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紹聖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規模追貶“元祐黨人”。據孔凡禮《蘇軾年譜》（以下簡稱“孔譜”）引《艇齋詩話》等言，宰相章惇聽到蘇軾在惠州寫了一首《縱筆》詩“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導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以爲蘇軾在惠過得很快活，於是就把他再貶爲瓊州（今海南瓊山）别駕、昌化軍（今海南儋縣）安置。(參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版。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繼位，大赦天下，蘇軾獲赦内遷，量移廉州（今廣西合浦）。無論南遷還是北返，雷州（指雷州半島）是蘇軾的必經之地。蘇軾流寓雷州時間很短，却對雷州産生了深遠影響。但他在雷州的行迹與詩文創作，向有异説，加上民間傳説則顯得撲朔迷離。從2009年12月至2010 年8月，筆者對蘇軾在雷州及其周邊地區的行迹進行了全面的實地考查。本文結合蘇軾詩文集、年譜、歷史、方誌等文獻與實地考查，試圖厘清事實，還其本來面目。

　　一、到高州謁高凉冼太廟與題詩

　　據蘇軾《到昌化軍謝表》，蘇軾於紹聖四年（1097）4月17日接到朝廷再貶海南的告命，4月19日離惠。先此，其弟蘇轍被貶化州（今廣東茂名化州）别駕、雷州安置。蘇軾行至廣西梧州時，聽説其弟已於兩天前到達藤州（今廣西藤縣），當即寫了一首《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以詩代柬派人快馬送去，自己舟行125公里趕到藤州。蘇軾5月11日在藤州與弟轍相遇，然後同行到雷州。(參蘇軾《到昌化軍謝表》，傅成、穆儔標點《蘇軾全集》文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9頁。《和陶止酒》引言：“丁醜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一，第510頁。蘇軾兄弟由藤州沿綉江到容州（今廣西容縣），在容州會晤了道士邵彦肅。《輿地紀勝》卷一百四《廣南西路·容州·仙釋》：“東坡之儋州，經此，惟都嶠邵道士從坡三年。”(（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四，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東坡與弟相遇於藤州後沿綉江到容州，從行程路綫來看，是可信的。那麽，蘇軾兄弟由容州同行至雷途中還到了哪裏？蘇軾的著作中不見記載。孔譜：“經高州，過冼夫人廟。”(孔凡禮《蘇軾年譜》，第1268頁。張均紹認爲，蘇軾不僅到了高州，且寫了一首《題高凉冼廟詩》。他在《蘇軾〈題高凉冼廟詩〉考》一文中説，蘇軾與蘇轍及劉安世（時任諫議大夫，貶官嶺南、高州安置）同往高州瞻仰冼太廟，“蘇軾看着這破敗不堪的高凉冼太廟，感慨萬千，立即揮筆題詞一首：‘馮冼古烈婦，翁媪國於兹。策勛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繖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版漫無辭。我欲作銘志，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僂句莫餘欺。犦牲箘鷄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廬笙，歌此迎送詩（按蘇軾詩集爲“送迎詩”） 。’蘇軾題完詩後，把詩稿連同筆硯一概交給了地方官員……後來，地方官員發動群衆集資重修瞭高凉山冼廟，把蘇軾所題的《題高凉冼廟詩》刻於石碑，並鑲嵌於廟内的正殿墻壁上。此碑一直保存至現代，成了該廟的鎮廟之寶。”張文又言：上世紀70年代高凉山下出土一方“東坡硯”，此硯正是東坡題詩所用的硯臺。(參張均紹《蘇軾〈題高凉冼廟詩〉考》，載《冼學研究》，中國國際出版社2009年版，第84-90頁。光緒《高州府志》卷九《建置二·壇廟》在介紹瞭高州冼太廟以後引録了蘇軾此詩，曰：“宋蘇軾《冼廟詩》。”(光緒《高州府志》卷九《建置二·壇廟》，第112頁。孔譜在引録了此詩（按題目爲《和陶擬古九首》其五）後分析道：“據‘廟貌’二句，是親見其廟，並非得之傳聞。‘犦牲’四句，乃言欲以禮祭之；所雲‘訪’，乃專意拜訪，即謁之之意。詩第二句雲及‘於兹’，似此詩即作於高州。”(孔凡禮《蘇軾年譜》，第1269頁。

　　蘇軾是否到過高州高凉山拜謁冼太廟並題詩？答案是否定的。從行程路綫來看，從容州沿綉江到北流（廣西境），然後沿龍化水到石城（時屬吴川縣，今廉江），再走陸路經遂溪（時爲海康縣轄）到雷州，是一條近便的路。如果到高州，往來繞了約200公里，顯然走了彎路。既然没有繞道高州，也就不存在作《題高凉冼廟詩》。張文與光緒《高州府志》所引録詩，在蘇軾詩集中是《和陶擬古九首》其五，和的是陶淵明《擬古九首》其六：“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兹。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决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和陶擬古九首》組詩作於海南島。《蘇軾詩集合注》卷四二載此詩，此卷爲編年詩，收古今體詩五十一首，查慎行注：“起元符元年（1098）戊寅，合明年己卯在儋州作。”(（清）馮應榴輯注，黄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第2145頁。其四曰：“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何异嵩與邙？”即是作於海南的明证。蘇軾拜謁過冼太廟，但不是高州的而是海南的。《蘇軾詩集合注》引查慎行注曰：“慎按：《北史》，冼夫人仁壽初卒，謚誠敬夫人。《名勝志》：冼夫人祠在高州東門外。《元和郡縣誌》：隋大業六年始開置朱崖郡，立三十縣。又置儋耳、臨振二郡。而高州《誠敬夫人廟碑》：高祖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則是煬帝未置珠崖時，已有臨振縣矣。唐武德五年，改臨振郡爲振州。宋開寶五年，又改崖州。臨振既爲夫人湯沐邑，則海南亦當有廟，非獨高州也。”(《蘇軾詩集合注》，第2160頁。今查海南島冼夫人廟有50餘座，雖建築年代早晚不一，但唐宋時已有冼夫人廟無疑。據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韓祜修《儋州志》載，蘇軾此詩題爲《題寧濟廟》，寧濟廟在儋州中和鎮内，今尚存。從“廟貌空復存，碑版漫無辭。我欲作銘志，慰此父老思”四句來看，也應作於海南。如作於途中高州，蘇軾行旅匆匆，怎麽會想作“銘志”呢？蘇軾途經高州，與當地父老並不熟悉，何以“慰”其“思”？此父老當是與蘇軾很熟悉很有感情的蘇軾已住此多年的儋州父老。

