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島在廣東省西南部，北部灣和雷州灣之間，南隔瓊州海峽與海南島相望。轄地包括今湛江市區和所轄的徐聞、雷州、遂溪三縣（市）全境及廉江、吴川兩市的部分地域，總面積8000平方公里，爲我國三大半島之一。
雷州半島物華天寶，資源豐富。瀕臨大海的漫長岸綫，有豐富的港口資源，灘涂資源和海洋資源；廣闊的陸地，盛産熱帶、亞熱帶作物、農林牧業産品，藴藏多種礦藏。
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是雷州半島成爲我國歷史上與海外交通貿易接觸最早的地區之一。爾後，歷經滄桑，幾度交替，並因爲歷史的、社會的種種因素釀就了其特點。對此史籍、方誌僅有零星記述，素乏系統的綜合與探討。故不揣淺陋，撰寫此文，以就教於師輩和同道。
一、 兩漢時期的徐聞港
徐聞港地處雷州半島南端，扼守瓊州海峽，與海南島隔海相望，是我國西南沿海地區通往海南島的咽喉之地，也是瓊、雷之間的交通樞紐。徐聞古港位於海峽北岸中部，三面環海，風帆暢順。可南出瓊崖，東通閩浙，西往欽廉，沿中南半島南下，可達越南、泰國、南洋群島及印度等國，是古代中西航海交通的必經之地。
徐聞古港的港址，是隨縣誌的移駐而變遷。據徐聞縣方誌記載和考古發現，兩漢時期的港址在今徐聞縣城西南35裏的華豐管理區討網村，今改名七旺(討網和七旺在當地土話中語音相同，爲圖吉利故改名爲七旺。。2001年3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和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專家到今徐聞、雷州市考察後形成了結論，認爲“漢徐聞港在今徐聞縣五裏鄉二橋、南灣、仕尾的半島形岬角一帶，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之一”(見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廣東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2000年3月7日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專家論证會結論。。筆者也持此看法。
自從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和樓船將軍楊樸平定南粤，設置合浦郡徐聞縣之後，與中原的交往逐漸頻繁。《漢書·地理志》載：“粤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説明南粤一帶靠近沿海，物産豐富，而且已與中原一帶商人進行貿易活動。同時，又載：“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其大州便是今天的海南島。
徐聞古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
我國最早記載“海上絲綢之路”是《漢書·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因爲這條航道是由中國使者帶着黄金和各色絲綢去换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的。因此，它屬皇室貿易，不屬民間貿易，但路綫最詳，原文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廪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又據宣統《徐聞縣誌·沿革志》載：“漢以前，南徼荒服，未入版圖。鱗介錯處，幾與澤國蛟龍爲伍矣！由邳離侯平南粤。始置徐聞縣，隸合浦。此徐聞之名所緣起也。”“徐聞城，漢元鼎置海濱討網村。”(宣統《徐聞縣誌·建置志·城池》。“討網村，在徐聞縣徐城鎮西11公里侯神嶺上。古廢村。清代《雷州府志》、《徐聞縣誌》記載，西漢時徐聞縣治所設此。唐貞觀初設縣治遷出後，居民亦外徙、村廢。村址早已墾爲園地。但舊迹尚存。”“華豐港，又名徐聞港、討網港、麻豐港。在徐聞縣西南部。漢代稱徐聞港、討網港。清代因臨近華豐村改名華豐港。北倚華豐嶺、華豐村、討養村，東傍南灣角、海珠港村，西至土旺村、對樓村前與東港相接。東西長3000多米，南北寬1500多米。港内爲平坦泥沙灘，漲潮時水深2—4米，退潮時乾涸。港東與華豐坑鏈接處有兩個大土墩，一稱東營，一稱西營，上有古討網港砲臺遺址”。(《湛江市地名志》，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
