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兩廣地區舊稱嶺南，秦平百越，於其地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253頁。這是嶺南地區有明確政區設置及歸屬的最早文獻載録。至此，嶺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被納入中原統一王朝的政治版圖，並對其實行有效的政區管轄。黄體榮《廣西歷史地理》稱：“從始皇二十八年起，到始皇三十三年止，前後經過六年的時間，秦始皇終於實現了‘南至北向户’的政治理想，把嶺南地區正式劃入中國的版圖。”(黄體榮：《廣西歷史地理》，1985年12月版，第36頁。類似表述，在嶺南史、嶺南歷史地理，尤其在嶺南政區沿革研究中，已是共識。然而，嶺南問題研究又無法逥避“三郡”之前的歷史單元。先秦嶺南政區歸屬認識的模糊，將直接影響到諸如嶺南越地與异域文化關係、越人族群搆成及分佈等細部問題。

　　由於史料的局限，對秦平諸越，於百越地行郡縣制之前嶺南政區的歸屬問題，可從古九州與嶺南的關係、戰國時期楚國南界、“楚庭”説三方面展開考察。

　　一、嶺南與古九州之域的關係

　　“州是我國歷史傳説時代行政區劃的單位。”(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3年1月版，第4頁。“九州”之述，首見於《尚書·禹貢》：“冀州”；“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尚書·舜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説，但並未指出十二州的具體名稱。清人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又引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並舊爲十二州也。”(\[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版，第51頁。從馬融和鄭玄之説可知，十二州之名，除《禹貢》九州之外，尚有營州、幽州、并州，而且此三州爲九州所析置，在範圍上與九州是一致的。《正義》則明確指出：“十有二州謂冀、兖、青、徐、荆、揚、豫、樑、雍、並、幽、營也。”

　　九州之説除《禹貢》外，還見於《爾雅》、《周禮》和《吕氏春秋》。

　　《爾雅·釋地》雲：“兩河間曰冀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兖州。齊曰營州。濟東曰徐州。江南曰揚州。漢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周祖謨：《爾雅校箋》，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78頁。

　　《周禮·職方》雲：“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清\]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12月版，第2640—2683頁。

　　《吕氏春秋·有始覽》雲：“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晋也。河、濟之間爲兖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曰揚州，越也。南方爲荆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陳其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62—663頁。

　　《禹貢》、《爾雅》、《周禮》、《吕氏春秋》中的九州均有冀州、兖州、揚州、荆州、豫州和雍州，而青州、徐州、梁州、幽州、營州、并州在四者中則互有出入，合起來正是舜之“十二州”。九州的劃分，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疆域形勢。“十二州、九州，都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以自然地理特徵爲原則而劃分的、假想的行政區。”(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3年1月版，第7頁。 在這一假想的政區布局内，處於西南者爲梁州、南者爲荆州、東南者爲揚州，嶺南位處中國版圖的最南端，可能與嶺南越地發生地緣關係的只能是這三州。

　　《禹貢》：“華陽黑水爲梁州。”華陽，即華山之陽（南）。《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太華山，即華山，五嶽之一，稱西岳。黑水，或以爲瀾滄江，或以爲怒江。通説爲金沙江。梁州之地域即在華山南和黑水之間，可能與嶺南百越地發生地緣關係的只有兩個方向：東界和南界。梁州東界爲今豫、陝兩省交接的商洛地區和鄂西北十堰市的鄖陽，其東部爲古豫州界；由此向南至今重慶東北部的巫山縣，與古荆州接界。東界比較明晰。南界則意見分歧較大。《禹貢錐指》謂“自宜賓以西至會理，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樑域，宜賓以東至巫山，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樑域。”(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大致是以長江作爲梁州的南界，但實際情况並非如此。今川江以南，烏江下游地區亦爲梁州之域。雖然如此，梁州距嶺南越地尚遠，春秋時爲巴、庸、濮、糜、褒諸國之地，相當於今四川東部、貴州北部、陝西、甘肅南部和重慶的大部分，與嶺南在地域上不發生關係。然而，《元和郡縣圖志》“嶺南道一”謂：“嶺南節度使，管州二十二：廣州，循州，潮州，端州，康州，封州，韶州，春州，新州，雷州，羅州，高州，恩州，潘州，辯州，瀧州，勤州，崖州，瓊州，振州，儋州，萬安州。《禹貢》梁州之域。”《校勘記》曰：“《考證》：‘樑’宜作‘揚’，《晋志》雲‘《禹貢》揚州之域’，王象之引此作‘揚’。”(\[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1983年6月版，第885、904頁。

　　《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山名。《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今南漳）：《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縣西八十裏。衡，山名。《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今衡山縣）：《禹貢》衡山在東南。”在今湖南省衡山縣西北三十裏。荆州的四至，北界豫州，其界綫由湖北南漳向東，至河南淮河上游一綫。東界揚州，其界綫自淮河上游過湖北省東部，沿湘、贛而南。西界梁州，其界綫從湖北西南越四川東南，至貴州東部。南界至衡陽、永州、郴州、桂陽、全州等地，相當於今湖南南部、廣西東北部，接南嶺一綫。古荆州與嶺南地相接。

　　《元和郡縣圖志》“嶺南道四”：“桂管經略史，管州十二：桂州，梧州，賀州，昭州，象州，柳州，嚴州，融州，龔州，富州，蒙州，思唐州。《禹貢》荆州之域。”(\[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1983年6月版，第917頁。這是今存史志文獻中，關於嶺南之地屬《禹貢》荆州之域的最早記載。十二州之屬，大致相當於秦之桂林郡地。唐以後地理書亦有稱嶺南爲《禹貢》“荆州南裔”或“荆州南繳”者：《大清一統志》“廣東”：“《禹貢》荆揚二州之南裔。周爲藩服，戰國時爲百越，亦曰楊越。秦時號陸樑地。”(\[清\]穆彰阿、潘錫恩：《大清一統志》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79頁。 又曰：“廣西，《禹貢》荆州南繳。春秋時爲百越地。”(\[清\]穆彰阿、潘錫恩：《大清一統志》第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3頁。

　　稱今廣東屬地爲《禹貢》荆州域者較少，僅有“連州”、“連山”二州。《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元混一方輿勝覽》等均稱：“連州，《禹貢》荆州之域。”《大清一統志》又稱：“連山直隸州，《禹貢》荆州之域。”

　　稱今廣西屬地爲《禹貢》“荆州之域”、“荆州南裔”、“荆州南境”、“荆州南繳”者則有：“賀州，《禹貢》荆州之域。”（《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桂州，《禹貢》荆州之域。”（《太平寰宇記》）“静江府，《禹貢》荆州之域。”（《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昭州，《禹貢》荆州之域。”（《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梧州，《禹貢》荆州之域。”（《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桂林府，《禹貢》荆州之域。”（《大清一統志》）“柳州府，《禹貢》荆州之域。”（《大清一統志》）“平樂府，《禹貢》荆州之域。”（《大清一統志》）“慶遠府，《禹貢》荆州南裔。”（《大清一統志》）“思恩府，《禹貢》荆州南裔。”（《大清一統志》）“潯州府，《禹貢》荆州南裔。”（《大清一統志》）“南寧府，《禹貢》荆州南裔。”（《大清一統志》）“太平府，《禹貢》荆州南裔。”（《大清一統志》）“廉州府，《禹貢》荆州南境。”（《大清一統志》）“桂林府，《禹貢》荆州南界，戰國時爲楚、越之交。”（《讀史方輿紀要》）“梧州府，《禹貢》荆州繳外地。”（《大清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