　　張文所謂高凉山冼太廟藏有蘇軾題詩之古碑及出土有“東坡硯”，似乎是蘇軾到高州謁冼太廟並題詩的物证，其實經不起推敲。筆者2010 年7月19日親往高州考查。高凉山冼太廟並無蘇軾題詩之古碑，只有今人鎸刻蘇詩的石碑。古碑哪裏去了？當地人説五年前被一位在廟内做工的工人偷走了。在文物保護意識很强的今天，這樣珍貴的古碑被偷走，簡直是天方夜譚。至於那方“東坡硯”怎樣呢？據張文講，此硯乃上世紀70年代，一農民在山坡上挖地時，在地表下1米處發現的，初出土時硯臺完好，農民用它敲鋤頭而震碎，經粘和復原。現保存在高州冼太廟内。經要求，保管員拿出讓我們鑒賞。此是一方瓦硯，長205厘米，寬122厘米，厚8厘米。正面上部刻有行書“其色温潤，其制古檏。何以致之，石渠秘閣。永宜寶之，書香是托”的銘文，背面刻有行書“元符三年仲秋制”，字體皆仿蘇軾，左下方刻有篆書印章一方：“寶藏”。《高州縣誌》有記載。(參高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高州縣誌》“東坡硯（宋）”條，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51頁。從銘文的字體來看，决非蘇軾原刻乃今人模仿。“永宜寶之”的“寶”非繁體“寶”而是簡化字“寶”，根據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宋元民間已有俗字“寶”字，(參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重印本。但蘇軾不當用俗體，檢蘇軾書貼，凡“寶”字皆古體，如《觀陳公詩後貼》、《春貼子詞》等。“其制古檏”的“樸”也非繁體而爲簡體。從硯台背面刻字“元符三年仲秋制”的年代來看，更不可思議，蘇軾紹聖四年（1097）夏南遷海南島，怎麽會落款“元符三年仲秋”呢？那麽，蘇軾元符三年仲秋是否到過高州拜謁冼太廟並題詩？《高州縣誌》就是這樣認爲的，其第十八篇《文化》第二章《文物勝迹》第六節《石碑刻》“題高凉冼廟詩碑”條：“高凉冼廟詩，鑲嵌於曹江鎮高凉山冼太廟内，爲北宋文學家蘇軾所題。北宋元符年間，蘇軾曾路經高州，登上高凉山，瞻仰高凉冼太廟，即題高凉冼廟詩一首，刻制於該廟碑墻上。70年代初，廟圮，詩碑散失，流於民間。90年代被發現，重新鑲嵌於廟内。”(《高州縣誌》“題高凉冼廟詩碑”條，第1541頁。這裏所説的“元符年間”就應是硯臺所刻的“元符三年仲秋”了。蘇軾元符三年遇赦北歸，於6月20日渡海，有《六月二十日渡海》(《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三，第541頁。詩。6月25日在海康與秦觀晤别，《書秦少游挽詞後》：“庚辰歲（按即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别於海康。”(《蘇軾全集》文集卷六八，第2155頁。6月30日漂泊於石城官寨前大海上。《書合浦舟行》：“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樑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上，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蘇軾全集》文集卷七一，第2235頁。“六月晦”即六月三十日。7月4日到合浦。《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己居其中一琴横床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韵僕和之雲》施元之注：“東坡以元符三年（二月）詔移廉州，四月移永州。五月始被移廉之命，六月離儋，七月四日至廉。”(《蘇軾詩集合注》，第2223頁。從6月20日到7月4日中間，蘇軾没有機會到高州，即使到高州，也是夏末非仲秋。蘇軾在廉州期間是否去過高州，不見任何記載。離開廉州時已是8月29日了。《與歐陽元老》：“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蘇軾全集》文集卷五八，第1889頁。而且蘇軾在海南已經拜謁過冼太廟，實在没有必要再繞道高州了。由此推斷，那方刻有“元符三年仲秋制”的硯臺，既非東坡所用，字更非東坡所刻。東坡到高州謁廟題詩雲雲，純屬子虚烏有。

　　二、 “蘇二村”之命名

　　蘇軾進入雷州境，到達雷州治所前，經過哪些地方？世傳留有三處遺迹，一是今遂溪調豐村景蘭閣，一是七星嶺，一是蘇二村。

　　《千年石官道記》（遂溪嶺北鄉調豐村石官道碑）：“蘇東坡自惠貶瓊，經此道宿村中景蘭閣，故閣前遺有東坡井、東坡塘，遐邇馳名也。”千年石官道“自調豐出，向東北，經東吴、湖光，連廣濟橋，扺莊家渡，遠接海上絲綢之路。耕者，商者，官者，旅者，驛者，多元一道，日夜兼程，近千年矣”。東坡改走陸路後，坐高脚牛車走石官道是可能的。筆者2010 年8月3日到調豐村考查，村民程武德還向筆者指點景蘭閣前的石道。東坡當年住宿的景蘭閣已不復存，清嘉慶年間修復的景蘭閣如今也是斷壁殘垣，但門樓上的“景蘭閣”三字還能辨認清楚。所謂“東坡塘”已被填充，“東坡井”並非東坡造的井，東坡在此住宿最多幾天不會打井，至今尚保留完好。井旁還有東坡洗澡洗衣用過的石盆。

　　清道光《遂溪縣誌》卷之二《山川》：“七星嶺：縣南三十五裏，高十餘丈，周圍十裏小峰拱列如北鬥。宋蘇東坡過此，題石曰‘七星拱秀’。”調豐村在“縣西南五十裏”(道光《遂溪縣誌》卷四《鄉社》，第343頁。，離七星嶺很近，蘇軾很可能是住在調豐村景蘭閣時游賞了七星嶺。所題“七星拱秀”今不存。

