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



更詳細的組合查詢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漢代徐聞與海上交通

  漢代是南海交通形成的時期。徐聞在西漢是南海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在東漢仍然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在中外交通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試圖對漢代徐聞的戰略地位,漢代徐聞與東海和南海的交通貿易等問題作一些粗淺的論述和分析,進而闡明其在中外關係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嶺南設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雷州半島屬於桂林郡管轄。(此處采用蒙文通先生觀點,參見《越史叢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頁。譚其驤先生認爲雷州半島屬秦象郡管轄,見譚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册,中華地圖學社1975年版,第7—8頁。《鹽鐵論·力耕篇》雲:“美玉珊瑚出於崑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裏。”此足以證明雷州半島在秦朝時屬桂林郡。秦末,南海尉趙佗逐漸控制了嶺南三郡的軍政大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南越國。公元前111年,漢武帝遣兵滅亡了南越國後,在嶺南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進行管理(海南島上的儋耳、珠崖二郡後來先後罷棄)。在此後的300多年時間裏,整個雷州半島一直屬於漢代的合浦郡徐聞縣管轄。公元前106年,武帝分全國爲13州,各州置刺史一人行使監察職能,嶺南九郡歸交趾刺史部。漢代的合浦郡下轄5縣:徐聞、合浦、高凉、臨允(東漢改稱臨元)、朱盧(東漢改稱朱崖)。管轄範圍除雷州半島外,還包括今天廣西的邕寧、横縣、玉林,廣東的高州、新興等地。徐聞在西漢是合浦郡的首縣,即郡治所在地。到了東漢,合浦成爲合浦郡的首縣。

  徐聞位於雷州半島的南端,扼瓊州海峽的咽喉,不僅是漢朝控制海南島的關鍵所在,而且是漢朝對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實施有效管轄的關鍵所在,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漢書·地理志》:“自合浦徐聞南人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裏。” 可見西漢人是以徐聞爲出入海南島的門户,對海南島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每當海南島和交趾等地發生動盪,漢朝大都以徐聞、合浦作爲用兵的大本營和軍事基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 交趾女子征側征貳起義,“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鄣溪,儲糧谷。”\[1\]十八年(公元42年),拜馬援爲伏波將軍,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前去平息。“軍至合浦而(段)志病卒,詔(馬)援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裏。”\[2\]很快鎮壓了這次起義。陳玉龍先生認爲“ 合浦是當時兩粤通交趾之咽喉……馬援入交,主要靠的是海路”\[3\]。所言極是。而這裏的合浦指的是合浦郡,也包括徐聞在内。

  公元前111年設置的朱崖郡、儋耳郡,由於當地人民的反抗,先後分别於公元前82年、前46年罷棄。但朝廷認識到海南島和瓊州海峽的重要性,仍然在與徐聞隔海相望的朱盧保留縣治,並把合浦都尉設立在那裏,保留一定數量的軍隊。(關於朱盧的地望,徐鬆石先生最早提出朱盧在海南島北端,見《徐鬆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下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4頁附圖。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言其不詳,待考。1983年在海南島樂東縣出土了一枚西漢銀印,印面篆體“朱盧執圭”四字。陳高衛(《西漢“朱盧執圭”銀印小考》,《人民日報》1985年6月10日)、楊武泉(《西漢晚期至蕭齊海南島不在大陸王朝版圖之外——與譚其驤先生商榷》,《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王克榮(《海南省的考古發現與文物保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頁)、楊式挺(《“朱盧執圭”銀印考釋——兼説朱盧朱崖問題》,《海南民族研究論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等據此印均認爲朱盧在海南島。譚其驤先生(《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樑隋間高凉冼夫人功業及隋唐高凉馮氏地方勢力》,《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再論海南島建置沿革——答楊武泉同志駁難》,《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則認爲朱盧在今廣西博白至玉林一帶,黄展岳(《“朱盧執圭”印和“勞邑執圭”印——兼論南越國自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傾向於後一種觀點。到東漢,朱盧改名朱崖,不再是都尉治所,但縣治不變,仍隸屬於合浦郡。在海南島上設立一縣,歸瓊州海峽對岸的合浦郡管轄,是很值得注意的,此舉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瓊州海峽的安全和暢通,充分説明瞭漢朝政府對雷州半島和瓊州海峽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認識。這種做法也爲三國時期統治嶺南的吴國所傚仿。“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吴時復置太守,住徐聞縣遥撫之。”\[4\]