　　另外，唐以後正史亦有涉及今嶺南之廣東、廣西與《禹貢》荆州之域關係者：《宋史·地理志》：“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元\]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2年4月版，第2248頁。 《明史·地理志》：“廣西，《禹貢》荆州之域及荆、揚二州之繳外。”(\[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4月版，第1148頁。《清史稿·地理志》：“廣西，《禹貢》荆州南繳之域。”(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12月版，第2293頁。

　　上述嶺南兩廣地中，屬今廣東的連州、連山位處湘粤桂三省交接地，廣東西北部；屬今廣西的桂州、昭州、梧州、柳州等位於廣西東北部。自唐以來，史志文獻多將這一地區視爲《禹貢》九州之荆州界域。對於“連州（連山郡）”，則《通典·州郡》十三記述得比較明確：“古荆州，今置郡府三十三，縣一百三十一”，(\[唐\]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版，第4859—4863頁。連州領三縣：桂陽、陽山、連山，均在今廣東境内。又曰：“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爲山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兼分入淮南道（安陸、義陽）及嶺南道（連山）。”清人胡渭曰：“按《通典》所列，連山郡當出隸古南越，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清\]胡渭：《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99頁。其後，原屬《禹貢》荆州之域的“連州”一直爲嶺南的廣東所屬。其它分屬今廣西各地，被視爲《禹貢》荆州之域或邊繳之域的州郡，《通典》多未明始終。宋元以後，正史、地理志書中關於《禹貢》荆州之域南境所及，非但没有得其真實面目，反而比唐宋時又有擴大。這擴大出來的荆州之域，主要爲今廣西所屬，它們並非因新材料的發現而補入，而多半是非史地性因素而誤入。《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三《輿地九》“静江府”條曰：“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越。今静江有中州清淑之氣，荔浦相距才百餘裏，遂入瘴鄉，是天所以限楚、越也。”(\[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年9月版，第2542頁。清代廣西平樂府和桂林府均在荔浦之北，故明、清《一統志》將其定爲《禹貢》荆州之南裔。胡渭雲：“此蓋就當時風氣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樂二府爲《禹貢》荆州之域，恐未必然。杜氏以始安、平樂屬古南越爲是。……廣西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縣嶺北之地，古荆州域也。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扺及嶺而止。”(\[清\]胡渭：《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99頁。胡渭之言，是《通典》之後比較可信的論説。

　　《禹貢》：“淮海惟揚州。”禹之九州（舜十二州）中，居於中心者爲河漢之間的豫州——周地，其正南向爲荆州——楚地，東南爲揚州——越地。揚州之西境與荆州接界。如果古九州中之揚州與嶺南地發生地緣關係，便只有其南界。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地理門·辨古今州郡區域》曰：“古揚州之南境：今廣南東、西路，漢交州九郡之地，晋交、廣等州列郡，唐之嶺南道。”(\[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版，第396頁。這只是一個結論性的描述，章氏並未詳加考索，實南令人信服。《禹貢地理今釋》引胡渭語雲：“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群山綿亘，以達於廣東潮州府之揭陽，即揚之南界也。”(楊大鈊：《禹貢地理今釋》，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第37頁。又見胡渭《禹貢錐指》卷六，第152頁。今人李民對古揚州之域的表述，其南界所及大致與此相當。《尚書譯註》：“揚州地域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全境，及江蘇、安徽、河南南部，湖北東部、廣東北部。揚州春秋是爲吴、越、鐐、六、蔡、弦、黄、舒、宋、巢、舒庸、英氏、桐、鐘離諸國之地。”(李民、王建：《尚書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63頁。《輿地廣記·禹貢九州》所列屬古揚州地之名57個，其中“吉、南康、南安、福、建、泉、漳、汀、邵武、潮”(\[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頁。等地當爲其南界。

　　由以上分析可知，嶺南之地在《禹貢》九州中，只有粤東潮州的部分地區可歸屬古揚州之域。然而，在現今關於嶺南歷代建置沿革研究上，仍有堅持將嶺南越地劃爲《禹貢》揚州之域，認爲：“既然粤地或南越地屬《禹貢》揚州或古揚州之域，而海南島本屬粤地或南越地，那麽，海南島顯然也屬《禹貢》揚州或古揚州之域。”(李勃：《海南島歷代建置沿革考》，海南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7頁。這是通過對史志文獻的引述，證明嶺南越地屬《禹貢》揚州之域，進而推出海南島也爲古揚州之域。盡管大量史料記述，將嶺南與古揚州聯繫起來，但隨之而來的又是同樣多疑問的産生。今存史志文獻中，明確記述嶺南爲《禹貢》揚州之域的是《晋書》，稱兩晋交、廣二州爲“《禹貢》揚州之域”。(\[唐\]房玄齡等：《晋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第464、466頁。兩晋交、廣二州地，相當於漢武帝平南越國後所置嶺南九郡地，即指嶺南的全部。九州是有明確方位指向的，上古中原華夏中心區的正南爲荆州之域，荆州的正南正是嶺南。如果稱嶺南爲九州之域，或繳外或南裔，則應爲荆州而不是揚州。今嶺南地區東部沿海的閩江和甌江流域，《禹貢》時代是否爲揚州之域，本就值得懷疑，何况處於其更南的嶺南呢？《晋書》修成於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撰者爲房玄齡、令狐德棻、李延壽等唐初史臣，雖然記述兩晋舊事，却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唐人的觀念。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先後由張説、蕭嵩、張九齡、李林甫四位中書令參與撰成的《唐六典》，亦承襲了唐初史臣之説。其卷三“十道”雲：“十爲嶺南道，古揚州的南部轄境，今包括廣、循、潮、漳、韶、連、端、康、岡、恩、高、春、封、辯、瀧、新、潘、雷、羅、儋、崖、瓊、振（以上歸廣府管轄）、桂、昭、富、梧、賀、龔、象、柳、宜、融、古、嚴（以上歸桂府管）、容、藤、義、竇、禺、白、廉、綉、黨、牢、岩、鬱林、平琴（以上桂容府管）、邕、賓、貴、横、欽、潯、瀼、籠、田、武、環、澄（以上歸邕府管）、安南、歡、愛、陸、峰、湯、萇、福禄、龐（以上歸安南府管），共七十州。東、南靠海，西盡各蠻，北據越城、都龐（一説爲揭陽）、萌渚、騎田、大庾五嶺。”(\[唐\]張九齡等原著，袁文興、潘寅生譯註：《唐六典全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95頁。唐玄宗時修成的類書《初學記》“州郡部”亦曰：“嶺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南境，其地皆粤之分。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唐\]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1962年1月版，第192頁。先唐史籍並無如此明確稱嶺南爲《禹貢》揚州域者，至唐則紛然載之典册，這種將《禹貢》時代九州之域擴大化的理念，其思想原點便是在主觀上使“天下九州，内效中域，以盡地化”。(見徐堅《初學記》卷第八《州郡部·總叙州郡》，中華書局1962年1月版，第163頁。唐得天下，分海内十道與三代九州之域一一對應，疆域空前廣大，前所未有。至此，唐人將無限拓展的《禹貢》九州之域，在現實和觀念上固定下來，便成爲後世統一王朝理想的疆域模式。宋以後，雖然歷代疆域盈縮有變，但在人們的觀念中九州即是歷朝君主所君臨之天下。從這個意義上説，自秦始皇定天下，嶺南内屬，其自然成爲歷代九州之域。

