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人是東漢至唐代之間主要活躍於廣東特别是粤西（含粤西南）的土著民族，她的最杰出的代表是六世紀雄踞嶺南政治舞臺的冼夫人。俚人來源於先秦時期的西甌、駱越，而主要成分可能是駱越，他們是諸越族未融合於漢族者的後裔(練銘志：《試論廣東俚漢民族關係》，見《中國民族關係史論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考古學界已就考古發現探討過西甌、駱越的分佈及文化特徵等(蔣廷瑜：《從考古發現探討歷史上的西甌》，見《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但對俚人文化遺存的考古學探索，尚屬闕如。什麽樣的遺存才是俚人遺存呢？筆者認爲應滿足三個條件：一、這些遺存存在於歷史記載的俚人活動中心區域；二、這些遺存的年代與歷史上俚人活動的年代相一致；三、這些遺存有其自身特點，能够區别於同時期周邊其他族群的遺存。近年來，筆者在粤西地區所進行的考古活動中，特别是自去年開始進行的“洛（陽）湛（江）鐵路岑溪（馬路墟）至茂名段（廣東境内）鐵路建設工程範圍文物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中（發掘仍在進行，下文簡稱“洛湛鐵路”），發現了一批俚人遺存，這是廣東發現的第一批系統的有關俚人的實物資料，現將這些資料作個歸納，並結合以前粤西地區各博物館收集的資料，做一綜合分析，希望對廣東民族史研究、洗夫人研究和粤西地方史研究有所幫助。
一、 歷史上關於俚人的歷史記載及其活動區域
1.“俚人”稱謂的出現及歷史記載
東漢末年到唐初，是嶺南俚人的活躍時期。關於俚人的最早記載，始見於三國時期吴國萬震的《南州异物志》。該書雲：“廣州南有賊曰俚。”晋張華《博物志》也説：“交州夷名俚子。”而“俚”的稱謂，又來源於東漢初年的“裏”。《後漢書·南蠻傳》有雲：“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裏張游率種人慕内屬，封爲漢裏君。”《後漢書》李賢注雲：“裏蠻之别號，今呼爲俚人。”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反，攻郡……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裏皆應之”。漢合浦郡的中心地區爲高凉縣地，相當於今廣東恩平以西，湛江、廉江以東。
2.俚人的活動區域
練銘志等所著《廣東民族關係史》認爲：俚人有三個聚居中心，即古高凉地區、西江流域和海南島。上引《南州异物志》雲，俚“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治今廣西横縣）、高凉（治今廣東恩平）五郡中央，地方數千裏”。三國時廣州嶺南海、蒼梧、鬱林、桂林、高凉、高興龢寧浦等七郡，相當於今廣西東南部和廣東的大部分地區。“廣州之南”即上述五郡。五郡地望約爲今廣西之合浦、靈山、博白、浦北、陸川、玉林、横縣、貴港、容縣、北流、岑溪、藤縣、蒼梧，廣東的封開、鬱南、羅定、信宜、高州、陽春、陽江、茂名、電白、化州、吴川和廉江等縣市一帶。其中，信宜、高州、陽春發現銅鼓位居廣東之最，歷年考古工作也在高州、廉江、遂溪等縣市，發現晋、南朝至唐代之間的風格特异的陶瓷群、葬俗，推測這裏應是廣東俚人的中心區域。以今茂名市爲中心的地區成爲俚人的活動中心，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爲這裏出了著名的俚人領袖冼夫人（南朝樑至隋初）。朝廷曾賦予冼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統率六州兵馬，遇有機急，便宜行事的特權。冼夫人及其子孫，統領粤西和海南達一百多年，對國家統一、嶺南穩定和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使俚人成爲歷史上顯赫的族群。