  二

  珍珠在中國人心目中自古以來就是財富的象徵,在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等諸多領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平民百姓,無不以珍珠作爲喜愛和追求的對象。到了漢代更是如此。秦始皇經略嶺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5\]。東漢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的詔書中提到京師甚至出現“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的局面。\[6\]張衡、繁欽、曹植等詩人的作品中,以及大量漢魏樂府詩歌中都有對珍珠的描寫。先秦以來,嶺南就是著名的珍珠産地,番禺則是《史記》中唯一提到的珍珠匯聚的都市。\[7\]漢代徐聞所在的合浦郡,是嶺南最主要的珍珠産地,也是聞名全國的珍珠生産基地,採珠業和商業貿易十分活躍。《漢書·王章傳》雲:“王章……爲京兆尹……爲(王)鳳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弟成都侯(王)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採珠致産數百萬。” 查《漢書·百官公卿表》王章下獄死於成帝陽朔元年(公元前24 年),王商任大將軍是在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王章家屬就是在9年期間靠採珠致産百萬的。徐聞在西漢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當時採珠業和商業的繁榮可想而知。合浦人還有一套採珠的絶技。《藝文類聚》84引萬震《南州异物志》載:“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合浦的珍珠,自古以來一直是當地向朝廷進貢的貢品,也成爲地方官員搜刮掠取的對象。《後漢書·賈琮傳》曰:“舊交趾土多珍産,明珠、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合浦發達的採珠業還面臨着鄰郡交趾郡的競争。大約在漢順帝統治時期(公元126-144年),循吏孟嘗擔任合浦太守。《後漢書·循吏傳》:

  (合浦)郡不産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貪婪的地方官員强迫過度采集珍珠,導致合浦的採珠業迅速萎縮,“珠遂漸徙交趾郡界” 。孟嘗出任合浦郡太守後,采取一系列措施,終於使“去珠復還”,恢復了往日的繁榮局面。孟嘗爲保证郡内採珠業和商業貿易的健康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理所當然受到百姓的懷念和愛戴,也因此名垂青史,成爲東漢歷史上著名的12位“循吏”之一。

  從西漢後期開始到整個東漢,嶺南的合浦、九真、日南三郡就逐漸成爲犯罪朝臣家屬的流放之地。東漢末年黄巾起義爆發後,更有大批士人南逃交趾。交趾地區不僅雲集了大量躲避戰亂的中原人士,也吸引了許多外國胡商。《高僧傳》中的中亞名僧康僧會的父親就是這時“ 因商賈移於交趾” 的。當時的嶺南由擔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家族統治。士燮的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其他兩個弟弟分别領九真太守和南海太守。“ 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裏,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罄,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逾也。” \[8\]這裏的“胡人” 許多是來自印度、東南亞等地的商人或傳教者。在士燮家族統治的四十多年時間裏,嶺南的社會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與兵荒馬亂的中原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士燮的聲望甚至超過了當年南越國的創立者趙佗。徐聞及其合浦郡自然也是一派盛世景象。合浦太守士壹爲了討好吴王孫權“時貢馬凡數百匹”。合浦郡的農牧業並不發達,這數百匹馬可能是通過貿易獲取的,很可能是珍珠貿易獲取的。到3世紀以後,合浦的採珠業仍然十分發達。《晋書·陶璜傳》:“合浦郡土地磽確,無有田農,百姓惟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唐劉恂《嶺表録异》雲:“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户入池,採以充貢。池雖在海上,而人疑其底與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測也。耆舊傳雲:太守貪,珠即逃去。”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雲“雷州徐聞縣,本漢舊縣……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9\]。充分反映出徐聞在漢代的繁華景象。有的學者依據這段材料,撰文認爲在徐聞設立的左右候官“很可能即爲見於史載的我國最早海外貿易管理專職官員”,進而得出“中國最早的海外貿易管理官員創置於漢代”的結論。\[10\]實際上,這裏的“官”是官署的意思,而不是官員的意思。從上下文來看,“積貨於此” 的“此” 正是指候官官署。如果理解爲官員,就無法解釋這句話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漢代“工官”、“鐵官”、“鹽官” 中的“官” 字都是官署的意思,而非官員之意。\[11\]無論是兩漢的史書中,還是出土的大批漢簡中,“候官” 只有兩個含義,其一指郡都尉府所屬的下一級組織;其二指候官官署,也就是候官治所。漢代郡太守以下的軍事組織,有都尉、候、候長、燧長四級官吏,其治所分别稱府、候官、部、署。每個都尉府一般下屬大約五個候官,候官的長官稱“候”,秩爲比六百石。這些陳夢家先生在其《漢簡綴述》中已有精闢詳盡的論述。雖然陳先生所探討的是西北邊郡的情况,但基本上也同樣適用於其它地方。陳夢家先生歸納的張掖部都尉系統包括:(1)候望系統;(2)屯兵系統;(3) 屯田系統;(4)軍需系統;(5)交通系統。其中軍需系統就包括倉、庫。再來看漢代的合浦郡,《漢書·地理志》記載朱盧爲都尉治所,應該下屬若干個候官,應該具有候望、屯兵、軍需、交通等系統的職能,與西北邊郡相比,可能只是没有屯田系統。《元和郡縣誌》中的這段記載,完全符合陳夢家先生的論述。徐聞的左右兩個候官,堆積了許多貨物,進行商貿活動,正是其軍需職能的延伸。這裏的軍事形勢遠遠没有西北邊郡那樣緊張,侯官的設置數量也較西北爲少,利用候官的倉庫,囤積貨物,進行貿易,是完全可能的。