　　清道光《遂溪縣誌》卷之四《鄉社》：“蘇二村，縣南七十裏。”蘇軾從調豐往雷州經蘇二村是正常的。2009年12月筆者到蘇二村考查，村辦公室的墻壁上貼着《“蘇二村”的來源》：“蘇二村原名荔枝村，荔枝樹很多。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很喜歡吃荔枝，留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佳句。他當年從惠州貶海南時，途徑遂溪南北要塞‘三十裏官路’時，便慕名走進荔枝村。可惜荔枝成熟的季節已過。村裏的長老告訴他：‘要嘗荔枝佳果味，待到來年五月時。’後來蘇東坡先生遇赦北歸，經過遂溪時正逢五月，他再次踏進荔枝村，這時村裏的長老便捧出味道最美的荔枝王‘雙袋子’來招待他，他終於如願以償。村民爲了紀念蘇東坡兩次踏進荔枝村，便把荔枝村改名爲蘇二村，意即‘蘇東坡二進荔枝村’。”村民至今還保存着蘇東坡當年睡過的床（真僞有待鑒定）。

　　蘇轍《雷州謝表》：“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潤二月内又蒙恩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標點《欒城後集》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4頁。蘇軾兄弟5月11日藤州相遇，6月5日至雷州貶所，經過遂溪時荔枝成熟的季節没過，但盛季已過。倒是蘇軾遇赦北歸時荔枝成熟的季節已過。《“蘇二村”的來源》説“後來蘇東坡先生遇赦北歸，經過遂溪時正逢五月”，顯然與事實不符。蘇軾再經遂溪時既不是五月，也没有機會進蘇二村，蘇二村在雷州東北，蘇軾往合浦向西北走了。前引蘇軾《書合浦舟行》言蘇軾離開雷州時遭連日大雨，不可能爲了品嚐荔枝再進荔枝村，再者，蘇軾在惠州三年，荔枝對他已不算新鮮，何以冒雨去荔枝村吃荔枝呢？况且荔枝成熟的季節已過呢？蘇東坡北返時“二進荔枝村”是不可能的。

　　《湛江市地名志》：“蘇二：在遂溪縣遂城鎮南23公里處。屬建新鎮。1400人。原名‘牛欄坑’。相傳宋蘇軾被貶海南時，途徑城月驛館客次，曾兩度被邀到村品嚐荔枝，故名。聚落呈塊狀。現存清代四合院式平房較多。盛産荔枝。全村有3000多株荔枝樹，經鑒定部分爲良種。”(《湛江市地名志》“蘇二”條，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頁。相比較而言，《湛江市地名志》的説法較爲可信。城月驛即今遂溪縣城月鎮，在縣城西南80裏左右，蘇軾從調豐走蘇二村隸屬的建新鎮與走城月鎮到雷城，距離遠近差不多，但城月是驛站有驛館，官商行旅住宿方便，蘇軾可能走城月。在城月兩次被邀到荔枝村品嚐荔枝可以自圓其説。但爲吃荔枝二進荔枝村，蘇軾會嗎？此外，蘇軾與蘇轍兄弟同行，難道荔枝村的人邀蘇軾不邀蘇轍？應該是二蘇同去，“蘇二”是否爲“二蘇”之轉？蘇軾的名氣與人格魅力太大了，以至使其弟黯然失色。

　　三、南遷時在雷城的時間與活動

　　蘇軾兄弟6月5日到雷城，6月11日渡海相别。《和陶止酒》引言：“丁醜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一，第510頁。《與林濟甫》書：“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蘇軾全集》文集卷五十九，第1922頁。由此知蘇軾6月10日即到了徐聞海岸渡口。由雷城到徐聞陸行需要兩天的時間。蘇軾從6月5日到，6月9日啓程往徐聞，他在雷城只有3天的時間。萬曆《雷州府志》卷之十六《流寓志》：“蘇轍……兄軾自惠州安置昌化軍，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居數月而别。”(萬曆《雷州府志》卷一六《流寓志》，第506頁。《廣東通誌》卷五十三《雷州》：“蘇公樓：在城南，即吴國鋻館蘇轍之所。時蘇軾亦謫儋耳，同處月餘。”純屬無稽。蘇軾在雷州3天有哪些活動？世間傳説很多，我以爲大的活動只有兩件：一是游羅湖（今之西湖）。一是拜謁天寧寺。這兩件事都合蘇軾的個性。拜謁天寧寺，題了“萬山第一”的匾額（此匾文革期間被毁，今匾係據大書法家沈定庵所存拓片仿製）。游羅湖則没有留下任何遺迹，雖然後人在雷州西湖建有蘇公亭等，但蘇軾當年没有留下東西。《雷州歷史大觀》：“蘇公亭……宋代大文豪蘇軾被貶崖州途徑雷州時，曾與兄弟蘇轍及友人在該湖泛舟賞月，留有詩作多篇及‘西湖平’，‘狀元生’之讖語。”(牧野主編《雷州歷史大觀》，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頁。所謂“西湖平，狀元生”的讖語是不可能的。“西湖”是後來的名字，當年蘇軾怎麽會稱“西湖”呢？説“留有詩作多篇”也非事實，今蘇軾詩集中没有一篇被認爲寫於雷州羅湖。

　　蘇軾兄弟在雷，頗得雷守張逢的禮遇。據《獨醒雜誌》卷四，蘇軾兄弟進入雷城時，張逢親至門首迎接，第二天“延入館舍，禮遇有加”，蘇軾離雷時，張又親送於郊，並派人送到海岸渡口。(參曾敏行《獨醒雜誌》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蘇軾與張逢信曰：“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棄，眷待有加。感服高義，悚息不已。”又：“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蘇軾全集》文集卷五八，第1896頁。