1973—1974年間，廣東省博物館、湛江地區博物館和中山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及海康縣、徐聞縣文化館等單位組成的考古隊，在徐聞縣邁陳公社華豐村、龍塘公社紅坎村和附城公社檳榔堝村三地，發掘了51座漢墓，出土有琉璃珠、琥珀珠、水晶珠、紫晶珠、檀香珠、銀珠玉石等。并且，在這以前當地群衆還挖掘出有陶船、陶洋狗、洋人銅頭、網錘、銅碗、銅盆等許多古物。從這些文物中可以看出，在伴隨着官方貿易的同時，民間的海外貿易亦相當繁盛。其中，琥珀作爲商品進行貿易交换，當時歐洲是流行的。所以琥珀是東西方通商史上重要的見證物質。
徐聞古港在西漢成爲漢使“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的三大始發港之一，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之一，可謂富甲一方，聞名天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雲：“雷州徐聞縣，本漢舊縣，……漢置左右侯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闕卷逸文》卷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但這條航綫异常危險，不僅有臺風、暗礁，更有窮兇極惡的海盗。商人與船員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争的同時，其生命財産也受到極大的威脅。但由於寶物多、利潤高，以故商船仍揚帆出海，不絶於道。雖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當時即已成爲一條海上貿易大道，但它未記及西亞，中途又要起陸，故不能説已成爲一條完善航道。
二、 唐宋時期的雷州
雷州港，又名海康港。地處雷州半島中部。靠近半島的東海岸，港口位於北緯20°14′，東經109°47′，在海康城（今雷州市區）東南面。港口水域約5平方公里，一般水深3米。本港位於南渡河的中游地段。該河發源於遂溪縣烏坑，進入海康境後，自西北往東流入雷州灣。全長972公里，寬313米。流域面積1444平房公里，是雷州半島上三大河流之一。雷州港經海路，可南出處瓊崖，東通閩浙、廣州；陸路可南下徐聞，北上遂溪、廉江；西通烏石港，是雷州半島的水路交通樞紐。
從有關的歷史記載，可以看出唐宋時期的雷州港是比較發達的。據《讀史方輿紀要》雲：“雷州三面距海，北負高凉，有平田沃壤之利，且風帆順易，南出瓊崖，東通閩浙、亦折衝之所也。”説明雷州港背面有高凉郡物産豐富的經濟腹地，而且“海康港三十裏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同時，該港伸入内陸，成爲海船良好的避風港。這些都是形成港口重要的條件。又據《雷州府志》載：雷州港“雖係内港，而東通大海，爲商船入雷之門户”。《海康縣誌》又載：“南浦津埠，縣南二十裏，自閩、廣、高、瓊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埠在雷州城南20裏，接近南渡河口，從福建、廣州、高州、瓊州來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後溯江而上到達雷州城。雷州港在唐宋期間，成爲雷州半島的第二個出口主港，無疑是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廣東通誌·前事略》載：唐咸通三年（862年），雷州刺史陳聽思，“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只，可致千石。”(阮元：《廣東通誌》卷三《前事略》。説明唐朝時，雷州港往來船舶還是比較大的。根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唐宋時期，雷州港的主要出口貨物是米、谷、牛、酒、黄魚。