  三

  漢代徐聞縣城的地理位置,從《漢書·地理志》看,應是一個港口。經廣東省博物館考古發掘調查後認爲,應位於雷州半島南端,瓊州海峽中部偏西的海邊。\[12\]漢代交趾——徐聞——番禺之間的水上交通十分頻繁,堪稱一條“黄金水道” 。在這條繁忙的航綫上,官船、戰船、商船絡繹不絶。形形色色的人物,官員、將士、商人、僧人、逃難者、罪犯家屬出入於徐聞港。《初學記》卷6引謝承《後漢書》雲:“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即南海)出入。” 這七郡之中,鬱林、蒼梧兩郡的貢物是沿西江而下,經南海郡的番禺,再沿海東上。其餘四郡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的貢物,都要經過徐聞,或從徐聞出發。漢武帝時設立的珠崖郡(公元前110—前46年)和儋耳郡(公元前110—前82年)在廢棄前貢獻的船隻,可能也要經過徐聞港。古代的船隻,沿海航行時,要不斷靠岸,補充淡水和食物。這些郡縣貢獻的主要物品有如下幾類:

  1.廣幅布

  《後漢書·南蠻傳》曰:“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關於“廣幅布”究竟是什麽?學術界意見不一,有的認爲是棉布,\[13\]有的認爲是木棉織品。\[14\]有的認爲東漢以前我國還不知道棉花和棉布,木棉織布可能是一種訛傳。\[15\]

  2.珍禽异獸

  珍禽异獸歷來是各地向皇帝進獻的重要内容,漢朝也不例外。《漢書·南粤傳》記載趙佗獻文帝的禮物有“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顔師古注曰能言鳥即是鸚鵡。\[16\]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九真獻奇獸”。古人也不清楚這裏的“奇獸”到底爲何物,有的説是白象,有的只説是“駒形\[麟\]色,牛角”\[17\]。

  3.明珠、翡翠、玳瑁、犀角、象牙等珍寶

  “舊交趾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18\] 嶺南的珍寶特産,是朝廷喜愛的貢品。

  4.水果

  《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同卷注引謝承書曰“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橘子也是嶺南的貢品。《太平御覽》卷626引楊孚《异物志》雲:“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東漢末年,士燮家族控制交趾,“燮每譴使詣(孫)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19\]這段材料正好概括了嶺南向朝廷貢獻物品的主要内容。這裏要指出的是,以上這四類貢品之中,前三類一般要走海路,第四類貢品,爲了减少運送時間,保证水果的新鮮,而改走陸路,由驛馬轉送。杜牧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的描寫,在漢代就已如此。《後漢書·鄭弘傳》雲:

  建初八年(公元83年),(鄭弘)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

  據此,一些學者認爲,在公元83年後嶺南與北方的交通主要是經零陵、桂陽沿陸路北上而不是海路,因爲陸路要比海路安全得多。\[20\]筆者不以爲然。事實上,鄭弘所奏開的零陵、桂陽嶠道在公元83年以後,並未象人們想象的那樣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後漢書·和帝紀》注引謝承書:

  (和帝時期,公元89—105年)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桂陽郡)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絶。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曰“……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絶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昇殿,未必延年益壽。” (和)帝從之。