　　四、 波涌浪卷何爲津

　　蘇軾紹聖四年（1097）南遷與元符三年（1100）北返渡海，從哪下的海？從哪上的岸？即渡口在哪？

　　海南的渡口在澄邁。《與薑唐佐》書：“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蘇軾全集》文集卷五七，第1878頁。《答秦太虚》：“某書已封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船多不堪。而許九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克日爾。有書托吴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别遣人去報也。”(《蘇軾全集》文集卷五二，第1737頁。從兩信看，蘇軾擬在石排與澄邁之間選擇，但後來實際是從澄邁下海。《晚香堂蘇帖》：“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雲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於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軾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孔凡禮《蘇軾年譜》，第1337頁。蘇軾經過澄邁驛時登通潮閣，有《澄邁驛通潮閣二首》詩(《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三，第540頁。。蘇軾南遷渡海到海南登岸也應是澄邁，昌化在海南西北，由澄邁登岸往昌化走的是近路。

　　北岸的渡口在哪，人們並不清楚，不僅一般學者不清楚，連徐聞本地的文史學者也很迷惘。2010 年4月28、29兩天，筆者到徐聞考查，原徐聞縣文化局辦公室主任吴凱先生爲此頗爲感慨，他説他懷疑在杏磊灣。爲此，29日晚，張學鬆在杏磊灣面向茫茫大海陷入沉思：“明月清風伴白雲，粤瓊峽海夜深沉。遥問當年蘇學士，波涌浪卷何爲津？”

　　前引蘇軾《與林濟甫》書言，他們於紹聖四年（1097）6月10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蘇軾元符三年北返渡海前給秦觀的信（見前引）也講到在“遞角場”登岸。可見，“遞角場”就是蘇軾南遷下海北返登岸的渡口。

　　“遞角場”在哪？清嘉慶重修《雷州府志》卷之十八《藝文》在引録了蘇軾的有關作品後加按語曰：“按《年譜》：紹聖四年五月再謫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又《與楊濟甫》（按即前引林濟甫）雲‘獨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即海安口，明日順風即過瓊矣’。”按語與所引的蘇軾信原文有出入，如“即海安口”就是編者陳昌齊加的。這説明陳昌齊認爲“遞角場”“即海安口”。

　　海安港水深浪大，當年蘇軾乘木船渡海，在此下海與泊船登岸皆不宜。再者，海安對面是今之海口，二者相距較近，而蘇軾在海南登岸與下海皆爲澄邁，澄邁在海南西北海岸，在海安的西南，海安與澄邁相距較遠。“海安口”之説殊爲可疑。現徐聞縣角尾鄉有個放坡村，有人認爲蘇軾元符三年（1100）北返渡海就是從放坡村登的岸。筆者到放坡村考查，見村前立有一大塊石碑，刻《放坡村記》，中曰：“溯本追源，放坡原名‘北宋坡’，村居起於秦漢，疏落數户。古爲商客旅賈長途跋涉歇息給養之地，譽爲海絲之路要衝。唐宋以降，遷客騷人，南往北還，必經此地。據名師樑老考究，北宋文魁蘇東坡謫貶海南儋州三年獲赦，‘歸心流水急’，乘儋州船家一葉扁舟，抄近水路於放坡俄房埠登岸，停留一宿，並作詩一首：‘重登觀駭浪，儋耳送歸來。可喜興文教，帆書謝大才。’村民感懷先賢寶迹，遂將村名改爲‘放坡’，以示追念。”放坡村在燈樓角西北，瀕臨北部灣，可謂大陸的最南端，應該説是到海南水路最近，但與對面的澄邁相較還偏西了一點，其垂直距離並不算最近。且《放坡村記》所謂蘇軾作詩一首，並不見載，“可喜興文教”乃現代語言，詩體詩格皆不類蘇軾，是一首淺俗的僞作。再者，因蘇軾從此登岸就叫“放坡”，也費解，“放”是什麽意思？是“流放”還是“放走”？若作此解，那就不是對蘇軾的追念而是大不敬了！

　　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第一百十八《廣南西路·雷州·縣沿革》：“徐聞縣：在州南二百二十裏。《元和郡縣誌》雲：本漢舊縣也，屬合浦郡。自兩漢、晋、宋、齊《地理志》並有徐聞縣。《隋志》雲：舊曰齊康，置齊康郡，平陳郡廢，屬雷州，縣改名曰‘隋康’。《唐志》：‘雷州徐聞縣’下注雲：本隋康，正觀（按應爲貞觀）二年更名徐聞。《元和志》又雲：其縣與南崖州澄邁縣對岸相去約一百裏。《國朝會要》雲：干道六年知州戴之邵申雲，紹興十九年知州王耀乞復置遂溪、徐聞兩縣，已蒙朝廷復置遂溪外，徐聞未復。乞將遂溪、海康縣八都撥作徐聞縣，仍將隸角場作縣治。本縣於干道七年復置。”(《輿地紀勝》卷一一八，第908 頁。這段話最重要的一句就是“仍將隸角場作縣治”，“仍將”二字説明隸角場向來爲徐聞縣的縣治，“隸角場”即“遞角場”，因音近而轉。據《徐聞縣誌》第一章《疆域與行政區劃》第二節《建置沿革》(參徐聞縣誌編纂委員會《徐聞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與《湛江市地名志·徐聞縣》載，從漢元鼎六年（前111）始設徐聞縣到唐貞觀二年（628）之前，其縣名、隸屬關係屢經變遷，但治所一直在縣西南角尾灣的討網村（今五裏鄉二橋村一帶），唐貞觀二年（628）遷往麻鞋村（今五裏鄉芒海村一帶）。今之二橋村與芒海村相距很近，都在角尾灣五裏鄉，傳説爲絲綢之路始發港的漢三墩即在此。緊靠芒海村的東邊是港頭港。此處與對面海南的澄邁基本處於南北垂直綫上，距離最近，這與《輿地紀勝》的記載也相吻合。我們認爲遞角場就在這裏，蘇軾南遷渡海與北返登岸的渡口就是這個地方。

　　五、《題那梅溪》詩之真僞

　　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繼位大赦天下，蘇軾聞訊驚喜，《和陶始經曲阿》：“天命始如此。幸收廢棄餘……北郊有大賫，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此時蘇軾還未得量移廉州的告命，故擬返惠州白鶴峰故居。是年5月中旬蘇軾得量移廉州安置的告命，6月20日渡海，《六月二十日渡海》詩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絶冠平生”，心情頗爲愉快，6月21 日到徐聞。蘇軾往返渡海皆平安扺岸，以爲有神靈庇佑，登岸後即到伏波廟拜謁，並作碑文，“以答神貺”。(《蘇軾全集》文集卷十七，第985頁。

