力，培養學生進行批判性思維；三是以德爲先，進行道德的教化和正確價值觀的習養，唯有良善人性的培育與養成，才是遏制種種兇殘惡行肆意侵害社會他人的根本之道。

　　（三）探索建立高等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讓更多的社會人士參與學校的决策諮詢，幫助學校更好地面向社會自主辦學

　　必須特别指出的是，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的成敗，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做到謹守政校邊界，真正做到政校分開管辦分離。人們不免擔心，這些年來出現的教育行政化與官員博士化現象，形成利益鏈條，這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行政權力不受制約而深入教育領域結出的惡果。民衆呼吁：政府應説到做到，取信於民。

　　（四）要打破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局面

　　如何保障教育資源分配公平？教育資源應該更多地向農村傾斜，特别是貧困落後的農村，優先解决貧困農村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突出問題。因爲每個人收入的多少一般是由教育程度高低决定的，教育資源更多的向農村傾斜，意味着農村有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受教育的人越多，就業機會也就越多，收入也就越有保障，從而爲未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創造條件，爲實現和諧社會打下牢固基礎。其次，在政策上要鼓勵人才向農村轉移，特别是鼓勵大學畢業生到農村支教。我們可以從工資待遇、税收優惠、子女就業、住房優先、社會保障等措施給予政策傾斜，幫助熱心於農村支教的大學生們安心從事農村教育工作。再次，鼓勵社會各個方面伸出救助扶貧支教之手，支援農村大力興辦教育事業，可以通過慈善募捐等形式給予支持。最後，國家要以立法的形式，每年定額向貧困農村撥付教育經費，力争做到每年撥付教育經費只昇不降，保障教育投入到位，專款專用，嚴格監督並實行問責制，違法者要追究法律責任。

　　2010年8月10日

　　（吴厚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