  可見,這條陸路也並非坦途。直到漢靈帝熹平三年(公元174),桂陽太守周憬疏浚六瀧,夷高填下,截彎取直,整修的似乎也與這條大道有關。(《隸釋》卷4.東漢桂陽郡治在今湖南郴州。從郴州入粤可越騎田嶺或都龐嶺,再沿武水或連江南下至廣州。連江繞道而武水捷徑,故商旅往來多沿武水。但武水穿越崇山峻嶺,水流湍急,坪石至樂昌一段,號稱六瀧,最爲險惡。參見李緒柏:《兩漢時期的巴蜀文化與嶺南文化》,《學術研究》1997年第3期。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即嶠道開後,海運亦未必能廢,此不過盛夸鄭弘之功耳。”\[21\]即使在公元83年鄭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以後,嶺南交趾、徐聞、番禺至北方的近海交通仍然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到了東漢靈帝以後,隨着大批中原士人浮海交趾,以及東吴政權的興起,這條近海航綫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榮。

  四

  徐聞與北方的近海航綫由來已久。嶺南在先秦時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動區域。“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越雜處,各有種姓。”\[22\]《越絶書·記地傳》言越人“以舟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自古以善於造舟,習於水上活動而著稱,從而形成了一條東起會稽,南至交趾的以越人爲主體的近海航綫。這條航綫甚至延伸至臺灣和日本。越人與倭人的關係極爲密切。倭人與越人一樣,善於水上活動。先秦時期,倭人的分佈非常廣泛。“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23\]許慎《説文》第五篇下指出“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即今鬱林郡也”。這裏的倭人就是指居住在漢代鬱林郡的鬱人。在漢人的心目中,日本在浙江、福建以東的大海中,離海南島很近,風俗也相同。“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24\]徐聞所在的合浦郡,正處在鬱林郡與海南島之間,當然會有倭人的足迹。徐鬆石先生認爲“粤語倭,鬱兩音很近”,日本民族的起源與越人有關,\[25\]是很有見地的。1973年至1974年清理的徐聞後漢晚期墓葬中,出土了較爲先進的有鍛銎鐵斧5件,鑿2件。\[26\]類似的鍛銎鐵器在西漢前期的廣州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了7件,在福建崇安西漢城址,以及中原許多地方也有出土。同一時期日本彌生時代也出現了鍛銎鐵器,無疑是從中國大陸流傳過去的。有學者指出秦漢時期的鍛銎鐵器在東南沿海的出土相對較多,因此,中國東南沿海同日本列島之間的文化聯繫不可忽視。\[27\]自然界的季風,客觀上也加强了嶺南與日本的交往。直到七、八、九世紀的唐代,日本許多遣唐使的船隻就曾被風刮到海南島、越南等地。鑒真東渡,也有一次被海風刮到了海南島。徐聞東漢晚期墓葬中和同一時期日本彌生時代的墓葬中都有鍛銎鐵器的出土是很自然的。

  與北方的近海航綫相比,徐聞與東南亞、南亞的海上交通更爲重要,也更爲引人注目。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後,在其地設九郡進行管理,爲海外交通創造了條件。漢朝在陸上“絲綢之路”開通後,又開闢了南海交通。《漢書·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禀食爲藕,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早已有學者指出,這是中國絲綢經過南海出口的最早記録。\[28\]徐聞成爲漢使“入海市明珠、碧流離、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的三大港口之一。漢使所到的“都元國”、“邑盧没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黄支國”、“已程不國”、“皮宗”等地的地理位置,學術界至今尚有分歧,但都不出南亞、東南亞地區。(學術界關於漢使所至國家地區的分歧和争論,請詳見周連寬、張榮芳:《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載張榮芳《秦漢史論集(外三篇)》,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24頁。從西漢末年開始,到東漢末的近200年時間裏,南亞、東南亞等地甚至羅馬帝國的使者或者假冒使者名義的商人,紛紛前來朝貢或貿易,在合浦、徐聞等地棄舟登岸。根據文獻記載,公元1至2世紀,通過南海來漢朝朝貢的外國使者或商人達12次。這些使者或商人分别來自越裳氏(今越南境内)、黄支國(今印度東海岸,一説在今印尼蘇門答臘島)、究不是(今柬埔寨境内)、葉調國(今印尼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撣國(今緬甸境内)、天竺(今印度境内)、大秦(羅馬帝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天竺國……和帝時,數譴使(經西域)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161 年),頻從日南繳外來獻。”\[29\]由於西域交通在東漢中期以後受到阻塞,天竺國與我國的交往被迫從走西域道而改爲走南海道。公元2世紀中葉以後,南海交通在中外關係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166年大秦(羅馬帝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繳外貢獻,這是公認的有史以來中西方首次直接通使。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義的商人)第一次來華是沿南海道,而不是陸上“絲綢之路”,絶非偶然,其原因令人深思。(只有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認爲大秦使者是由緬甸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經雲南來華的。見藤田豐八著,何建民譯,《中國古代南海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539頁。