　　蘇軾在徐聞時，有人認爲曾到大水橋下游的那梅溪（又稱落梅溪、流梅溪、那平溪）游賞，並賦詩一首。《徐聞縣誌》第三十四章《文物勝迹》：“蘇東坡題詩石刻：在徐城鎮東南三公里流梅溪（今叫大水橋溪）那平堰下，與東邊溪匯合處，有一個大圓石，乾旱時露出水面，漲水時被水淹没。石上刻詩一首，雲：‘豈曰尋幽賞，微名遠絆身。歸心流水急，宦興白雲深。’題詩落款署名‘蘇東坡’。相傳此詩爲宋代祥符（按應爲元符）年間大學士蘇東坡謫貶瓊崖，北歸時經過此地，在溪旁飲馬有感而作。後人慕名刻石。清宣統以前的《徐聞縣誌》均有記。詩石旁另一個大石還刻有‘東湖’兩字，東側坡壁上一塊石刻‘願四海兮皆壽康’，俗叫‘壽康石’。‘壽康石’對面坡壁上還有一處石刻‘臨清’兩字。石刻上方百米處，建小亭一座，供過往路人小憩。民國時期，佛教徒在亭中爲過往路人施茶送水。石刻及小亭一直保存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石刻與小亭被毁廢。”(徐聞縣誌編纂委員會《徐聞縣誌》第三十四章《文物勝迹》，第695頁。該志附録二《歷代詩文選》“東坡詩二首”，其一爲《夜間渡海》（按即《六月二十日渡海》），其二爲《題那平溪》，即此詩。今人仍將此詩刻之於石。

　　《題那梅溪》應該説是一首詩藝不錯的詩，“歸心流水急”即景設喻，寫景抒情，情景交融，遠非放坡村詩所比擬。但它不是蘇軾所作。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不見載於蘇軾詩集。蘇軾此期寫作的詩文記載很詳，何以不見此詩？第二，那梅溪並非名勝風景，且東坡渡海前即與秦觀相約海康晤面，不會有此“尋幽”之雅興。秦觀先於蘇軾得其量移廉州之命，遂寫信奉告恩師，蘇軾復信曰：“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蜑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蘇軾全集》文集卷五二，第1738頁。第三，從詩的内容來看，既不切合蘇軾的身份也不切合蘇軾此時的思想感情。“豈曰尋幽賞”，雖言“豈曰”，事實上本詩作者還是來尋“幽賞”，前言蘇軾無此雅興。“微名遠絆身”，是説其身遠爲微名所羈絆。蘇軾名高天下，即使自謙也不宜言“微名”，那樣的話，蘇軾就不是真實的蘇軾，陽光的蘇軾，而是矯情的蘇軾。在蘇軾的人生觀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生如寄”。蘇軾的詩集中共有9處用了“人生如寄耳”一句，《過雲龍山人張天驥》：“人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蘇軾全集》詩集卷一五，第175頁。《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其一：“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别？”(《蘇軾全集》詩集卷一八，第218頁。《過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蘇軾全集》詩集卷二○，第238頁。《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蘇軾全集》詩集卷二七，第330頁。《次韵劉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蘇軾全集》詩集卷三二，第390頁。《送芝上人游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蘇軾全集》詩集卷三五，第436頁。《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蘇軾全集》詩集卷三七，第454頁。《和陶擬古九首》其三：“吾生如寄耳，何者爲吾廬？”(《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一，第515頁。《鬱壺臺》：“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閒遊。”(《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五，第553頁。前引與秦觀信也言“生如暫寓”。在蘇軾看來，人世不是生命的歸宿而只是寓所，是暫寓的地方，人應當詩意地栖居。(詳參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第六章《人生思考與文化性格》，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正因爲這樣，無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蘇軾都能隨緣自適，樂觀曠達。“微名絆身”的思想與蘇軾根本就不搭界。再看“歸心流水急”，蘇軾這次皇命是量移廉州，從前引與秦觀的信中可看出，他擬終老廉州，既非歸鄉也非歸京，何言“歸心”？“宦興白雲深”，蘇軾一生仕途坎坷，現實還是一戴罪之人，哪有什麽“宦興”啊！此詩非蘇軾所作，很可能是一官職不高的遊宦者的作品。

　　今版《徐聞縣誌》説“清宣統以前的《徐聞縣誌》均有記”，我們查閲清宣統《徐聞縣誌》，見卷一《輿地·古迹》“壽康石”條確有上述記載，但編纂者並未斷定是蘇軾所作，只是説“俗傳蘇長公由朱崖北歸道經於此偶題其處，後人愛之，鎸於石。又雲詩後有東坡二字。未知是否。”(宣統《徐聞縣誌》卷一《輿地·古迹》“壽康石”條，第67 頁。看來舊志的態度還是很謹慎的。

　　六、北返時在雷城的時間與活動

　　蘇軾到雷城應在6月24日、25日，他在徐聞21日上岸，應稍事休整，他從海南帶回的行裝（包括書籍）不少，不然何以要20個壯夫到遞角場去接？而且又拜謁了伏波廟寫了碑文，這至少要用1天的時間。22日或23日啓程，100多公里要走2天，到雷城也是24日或25日。在雷城他最多也只能停留兩天，因25日他就走了（見前引《書秦少游自挽詞後》）。這兩天主要是會友，如會見張敦禮等，《與鄭靖老》書：“某啓：到雷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雲喻。”(《蘇軾全集》文集卷五六，第1833頁。寫信與範元長，以不能親吊其父範祖禹（軾友，元符元年卒於化州）之靈爲歉：“到雷獲所留書，乘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而遠别，且不獲一慟幾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蘇軾全集》文集卷五○，第1681頁。在雷城最重要的活動是與秦觀晤面。秦觀於紹聖四年（1097）謫貶雷州，元符三年（1100）詔命量移衡州，聞蘇軾移廉，相約在雷晤面。按理，秦觀該到徐聞親迎蘇軾，從蘇軾“困危多畏”的思想來看，可能拒絶了秦觀此舉。《秦少游年譜長編》：“六月二十五日，蘇公與先生相會於海康。先生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肩曰：‘某嘗憂逝，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志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於嘯咏而别。”(徐培均《秦少游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576頁。