二、 俚人活動中心區域俚人遺存綜述
（一） 洛湛鐵路的俚人遺存
2006年6～7月間，洛湛鐵路文物考古調查勘探共發現以馬嶺崗和亞公山爲代表的南朝至唐代遺址和遺物點17處，其中7處需要發掘。這7處遺址自北而南分别是信宜荔枝崗、馬嶺崗，高州塘尾嶺、屋背嶺、牛角山、亞公山和光山，其中以馬嶺崗、荔枝崗、亞公山和屋背嶺較重要。
馬嶺崗是一處南朝至唐時期的墓地，調查時發現古墓2座，清理了1座，爲船形竪穴土坑墓，狹長，圓角，有腰坑，長340米，寬076米，深048米；腰坑圓形，位於墓坑中部，直徑05厘米，深006厘米。隨葬淺腹圜底鉢和斜壁平底雙耳盆各1件，初步判斷墓葬的年代屬於南朝。
亞公山高大秀美，坡陡頂平，相對高度約50米。亞公山勘探時發現灰坑和柱洞遺迹，並出土陶罐、提梁壺、青瓷碗、鐵劍等物，在發掘時除繼續發現柱洞、一般灰坑外，還發現一批排列有序、修造規整的袋狀坑（在亞公山3400平方米發掘範圍内，已發現灰坑近60個，80%以上是袋狀坑，在最密集處一個10米×10米探方内竟發現袋狀坑5個），其特點是口較小，直徑多在50～60厘米，最小的僅40厘米，斜弧壁，平底，部分坑壁没有壁龕，或（和）底有柱洞。這種洞深度在2米以上，其最深者將近3米。遺址周圍有溝二重環繞，袋狀坑打破溝。袋狀坑多數位於圍溝範圍内，但溝外也有分佈。目前在屋背嶺500平方米發掘範圍裏也發現了溝和袋狀坑，其中袋狀坑5個，它們比亞公山的還要規整，有的坑深入基岩達1米。亞公山H57底步堆積厚達約1米的炭化稻穀，説明這種袋狀坑是用於窖藏食物的，但南方潮濕，何以防潮？令人費解。荔枝崗與亞公山類似，根據鑽探情况，荔枝崗（待發掘）很可能也有這種袋狀坑，説明圍溝和袋狀坑是俚人村落的一種較普遍的設施。
上述遺址出土陶器很有特點，在其他地方似未見過，但瓷器與其他地方的大同小异，因此，通過瓷器與陶器的共存關係就可判定陶器的年代。陶器種類有各種四係罐、内耳釜、盆、鉢、甑、提梁帶流壺等。罐類紋飾也很有特點，有的口沿唇面上戳印或壓印方格或葉脈狀篦點紋，或乳釘，主體則飾水波紋、弦紋、菱格内十字紋等。内耳釜是吊起來燒煮的，器耳位置的安排顯係爲免燒斷吊繩。提梁陶壺，無口，只有進氣孔和流（兼進水口），流孔也小，適於行走携帶。内耳釜和提梁壺都適用於軍旅生活。
（二）高州、信宜以往發現的俚人遺存
高州以往發現的俚人遺存，主要包括遺址、墓葬、窖藏三大類。以往年代定在東漢，出土水波紋罐的一類遺存，除少數年代確早到東漢的而外，大多數其實屬於南朝至唐代階段。
1982年在高州大潮干頭墩發現南朝瓮棺葬1座，瓮的形態是侈口，平折沿，短頸，鼓肩，斜長腹，平底。肩部附四貫耳（横耳）並飾水波紋及弦紋。口徑305厘米，腹徑38厘米，底徑23厘米，高455厘米。
根據《高州文物志》(張均紹：《高州文物志》（未刊）。，高州以往發現的原定於秦漢遺址計36處，漢墓11處，六朝遺址6處，隋唐遺址18處，唐代墓葬9處。以洛湛鐵路調查勘探所挖探溝發現器物共存關係作標準，上述遺存的年代大部分應爲南朝至唐代。原定爲漢代，現在可以明確爲南朝至唐代的遺址有：新垌鎮雲爐圩柳木嶺、沙地園，大潮鎮射塘坪、秧地坡，石板鎮石屋村獅子嶺、二廳村、牛軛山，潭頭鎮丁村屋背嶺，平山鎮良球村南良球坪，南塘鎮下六羅等。原定爲三國、晋、南朝的遺址則有沙田鎮沙田村長嶺、謝鷄鎮黄坑村麻罩坡、大井鎮長沙小學分校南部大翻坡、大潮鄉丹同村西部干頭墩、新東鎮雲山村荔園、沙田鎮占天坡村塘坑尾等。而原定隋、唐、五代的遺址有謝鷄鎮羅障塘村大衆嶺，沙田鎮樂山村猪乸嶺，泗水鎮龍膽村長崗嶺，高州鎮山美村砧板嶺、下倉地村白墳嶺，曹江鎮大坡村龜嶺，南塘鎮池岸村，石鼓鎮山腰村山腰嶺、九江村塘背嶺、林木村大山嶺，鎮江鎮鎮江村山頭嶺，平山鄉大堡村屋背嶺、塘面村，頓梭鎮南樓村囊離根、陂頭村石灣嶺，木頭塘鎮堡地垌村長山、馮村木梳金等。上述地點采集的陶器多爲水波紋罐、内耳釜、提梁壺等，與粤中、粤北地區同時期器物有顯著的區别，應是俚人的文化遺存。
