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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流域先秦時期的農耕文化

  【中文摘要稻作農業是南江流域人類農耕文化的標誌物之一,並由此極大的推進了社會經濟及社會組織的發展。南江流域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以漁獵經濟尚占主導地位,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可能才開始接受稻作農業並逐步發展。南江流域地區在很早的時候就已奠定了本地區漁獵與農耕經濟的格局,而農耕的出現對商周時期方國的形成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南江流域稻作農業新石器時代文化

  Abstract: Rice raising agriculture is one marker of the Agrarian culture of Nanjiang River Basin; it makes a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 Neolithic Age, fishery and hunts economy played a key role in Nanjiang River Basin; only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rice raising agriculture was accepted and slowly developed. The fishery and hunts and rice agriculture economy pattern established in Nanjiang river area in a very early time, and the rice agriculture economy make great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country union in Shang-Zhou period

  Key words:Nanjiang river basinRice raising agricultureNeolithic ageCulture

  南江流域的禾樓舞,又或稱“調樓”、“跳禾樓”,起源於何時,現時還没有定論。有學者根據在羅定搜集到的起源於明代的歌册《招兵寨科》,認爲這是明代屯田制度和立寨耕守政策的推行而産生的民間民俗歌舞活動,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原生態迎神禱神的歌舞〔1〕。但不論如何,禾樓舞與農耕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是没有疑問的。南江流域的農耕文化起源於何時,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論題。本文以考古資料爲綫索,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 從嶺南地區早期水稻遺存看南江流域的農耕起源

  就目前的考古發現而言,廣東最早的水稻遺存發現英德市牛欄洞遺址。距今約爲8000~10000年。在牛欄洞遺址發現了一定數量的水稻硅酸體,取樣工作在新鮮的剖面中進行,基本排除了現代污染的可能性。

  作爲栽培稻的祖型——野生稻,我國現存有三種,即普通野生稻、藥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其中普通野生稻分布較廣,廣東的許多地方都有發現,常大面積成片生長在沼澤地、草塘和河溪邊。藥用野生稻則生長在光照比較弱的山谷濕地,多見於兩廣交界雲開山脈的北麓和南麓,南江流域的鬱南、羅定和北江流域的英德有少量生長。這兩種野生稻的來龍去脈很值得探究,尤其與南江流域稻作起源的關係更令我們關注。

  經研究證明,根據牛欄洞遺址的植硅石形態特徵結合水稻扇形植硅石判别函數的確認,通過聚類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觀察扇型a、b值的分佈,認爲牛欄洞遺址的植硅石爲非籼非粳類型,可能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處於一種原始狀態。我國栽培稻的來源一般認爲是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Griff.)。野生稻要求一定的水濕條件,分别適應於水生開陽、沼地濕生和蔭蔽陸生等生態環境。由於現代普通野生稻在中國境内的分佈範圍主要爲南方熱帶-亞熱帶的江河流域附近, 約北緯18°~25° 附近,即南起海南島,北至江西,西自雲南盈江,東至臺灣。牛欄洞遺址位於北緯24°20′,屬於野生稻分佈範圍。可見,粤北地區對普通野生稻的原始利用具有地域的優勢。牛欄洞遺址由於長期受到較强的風化和微生物作用,植物殘體和谷粒不能够被保存下來。但發現的非籼非粳類型的水稻植硅體證明同期存在原始農業萌芽的可能性〔2〕。

  可以確認發現栽培稻的是粤北地區的韶關市曲江馬壩石峽遺址,在屬於石峽文化的地層堆積和104號墓葬中都發現了炭化古稻〔3〕,年代爲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研究證明,石峽古稻是一個從原始栽培稻向現代稻種過渡的、籼粳正在分化、屬性模糊的雜合種群。石峽古稻的“不純”,不是機械混雜,而是一種演化過程的表象。古稻中的所謂“籼、粳”概念,與現代水稻的籼、粳亞種性質不同,它所表現的籼粳模糊性和分化狀態特徵,對古稻演化規律的認識具有重要價值。 它是時間刻下的印迹,上可追朔起源,下可連接今天,是承上啓下的重要一環。

  晚於石峽遺址的古稻出自粤西地區的封開縣杏花鎮新和村舊屋後山遺址,屬於距今約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晚期〔4〕。遺址地處西江流域,緯度恰置北回歸綫上。比石峽遺址緯度低1°多,晚了約一千多年。標本是一大片摻有稻穀和内含稻印痕的紅燒硬土塊,係用火焙燒過的墓壁,出土時較硬,與質地鬆軟的土層已自動剥離,剥離的雙面可見稻穀、稻殻、稻穀印痕等。經比較研究,石峽古稻的粒型長寬比平均爲244,籼型偏粳,而封開杏花古稻長寬比平均爲30,更趨籼型。從印痕的雙峰乳突縱横比看,石峽古稻平均爲094,封開杏花古稻平均爲101,皆處在籼粳兩亞種未完全分化的狀態。根據上述迹象,初步推論封開杏花古稻係北傳而來,在嶺南地區環境作用下逐漸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

