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自1992年開始迄今在中國大陸打拼了20年的台商，我也是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的碩士，並在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過，同時曾在台灣各大專院校講授“大陸問題研究”課程，我對中國的復興與崛起，有著比一般人更多的情繫、關注、觀察與體驗。為了紀念我的父親，為了回饋母校，以及回饋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峰先生對我的培育與厚愛，我與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院長邵宗海教授研商成立了“陳道元人文社會科學大師講座”，請邵教授規劃並主持一系列專題講座，邀請台灣各大學知名專家學者共同探索兩岸關係與中國的復興。

　　以我的觀察，在新世紀中，兩岸關係、台灣前途、亞太變局，都與中美博奕有關。任何相關的思考與擬議，如果脫離了中美大博奕的形勢框架，恐怕都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
　　就此而言，衡量到中國與美國在新世紀中國家氣勢的消長，維持了約一甲子的兩岸現狀，或將出現根本性或結構性的變化，說得直白一點，兩岸之將和平統一，或遲或早，應是歷史與邏輯的必然，因而如何在這樣的過程中，去探索有關“和平協議”等一系列的課題，為兩岸雙方的互動與談判及整體中華民族的復興集思廣義，已是一個無可迴避且又具有高難度的巨大挑戰。

　　具體而言，兩岸關係今後的發展可以而且應該有三個階段的觀察與思考：(一)統一前；(二)統一中；(三)統一後。

　　就“統一前”的現階段而言，必須客觀注意到兩岸互動在經濟與政治整合上存在的、而且益發明顯的分殊趨向——經濟的整合度與日俱增，政治的認同感卻與時俱降。這種現象與趨勢如未能有效扭轉，不僅不利於走向統一，即使真的統一了，也將面臨諸多困擾。形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或不祇一端，但中國大陸包括公、檢、法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落後，恐怕是主要關鍵。

　　就“統一中”的階段而言，兩岸雙方的重大考驗是“仁”與“智”的修為。孟子說：“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唯智者能以小事大。”惟大、小之間，並非絕對。台灣更多地需要智，但有時也需要仁；大陸更多地需要仁，但有時也需要智。仁、智雙修，水到才能渠成。

　　渠成之後，就是“統一後”的階段了。對整個中華民族的世紀復興而言，統一不應僅是一個目標，而且也應是一個手段——是一個更有利於全中國現代化崛起的手段。
台灣之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可以作出起碼三個貢獻：一是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階段提供的資本、技術與管理；二是在新世紀中美亞太博奕中，有利於中國突破美國對中國實施的第一島鏈的封鎖，使中國直出太平洋，成為一個真正的太平洋國家；同時亦有利於中國與鄰國在東海及南海的主權爭議中取得更有利的地緣優勢；三是為中共十八大之後可能積極推動的包括政改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個在中國範圍內總結出來的台灣經驗，成敗得失，俱有參考價值。

　  “陳道元人文社會科學大師講座”圓滿落幕，各位專家學者在講座中提出的真知灼見，相信必能為兩岸的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崛起復興作出貢獻。是為序。

                                                                                        慶堂集團總裁　陳金龍

                                                                                     2012年10月1日謹識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