（三） 電白七逕俚人窑址
電白縣七逕鎮米良村委會盎煲嶺曾發現燒造水波紋、弦紋、游旗紋罐（瓮）的窑址2處，窑口直徑分别爲5米和56米，相距10米。窑址所在山頭散佈大量水波紋陶片。
（四） 電白“隋譙國夫人冼氏墓”
冼夫人是六世紀時期俚人的杰出首領，她的墳墓所在是廣東學術界和茂名地方政府比較關心的問題。自宋代以來，文獻中逐步出現有關冼夫人墓所在地的記載。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電白縣冼氏墓。”明《廣輿記》也説：“電白縣的冼氏墓。”這裏的“電白”比今電白縣轄境要大，大概包括今天高州市、茂南區和電白縣。明成化年間，電白治從高州長坡遷往神電衛（今電白縣電城鎮），行政區域的劃分也發生了變化。
明嘉靖《廣東通誌》（黄通誌）：“隋譙國夫人冼氏墓在電白縣境。”該志修成於嘉靖四十年，即1561年，而電白縣在成化三年（1467年）遷治神電衛，因此，志中所稱電白即今電白縣。
清道光《廣東通誌》（阮通誌）：“高州電白縣隋譙國夫人冼氏墓在電白縣境（黄志），縣北山兜娘娘廟後有冼夫人墓，去城十裏，遺址猶存，碑失。嘉慶二十四年知縣特克星阿重立碑（縣草志）。”
清道光《高州府志》（黄府志）：“電白縣隋譙國夫人冼氏墓在縣北十五裏山兜娘娘廟後，土名鬼仔城。塋基横直俱四十四丈五尺。碑佚，鑒石赑屃猶存，離墳一十八丈。嘉慶二十四年知縣特克星阿、電茂場大使張炳修。”
清道光《電白縣誌》（章志）有類似的記載。
2004年7月到9月間，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對“隋譙國夫人冼氏墓”進行過初步勘查，對圍墻範圍、墓園内的基本情况等都取得了初步的資料，最重要的是發現了地面建築遺迹。進一步的勘查從2005年7月開始，至2006年1月底結束，歷時半年，揭露面積17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穫。廣東省文物局還組織了專家組對冼夫人墓園建築遺址勘查成果做了鑒定。
隋譙國夫人冼氏墓位於電白縣電城鎮北5千米山兜娘娘廟（冼夫人廟）後。
神道碑碑趺位於南門之左側，長150厘米、寬126厘米、厚72厘米；碑槽長65厘米、寬55厘米、深38厘米。碑已不存。
清“嘉慶己卯”（即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電白知縣特克星阿電茂場大使張炳”在陵園中南部立“隋譙國夫人冼氏墓”碑，高1885厘米，寬71厘米，厚185厘米。
地面遺迹除了在娘娘廟後陵園東南角、陵園北邊、西邊及南邊可見部分地段高出地面外，通過勘查發現的地面遺迹，即用於祭祀冼夫人的建築群，主要集中在中部。經勘探發現，較爲清晰的遺迹是北部主體（寢宫或獻殿）、天井、排水池等。
陵園建築建於“凸”字形臺基上，向北凸出，亞黏土築成，分兩層，下層墊灰色土，厚約40厘米，上層鋪黄色土，厚約12厘米。其底部則是隋唐地面。北部凸出部分東西長30米、南北寬186米；南部長方形部分東西長328米、南北寬234米，臺基總面積約1300平方米。