　　七、宿净行院晤鄉士陳夢英及贈硯

　　蘇軾6月25日離開雷城，遭遇大雨，行至距城西北45裏處的興廉村净行院住宿下來。净行院本爲寺院，後在此建文明書院。《輿地紀勝》卷一百十八《雷州》：“净行院：在敬德門外西湖之西北隅，舊號西山寺。有人竊多廉村净行院東坡先生所書院碑來，遂以爲額。東坡自雷適廉宿净行院有詩，詩題曰興廉村。”(《輿地紀勝》卷一一八《雷州》，第908頁。這段記載透出四條信息：净行院似乎有兩個，一個是“敬德門外西湖之西北隅”的原“西山寺”，一個是蘇軾住宿的“多廉村净行院”，或者是興廉村净行院建書院後，净行院遷往城郊；興廉村又叫多廉村；蘇軾曾爲興廉村净行院書碑（今不存）；蘇軾“自雷適廉宿净行院有詩”，詩有兩首：《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蘇軾全集》詩集卷四三，第541頁。《輿地紀勝》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總志，以其詳贍分明，體例謹嚴，考證極其賅洽，譽爲南宋全國性總志中最善者。此段記載應無錯誤。清道光《遂溪縣誌》卷三《學校》：“文明書院：在縣西南八都樂民所城内。宋元符三年蘇公軾南遷，由儋徙廉，道經雙村，宿净行院。四顧山川，謂鄉民陳夢英曰：‘斯地景勝，當有文明之祥。’既去月餘，瑞芝生其地。諸儒遂即其地建書院，匾曰‘文明’。宋末毁於兵。元泰定元年提舉廬讓復建，未就而去。至順辛未，彭從龍重修……歲久傾圮。國朝修復。”(道光《遂溪縣誌》卷三《學校》，第304頁。這段記載有兩處錯誤，“元符三年蘇公軾南遷”，“南遷”應爲“遇赦北返”；“雙村”應爲“興廉村”。“既去月餘，瑞芝生其地”，也具有神奇色彩，不足信。但蘇軾去後此處建文明書院則是事實。明萬曆《雷州府志》卷二十一《古迹志》：“文明書院：在第八都樂民所城内，歲久傾圮，遺址尚存。”《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編《文化地名》：“文明書院：在遂溪縣遂城鎮西南58公里樂民所城東南角。建於宋建中（按應爲建中靖國）初年（1101），爲紀念蘇軾而建。占地約120平方米，寬約13米，深約8米，高約8米。坐西向東，背大海，磚木結構，爲一幢二層古式樓閣。正中是大廳，大廳墻壁正中鑲嵌有一塊漢玉石碑，石碑内刻有蘇東坡遺像，遺像左上角刻‘蘇文忠公遺像’六個字。兩側爲厢房，均有樓閣，樓下爲讀書地方，樓上爲宿舍。古榕遮天；院後修竹滴翠，風景秀麗……歷代均有重修，最近年代乃1913年遂溪縣知事張以誠重修。”(《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編《文化地名》，386頁。筆者2009年12月親往考查，書院建築如《湛江市地名志》所述，但所謂“修竹滴翠，風景秀麗”已是昔日的風景，樓閣風雨剥蝕陳舊不堪，門前一片狼借。正廳蘇軾遺像下還有一篇碑文：“飛仙耶此公，春夢也此公。公自以爲七尺頑軀耳，然南髯之絶倫軼群也，則視範孟博而猶雄。彼秉鈞者誰氏？何爲乎？使之不安於卞而躑躅乎粤東？距今者七百載矣。吾猶過之循州之郭，白鶴之峰。仁和槐贊。”遺像兩側有一幅對聯，上聯：“公本閬苑神仙四十日爪印鴻泥曾向嶺嶠停雲净行院中留妙諦”；下聯：“我愧海隅學八百載心香猊藝幸沾文明化雨老榕林下拜先生”。對聯右側書有蘇軾兩首詩及《記過合浦》文，左側書後人贊詩。

　　興廉村建文明書院是鐵定的事實，但是否因蘇軾會晤陳夢英説“斯地景勝，當有文明之祥”而建？世間還流傳蘇軾不僅會晤陳夢英，而且二人相得甚歡，蘇軾在此盤桓40天，且將自己珍藏的寶硯贈予陳夢英。

　　《遂溪縣誌》第二十二篇第七章《藝文》第二節《詩文選録》，在選録的蘇軾詩三首下“注：蘇軾……宋元符三年被貶瓊州，後遇赦北歸，途徑遂溪興廉村（今樂民城），留宿於净行院40日。”(遂溪縣誌編纂委員會《遂溪縣誌》，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849頁。張志誠、陳永忠《蘇東坡與樂民“文明書院”》：蘇軾受陳夢英挽留，“一住便整整住了四十天”。“在這四十天中，他與陳夢英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有時兩人漫步海灘，笑指驚濤駭浪；有時兩人對酒當歌，借古諷今；有時兩人則荷鋤耕作，以農事爲樂趣；有時兩人穿行幽徑，觀花賞鳥；有時兩人又醉卧扁舟，静觀風雲變幻……”(張志誠、陳永忠《蘇東坡與樂民“文明書院”》，見《湛江文史資料》第3輯（内部資料）。“四十日爪印鴻泥”的聯語顯然也是認爲蘇軾留宿40天。《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編《文化地名》：“還硯亭：位於遂溪縣遂城鎮西南52公里河頭鎮村前。《雷州府志》卷六記雲：‘宋元符三年蘇公軾南遷。後由儋徙廉，道經遂溪興廉村，宿净行院，留四十日。’東坡與當地塾師陳夢英日夕相處，相得甚歡。成‘自雷適廉宿净行院’詩兩首。據《遂溪縣誌》載：東坡離村時，將珍藏的漢石渠閣墨硯贈給陳夢英。硯背刻文曰：‘其色温潤，其制古檏；何以致之，石渠秘閣；改封即墨，蘭臺列爵；永宜寶之，書香是托。’陳夢英得此硯，珍同拱璧，世代相傳，清末此硯頓失。至1941年爲徐聞何公卓發現，出重金購回歸贈陳族，合族大喜，於1947年6月合資建一亭，名曰‘還硯亭’，並在亭内刻碑文詳述其事。”(遂溪縣誌編纂委員會《遂溪縣誌》，第386頁。上引張、陳之文等也述及此事。