  與官方的朝貢貿易相比,民間貿易歷史更爲悠久,對兩漢社會經濟産生的影響更大更爲深遠。正如吕思勉先生雲:“以海道論,《史記·貨殖列傳》謂南海爲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後世西、南洋物也,則秦漢未並南越時,中國與西、南洋久相往來矣。是知民間之交通,必先於政府。”\[30\]許雲樵先生亦雲:“按中國與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雖出政治作用,民間則受經濟支配。”\[31\]1973—1974年在徐聞發掘的51座東漢墓,雖然多屬小型墓葬,墓主的社會地位不高,但也出土了珠飾308顆,其中琥珀1粒,瑪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珠127粒,其中有不少應是由海路輸人的。印度尼西亞加裏曼丹島出土的一件公元1世紀的薄緑釉陶魁,器形不僅與廣州漢墓出土的同類器物極爲相似,\[32\]而且與徐聞比鄰的合浦西漢木椁墓出土的陶魁極爲相似。\[33\]在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出土了大量漢代陶器和陶片,器形和紋飾圖案風格與廣東沿海漢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34\]這些都是民間南海海外貿易的歷史見证。

  馬雍先生曾這樣評價交趾郡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交趾在東漢時爲南方對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與敦煌相等,不過一在陸路,一在海路而已。”\[35\]與交趾比鄰且隔海相望的合浦、徐聞在海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也是顯而易見的。漢代徐聞在軍事戰略、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等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值得進一步研究。

  張榮芳(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永衛(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1\] 《後漢書·南蠻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

  \[2\] 《後漢書·馬援傳》。

  \[3\] 陳玉龍:《歷代中越交通道裏考》,《東南亞史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頁。

  \[4\] 《初學記》卷八引《交廣二州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

  \[5\] 《淮南子·人間訓》。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

  \[6\] 《後漢書·安帝紀》。

  \[7\] 《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

  \[8\] 《三國志·士燮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

  \[9\] 繆荃孫校輯:《元和郡縣誌闕卷逸文》卷三,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87頁。

  \[10\] 王杰:《中國最早的海外貿易管理官員創置於漢代》,《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1\] 參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縮印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508、509頁。

  \[12\]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13\] 鐘遐:《從蘭豀出土的棉毯談到我國南方棉紡織的歷史》,《文物》1976年第1期。

  \[14\] 容觀瓊:《關於我國南方棉紡織歷史研究的一些問題》,《文物》1979年第8期。

  \[15\] 孫毓棠:《孫毓棠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75頁。

  \[16\] 《漢書·武帝紀》及顔師古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

  \[17\] 《漢書·宣帝紀》及注。

  \[18\] 《後漢書·賈琮傳》。

  \[19\] 《三國志·士燮傳》。

  \[20\] 吴焯:《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頁—128頁;阮榮春:《佛教南傳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頁。

  \[21\] 吕思勉:《秦漢史》下册,臺北開明書店1969年版,第602頁。

  \[22\] 《漢書·地理志》顔師古注引。

  \[23\] 王充:《論衡·增儒篇》,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5頁。

  \[24\] 《後漢書·東夷傳》。

  \[25\] 徐鬆石:《徐鬆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下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頁。

  \[26\]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27\] 雲翔:《戰國秦漢和日本彌生時代的鍛銎鐵器》,《考古》1993年第5期。

  \[28\] Yu,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m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7,p175.

  \[29\] 《後漢書·西域傳》。

  \[30\] 吕思勉:《吕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30頁。

  \[31\] 許雲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年版,第13頁。

  \[32\]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頁。

  \[33\] 《廣西合浦西漢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34\] 唐星煌:《漢晋間中國陶瓷的外傳》,《厦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35\] 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9頁。

  (本文原載《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雷州文化研究論集) 
最佳瀏覽模式:1024x768或800x600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