建築範圍之四至，北面、東面都清楚，西邊排水池，也可作爲標誌，唯南邊界不甚清晰，乃參考東南角殘存排水池、南部邊溝和地基填土顔色而確認。
主體建築位於陵園中部偏北，坐北向南（偏東11°），整體平面呈“凸”字形，向北凸出，分爲兩期，第一期爲隋唐建築，第二期爲北宋初年建築，第二期建築廢棄堆積叠壓在第一期建築廢棄堆積上。兩期建築形制一致，但規模前期要大於後期。
第一期建築平面也是“凸”字形。其凸出部分，即“龜頭屋”，面闊8米，進深32米，鋪地磚多已毁壞，只少部分保存。初步判斷龜頭屋南部主體與第二期建築主體大小一致，即面闊約22米，進深約5米，七開間。天井屬於第一期建築，位於主體南，略呈長方形，長約12米，寬兩端有差异，東寬18米，西寬2米，深055米。四邊最底一層砌一側有曲折紋的青磚，磚長245厘米、寬10厘米、厚3厘米。其上再以板瓦塊如“之”字形叠砌三層，最上面再壓砌條石。天井底平鋪灰白磚。排水口在北邊東側。天井内的填土較純，很少夾瓦礫，説明在主體倒塌前，天井已被人爲填上。
第二期“龜頭屋”規模比第一期要小許多，面闊325米，進深125米，高出前殿（暫名）5厘米。
第二期主體，前殿面闊約爲22米、進深約5米，專家初步認爲是七開間。中間三間地面鋪灰、紅方磚（邊長28厘米或29厘米，厚2～5厘米；個别磚不規則，長31厘米，寬275厘米，厚5厘米）。主體前面以條石包邊。與天井之間有前檐廊，鋪磚，並見柱礎4個（東、西各2個），在前檐廊中間設條石踏步。廊（東西向）長15米，寬（不含包邊）08米。前檐廊磚長425厘米、寬28厘米、厚5厘米。
天井上面的數條石條則屬於第二期建築遺留物。
中門在天井南中軸綫上，只存中軸對稱兩蓮花紋柱礎，柱礎直徑42厘米，兩者中心點相距375米。
此外還發現並清理了“凹”字形鋪地磚範圍以及廊道、土城墻等。
勘查中發現的天井邊上的曲折紋磚、隋唐蓮花紋、覆盆砂岩柱礎、蓮花紋瓦當、勾頭，以及唐代釉陶器皿和鏤孔圈足青釉硯臺等器物，一些建築尺度符合唐營造尺，亦與文獻記載相符。因此，可證明墓園當建於隋唐年間。
探方T0 202西北角②層（即叠壓建築廢棄堆積的那一層）出一枚“皇宋通寶”銅錢，這是宋初錢，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始鑄；在主體建築西部基址面上出宋哲宗“元佑通寶”銅錢一枚（哲宗元佑年間，即1086—1094年鑄），這可作爲建築毁棄年代的上限。又因在毁棄堆積中不見南宋以後的遺物，由此判斷，建築毁棄於北宋。
出土文物包括建築材料、陶瓷器和銅鏡、銅錢，有各種蓮花紋瓦當、獸形瓦、有字磚等，罐、碗、盞、杯、香爐、硯臺等，其中有幾件精美完整器，銅鏡1面，銅錢2枚。據初步判斷，這些陶瓷器、銅鏡等都與祭祀活動有關，是參加祭祀的人有意留下或遺失的。這些器物有部分與洛湛鐵路出土物相似，如罐類、提梁壺等，但數量較少，多數類似其他地區隋唐時期與北宋時期的同類器物，從中可以看出洗氏家族漢化程度已深。
勘查發現的應是墓園中祭祀主體建築遺址。該建築遺址是廣東省考古發現的第一個隋唐墓園建築實例。
（五） 電白縣丁村“冼夫人故里”調查
據傳説電白縣電城鎮丁村是“冼夫人故里”。丁村位於“隋譙國夫人冼氏墓”所在地山兜村北面，兩者相距約5千米。2006年1月8日，應冼夫人故里建設及管理委員會之邀，筆者對丁村做了一次初步調查，在村中山邊發現有瓦礫堆積，采集到初步判斷可能屬於南朝至隋唐的磚塊、陶片等物。同行者有吴兆鬆、劉國光等同志。吴兆鬆出示了往次調查采集的蓮花紋瓦當，方格紋、水波紋陶片，這些器物的年代，據初步判斷，似都屬南朝。
2006年9月10日至14日，我再調查丁村，發現了建築基址、夯土城墻等。
1. 建築基址
位於丁村背後山西南坡山嘴上，瓦礫分布較密集，東西長30米，南北寬約10米。南部瓦礫堆積較厚，陶片也多，北部東西較少。北部高出南部約20厘米，呈平臺狀，爲粉石與泥土混雜築成。