可是，雷州港到了明清因政府施行“海禁”政策而衰落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海禁”，盡罷沿海船舶，規定“片板不許下海”，“敢有私下出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張廷玉：《明史》卷二0五《朱紈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這一禁令直至隆慶元年（1567年）才告撤銷。清初海禁更爲嚴厲。順治十三年（1656年）宣佈實行“海禁”，禁止軍民在沿海貿易。康熙元年（1662年），重申“海禁”。敕令廣東沿海的“欽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聞、吴川……二十四州縣居民内遷50裏……在界外地區不準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天地不準耕種，不準出海捕魚，凡越出界外者立斬” (蔣祖緣：《簡明廣東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雷州府志》也載有：“商船不許私往南洋貿易”；“往外洋貿易者俱置重典”；“不許民間私造兩桅沙船，違者視通賊”；“止令木筏捕魚，不許小艇出海。”因此，正如《海康縣誌》所載：“自海禁森嚴，各埠船隻俱毁。”自此，雷州港在劫難逃，貿易驟减，冷落蕭條，港口口岸一片敗落。
三、 清、民時期的赤坎港
赤坎港是個自然小港，地處廣州灣北部，遠離外海，風平浪静。原爲含雲霄、詔安、漳浦、鴨毑四小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後，沿海地區之間航海交通恢復。干隆時，社會經濟已進一步走向繁榮。素有出海謀生習慣的福建沿海商民，紛紛乘船南下雷州半島經商和定居。康熙末年，有福建商人方氏，乘船載貨南下貿易，得到當地居民的贊助和支持，於是又陸續招引福建同鄉到赤坎經商。此後，閩人引聚漸多，集居一地。至今，在赤坎港附近海邊仍有福建河、福建村、福建街和閩浙會館。並以福建省地名稱附近出海渡口水域，故有雲霄、詔安、漳浦等港名。其後，接踵而來經商的是廣東潮州人，建有潮州街和潮州會館。據《遂溪縣誌》記載，在道光年間（1821—1850年），赤坎港已相當繁榮：“商船蟻集，懋遷者多”、“商旅穰熙，舟車輻輳”(道光《遂溪縣誌》卷六《兵防》。。同時，還記録了遂溪知縣俞炳榮，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時，“收取赤坎船照銀，每年四百餘元”，並註明：“赤坎商船領朱墨銀每張以銀一元。”(沈榮嵩：《湛江沿海古代港埠興衰變遷簡况》，《湛江文史治資料》第二輯。由在赤坎註册領照的商船有400餘艘，足見當時赤坎港的繁榮興盛。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法國强租廣州灣後，赤坎商埠仍相當繁榮，“其商店多半改造洋樓，填海濱而鋪户加多，浚海港而輪船不絶，商店約有三四百間，居民約二三百家”。當時，“赤坎商人曾設有船務公司，有載重四百噸的船三艘，載重一千四百噸的船一艘，各船每星期來往廣州灣、香港、澳門各一次。所載之貨，以煤油、美國麵粉、呢絨及他種洋貨爲多”(1914年5月《東方雜誌》第10卷第11號。。出口貨物僅以花生油、糖、麩三項爲大宗。
從民國三年（1914年）始，大規模修建公路，計長達207公里，貫通南北，同時東部與廣東公路南路省道幹綫相接；北部經麻章、遂溪、廉江與廣西相通；西部經湖光、太平可達海康、徐聞。陸路交通的開通，使廣東西部、雷州半島及廣西南部均成爲赤坎港的經濟腹地。進出口貨物品種數量有了明顯增加。出口貨物有：山貨、藥材、五倍子、八角、桐油、生油、豆角、木材、牛皮、草包、片糖、芝蔴、牲口等爲大宗；進口貨有：洋紗、布匹、西藥、電油（汽油）、火水（煤油）、洋酒、洋糖、麵粉、火柴、香梘（香皂）、顔料、肥田粉（化肥）、棉毛織品、洋雜貨等。