　　蘇軾在净行院究竟住了多少天？蘇軾6月25日與秦觀相别，就按當天住净行院，從前引《書合浦舟行》，知他6月30日到官寨，7月4日到合浦，“宿净行院，留四十日”，完全與事實不符。張、陳之文“在這四十天中，他與陳夢英朝夕相處”雲雲，更是小説家言。由蘇軾《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兩詩來看，他在净行院住了兩個晚上。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鷄栖。忽行榕林中，跨空飛拱枅。

　　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磚，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童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

　　晨登一葉舟，醉兀十裏溪。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净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淼茫。

　　林下對床聽夜雨，静無燈火照凄凉。

　　——雨夜宿净行院

　　蘇軾初到净行院，由於旅途勞累（走了泥路），洗洗脚在這“如鷄栖”的“佛舍”倒頭即睡，鼾聲如雷。第二天醒來後，由於童僕不肯走，就爲之再停留半日（實際是一日）。這一天是駕一葉扁舟到溪水中玩去了。在船上詩人喝了酒，酒醒後迷失了歸路。第二天晚上詩人很難“甘寢”，在凄凉的雨夜静聽着雨聲他無限感慨：自己一生不就如一葉扁舟一樣寄寓於淼茫的大海嗎？

　　如果蘇軾與陳夢英相晤，就應在這一兩天之内。“林下對床”者爲誰？是小兒子過還是陳夢英？如是陳夢英，説明兩人關係非同一般，可蘇軾詩文集中却不見一字記載；如是陳夢英，兩人相得甚歡，蘇軾不會有雨夜凄凉之感和人生扁舟漂泊之嘆。我們懷疑蘇軾是否會晤過陳夢英。

　　既然没有會晤陳夢英，贈硯之説也就不可信了。2009年12月與2010 年1月，筆者曾兩次到遂溪河頭鎮雙村（陳族所住，藏硯之村）考查，雙村村民視此硯爲鎮村之寶，硯存放之室有三把鎖鎖門，村長陳海等三人分别拿一把鑰匙，若取此硯須三人同時開門。第一次去因一人不在家我們没有見到，第二次才見到。陳海拿出硯臺後我們也是欣喜若狂。此硯失而復得，鄉民建“還硯亭”今仍在。此硯正面（非《湛江市地名志》所言“背面”）不僅刻有硯銘，且左下方刻有行書“蘇軾”兩字，“蘇軾”右下方刻有篆書“奇珍”印章一枚，背面刻有行書“元符三年仲秋月制”字樣。經過認真研究分析，我們認爲此硯非東坡贈陳夢英之硯。理由如次：第一，查《蘇軾全集》文集卷十九有硯銘28首，獨不見此首。蘇軾贈硯往往有記，要麽贈者記，要麽受贈者記，如贈子邁硯，《邁硯銘》：“邁往德興，贐以一硯，以此銘之。以此進道長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蘇軾全集》文集卷一九，第1018頁。贈薑唐左端硯，《海外奇踪·瓊島珍物西蜀藏》引四川眉山三蘇祠所藏端溪硯背面薑唐左題記：“元符三年，東坡移廉州，過瓊，端溪硯贈餘爲别。餘得之，不勝寶愛之至。而歲月遷流，追維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雲。崇寧元年十月十九日。瓊州薑君弼謹識。”(孔凡禮《蘇軾年譜》，第1339頁。第二，“奇珍”印章非蘇軾所刻，豈能將贈人之硯自視爲奇珍？查蘇軾書帖，其所用印章多爲篆書“子瞻”、“東坡居士”、“趙郡蘇氏”。第三，行書“蘇軾”非蘇軾所刻，不類蘇軾字迹。第四，銘文之“寶”字爲今之簡體非古繁體，如高州硯。第五，“元符三年仲秋月”與蘇軾行迹時間不符，如高州硯。那麽，此硯是否蘇軾南遷時所贈呢？《還硯碑記》正是這樣記載的：“昔宋哲宗時眉山蘇文忠公謫官南遷，由雷州渡海赴貶所道經吾裏，邂逅我五世祖處士夢英公，相與爲道義之交，文忠公重吾祖風節，贈田數畝助其養賢，贈漢石渠瓦硯一方……”(遂溪縣誌編纂委員會《遂溪縣誌》，第二十二篇第七章《藝文》第一節《碑文選載》。若如是，蘇軾渡海乃6月11日，更非“仲秋”，且南遷是紹聖四年而非“元符三年”，不管南遷是否道經此地，僅時間年代就全然不符。

　　既然蘇軾没有會晤陳夢英，文明書院因何而建？蘇軾雖没有會晤陳夢英，但蘇軾住過净行院。蘇軾聲明遠播，死后皇帝賜謚“文忠”，其文學成就與人格魅力，世人高山仰止，後人在他住過的寺院建書院，一則以示對他的紀念，二則借其聲名以興文教，有什麽不可理解的嗎？