2．夯土城墻
位於村東北山邊，紅色黏土搆築，底寬4米餘，殘存長約10米，爲唐代灰坑所打破。
3.磚室墓露頭
在丁村南發現南朝磚室墓露頭，露頭部分長約10米。
4.出土物
曲折紋條磚、雙蓮花紋瓦當殘件和一批陶瓷片。
5.丁村遺存的年代
雙蓮花紋瓦當殘件，與吴兆鬆丁村采集瓦當相似。爲“隋譙國夫人冼氏墓”所未見。年代當在南朝。
曲折紋條磚與山兜“隋譙國夫人冼氏墓”園地面建築天井邊所砌曲折紋磚尺寸和紋飾都一致。年代爲南朝至隋唐。
唐代灰坑打破城墻，城墻年代最遲在唐代，估計早到南朝。
一層下發現北宋初年磚室墓一座（出宋初錢），打破二層（瓦礫層），説明建築廢棄於北宋初年，與“隋譙國夫人冼氏墓”園地面建築廢棄時間相同。
從雙蓮瓦當、曲折紋磚、房屋基址、城墻、墓群等方面綜合考慮，傳説或可信。丁村值得進一步做工作。
6.雷州半島的俚人遺存
（1）廉江縣的俚人遺存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2～4月對渝湛高速公路粤境段經過的廉江市青平鎮多别村大山斜嶺和鍋蓋嶺、鯉魚嶺做了搶救性發掘，發現並清理南朝瓮棺葬12座。綫路外附近村子如陂仔村等也發現同類墓葬。墓壙長120～136米、寬053～120米。由於水土流失，最淺者只有020米，最深的也不超過100米。每個墓只有作爲瓮棺的陶罐（瓮）1個，大口，卷沿，斜直壁，平底，肩部附四個横耳。飾水波紋、弦紋、草葉紋等。最大的口徑26厘米、腹徑35厘米、通高46厘米。最小的口徑20厘米、腹徑256厘米、通高295厘米。泥質灰陶，火候高，質地結實。
廉江南朝瓮棺葬與鄰近的遂溪縣同時期瓮棺葬有所不同，前者葬具爲單個陶器，而後者多爲大小兩個罐口對口相扣合，也有多至三個者，中間一個底部打穿。
（2）遂溪縣的俚人遺存
已故遂溪縣博物館原館長陳學愛同志，爲文博事業傾注了一生心血。在其生前，應筆者的要求，他將其積累的遂溪歷年發現的瓮棺葬文字資料，交給了我，擬由我整理出來發表。遺憾的是，文章尚未整理出來，他却辭世了，現將有關資料放在本文發表，就算是對他爲文博事業付出辛勞的追念吧！
遂溪縣於1982年10月首先在河頭鎮雙村新國園發現瓮棺葬遺存，此後於港門鎮干裏尾村北竈坡、楊柑鎮狹喉嶺北、草潭鎮坎尾嶺、黄略鎮茅村丁嶺、建新鎮潭九村、烏塘鎮湛川村山下、界砲鎮西邊山村、附城紅坎嶺等地也發現瓮棺葬。
上述瓮棺葬墓區，除界砲鎮西邊山村、黄略鎮茅村丁嶺兩處與生活遺址略有距離外，其他各處均與生活遺址連爲一體。界砲鎮西邊山村墓葬還打破東漢磚室墓。
遂溪縣所發現的9處瓮棺葬墓地中，以界砲鎮西邊山村瓮棺葬墓最具有代表性，年代自南朝至隋唐，作爲葬具的器物也多種多樣，除生活用器外，還有專用瓮棺。
界砲鎮西邊山村在縣西偏北約42千米處，地勢南高北低，西部有小河流經，北部爲田野。田野中還可見瓦礫、陶瓷片遺存，經考證是南朝前後的生活遺址（聚落），往東北約3千米爲沙灘及安鋪港。
1985年5月間，縣文物普查隊於西邊山村背及村東發現瓮棺葬墓群，墓地由於反復造林及現代墓葬的擾亂，相當部分的古墓葬遭到毁壞，約2萬平方米的坡地上有大量的瓮、罐、陶片及瓮棺墓葬暴露於地表，普查隊對其中11座瓮棺葬墓進行了清理，編號爲M1～M11，其中界西M3、M5葬具殘存甚少，不作詳述，現對其他各墓略作分類並分述如下：
第一類瓮棺葬爲兩個陶器相套而成。
界西M2用兩瓮對套横置。M2：2瓮，敞口瘦身，口沿飾細密水波紋，束頸溜肩，肩飾水波紋、弦紋各二組，置四個拱橋形大耳，下腹飾弦紋6道並置四小耳，稱八耳瓮。口徑32厘米，高35厘米。
界西M4爲兩個個體合葬墓，葬具各用以瓮一釜。M4：1瓮，敞口，體瘦長，四横耳，内外施醬釉。口徑33厘米，底徑19厘米，高42厘米。