民國六年（1917年），法國殖民者在海頭港建築堤岸碼頭和棧橋碼頭後，宣佈開闢爲自由埠，不收關税，以至許多商人及姦商趨之若鶩的到海頭港法屬碼頭裝卸貨物。所以，赤坎港曾有一度冷落下來。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後不久，我國沿海港口相繼淪陷，而唯獨廣州灣尚能自由貿易，以至赤坎又一躍成爲正當出入口之商業重鎮。據《大廣州灣》記述：“商賈雲集，盛極一時，由寸金橋至雷州海關的路上，沿途都堆滿了貨物，無一隙地。”通過赤坎港輸入中國内地的貨物激增，吞吐量達20萬噸以上。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日本軍侵佔廣州灣後，港航業務受到嚴重影響，赤坎港一蹶不振，逐漸廢棄，雲霄、詔安、漳浦三港名亦廢，僅有鴨毑港一名沿用至今。
四、 法、日統治時期的廣州灣港
廣州灣位於雷州半島的東南部。據《高州府志·海防》所載：“廣州灣洋面在田頭汎南面外洋，其西即吴川、遂溪兩邑海面分界。”又雲：“廣州灣爲全郡之南翰”。
田頭汎爲古廣州灣口的海防要塞，曾有兵防把守。在南三都之東，其南即廣州灣坊都，廣州灣水域概念，從屬於陸上村落名稱，方位在田頭汎南面，不是田頭汎西面今湛江港水域。當地居民習慣稱廣州灣口外水域爲“外洋”，灣口内爲“内海”，又稱大黄江。因此，方誌圖籍在地圖中，把廣州灣作爲水域名稱使用時，大部分都標注在靠近南三都田頭汎之南的“外洋”海邊，而不寫在今湛江港内海灣水域處。同時，《高州府志·海防》雲：“廣州灣爲全郡之南翰”。“翰”者，爲疆土屏障之地也。説明廣州灣爲高州府最南端的屏障地。
《吴川縣誌·津梁》又載：“廣州灣渡，城西南六十裏。”也就是從吴川縣城即吴陽爲起點，坐船往西南行60裏水程可到達廣州灣。
最早記録廣州灣的是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該書雲：“僅放鷄山下面限門處則有新門、三合窩、硇洲、廣州灣等處可扎船。”《讀史方輿紀要》載：“（吴川）縣南四十裏有廣州灣，海寇出没處也，向設兵戍守”。與《吴川縣誌·津梁》所載，方向基本一致，里程不同是由於水程與標距有差异的關係。《雷州府志·兵防》載：“（東山營），其東南爲硇洲，東北爲廣州灣，正東大海無際。”
以上方誌、史籍所記：方向明確，里程具體，證明廣州灣原指“南三都路上村坊，即今湛江市南三島原燈塔鄉沙腰村一帶村落及其附近海域而言”(《湛江市地名志》，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
康熙四十年（1701年）法船安菲特理德號第二次來華時，因遇臺風，駛入廣州灣附近擱淺，船員們逗留了幾個月。他們看到廣州灣的地理位置良好，水深浪静，航道深長，又有硇洲、東海、南三等島嶼作屏障，是一個天然良港，便私自進行探測水道、繪製地圖，帶回法國獻給政府，由此，引起法國政府對廣州灣的注意。
19世紀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國的割地狂潮。1897年11月，德國强佔膠州灣；童年12月，俄國侵佔旅順、大連。法國爲了“均勢東方”，企圖在中國南疆建立一個新據點，作爲鞏固它長期佔領越南和侵略我國西南各省的基地，於1898年3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派使臣吕班向清政府遞交照會，開列四項，並指出：“所開四事，必須照準”。其中一項是要允許法國“在南省海面設立萬躉船之所”。1898年4月9日（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法使致總署請準修滇越鐵路租借廣州灣並襄辦郵政照會》中指定：“中國國家將廣州灣作爲停船躉煤之所，租與法國國家九十九年”。在法帝國主義的要挾下，清政府被逼允許將廣州灣租與法國，翌日復法照會雲：“因和睦之由，中國國家將廣州灣作爲停船躉煤之所，租與法國國家九十九年，在其地查勘後，將來彼此商訂改租界四至，租價將來另議” (《清季外交史料》第131卷，第7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法帝國主義者欺清廷弱軟無能，得寸進尺，不待勘界和簽約，於1898年4月22日，竟派遣遠東艦隊分隊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裏愛爾海軍中將率領巴斯噶號、襲擊號、獅子號三艘軍艦，載兵500，駛入遂溪縣屬的港灣内。在遂溪縣的海頭汎登陸，占砲臺，搶財物，强姦婦女，拆毁民房，挖毁墳墓，建築兵營，砲轟村莊，並逐步向遂溪縣内地入侵，“挾兵占地”，企圖以武力擴大租借地範圍，並擬定要把租界劃至遂溪縣城附近的萬年橋。