  雖然説,石峽文化古稻是一個從原始栽培稻向現代稻種過渡的雜合種群,但畢竟是嶺南原始居民向水稻栽培邁出的重要一步。就目前而言,石峽文化未越過賀江而向西發展,但有迹象表明,石峽文化越過西江而對南江地區産生影響。2007年在鬱南縣的平臺鎮大橋頭村背嶺遺址發現了屬於石峽文化的三足器(鼎類)就是明证。這使我們有理由推測,生活在南江流域的百越先民,受到來自石峽文化的影響,很有可能在距今四千年前的史前時期已掌握了原始農耕文化。

  二、南江流域考古文化與農耕文化及百越族群的關係

  1.南江流域的大石鏟遺存

  在廣西南寧西面的隆安大龍潭遺址,有一種大石鏟,以雙寬肩,有的出扉稜,舌形器身,形制較大爲最大特徵,與廣東常見的石鏟有較大的差别。這種大石鏟多見於廣西南部,被統稱爲桂南大石鏟〔5〕。在粤西的封開江口、羅董、杏花、漁澇、金莊以及南江流域的德慶播植、鬱南、羅定也有一些發現〔6〕,粤西南的陽江(白虎嶺)、廉江和雷州英利鎮那停村也有零星出土〔7〕,這是大石鏟遺存的外圍分佈。反映了大石鏟這種考古文化自西而東的發展路綫。廣西大石鏟既具有嶺南本地雙肩石器的底藴,也有受嶺北石牙璋器形影響的一面,因此,大石剗的年代大約爲距今4000年前後,其年代下限應在商時期。大石剗的整體形制大致可分爲二種,一種爲平肩或出小平肩再接大斜肩;另一種爲肩部出扉菱。就舌形刃部形態看,前者多爲薄刃,後者多爲厚刃。薄刃大石鏟可作爲破土(翻土或鏟土)的實用工具,如羅定羅平鎮竹圍龍塘閣村發現一件大石鏟,短柄、雙肩平直、鏟身由肩下逐漸微向内作弧形收束極好,使肩角成73°鋭角,從肩收至腰部又逐漸往外擴張至舌面,然後再斜收成舌面刃緣。通體磨光,器身偏薄,刃緣鋒利,質料爲泥質板岩。石鏟長21厘米、肩寬14厘米,刃面寬125厘米(圖一)。厚刃大石鏟則被認爲是祈禱穀物收成的祭祀儀式時使用的神器,如雷州英利出土的大石鏟,短柄,雙肩接斜弧内收,肩下出扉菱,一側缺損,收腰,長625厘米、肩寬38厘米(圖二),是我省至今發現最大的一件大石鏟。無論何種解釋,大石鏟與農業的密切關係都是不可否定的,此時嶺南的許多地區,包括南江流域地區,已更多的進入稻作農業,這從大石鏟以及其他石剗的存在可見一斑。

  圖一羅定羅平出土的大石鏟

  圖二雷州英利出土的大石鏟

  2.南江流域周時期的農具

  圖三羅定背夫山墓出土銅鐮

  1983年在羅定市羅平背夫山發現了一座周時期的墓葬〔8〕,在出土的98件青銅器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銅鐮,器薄,一面光平,另一面器的上緣有一道            寬帶,柄部有一個圓孔,器身有細密平行的斜綫紋,刃緣有細密的鋸齒,前端斜收尖鋒。器通長152厘米,高42厘米,刃長11厘米(圖三)。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銅鏟(原報告稱爲Ⅲ式鉞),器呈鏟形,柄較長,器身兩級肩,平刃。高83厘米,刃長98厘米。這種形狀的鏟,也應是翻土的器具。嚴格地説,這件銅鐮與銅鏟都應不是實用的農具,而更應視爲用於祭祀的青銅禮器,故而作爲隨葬品埋於墓葬之中。然而,正是透過這類青銅農具祭器,可以隱約看到南江流域地區兩千多年前的居民所擁有的農耕文化。再者,羅定背夫山墓與鄰近的太平南門垌一號墓〔9〕都隨葬有大量的青銅禮器(鐘、鼎、缶、鑒、人首柱形器等)、兵器(劍、矛、戈、鉞、箭等)和工具(斧、刀鋸、削、鑿等),説明墓主的身份屬於上層的統治者或貴族,或許有可能就是當時小方國的王或將。