界西M7與M8葬具相同，均爲一大一小矮陶罐，兩墓相距僅05米，大小陶罐造型近似，直口，鼓腹，平底。M7：1大罐，肩置四小横耳，飾弦紋2道，腹上飾弦紋1道，下拍印方格紋。口徑25厘米，底徑29厘米，高315厘米。
界西M10，一爲紅陶四耳瓮（M10：1），葬具，侈口，翻唇，直頸，溜肩，腹微鼓，平底。自耳至腹飾組合篦點紋，頸下用篦點刺一形似跳躍青蛙圖案。口徑28厘米，底23厘米，高32厘米。一爲白陶壺（M10：2），爲隨葬品，放置於陶瓮外右下端。斂口，頸部對穿兩孔，作係之用，肩部穿一孔作流口。自頸至腹部施篦點紋，組合成斜綫、方格、星芒、曲尺等紋。
界西M11與其他墓不同，紅陶罐口倒扣一釜，竪置，陶罐肩飾水波紋、弦紋各二組，器物造型與常見的南朝青瓷罐相類似。
界西M1位於村東大路上，葬具遭受較大損壞，從遺迹看係四副葬具並列横置，用一罐（瓮）一釜，罐南釜北，頭部北向。罐爲灰色硬陶，飾水波紋，釜爲夾砂陶。四合葬瓮棺墓在遂溪是首次發現。
界西M6出土一件罕見的彩瓷瓮（界西M6:1），葬具，敞口折沿，束頸，腹微鼓。施醬緑釉，肩部繪粗獷黄釉彩綫6道，兩耳之間繪弧綫4道，共16道，口沿至頸部施黄釉，横置四個拱橋耳，口徑30厘米，高40厘米。
第二類爲三個陶器相套而成。
界西M9形制特殊，用的是兩瓮一釜，套接總長116厘米，横置，墓向350°。從陶瓮造型及紋飾看，是瓮棺專用器。該墓當是小孩一次葬墓。最大的陶瓮（界西M9：1），敞口，口唇平展，於唇面飾附加連珠紋兩周；窄肩束頸，於頸部横置8個管形耳，兩耳爲一組，每耳直排4行圓珠堆紋，肩部横置4個拱橋形大耳，堆飾4條向上爬行的四足蛇於大耳之間，上端堆有山形障礙物，其中一蛇頭部兩側各飾小花一朵。陶瓮施醬緑釉，裝飾部位施黄釉。口徑34厘米，底徑19厘米，高49厘米。另一陶瓮（界西M9：2）造型與上述陶瓮相類似，但紋飾趨向簡單化，只施醬緑釉，使用時套於中間，與界西M9：1器口沿相對，底部打穿，套上一釜。黄略鎮茅村丁嶺瓮棺葬墓群僅次於西邊山村墓群，位於遂溪縣城南約10千米，地形屬臺地，旁有西溪河支流流經。1983年12月文物普查時發現。臺地面積約16000平方米，地面水波紋陶片較多，是水土流失冲毁的瓮棺葬葬具陶片，此外還有部分墓磚遺存，係磚室墓的遺物。丁嶺共清理7座瓮棺葬，一律用兩瓮（罐）對套横置。最大陶瓮（黄略鎮茅村丁嶺M5：1），敞口翻沿，鼓腹平底，置四耳，口沿飾水波紋一組，肩至腹部劃篦紋或弦紋或水波紋5組。口徑36厘米，高46厘米。最小陶罐（黄略鎮茅村丁嶺M4：2），斂口，溜肩，肩置四耳，於置耳部位飾雙綫弦紋兩組。口徑14厘米，高21厘米。隨葬品僅小平底瓮碗一例（黄略鎮茅村丁嶺M2：3），灰黄色，口沿飾弦紋一道，與晋代碗相似。
瓮棺葬具絶大多數是生活用器，一般爲兩件對套横置，三件以上的則中間一件穿底。僅界砲鎮西邊山村M11爲竪置。墓葬發現時大部分已裸露於地表，由於没有牢固的墓壙保護，器物均嚴重破損殘缺。
瓮棺葬應是二次拾骨葬（在雷州半島仍流行，初葬時爲長形墳丘，二次葬後爲圓形墳丘），個别可能是小孩一次葬（界砲鎮西邊山村M9）。所有瓮棺葬棺具内泥土含沙量較少，係隨雨水滲入瓮内堆積而成。所有墓葬中，無一例有骨殖遺存，絶大多數没有隨葬品，僅黄略鎮茅村丁嶺及界砲鎮西邊山村各發現一例。
（3）雷州市的俚人遺存
雷州市也發現瓮棺葬。據《海康縣文物志》（初稿）載，1976年4月曾在企水鎮覃態嶺發現瓮棺葬多座，清理了其中2座。其一爲長身硬陶瓮套住一件夾砂釜組成，全長58厘米。硬陶瓮，大口長身，上身刻劃水波紋，口徑21厘米，高32厘米。夾砂釜，敞口，寬沿，扁圓腹，素面，口徑32厘米，沿寬6厘米，腹徑30厘米。其二爲兩個水波紋長身陶瓮和一件夾砂軟陶釜相套而成，其中位於中間的陶瓮底部被去掉，全長105厘米，隨葬小鐵刀一件。
據稱，雷州半島的徐聞縣也發現有瓮棺葬，但不得其詳。