法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引起瞭高州、雷州兩府人民的公憤，四鄉百姓“不期而集數萬人”，“誓與拼死一戰”(沈榮嵩：《海頭紳民控禀》，《遂溪文史資料》第三輯。。繼而組織“團練”，進行了持續一年半之久的聲勢浩大的抗法鬥争。法國侵略者懾於中國人民堅决抗擊外來侵略的英雄氣概，不得不縮小租借地範圍，西綫從遂溪的萬年橋後退15公里，縮回至赤坎河上的文章橋（今寸金橋）。
1899年11月16日（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清政府派廣西提督蘇元春與法國水師提督高禮睿在法軍艦上簽訂了《廣州灣租界條約》，“中國國家將廣州灣租與法國國家……定期九十九年”。
法國租界的範圍在北緯20°45′，與21°17′、東經107°55′與108°16′之間，跨遂溪、吴川兩縣的部分陸地和兩縣之間的港灣水域。港灣東岸的麻斜、坡頭、特呈島、南三島和硇洲島，原爲吴川縣轄地；港灣兩岸的海頭、赤坎以及東頭山島、東海島、原爲遂溪縣轄地。海、陸總面積共約2130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約518公里，海上面積約1612平方公里。法國殖民主義者把租借地範圍内的陸地和海灣，總稱爲廣州灣。
廣州灣面臨南海與東京灣（今北部灣），介於香港與越南之間。法國殖民主義者爲了加强對租借地廣州灣的統治，把它納入法屬印度聯邦的一部分，歸屬法駐越南總督管轄。
法國殖民統治者租借廣州灣後，興建港口，起初命名爲白雅特（FORT.BAYARD），是紀念“白雅”號戰艦首次登陸而命名的。但當地人却習慣稱之爲西營港。同時，由於整個租借地叫廣州灣，所以外人又稱之爲廣州灣港。
本港位於東營、西營、麻斜海兩岸一帶。碼頭爲突堤式兼棧橋式，全長3347米。突堤式長180米、寬165米，約於1912年動工，1918年竣工。棧橋式長150米、寬71米，約於1939年秋動工，1941年竣工。搆築材料爲鋼筋混凝土，無係船、照明、給水設備，碼頭前沿水深約3米。棧橋碼頭，相傳爲法人設計，安南人施工並驅趕被關押的華人做苦力建起來的。棧橋碼頭相鄰建有堤岸碼頭長2327米，同時還設有小船避風塘一處，防波堤117米，頂寬2米，頂高23米，以碎石堆成，建築時間約在1932年間(張敏、沈榮嵩：《湛江海港史》（徵求意見稿）第2册，第17頁。。
法人所選擇的航道有9個航向8個轉向點(《湛江海港史》第2册，第17頁。，現列表如下：
航道名稱航向長度
蔚翠嶺航道215°45浬
硇洲島航道181°30浬
南三島南航道329°37浬
廣州灣進口航道285°40浬
南三島西航道69°15浬
東海島北航道119°26浬
石頭角航道320°28浬
東頭山航道178°19浬
麻斜航道26°19浬
築有硇洲主燈塔及其副燈塔、燈樁16座、浮標10個。從1914年開始籌建無綫電通訊站於湖光岩附近(《湛江海港史》第2册，第41頁。。
由於船舶進出口統計資料已被法國撤退時帶走，無處可查。現只根據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的《北海雜録》一書的記載，在1904年前後有法國郵船“於愛”號每兩星期往返香港—廣州灣—海口—北海—海防。另有法國籍“海南”號及德國籍“得利臣”號等貨輪不定期的往來其間。此外，又根據《大廣州灣》一書記載，在1942年前後有捷福公司代理的“多寶”輪及順昌公司的“大寶石”輪（屬客貨輪）經常往來廣州灣——越南，廣州灣——澳門航綫。同時，有日本船“白銀丸”、“宜陽丸”、“海剛丸”、“旭江丸”及“永華”輪等船舶經常進出本港。