  3.南江流域地區居民的族屬

  南江流域地區位於廣東的西部,北以西江爲界,西鄰廣西,南爲茂名之信宜,商周時期也爲百越之地,一般認爲,南江流域地區在周時期更多的是西甌與駱越的混居地。這個地區出現有小方國是十分可能的,這從有關史籍也能找到一些相關的軌迹。如《逸周書·王會解》載商朝初年伊尹受商王成湯之命,“於是爲四方之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裏、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這是有關南方小方國向商王朝進貢南海地方特産的描述,這些小方國,其地望大體都在今兩廣的範圍内,甌即其後的西甌,桂國即今桂林一帶,損子、産裏地屬漢之烏滸,即今湛江、茂名與欽州、玉林一帶,九菌亦即後來的九真,其餘小方國,其地望亦當在上述地域的附近。此外,《山海經·海内南經》雲:“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其中離耳國即今海南之儋耳,因其民用飾物墜耳,使之下垂近肩爲特色,現海南黎族尚有此遺俗。北朐國疑即北户,其地在今越南中部。雕題,又作雕蹄、雕踶,是指用丹青之類涂於刺刻的臉額上,爲文面的一種,是嶺南古代民族較普遍的一種風俗,亦包括文身,且往往與黑齒、鑿齒(拔牙)聯文,如《楚辭·招魂》中説:“魂兮歸來,南方不可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爲醢些。” 鬱水,在今珠江水系主幹西江上流。上列諸方國在鬱水之南,亦即在嶺南的範圍内。南江流域地區的小方國與上述所列方國應有密切的關係。

  圖四羅定背夫山墓出土銅人首柱形器

  圖五西江流域的人首柱形器

  從地理地望以及考古遺物看,羅定以北以南江流域爲主體,匯流西江,周時期的青銅器與西江流域所常見的器物基本相同,尤以人首柱形器最具特色(圖四、五),由此而論及南江流域地區的居民族屬多爲西甌;而羅定以南即信宜、高州一綫,以鑒江流域爲主體,向南匯流至南海,周時期的青銅器地方特色不大明顯,高州市南塘出土的一件青銅短劍(匕首)(圖六)〔10〕,其形制多見於廣西南部地區,至漢晋時期高(州)雷(州)地區則多見銅鼓,故而推測鑒江流域(向東可至漠陽江流域)及以西地區的居民族屬多爲駱越。

  圖六高州市南塘出土周時期的青銅短劍(匕首)

  三、 結語

  稻作農業是南江流域人類農耕文化的標誌物之一,並由此極大的推進了社會經濟及社會組織的發展。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稻作農業現時尚不清楚,此時漁獵經濟尚占主導地位,江河的水産品和山間林地的動植物仍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當地居民生活的需求。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南江流域地區可能才開始接受稻作農業並逐步發展,由此而導致農業工具有了一些變化。遺址數量增加也意味着人口增加。應該看到,南江流域地區在很早的時候就已奠定了本地區漁獵與農耕經濟的格局,而農耕的出現對商周時期方國的形成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再者,這一地區先秦時期所出現的農耕遺迹,也爲秦漢及以後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漢人逐步進入南江流域地區與土著越人融合,雲浮安塘鎮古寵、雙龍、六合鎮崗尾等地的漢墓和羅定圍底鎮、黎少鎮的周至漢時期遺址,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漢越文化的相互結合。尤其是雲浮托洞鎮出土的三蛙形足銅鼎,更是漢越文化融爲一體的産物。雖然目前還無法證明先秦及漢代的農耕文化與較晚出現的禾樓舞是否有直接的關係,但作爲祭祀行爲,南江流域居民通過祭祀所顯示的祈求風調雨順、穀物豐收的心理,則是相通的,兩者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關係。

  圖七曲江石峽遺址出土的舞蹈紋陶片

  在曲江石峽遺址屬於商時期的文化層出土的一件陶器肩部,可見壓印有五個舞蹈人形象(圖七),呈浮雕狀。按人的形態,有男有女,手拉着手,或側身、或正視、或扭腰,均作舞蹈姿勢,形象生動,體態自然〔11〕。這件陶器雖已殘破,但以器表裝飾曲折紋來看,應爲壺或罐類,即可能爲酒器或裝載穀物的盛器。由此而推論,這組舞蹈人形象很可能也是祭祀或祈禱、慶賀穀物收成的一個場景。這與古代的稻耕文化也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否如此,仍需更多的論证,這裏備此一説,以供討論。

  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 陳大遠:《南江文化析疑》,《嶺南考古研究7》,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年。

  〔2〕 顧海濱:《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硅質體、孢粉、碳屑分析》,《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張文緒、向安强等:《廣東曲江馬壩石峽遺址古稻研究》,《作物學報》2006年第11期;《石峽遺址M104古稻稃殻印痕研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4〕 張文緒、向安强等:《廣東省封開縣杏花河舊屋後山遺址古稻雙峰乳突及稃殻印痕研究》,《中國水稻科學》2008年第1期。

  〔5〕 彭書琳:《桂南大石鏟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6〕 邱立誠、鄧增魁:《粤西發現的大石鏟》,《考古》1983年第9期。

  〔7〕 楊式挺:《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

  〔8〕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羅定背夫山戰國墓》,《考古》1986年第3期。

  〔9〕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羅定出土一批戰國青銅器》,《考古》1983年第1期。

  〔10〕 引自邱立誠:《南江流域早期文化探源》,《珠江文化》2007年第4期。

  〔11〕 引自孔義龍、劉成基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廣東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頁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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