　　八、零禄燃鬆賦詩與松明書院

　　據史載，蘇軾乘小舟離開興廉村到官寨途中曾在石城縣零禄葛麻墩村（今廉江車板鎮松明村）登岸，住宿在佛寺三清堂，並燃鬆賦詩，後人因建松明書院。清光緒《石城縣誌》卷三《建置志·古迹》：“松明舊址：在寧十三都零緑地方，離城百四十裏。昔宋蘇公軾經此止宿，燃鬆賦詩，因建書院，額曰‘松明’。至元季傾廢。附流寓傳：宋蘇軾……徽宗立以赦，徙廉州，道經本邑松明地，軾見晴濤浩淼，蒼虬蟠結，樂之。後重先生者遂以此構書院，設神牌以祀。元末院廢。”以下言書院變遷，並録載蘇軾《夜燒松明火》詩與後人和韵及憑弔詩數十首。( 光緒《石城縣誌》卷三《建置志·古迹》，第43-46頁。從和韵及憑弔詩來看，後代學者也是認可蘇軾“經此止宿，燃鬆賦詩”的。如清孫緝祖《用蘇軾原韵》：“鬆火發奇光，照讀回夜寒。遐哉蘇學士，曾此效栖鸞。我來瞻故址，雲似鬆煙團。風流草木香，如依蕙與蘭。自公一寤宿，遺韵邁考槃。勢位容易摧，芳名曾未殘。吾兄景高躅，撫兹生長嘆。庀材拓新院，大德未有闌。”穆赫林《題松明懷古圖》：“當年書院已荒凉，學士遺風百代香。鬆長虬龍井水潔，得君題咏又重光。”又潘鑑《重建松明書院引》：“宋文忠蘇長公……道經石城，獨見山川鬱茂，鬆樹參差，顧而樂之，因解鞍暫憩。日則倚杖吟詩，夜則燃鬆照讀。”( 潘鑑《重建松明書院引》，第44頁。清光緒《高州府志》卷二十七《謫宦傳》，今《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編《文化地名》等均有載。2010 年1月28日，我們到廉江車板鎮考查，松明村爲紀念蘇東坡重建有三清堂與東坡亭。三清堂中《松明、山窑村史簡介》和東坡亭中《蘇軾簡介》均講道：松明村原爲廉江永寧鄉聰明村，因東坡燃鬆賦詩改爲今名。

　　蘇軾是否在適廉途中止宿零禄，燃鬆賦詩？

　　先説“止宿零禄”問題。蘇軾《書合浦舟行》只説“自興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没説在零禄登岸止宿。有没有這種可能呢？這要考量兩個條件，一是從興廉村到官寨的時間，二是距離。據上述考證，蘇軾應爲6月27日從興廉村啓程，30日夜宿官寨海灣，中間有4天的時間。興廉村在今樂民所城，官寨在哪呢？據清光緒《石城縣誌》載《石城縣境圖》，參考今廉江地圖，古官寨就在今廉江西部與合浦毗鄰的高橋鎮南部約8華里的地方。從興廉村到官寨，海路直綫距離100華里左右，但蘇軾乘的是小舟，不能深海航行，只能沿海岸航行，這樣距離約有200華里。4天行200華里不很緊張。考慮風雨天氣等航行條件，蘇軾可能晝行夜宿。從零禄到官寨的距離判斷，他們行至零禄應爲29日下午。當蘇軾得知零禄有佛廟三清堂時，上岸止宿一晚是有可能的。志書言“軾見晴濤浩淼”，我們開始不以爲然，既然“連日大雨”，哪來的“晴濤浩淼”？後來又想，南方的天氣，所謂“連日大雨”也不是不停地下，而是時下時停的，“東邊日出西邊雨”有的是，且《書合浦舟行》就説30日夜“星河滿天”，只不過“連日大雨，橋樑盡壞”，不能陸行而已。

　　止宿零禄可能，“燃鬆賦詩”呢？“燃鬆”可以，但“賦詩”則未有。《夜燒松明火》一詩現載《蘇軾全集·詩集卷四十二》，從詩集編年看，是寫於元符二年末詩人在海南時。從詩的内容看也是這樣。第一句曰“歲暮風雨交”，如寫於零禄，當爲6月，何言“歲暮”？此“歲暮”即元符二年歲暮。《蘇軾詩集合注》此詩題注：“海南多鬆。己卯（按即元符二年）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蘇軾詩集合注》，第2184頁。蘇軾在海南難得佳墨，他不僅燃鬆照明而且燃鬆作墨，元符二年臘月因燃鬆作墨失了火，“遂罷作墨”。此詩寫作背景與此有關。後人不察，以訛傳訛，誤以爲此詩作於零禄。潘鑑“解鞍暫憩”之言更是不知蘇軾乃是坐船走的水路。

　　雖未賦詩，但蘇軾在此止宿一晚，後人慕名在此建書院，與建文明書院一樣，是可以理解的。

　　九、結語

　　本文對蘇軾在雷州的行迹做了全面的考辨，雖不敢自是，但態度是嚴謹的，所有觀點都建立在實地調研、嚴格論证、認真思考的基礎之上，拿不準的問題不輕易結論。

　　蘇東坡在雷州的行迹與許多史志書籍、世間傳説不符，甚至大相徑庭，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一些是官方爲打造旅遊文化，發掘旅遊資源，借名人以自重，是利益的驅使。第二，蘇東坡名氣與人格魅力的深遠影響。蘇東坡在雷城只有5天的時間，加上往返雷境的時間也就是20天左右，不到1個月，可，文明書院、松明書院、蘇公樓、蘇公亭、懷坡堂（天寧寺内）、蘇二村等，後世有那麽多紀念他的建築，有那麽多紀念、憑弔他的詩文，足以見出他的影響之深遠。在民間，蘇東坡被奉爲神明。筆者到調豐村調研時，村民程武德將我們領到程氏祠堂，見正廳房樑上棚了幾塊木板，木板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横額用紅紙寫“文章閣”三字，裏面供奉一尊蘇軾塑像，像前有香爐與燭臺，還有殘香與殘燭。我們問程武德爲什麽這樣？他説他兒子考上了大學，是蘇軾的庇佑。對此，不能僅僅用迷信來解讀，貶謫到雷州來的還有比蘇軾官職大的，何以没有蘇軾這樣的影響，一方面，蘇軾的文藝成就大，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蘇軾的人格魅力，民間這種蘇軾崇拜現象顯示了一種向善的道德力量。第三，一些學者包括一些權威志書的編者治學態度不嚴謹。除前面文中提到的外，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四庫全書》本《廣東通誌》卷五十三《雷州》：“文明書院：在縣西南樂民所城内。宋蘇轍南遷，由儋徙廉，道經興廉村宿净行院，謂鄉士陳夢英曰：‘此地勝境，當有文明之祥。’即其地建書院，後圮，今爲軍營。”把遇赦北返説爲“南遷”還是小問題，把蘇軾説成“蘇轍”真是張冠李戴南轅北轍！

　　張學鬆（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院長、廣東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彭潔瑩（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文學遺産》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