抗日戰争前，廣州灣港的國際貿易，是以法國、越南、香港、澳門、泰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爲主；内地則以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及湖南各地爲主。根據《湛江建港計劃》中所載：“湛江過去出入口貿易，據法人不完全記録所得1939年及1940年出入口貿易總值，每年約爲一千萬美元。”“查1922年至1925年每年出入口貿易總值約爲越幣一千萬元。”兹列表如下：
年份出口總值入口總值出入口總值（越幣）
1922428770450202819307985
19235839828506271210902540
19246495379572205512217414
19255844992673523912580231
又據雷州海關1943年至1946年出入口總值，也可略知本港出入口貿易大概，列表如下：
年份出口總值入口總值出入口總值（國幣）
194334017000283677000317694000
194480728000295825000376553000
194510937100030667130003176030000
194625717080047410000007312708000
另外根據《湛江工商年鑒》記載，雷州蒲草編織業，在1921—1936年間爲黄金時代。由於當時臺灣糖廠、上海鹽商及日本和南洋群島等大量定購。糖包、鹽包、果袋等每年從廣州灣港出口竟達41000多個。同時，根據《湛江概况》記載，抗日戰争前廣州灣港出口的牲口數量也很大，香港市場的肉類60%以上靠雷州半島供應，油、糖、鹽、豆、芝蔴等亦屬大宗。
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而且還發動了太平洋戰争，佔領了東南亞各國。由於長期戰争和戰綫過長，加之國内資源异常匱乏。而當時的國際形勢對日帝愈益不利，在歐洲戰場同盟國已開始反攻，德國法西斯已呈土崩瓦解之勢。日寇爲了挽救其行將失敗的命運，企圖佔據廣州灣港，控制中國西南沿海地區，掠奪作戰物資並作可運轉兵員及軍用物資的重要港口。遂於1941年7月與法國貝當政府駐越南總督戴古簽訂了《廣州灣共同防禦協定》，派出海軍商務委員團，常駐西營，監視進出口船隻和貨物的裝卸，由日軍發給“準航單”後才能離港。并且還規定在港口經營進出口各種貨物的商人都得領取執照，盡管執照是由法國殖民當局頒發，但也必須獲得日本軍方同意。後來，由於戰争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日本單方撕毁協定，於1943年3月15日武裝佔領了廣州灣，連法國人都被關押起來，由日本陸軍在廣州灣的軍事委員團接管原海軍所轄的商務委員團。並出示布告，禁止一切軍用貨物運入我國。帆船行駛也必須嚮日軍當局領取執照。
在日軍佔領期間，日寇所掠奪的戰略物資和輸入的軍需物資都是由日本船舶運輸。日本船“白銀丸”、“宜陽丸”、“海剛丸”、“旭江丸”等仍經常進出廣州灣港。
日寇爲掠奪中國資源，用於侵略戰争，更在廣州灣發行無金融價值的“軍用票”和南京僞汪政府發行的“中儲券”，還開設了好幾家公司，高價收購鋼材、糧食、花生、芝蔴、皮革、鎢礦、銅元、生鐵鍋等戰略物資，甚至把桐油、樟樹油、花生油等亦列入專賣範圍，並將五金、電器、燃料、交通器材列爲軍用品，嚴禁商民買賣或運輸。但仍有不少商人，爲了牟取暴利，仍冒險進口了大批軍需龢民用物資，千方百計地輸入内地。根據雷州海關記載1943—1945年出入口貨物總值，可以看出：入口總值大於出口總值。現列表如下：
年份出口總值入口總值合計（國幣）
194334017000283677000317694000
194480728000295825000376553000
19451093170003067130003176030000
1945年8月18日在重慶簽訂了中法《交收廣州租借地專約》，1945年9月21日在赤坎舉行日軍在廣州灣投降，我方受降儀式，廣州灣終於回歸祖國，並改名爲湛江市。
五、 雷州半島歷史上港口商業貿易的特點
雷州半島歷史上港口商業貿易的最大特點是走私成風，尤以法、日統治下的廣州灣港爲甚。