　　宋人承唐人之説，論沿革仍溯源《禹貢》九州，只是宋時九州範圍較唐之九州大爲縮小，但嶺南之域依舊。《新唐書·地理志》曰：“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漢南海、鬱林、蒼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2月版，第1095頁。《通誌·地裏略》“開元十道圖”：“十曰嶺南道，古揚州南境。”(\[宋\]鄭樵：《通誌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11月版，第553頁。《玉海》卷十八《地理》“郡國下”：“嶺南，古揚州南境。”(\[宋\]王應麟：《玉海》，廣陵書社2007年12月版，第350頁。《太平御覽》卷172《州郡部十八》“安南都護府”條引《方輿志》：“安南府，今理宋平縣。古越地。《禹貢》揚州之地，號爲百越。”(\[宋\]李昉：《太平御覽》第一册，中華書局1960年2月版，第841頁。《方輿勝覽》、《輿地紀勝》“廣東路”條則均稱“廣東路，《禹貢》揚州之域。”在述及兩廣各州府沿革時，屬《禹貢》揚州之域者，有廣州、英德府、韶州、潮州、梅州、循州、南雄州、南恩州、恩州；屬九州之外，揚州南境者爲邕州、交州。仍是衆説不一。

　　綜合史料所載，先秦嶺南之地的歸屬係於三者：其一，屬《禹貢》揚州之域或揚州南境；其二，屬《禹貢》荆州之域或荆州南境；其三，書古越地。屬《禹貢》揚州之域者，大致相當於秦南海郡地；屬《禹貢》荆州之域者，大致相當於秦桂林郡地；屬古越地者，大致相當於秦象郡地。這是從中心地向邊地外化意義上的分野，帶有很强的虚擬性。相對而言，究其實者，今廣西東北部應爲《禹貢》荆州之域或南境，今廣東西北部的連州爲《禹貢》荆州之域，東北部的潮州、梅州應屬《禹貢》揚州之域。《輿地紀勝》卷八十九《廣南東路》“廣州”條引《皇朝郡縣誌》雲：“以今日之地裏考之，潮州舊隸揚州，連州舊隸荆州，未可盡以爲九州之外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版，第2820頁。這是一個相對客觀的認識。就文化而言，連州當爲荆楚文化區或楚越文化過渡區；梅州和潮州當爲閩越文化區或閩越文化、南越文化過渡區。稱先秦嶺南兩廣之地盡爲《禹貢》荆、揚二州之域或完全與《禹貢》荆、揚二州無關，從學術研究而言，都不利於相關問題得到更爲合理的解釋。

　　二、“楚庭”與七國時期楚越政區關係

　　所謂“七國”，指戰國時期的秦、魏、韓、趙、燕、除楚國而外僅存的諸侯國。待楚國擊滅越國，楚國成爲盡占吴越舊地、幅員遼闊的諸侯大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雲：“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争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司馬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1751頁。楚國從而奄有《禹貢》九州中的荆、揚二州之地，並部分佔有了梁州、徐州之地。從今日版圖來看，楚國佔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而北方半壁則爲六國所共有。當然，南方半壁江山的一部分是應該排除於楚國疆域之外的，這就是嶺南的百越之地。當然，秦滅六國之前，楚國的勢力是否已越過南嶺而到達南越之地，或者秦平百越置嶺南三郡之前，南越之地是否已爲楚國疆域所範圍，一直是有争議的。争論的一個焦點是關於“楚庭”問題。

　　論及“楚庭”一語，今存的最早文獻是晋人顧徽的《廣州記》。其曰：“廣州廳事樑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雲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谷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晋\]顧徽撰 \[元\]陶宗儀輯：《廣州記》，見魯迅、楊偉群點校《歷代嶺南筆記八種》，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3頁。上引這段《廣州記》的文字材料，與諸論者所引《太平御覽》卷一八五“居處部”十三“廳事”輯晋裴淵《廣州記》一段文字不同。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樑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雲昔高固爲楚相，五年（羊）銜谷莖（萃）於楚庭，於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因圖象其瑞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2月版，第897頁。）廣州之名，始於東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樑四郡立爲廣州”(\[唐\]房玄齡等：《晋書》卷十五《地理志》下，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第466頁。，自此“廣州”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作爲一個大行政區劃的名稱，而非指廣州城，當時廣州的州城一直在番禺。顧徽的意思是，兩晋時期的廣州區域在六國時是爲楚國所屬的。“六國時廣州屬楚”，是解釋爲何取名爲“楚庭”的，却並不明瞭廣州是何種意義上歸屬於楚國。

　　另一則材料，出自於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廣東新語》卷十七《宫語》“楚庭”條曰：“越宫室始於楚庭。初，周惠王賜楚子熊惲胙，命之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於是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焉。越本揚越，至是又爲荆越；本蠻揚，至是又爲蠻荆矣。地爲楚有，故築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爲臺以朝漢，而城則以南武爲始雲。”(\[清\]屈大均撰，李默校點：《廣東新語》，見《屈大均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17頁。亦見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4月版，第460頁。

　　關於楚子熊惲受命鎮撫南方夷越之事，《史記·楚世家》載曰：“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裏。”(\[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1697頁。司馬遷所記，楚鎮夷越所得千裏楚地，並未提及南海。而屈大均稱楚成王熊惲鎮撫揚越之後，南海便臣服於楚，對其可以理解爲，南海亦夷越地，成王南征夷越當及於南海。羅香林認爲“所謂夷越當即揚越，蓋夷陽古音同屬影紐，韵則一在脂部，一在陽部，二部屬古音多對轉也。揚越……自爲楚熊渠所兼並後，某種裔一部分同化於楚，一部分逐漸渡江南徙，與自夏商時代即栖處於今日湘黔贛桂粤之交之越族，混雜而居，與浙閩等地之越，並各自據地爲雄，以種落繁多，夫是有百越之稱。” 又説：“楚人略地，本循漢水順流東南，故先庸，後揚越，後至鄂，揚越界庸鄂間，則其最早地望當在漢水流域中部。……鄂即武昌，庸在今竹山縣，揚越在庸鄂之間，其地非漢水中游一帶莫屬。”(羅香林：《中夏系統中之百越》，獨立出版社1943年版。從春秋初期開始，楚國就不斷蠶食那些散漫而無組織的揚越人地區，迫使揚越人節節南退，由江北轉入江南，當時的澧水、沅水、資水流域幾乎都被三苗、百濮所佔據，只有湘江流域分佈着越人，因其文化落後，爲揚越南遷提供了逥旋的廣闊地區。因此，早期的揚越，主要活動於長江中游兩側及湘江流域。