7.海南島的俚人遺存
海南在20世紀70年代前就曾發現瓮棺葬等俚人遺存，但經考古發掘的瓮棺葬則始於1978年8月和11月廣東省博物館和原海南文化局、陵水縣文化館等在陵水、崖縣交界的土曲灣海岸綫上的軍屯坡（屬陵水）、番嶺坡（屬崖縣）兩個地點發掘的12座瓮棺葬。這些瓮棺葬的結構可分爲幾種不同的型式。
第一種型式5座，以兩件陶器口沿相套而成，部分墓有隨葬品，隨葬藍色琉璃珠和黄色琥珀，屬嬰幼兒墓；
第二種型式4座，以三件陶器（中間的一件將底部鑿穿）相套而成，隨葬品有大粒青緑色琉璃珠和紅、藍、白三彩琉璃珠各一粒，應是小孩墓；
第三種型式1座，以三釜一瓶共四件陶器相套而成（其中一釜及瓶底部鑿穿），棺上有經燒裂的二件大石塊，該墓應是成人墓；
第四種型式2座，以五件陶釜（其中三件鑿穿底部）相套而成，瓮棺上面放置兩件經燒裂的二件大石塊，其中一墓隨葬夾砂粗陶小罐二件，這也應是成人墓。
以上四種瓮棺均側置於海邊沙土中，距地面深020～071米，方向9°～68°之間，瓮棺通長050～180米不等，少數爲成人墓，多數爲未成年人墓。
根據楊式挺《海南自治州文物普查散記》，還見一種六器瓮棺葬，故實際上海南存在五種瓮棺葬。曾廣億《海南島東漢瓮棺墓發掘考略》將海南這批瓮棺墓的年代定在東漢，並列舉了6項理由(曾廣億：《海南島東漢翁棺墓發掘考略》，《廣東文博通訊》1979年第10期。，但其重點放在論证該批器物年代早不到西漢。從洛湛鐵路發現的水波紋四係罐等與南朝、唐初瓷器共存的關係分析，海南這批墓葬的年代也大體上在晋唐間。
漢代開始經略海南，但自東漢後，因爲中央政權對海南統治力量薄弱，實際上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南朝樑間，冼夫人派兵到海南，重新恢復了大陸中央皇朝對海南的治理。上述發現瓮棺葬的“軍屯坡”，正是冼夫人屯兵處。因此，海南海邊沙土上的瓮棺葬，也有可能是跟隨冼夫人到海南的俚人士兵及其殀折兒童的墓葬。
三、考古學所見俚人文化
練銘志等《廣東民族關係史》列舉的俚人文化特徵爲説“鳥語”、貴銅鼓、住干欄、用犀盾以及鑿齒、鼻飲、鷄卜（鷄骨卜）等。其中，“鼻飲”可能屬於觀察錯誤加上以訛傳訛。從考古發現看，俚人的文化特徵應是：廣用獨具特色的陶器，少用瓷器；使用單脊劍、尖端刀；貴銅鼓；住干欄，廣造村落圍溝和規整袋形坑；流行瓮棺葬、船形帶腰坑土坑竪穴墓等。
1.陶器群
目前在粤西發現的南朝至唐代的遺存，出土陶器種類並不豐富，但數量多，大體上包括水波紋弦紋四係罐、雙耳鉢、内耳釜、提梁壺，甑等，其中罐的類型較多，有斂口罐、侈口卷沿罐、斜折沿罐、寬平折沿罐等。最有特色的是内耳釜、提梁壺、甑和寬平折沿罐。在南朝時期，漢人區域瓷器已經相當普及，廣東其他地區發現的南朝墓也都出土大量的瓷器，但在俚人地區，廣泛使用的是自己製造的、富有地方龢民族特色的陶器，瓷器還是稀罕品。
2.鐵器
鐵器目前只在高州亞公山出土單脊劍、尖端刀，電白“隋譙國夫人冼氏墓”園建築遺址出土鐵矛等。其單脊劍剖面呈三角形，而漢人所用劍爲雙脊劍，剖面爲菱形。
3.銅鼓
銅鼓是我國南方古代少數民族的重器，是上層人物權力和財富的象徵，同時也是娱神和群衆性活動的樂器。古代廣東也是鑄造和使用銅鼓的主要地區之一，目前已知廣東省内各單位共藏有古代銅鼓200多面，從文獻記載、銅鼓地名和出土地點看，主要分佈在北江以西地區，而屬於古高凉地的茂名市是出土銅鼓最多的地方。據當地文博部門統計，信宜已發現60多面銅鼓，而高州也達20多面，主要都是北流型鼓和靈山型鼓。
4.居住習俗
洛湛鐵路發掘證明，俚人住地多選擇在高約50米的山岡頂部或山坡。村落周圍設有圍溝，村落内部及周邊修造袋狀坑。房屋建築可能是干欄，亞公山、屋背嶺都發現柱洞，但難於確定具體的房屋形態。