廣州灣的走私分入口和出口走私。入口走私貨物主要爲“洋藥”（鴉片煙），另以煤油、火柴、布匹爲大宗。廣州灣私運鴉片入内地的情况，據《北海雜録》記載，廣州灣未租借給法國人以前，北海每年進口洋藥千餘箱。法租廣州灣後，原從北海進口，銷售欽州、廉州、靈山、博白等地的鴉片，均被廣州灣運去的所代替，致使北海進口鴉片每年下降至百餘箱，或二百箱不等。經營鴉片走私最有名的是“民生公司”，用武裝護運；還有“三友公司”、“天元”、“廣同利”等。他們從泰國以運大米作掩護，偷運烟土回來，然後用特製的煤油罐藏烟膏(罐有兩層，上層裝煤油，下層裝烟膏。偷運入内地。走私百貨的雙底船，底層也是用來藏鴉片的。
據《北海關民國十九年十二月關於走私事報告書》説：1929年上半年，煤油一項私運入廣東省的有35000箱。德士古、美孚、亞細亞三大石油公司，都在西營設有機構和倉庫。煤油大批用油船運進廣州灣，再分散偷運内地。
出口走私主要是桐油和戰略物資鎢礦。抗戰期間，投機商用船隻從陽江、陽春等地把鎢礦偷運入廣州灣，然後轉賣給日本人。
還有私運“猪仔”(指被販賣出國做苦力的華工。出口。“錦綸泰”、“大成行”是經營人口買賣的商號，據調查統計：高州府屬各縣每年都有五六千“猪仔”被賣去南洋，僅1925年1—2月間，高州、雷州兩府所屬各縣被賣猪仔去南洋的有八千以上(黄學增：《廣東南路各縣農民政治經濟概况》，《中國農民》第4、5期。。
歷史表明，海禁與走私是孿生兄弟，海禁愈猛走私愈烈，海禁實際上促進了民間海上走私貿易的發展。但，就是被法國殖民當局宣佈開闢爲自由埠，不收關税的廣州灣港，依然走私之風甚熾。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一日的瓊海關監督調查報告，至爲詳盡的記載了廣州灣走私之情形及成因：
私貨至多，防範至難，辦法至爲棘手者，則爲接近廣州灣之分卡。緣各縣公路開通之後，交通日益便利，而私販由法界偷運入國境者，同時亦日益便利。以致毗連法界之各地，處處可走私，時時可走私，而昔日設卡之地點，則因公路交通之變更，而失其地位，幾成虚設，防緝極感困難。而廣州灣亦樂得私販以爲大本營，爲虚榮市廛之一助。故關於緝私方面，不獨不得協助，且動輒制肘。又因中法邊界，未經明確劃定，法人常有藉口越界而阻止者，故辦理益覺棘手。(譚啓浩：《廣州灣地區走私問題的歷史考察》，《湛江文史資料》第五輯。
由以可知，廣州灣成爲走私中心，有着復雜的社會政治因素：
第一， 廣州灣租借地與内地之間，水路交通四通八達，從而給走私分子進行走私貿易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海關雖然在重要關口設立關卡，起初設雷州、黄坡、大埠、石門四處分卡，辛亥革命後增加水路分卡兩處，以後續有增加變化，到雷州海關成立時（1936年），設有安鋪、黄坡、福建、麻章、大埠、西涌尾、沈塘、城月、雷州、梅緑、水東分卡和查緝所三個。但走私分子可以避開設關卡地方進行走私貿易活動。這和香港九龍、澳門與内地之間陸路僅有一條通道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 廣州灣法國殖民當局從其本身利益出發，對走私活動采取縱容態度，對我方查緝則多方刁難。
第三， 走私活動有强大的地方勢力做後臺。陳學談和戴朝恩是廣州地區的兩大地方勢力。吴川、茂名則是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鄧龍光家族的天下。除其父鄧秀川外，還有其堂兄弟、茂名縣第三區區長鄧儒綱把持一方。他們神通廣大，呼風唤雨，爲所欲爲，不僅包庇走私，而且自己也以特殊的身份走私。1935年，茂名的走私集團滿載私貨的20多艘走私船，停泊在梅江河的下車村、白艮村，梅緑海關分卡聽説後，派了10餘人（其中還有一洋人）前去緝拿，走私商人竟撤至海對岸開槍抗拒，雙方相持了一天。後走私商人在村民的聲援下，竟將海關人員打敗了。事後經查，原來這個走私集團的後臺是鄧儒綱。
廣州灣走私活動猖獗，綫長面廣，其範圍不僅涉及廣東南路的15個縣，而且有一個時期深入到雲、桂、黔，影響甚廣，從而給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作用。
吴建華（廣東商學院旅遊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本文原載《嶺嶠春秋——雷州文化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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