　　隨着楚國勢力進一步向南拓展，除一部分揚越人不甘臣屬於楚國而不斷南遷以外，大部分揚越人都融入楚人系統。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中國地圖學社1975年版，第13—14、18—19、29—30頁。第一册《西周時期全圖》開始出現“揚越（楊粤）”之名，其位置處於漢水下游至長江之間，向南延伸至洞庭湖一帶。《春秋時期全圖》則顯示揚越進一步向南推及今廣東北部，《戰國時期全圖》揚越之地的標注則發生了很大變化，僅局限於今南嶺及以南地區，同時在揚越東部出現了“東越”（包括甌越和閩越）。從西周至春秋、戰國，三個時期的《全圖》形象揭示了揚越人不斷南遷和最後落脚於南海的變化歷程。揚越與甌越、閩越是完全不同的百越種屬，至秦時，閩越、東甌依舊存在，而揚越則被南越所取代了。南越人在秦以後的主體是揚越人，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楚國的不斷南征，南遷嶺南的揚越人與嶺南當地的越族及由東部遷來的東甌、閩越人融合而成。有論者認爲楚國征揚越未曾到達嶺南地區：熊渠伐庸、揚粤的行動僅限於長江中游地區，此處之揚粤不是嶺南；而熊惲鎮夷越時，“楚地千裏”，此時楚國交戰的對象仍在長江以北。實際上，楚國征揚越及揚越人的融入楚和越嶺南遷是同步推移的。而且，對於楚國是否曾越過南嶺，征服南海，即征服嶺南揚越人，争論主要起於對“南海”意義的理解上。

　　史料記載楚國最早征“南海”是在共王時代。《左傳》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楚共王卒，其子囊謀謚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3月版，第1002頁。《國語·楚語上》略同，謂“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徐元誥釋“南海”謂：“群蠻也”(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6月版，第487頁。，薛安勤《國語譯註》、黄永堂《國語全譯》、鄔國義《國語譯註》均釋“南海”爲“南方一帶”(薛安勤、王連生：《國語譯註》，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681頁。黄永堂：《國語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04頁。鄔國義、故國文、李曉路：《國語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3頁。。《荀子·王制》中關於“四海”的一段話，則更能説明“南海”並非實指今之南海：“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綌、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王先謙《集解》曰：“海，謂荒晦絶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清\]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9月版，第161頁。楚莊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國攻滅鄭國，鄭伯便請求莊王將自己流放至南海，“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1702頁。這裏的“南海”正是王先謙所説的荒僻絶遠之地。

　　至楚悼王時期（公元前401—前381），悼王任用吴起爲相，南攻揚越，奪取今湖南的三苗、百濮和揚越地區，但是否越過南嶺呢？(楚悼王時用吴起爲相，南攻揚越，《史》《漢》諸書均有記載，事又見《路史·國名紀》，其曰：“吴起爲楚收揚越者，揚州之分，宜即蠻揚。”《戰國策·秦册三》“蔡澤見逐於趙”載：“吴起爲楚悼王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並陳、蔡，破横散縱，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範祥雍《箋证》引王念孫之語認爲，“南收楊、粤，北並陳、蔡，皆謂取其地也，但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作收者是也。”(\[西漢\]劉向輯録，範祥雍箋证：《戰國策箋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69頁。清人程恩澤《國策地名考》認爲，所謂“楊粤”，“大約今廣東廣州府等處皆是。(\[清\]程恩澤、狄子奇：《國策地名考》，粤雅堂叢書本。”何建章釋“楊越”：“又稱揚粤，今廣東省地。”(何建章：《戰國策注釋》，中華書局1990年2月版，第218頁。何氏引於鬯《戰國策注》曰：“澤傳‘攻’作‘收’，又《南越傳》索隱引策‘吴起爲楚收楊越’，故王雜誌謂‘作收是’。‘南收楊粤’，‘北並陳、蔡’，皆謂取其地。”並加按語曰：“楊寬《戰國史》引此句已據王念孫《讀書雜誌》説改‘攻’作‘收’”。類似的記述又見於《史記》，“吴起爲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並陳、蔡，破横散縱，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漢\]司馬遷：《史記·範雎蔡澤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2423頁。《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則更爲明確：“及吴起相悼王，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宋\]範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5月版，第2831頁。悼王距共王已過了150多年之久，時已至戰國時期，吴起的變法使楚國一躍成爲諸侯中的强國，也僅至於洞庭、蒼梧，由此可見，共王時期的“奄征南海”、“撫征南海”至多不會越過這一界綫。《後漢書》對此説得很明白：“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並天下，威服蠻夷，始開嶺外，置南海、桂林、象郡。”(\[宋\]範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5月版，第2835頁。戰國早中期，楚國的南征，除融合今湖南境内的楊越人外，不願臣服的楊越人均被趕往南嶺及以南地區，而開嶺南越地是秦人滅六國之後的事情。《史記》所謂“南收楊越”，也僅限於五嶺以北楚越交界地帶，而嶺南楊越人懾於楚國的聲威，表面上對楚稱臣，並建“楚庭”以示對楚國的歸順，則是一種緩兵之策，實際上，楚國並未往嶺南楊越地派官員行使管轄。也許楚國最終的目標便是納南越於彀中，但還未等其實現目標就爲秦國所滅，而滅楚後乘勢進軍嶺南越地，將嶺南越地歸入中原政權統一版圖的是秦國。因此，嶺南越地至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方才真正意義上全境向北臣服。後來南越國趙佗初期向漢朝的臣服與此如出一轍。