5.墓葬形制
在廣東，但凡提到六朝墓或南朝墓，考古工作者腦海里浮現的必然是券頂磚室墓。迄今爲止，廣東地區已在韶關、德慶、連州、曲江、四會、梅州、高要、始興、揭陽、英德、連南、博羅、雲浮、陽江、翁源等縣市發現南朝磚室墓群。洛湛鐵路的發現使我們相信，南朝時期廣東的墓葬並非都是磚室墓，同時也存在土坑墓。磚室墓多是來自中原的漢人墓，其中包括一些世家大族。土著的墓葬，應是土坑墓以及瓮棺葬。當然，像冼夫人娘家世爲南越首領，仰慕中原漢文化，采取中原磚室墓的墓葬形式也是可能的，我們在傳説是冼夫人故里的電白丁村發現磚室墓露頭，這些磚室墓可能是冼氏家族墓。
（1）狹長船形土坑墓
長、寬比超過4：1的長條形土坑墓是古代越人遺制。在信宜縣水口鎮大窊（音窪）村馬嶺崗北部已發現一例。這種墓在湘南和粤北都曾發現，而腰坑顯然是中原商周文化因素，但馬嶺崗一號墓的腰坑已很淺，僅6厘米深，隨葬品不在腰坑内，而是置於腰坑旁，顯示出腰坑已退化；墓坑做成獨木舟（船）形，反映了越人“善舟楫”的生活特點，以前在東莞就發現過漢代船形棺。從更廣大的空間考察，船棺葬曾流行於長江流域中上游，可見“船”形又是南方古代民族的一個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化要素，其真正的意藴還值得進一步發掘。
（2）瓮棺葬
晋唐間的瓮棺葬，據目前資料，廣泛分佈於粤西南和海南島，遂溪、廉江、高州和海南都已有考古方面的記録，而電白發現燒造用作瓮棺的陶瓮（罐）的南朝窑址，相信電白南朝時期存在瓮棺葬當無問題；化州居於高州與雷州半島之間，雖然不見報導，但從理論上推論也應存在。信宜在高州旁，也應有才對。總之，瓮棺葬是俚人實行的一種葬俗（根據遂溪的資料，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
分析從高州到海南的瓮棺葬，葬具的形態具有較多相似點，年代相差不大，都集中在晋、南朝至唐這個階段，但最大的差异還在墓葬結構上。高州、廉江目前發現的瓮棺葬葬具都只有一個陶器，到遂溪爲二、三個陶器，至海南則有二、三、四、五、六個陶器，不再見單個陶器，顯示文化傳播的方向性，即其起源區應在單瓮（罐）葬地區，即廉江、化州、高州一帶，也即俚人活動之中心。
四、結論
1.茂名地區是俚人活動的中心
文獻上所説的俚人的分佈中心區域位於古高凉地區得到了考古發現的證明，説得更加具體一點，中心即在今茂名管轄的範圍。《舊唐書·地理志》潘州茂名縣（約當今高州和茂名市茂南區）條曰：“古西甌、駱越所居。”俚人是先秦時期西甌、駱越的後代，在先秦時期，茂名只是西甌、駱越的混居地而已，並不一定就是西甌、駱越的中心，待發展到南朝，特别是出了俚人的杰出首領冼夫人後，茂名地區遂成爲了俚人的中心區域。
2.俚人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陶器文化。
俚人使用着一套完全區别於漢人的陶器，不僅器型上區别明顯，紋樣也獨具特色，成爲一種新創造、新類型。
3.俚人“貴銅鼓”的風尚在考古上也得到體現。
4.俚人村落普遍使用圍溝和製作規整的袋狀坑。
5.狹長船形土坑墓和瓮棺葬是俚人埋葬習俗的兩個特色。
馮孟欽（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
（本文原載《百越研究》第一輯《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第十三届年會論文集》，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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