　　據史料所載，與“楚庭”發生關係的有南海人高固，除上引《廣州記》言及楚庭爲高固所建外，尚有《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又相傳南海人高固爲楚威王相，時有五羊銜谷萃於楚亭，遂增築南武城，周十裏，號五羊城”(\[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中華書局2005年3月版，第4595頁。。高固本是春秋時齊國世卿高傒之後，高傒與管仲、鮑叔等共同輔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成就霸業。後因高氏爲田、鮑强族所敗，有的南逃至楊越地，年久混同於越人，故世稱高氏爲越人。《百越先賢志》曰：“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稱其高傒之族。”(\[明\]歐大任撰，劉漢東校注：《百越先賢志校注》卷一，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頁。至戰國時期，由於楚國勢力的南擴，高氏與其他楊越人一樣被迫南遷南海，所以又成爲南海人。他把中原的先進文化帶到南越來，“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1頁。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時，用高固爲相。高固還推薦鐸椒爲楚威王太傅，寫成《鐸氏微》四十章，作爲楚王的歷史借鑒，使楚國“文教日興”。(\[明\]歐大任撰，劉漢東校注：《百越先賢志校注》卷一，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頁。高固作楚相，距高傒氏鼎盛時期的齊桓公時代，已有三百多年之久。關於高氏失勢南遷，史無記載，但據史事推斷應是在桓公之後孝公、昭公時期。距離高固相楚，仍然長達三百年。三百年與楊越人的共處，足以改變一切，農業生産方式則由北方齊地的旱作變爲揚越地的稻作，而“飯稻耕魚(\[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3270頁。”，恰是揚越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高氏入鄉隨俗，自然同化於揚越人。楚威王用高固爲相，也並非令其遠赴楚都郢以理相事，而是一個虚位，以此籠絡高固經營嶺南越地。對於高固來説，則是順水推舟，一方面立楚庭以示受楚國節制，另一方面可以在南海獨立延續越俗。按照屈大均之説，“楚庭”作爲宫室的建立，在與楚國的政治關係上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並不具有行使楚國治理方略的意義。而廣州的另外兩個别稱“羊城”、“穗城”則完全是具有揚越民族特色的，是揚越文化的體現。“羊”與“揚”（楊）音通，五羊或係五個揚越部落南遷於南海。(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80頁。羊城，即揚城，揚越人之城。如果史料中關於高固的記載確實，那麽嶺南南越文化系統的形成就應從“五羊城”的出現算起。

　　那麽，周夷王和周惠王時楚子伐楊越立楚亭又作何解釋呢？“亭”本是一個標誌性建築，中有石碑，碑上銘文。楚國時，對新征服之地往往都立亭以爲領屬，後來亭成爲民間坊里區劃單位，亭有亭長。劉邦曾爲“泗水亭長”，《史記正義》曰：“秦法，十裏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爲泗水亭長也。”(\[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343頁。楚立亭皆可稱爲楚亭，楚亭並非特指，只是今廣州越秀公園中越秀山上還保留有一座建於清代的刻有“古之楚庭”四個隸體字的石牌坊，可以顯示它與楚國的歷史聯繫。所以，高固爲相的楚威王之前，歷次南征揚越楚子皆立楚亭以爲記，雖説是南海事楚之後，方建楚亭，却不是在嶺南越地建有楚亭，而是在楚國南方征得的僻遠之地立有楚亭。高固之前的楚亭與高固爲楚相後獨掌嶺南越局時建立的楚亭是没有關係的，它的建立，説明楚國經成王、莊王、共王以至悼王、威王五次較大的經營，至戰國末期才對嶺南揚越人有了形式上的統屬，其方式是以完全同化於楊越人的高固代理，這也開了秦漢經營嶺南越地“以故俗治”的先聲。楚國雖然没有直接對嶺南越地施以行政管理，却爲後世中央政權經略嶺南提供了啓示。

　　七國時期，後成爲秦南海郡所屬地區主要是北來楊越人的活動範圍，形成秦以後的南越族。楊越從百越族係中的消失，是楚國征伐的結果，也可以認爲是楚國滅了楊越，而越嶺南遷的楊越人至秦時則稱南越了。居於南海西部的西甌和駱越則是楊越以外的越人土著分支，楚國未與其發生關係。

　　三、楚國南界與先秦嶺南的政區歸屬

　　蔣廷瑜先生在“1982年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上提交了一篇題爲《楚國的南界和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的論文，論文通過對傳統歷史文獻和當代考古發現的分析，得出結論：“楚國的南界，實際上已越過南嶺山脈，溯湘江而上，進入了漓水流域，大扺在今廣西北部桂林附近。湘漓二水的分水嶺可能是比較穩定的楚越交界處。”接着又説：“由於楚國在戰國後期國勢衰微，在强秦的威逼之下，僅能防禦和自保，無力再向嶺南作更大規模的經營，所以嶺南一大片土地一直孤懸在域外，没有正式列入楚國的版圖。”(蔣廷瑜：《楚國的南界和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桂嶺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56-157頁。

　　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專列《嶺南青銅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一節，針對蔣廷瑜的説法提出自己的觀點：“從文獻或出土文字的角度並不能確证嶺南地區先秦時期曾屬楚國疆域，迄今爲止没有考古證據證明楚人曾逾南嶺到過兩廣地區。”(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92頁。

　　上述兩種觀點中，最爲糾結的是“嶺南”、“南嶺山脈”、“兩廣”幾個概念。二者對幾個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同，自然會得出不同的説法，甚至論者自身也可能對幾個概念缺乏理性辨析。本文要討論的問題，精確的説法應該是：秦平百越，置嶺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之前，嶺南地區的歸屬。這裏最爲關鍵的一個概念也是“嶺南”。説起“嶺南”，似乎人人清楚它的所指，實則爲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它不是一個精確的自然地理學概念，而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今天的論者提到“嶺南”，習慣上是用以指廣東，範圍再廣一些，則包括廣西。如果站在今天廣東或廣西行政區劃的角度，去看戰國時期楚國的南界問題，其結果是很明了的。依據各類史料和考古發現，楚國的疆域越過了今廣東或廣西的北部邊界，我們則説戰國時期楚國的南界已經達今廣東和廣西的某些區域。但這裏也存在一個問題，即楚國的南界所達到的廣東、廣西的部分地區，算不算是嶺南或南嶺山脈以南。這自然又把“嶺南”一詞引進來了。可引進“嶺南”一詞，問題就變得復雜了。這種復雜性體現在：先秦時期並無“嶺南”之説，要討論先前時期的嶺南問題，勢必又要借用今日嶺南的指稱。而今日之稱嶺南，從自然地理看，指南嶺山脈以南；從人文地理看，指廣東和廣西的大部分地區。自然地理研究是不大會提嶺南這個含混概念的，而只有人文學科研究才提嶺南。人文學科研究中所提的嶺南，顯然是指廣東和廣西。如果討論的廣東問題，自然嶺南又特指廣東了。按照這樣的思路，爲何不可直接以“楚國的南界是否到達廣東（或廣西）”而展開言説呢？也許有質疑者要説，廣東、廣西和嶺南在空間區域上是有區别的。區别在於，今廣東區域要比嶺南所指稱的廣東部分範圍要廣，今廣西區域要比嶺南所指稱的廣西部分範圍要狹。可問題是，根據什麽説今日廣東區域比傳統嶺南所指稱的廣東範圍廣或狹呢？這廣或狹的部分又是指那些地方呢？

　　實際上，討論楚國的南界是否到達嶺南地區，關鍵在立論的取義上。

　　如果取義於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討論楚國强盛時期的南界在哪裏，並不是最重要的。它的考證清楚，只是能够説明楚文化對嶺南影響更爲直接和程度更深一些而已。嶺南接受楚文化的影響，楚人的作用是直接的，揚越人的作用是間接的。如果考慮到在楚國不斷向南拓展過程中，給嶺北揚越人帶來的楚文化影響，受到楚文化影響的嶺北越人又進一步向南逾越南嶺，到達嶺南之地，那麽，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則又是直接的。先秦嶺南地區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是多向的，從兩廣青銅時代墓葬的文化面貌來看，廣東20處墓葬中，屬越文化典型因素的青銅器物占絶對優勢，只有極個别器物屬楚文化典型因素，少數器物屬中原文化影響因素、楚文化影響因素和雲南青銅文化影響因素等；廣西的15處墓葬，總體情况與廣東類似，最突出的不同點是，廣西受雲南青銅文化影響因素的器物大大多於廣東。(參看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61—275頁。廣東北部和廣西的東北部毗鄰湖南，帶有楚文化影響因素的青銅器物本應多一些，而廣西西部鄰接滇越，受雲南青銅文化影響因素的青銅器物也佔有了外來文化影響的主流。

　　如果取義於中國歷史上哪一個王朝最早據有嶺南，在何程度上佔據嶺南；是七國時期的楚國，還是平百越、置嶺南三郡的秦國，則討論楚國之南界是否已至嶺南問題，其中的“嶺南”就應界定爲秦之嶺南三郡地。將楚國之南界與秦之三郡的範圍進行比較。其結果不可能得出楚國評定嶺南越族而奄有其地的結論，而只可能討論明白楚國於秦之前已經部分據有了秦嶺南三郡地北部的部分郡縣，而未能完成吞併整個嶺南越地的目標。蔣廷瑜説，“它是秦統一嶺南的精神基礎，没有楚文化長期而又深入的影響，秦統一嶺南就不可能那麽順利。(蔣廷瑜：《楚國的南界和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桂嶺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60頁。”這是從文化影響而言的，其實，楚國一定程度上佔有了五嶺地區（後來成爲嶺南三郡的一部分）的部分郡縣，除了文化的影響而外，也是秦統一嶺南的物質基礎。

　　從楚國南界是否已至嶺南這一問題出發，另外一個有意義的論題是，將唐代所設置的嶺南道作爲比較對象，把嶺南的範圍確定爲唐嶺南道的轄地。因爲至唐代，嶺南才真正作爲一個政區單元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上。從行政地理區劃上説，唐代的嶺南道是涵蓋全部嶺南地區的大行政區。之前的漢代雖然也有過嶺南一體的交州刺史部，但存在的時間很短。六朝至隋，嶺南之地交州、廣州分合無常，總體上還是依秦承秦以來的郡縣制。因此，排除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嶺南，從行政區劃上論嶺南，應該從唐置嶺南道開始。

　　最後便是從兩宋置廣南東路、廣南西路至今。宋代嶺南地區行政區劃的基本格局已定型，那麽，宋代的廣南二路、明清兩代的兩廣二省，就可以稱爲嶺南了。本文着眼於現今兩廣政區的歷史沿革，討論秦嶺南三郡之前，楚國是否據有今廣東和廣西部分地區，如果是肯定的，那麽據有了今兩省的哪些地區，界綫是怎樣延伸的。本節開頭所引蔣廷瑜稱“楚國的南界，實際上已越過南嶺山脈”，這是把楚人通過五嶺之一“越城嶠”與今海洋山之間的湘水上游河谷扺達漓水上游地區説成是越過南嶺山脈，其實是將五嶺與南嶺山脈混同了。

　　當然，從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而言，“嶺”對於兩廣地區，首先意味着指“五嶺”或“南嶺”。但“五嶺”却不等於“南嶺”。“南嶺”是我國南方地區總體上呈東西走向的一條大山系，是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嶺。它西起雲南雲嶺，東入貴州爲苗嶺，再東經兩廣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邊界而東達於海，其間大小山嶠不計其數。從南北向看，其南部廣西境内的大瑶山、大桂山，廣東境内的瑶山、滑石山、青雲山、九連山、羅浮山北綫、蓮花山北綫，都可劃爲南嶺山系的範圍，大致在北緯24°綫以北。今“五嶺”，自東向西分别是指：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它們是南嶺山系内的五條山脈，在龐大的南嶺山脈中，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史籍對“五嶺”的記述，與今之五嶺多有出入。宋人周去非《另外代答》“五嶺”條曰：“自秦世有五嶺之説，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 (\[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9月版，第11頁。周去非認爲“五嶺”並非指山，而是秦軍進軍嶺南的五條通道。五條通道以南爲嶺南。這五嶺恰是北部贛江水系和湘江水系與南部北江水系和西江水系之間，空間距離最近處。古代戰争遠程作戰，主要依靠水路運輸人馬糧草，因此南北水系上源之間便成了由北而南的重要路徑，并且自秦代起，各處都建有關塞。秦軍南征越人，只要越過了這些隘口，便可進入北江上源的湞水、武水、連江，進入西江支流的賀江、灕江，然後順流而下進入北江、西江幹流，而達越人的中心地帶——珠江三角洲。

　　無論是今之南嶺山系中五條山脈的“五嶺”，還是古代文獻中被認爲是秦軍南下平越五條通道的“五嶺”，都不能説是越過了南嶺山脈。李龍章只説“從文獻或出土文字的角度並不能確证嶺南地區先秦時期曾屬楚國疆域”，可他却没有正面證明嶺南地區先秦時期不屬楚國疆域。二者雖各執一詞，但先秦楚國的南界問題依然模糊。2009年，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的“先秦部分”，專列兩章（第十、十一章）對“戰國時期諸侯國疆域變遷”(李曉杰：《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23—528頁。進行考述，作者李曉杰在《楚國疆域考》一節中，考述了楚國北部、西部、東部疆域，唯獨没有提及楚國的南部疆域。附録《戰國時期主要諸侯國屬郡沿革表》中，雖然列入“洞庭”、“蒼梧”二郡，但於郡名之後都是打了問號的，可見他對楚國是否曾領有二郡是持不確定態度的。那麽，楚國疆域的南界可否有一個比較清晰位置或走向呢？這需要從楚國的立國論起。

　　楚國初爲周成王所封時，所處環境十分惡劣，《左傳》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記楚右尹子革與楚靈王對話時，回憶西周初年出任早期生活狀况雲：“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3月版，第1339頁。《史記·楚世家》亦有此條。1705頁。而且，楚國當時的境土很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齊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裏，或五十裏。”又説：“晋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漢\]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509頁。以江淮爲界，是文獻中較早的關於楚國疆域範圍的記録，但已不是立國初期的狹小區域了。淮爲淮水，江却不能理解爲長江，早期的楚國疆域雖比立國丹陽時已有很大拓展，却也不可能擁有北界淮河，南界長江的廣大地域。按照石泉先生的考證，“漢水及荆楚地區某些河流古亦稱江(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67頁。”，那麽，“楚介江淮”之“江”應指漢水，更具體而言，“江”當爲漢水北上源的丹江。淮水水系復雜，支流衆多，其上源爲流經河南汝陽的北汝水，其發源於豫西伏牛山，伏牛山是淮水水系和漢江水系的分水嶺。“楚介江淮”，正是説楚國的範圍介於伏牛山區與丹江之間，其中心爲淅川流域。這以範圍才符合楚國早期疆域的實際情况。對此，石泉(石泉：《楚都丹陽地望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74—199頁。、何光岳(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85—212頁。、俞偉超(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等都有較爲詳盡的考證，看法也較一致。

　　至楚王熊渠時，楚國勢力沿漢水向東南發展。《史記·楚世家》曰：“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粤，至於鄂。”(\[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1692頁。周夷王爲西周第九代國王，夏商周斷代工程把他在位定在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間。楊粤，也作揚越。熊渠於周夷王時代，利用周王室衰微，無力控制諸侯的時機，就近攻伐庸蠻、揚越。從《史記》記載可知，當時楚國勢力已推及鄂，後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史記集解》引《九州記》曰：“鄂，今武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楚國起初所征服的都是江漢之間的小國，至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時，楚國也成爲獨霸一方的大國。《史記·楚世家》雲：“楚强，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稱霸，楚亦始大。”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熊惲時，楚國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成王既交好於諸侯，又禮敬於周天子，因而周天子賦予楚君特權，讓他鎮服南方夷越，以確保中原的安寧。楚國正是利用周天子的授權，趁機吞併江漢諸國，不斷擴充實力、拓展疆土，而致“楚地千裏”。此番征伐中，本居於江漢之間的揚粤人首當其衝受到楚的征伐，而被迫放棄江漢沃野，向南、向東遷徙，故至春秋戰國時期，楊粤人已經遍及長江中下游以南廣大地區，分佈最爲集中的是今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區。《左傳》僖公四年（公元前656），齊伐楚，成王派使者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楊伯峻注雲：“此所謂北海、南海者，猶言極北、極南，不必以實地证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3月版，第289頁。王守謙《左傳全譯》也説：“北海，泛指北方邊遠的地方。南海，泛指南方邊遠的地方。齊國臨東海，而楚境不及海，故此處所説‘北海’和‘南海’只是泛指，並不是實指大海。”(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左傳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02—203頁。楚使自稱楚國地處“南海”，其實就是要表達齊、楚兩國一北一南之意，與嶺南之南海没有任何關係。

　　楚莊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國圍攻鄭國，攻下鄭國都城，鄭伯對楚莊王説了一番示下稱臣的話語：“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1702頁。莊王之前爲穆王，在位12年。穆王三年（公元前623），攻滅地處今河南信陽市東北、瀕淮水的江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之“安陽縣”注引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後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1563頁。。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又沿淮水東下，滅掉位於今安徽六安和河南固始境内的“六”、“蓼”。《漢書·地理志》曰：“六，故國，皋繇後，爲楚所滅；蓼，故國，皋繇後，爲楚所滅。”(\[後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1638頁。至穆王八年（公元前618）又伐陳。可見，穆王時期楚國疆土一直是向東沿淮水兩岸發展。莊王在位時期的疆土又有所拓展，滅庸、滅舒、伐宋、伐陸渾戎、圍鄭，這些小國除庸位處漢水以南外，其它均爲穆王時期征伐區域基礎上的拓展。因此，楚國至莊王時期，勢力範圍仍然没有突破漢水與淮水流域。鄭伯所謂“賓之南海”，是一種婉辭，意思是希望把自己放逐到南海。其中的“南海”並非後世所稱的嶺南地區，而是楚國淮、漢以南廣大夷越（揚越）區域。當時楚國的疆域範圍甚至没有越過長江。

　　莊王后嗣爲共王（公元前590—前560），《史記》未載楚國攻伐的對象。《左傳》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記述共王子囊爲其謀謚之語：“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3月版，第1002頁。 《史記》所載，西周時期楚人所伐蠻者，唯有“庸”(《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雲：“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1692頁。。對“庸”的征伐起自熊渠時代，至莊王三年（公元前611）方始告滅。區區一個庸蠻，歷經數百年才略定，南方廣大的夷越地區，共王時代不可能完全據有。因此，共王撫有的“蠻夷”，主要是指早期楚國西南部山區的庸蠻等族；奄征的“南海”則指居於以“鄂”爲中心的江漢平原及以南揚粤地區，至多達於“雲夢”。有論者稱“‘奄征南海’或‘撫征南海’無疑都是指征討嶺南而言，此時楚國與嶺南發生了政治關係”(蔣廷瑜：《楚國的南界和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桂嶺考古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57頁。，與史實是不符的。

　　《戰國策·楚策一》“蘇秦爲趙合從章”，記載了蘇秦對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的一段話：“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裏，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清人張琦《戰國策釋地》曰：“洞庭在今（湖南）岳州城西南一裏，一名巴邱。……古蒼梧，漢零陵郡也。今（湖南）永州府至廣西全州地。”(範祥雍《戰國策箋证》引。範祥雍：《戰國策箋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85、790頁。《戰國策》中的“蒼梧”，爲漢以前文獻中出現的、關於楚國南境唯一明確的地名。後來《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亦載：“吴起相悼王，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宋\]範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5月版，第2831頁。吴起相楚悼王在公元前381年以前，即戰國中早期。威王距悼王時代未遠，《戰國策》和《後漢書》，作爲不同時期的兩部文獻都提及楚國南境的“洞庭”和“蒼梧”，可以肯定，楚國至威王時期的確南界已至蒼梧。然而，戰國中期楚國領有的“蒼梧”究竟指何地，歷來存有極大的争議。

　　據錢穆先生考證，最初的“蒼梧”之地還不在今湖南地區，而在漢水以北的丹江流域，其後轉移到湘水流域，是由於“楚人南遷，北方雅名勝迹，皆已移植”的結果。(錢穆：《蒼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古史地理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8月版，第279—284頁。又據徐少華所考，“楚人於戰國中期即在其南境的今湖南一帶設置了洞庭、蒼梧兩郡，秦始皇二十五年，於王翦‘定荆江南地’後，隨即設立的洞庭、蒼梧兩郡，實承楚國故治而來。”(徐少華：《楚秦漢蒼梧郡建置、地望及相關問題考述》，《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商務印書館2010年11月版，第323頁。楚秦蒼梧郡約始置於戰國中期，主要範圍在蒼梧山以北，以今湖南長沙、郴州爲中心的湘水流域，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左右改爲長沙郡，前後延續了100多年。漢蒼梧郡又繼承了楚、秦蒼梧郡的名稱，但位置却南遷至楚、秦蒼梧郡以南數百裏的今廣西梧州一帶。後曉榮也認爲，“秦蒼梧郡範圍大致包括今湖南南部和廣西北部部分地區，其轄地跨南嶺，實爲戰國楚勢力的延續，並爲西漢初年南越國所繼承。”(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29頁。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曰：“蓋漢蒼梧郡，爲今廣西梧州、平樂、廣東肇慶三府及湖南永州府之永明、江華二縣。是時，楚地跨有蠻粤，未必不至於此。”(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卷十四，鳳凰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747頁。綜合各家論者，對於楚國南界的争論，皆是圍遶“蒼梧”地望而展開的，遠則過全州至湘水上源與漓水上源交界處，近則爲零陵郡，即今湖南永州一帶。無論遠點還是近點，蒼梧畢竟只是楚國南界上的一個點而已。如果僅限於一個點，而且這個點還無法確定其可靠位置，斷不會出現後來如此多關於戰國時楚國南界已越過五嶺，而至秦之南海郡地的説法。那麽，除了西綫蒼梧以外，楚國在東綫的楚越交界地帶的南界又當至於何地呢？

　　《通典·州郡十四》雲：“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也。”《通典》説得非常清楚，秦始皇南征楊越大軍是分爲五路的，先期是守住五嶺，因爲這是由北向南的必經之路。這裏没有説首先攻克五嶺要塞，而是派兵把守五嶺，説明在秦兵南下至五嶺之前，五嶺要塞已經不爲越人所控制。那麽，又是由誰控制呢？顯然，秦征嶺南楊越人之前，已滅楚國而盡有其地，秦人是從楚人手裏接過了五嶺要塞的控制權。因此，可以斷定，秦兵越過五嶺關塞南平楊越人之前，五嶺地區已爲楚國所有。否則，秦始皇所派出的五路人馬不可能如此順利越過南嶺而徑直將楊越略定。秦在軍事解决嶺南百越之時，東綫大庾嶺關、騎田嶺關、萌渚嶺關、都龐嶺關的幾路大軍都没有遇到多少阻力，而西綫越過越城嶺關，通過湘江而進入漓水的一支秦軍也是順利通過，秦將屠睢爲西甌人所殺，浮屍數萬的情况還是秦軍深入西甌人領地之後發生的。

　　秦征楊越之前楚國已經據有五嶺，至少是佔據了五嶺的關塞，是否還有其它佐证呢？宋人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三十五“廣南東路”所記又可得到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韶州，春秋爲百越地，戰國屬楚，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1087頁）“南雄州，春秋爲百越地，戰國屬楚，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豫章郡。”（1100頁）“連州，春秋爲百越，戰國屬楚，秦屬長沙郡，二漢屬桂陽郡。”（1092頁）“英州，古越地，戰國屬楚，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1102頁）卷三十六“廣南西路”則曰：“桂州，古百越之地，戰國屬楚，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零陵、蒼梧二郡。”（1129頁）又《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九“嶺南道三”：“循州，海豐郡，今理龍川縣。春秋時爲百越之地，戰國屬楚。秦與兩漢則南海郡地。”（3060頁）“嶺南道五”：“賀州，《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通爲越地，七國時爲楚地。”（3082頁）“嶺南道六”：“桂州，始安郡，今理臨桂縣。《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越地，七國時服於楚，戰國時爲楚、越之交境。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樑地，是爲桂林郡。二漢屬零陸、蒼梧二郡。”（3097頁）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九十《廣南西路》：“静江府，《禹貢》荆州之域，古百越之地，七國時服於楚，爲楚越之交。秦始皇略取陸樑地，是爲桂林郡，桂林之名始此。”（3148頁）這也十分明確地指出宋代的韶州、南雄州、連州、英州、循州、桂州、賀州，戰國時屬楚。也許有論者會提出質疑，“屬楚”不必爲楚所控制，但《輿地廣記》等地理志書在記録各州的領屬時，分明是以秦平百越，置嶺南三郡爲界綫的。如果秦之前不屬楚國，則全部直接標明“古百越之地”或“春秋、戰國爲百越”。諸如“潮州”條：“春秋爲七閩地，戰國爲越人所居，秦屬南海郡”；“融州”條：“春秋、戰國爲百越，秦屬桂林郡。”如果以上宋代兩廣韶州等七州亦爲越人控制，爲何不與其它各州一樣記述呢？爲何單單將這七州提出而註明“戰國屬楚”呢？這分明是以示區别，這區别就是七州之地在秦平楊越之前已經爲楚國所有。

　　那麽，楚國何時疆域南界已至南嶺山脈地區的七州之地呢？其時間的前限無法考定，但後限是可知的，即秦滅楚之時，楚國是據有該地的。秦人直接從楚國手裏接管了七州之地。也許楚國晚期的疆域已不是其歷史上最廣大的，但李曉杰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李曉杰：《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23—528頁。中所考定楚國疆域的北、東、西三面均已不保，唯有該書中不知因何故空而不述的南部疆域是穩定的。何光岳更認爲：“楚國疆域最大時爲楚懷王初年，這個中分天下的大楚，滅國八十多，‘地方五千裏，執戟百萬’（《戰國策·中山策》）。東面南面盡於海；東北達山東莒縣、泰安；北扺河南太康、襄城、魯山；西北至陝西秦嶺以南；西扺四川銅樑、榮經及雲南楚雄；西南到廣西桂江流域，淮水和長江、珠江中下游全包括在楚國疆域之内。楚國幾乎統一了整個中國南方，爲戰國時首屈一指的大國。除了吞併衆多的國家外，還大量開拓了東夷、南蠻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蒼梧、楊越、於越、閩越、甌越、南越、虎夷、淮夷、盧戎、陸渾之戎、陰戎、巴、蜀、氐、羌、夜郎、且蘭、筰、邛、靡莫、青衣等衆多的部族，把它們都置於楚文化的熏陶之下，爲秦統一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11—212頁。何光岳之説未免有些夸大其詞，稱楚文化對這些地區的影響則可，如稱這些都是楚國所開拓的疆土，則難以令人信服。

　　從以上考述可知，楚國至悼王之前，其疆域僅至於洞庭以北地區，至戰國中期的楚威王時期，南境已至五嶺地區，而最遠處是在戰國中後期達到的。將《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輿地廣記》、《方輿勝覽》等書的記述聯繫起來，楚國南界東起循州，向西經南雄州、韶州、英州、連州、賀州，至静江府（桂州），恰好東西連成一條綫，這也正是南嶺山脈南界北緯24°綫所在的部位。循州以東的梅州、潮州爲閩越地。《輿地紀勝》卷第一百“廣南東路”：“潮州，《禹貢》揚州之域，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南越，漢武平南越復屬南海郡。”（3103頁）“梅州，《禹貢》揚州之域，古閩越地，秦漢並屬南海郡。”（3135頁）静江府（桂州）以西則爲西甌、駱越地。在閩越、西甌、駱越之間，楚屬七州之南的臨海地區，才是秦時的南越（楊粤）之地。楚國已經將楊粤人壓縮在惠州至梧州之間一個狹長的濱海地帶。因此，史籍所載秦始皇略定楊越，實際上應包含有楊越、西甌和駱越在内的百越諸族。其中對楊粤的略定异常順利，而費盡周折，並一度遭受重創的是在西部的西甌之地。略定百越之後，原爲閩越之地的梅州、潮州與五嶺關塞以南的南嶺山區曾爲楚所屬的各地重新調整爲南海郡，原西甌之地置爲桂林郡，原駱越之地置爲象郡。

　　楚國的南界明晰以後，可以對先秦時期嶺南地區的政區歸屬做一個總結了。至秦始皇略定嶺南百越地之前，今廣東潮、梅二州主要屬閩越之地，今韶關、清遠、河源的大部分地區屬楚國，今廣西賀州、桂林的大部分地區屬楚國，今兩廣其它地區爲傳統的百越之地，分屬楊越（南越）人、西甌人、駱越人所屬。

　　蔡平（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廣東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員．）

　　（本文原載《齊魯學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