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公匡文120歲紀念感言

　　我的父親是一位平凡、平實、平和的人，卻成就了非凡、非常、非易的革命者、愛國者和美德實踐者的事功。父親！您是孫中山先生的忠誠信徒，愛國愛黨如命；您是終生愛妻堪稱偉大的丈夫；您是子女眼中的慈父嚴師；您敬兄扶弟手足情深；您更是感恩圖報、仗義疏財的真君子。

　　有志革命起義成功

　　父親少年即胸懷大志，自撰對聯日夕惕勵：

　　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

　　蹉跎歲月，問何日際會風雲。

　　他十八歲奉母命娶了十七歲的望族閨秀李淑勤小姐為妻，同年由林雲陔、林樹巍介紹，正式宣誓加入同盟會，從此冒著生命甚至抄家滅族的危險，毅然決然拋下年邁的母親和年輕的妻子，去奔走革命，將孫中山先生傳揚的革命思想化為戰鬥行動。

　　1911年3月29日廣州黃花崗之役失敗，高雷地區的同志多返鄉活動，父親和林樹巍等密設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信宜分部，號召同志，暗藏槍械，準備隨時南下高州起義。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廣東南路同志亦已從香港秘密運回大批武器，時機成熟，11月13日革命黨人由林雲陔、陸匡文、林樹巍率領下，聲震山嶽般攻入高州道台衙門，鳴響廣東革命的第一炮。道台衙門守軍不敵，四散逃竄，高州起義宣告成功。

　　隨即在高州組織革命軍政分府，（胡漢民為粵省革命軍政府都督）推舉林雲陔為分都督，我父親為副都督兼理財政，他多方籌措餉糧，甚至向我祖母黎太夫人求捐二十萬銀元（這筆鉅款最後必須抵押家中田產來湊足），督署才能成立運作。

　　在這麼轟轟烈烈的高州革命戰役中，我父親既是運籌帷幄的謀士，又是衝鋒陷陣的勇士，最後還必須傾家輸將，可謂毫無保留的犧牲奉獻了。這一年父親才二十歲，已將“擔當宇宙、際會風雲”的氣概發揮得淋離盡致。

　　父親行事低調、不喜表功，總認為奔走革命當中的所作所為不過盡一己的責任，何來功勞可表？日後常見的革命史受了他謙退態度的影響，多半只給他一個模糊的身影。我覺得父親的身影不該繼續模糊下去，應讓他還原成鮮明的形象，使大家真正看到了一個為了救國救民的革命，不惜犧牲到底，身家性命全豁出去的信宜水口村陸匡文。希望我這次為父親紀念120歲誕辰之際，對父親領導高州光復的革命史實，應有正確認識的評價，還原革命歷史的真相。

　　民國肇造獻身黨國

　　中華民國建立，父親奉胡漢民之命，首任中國革命同盟會信宜分會會長，改組國民黨後任信宜分部長，在廣東眾多分部之中，考績最佳，日後父親終身“愛黨如命”的特性想是始於這個時期。

　　袁世凱圖謀稱帝，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被袁解散。龍逆濟光任命他的爪牙馬存發為高州鎮守使，大興黨獄。父親潛回水口村為胞兄弔喪，險遭圍捕，逾牆方能逃脫。風聲鶴唳中迫得亡命香港，再轉往北京，考入北京大學，專修哲學，因成績優異而被蔡孑民（元培）校長召見嘉勉。在學期間，他負有就近窺探袁世凱意向及虛實的任務，隨時將情況向廣州胡漢民彙報。

　　1917年（民國六年），國父孫中山率海軍護法，國會議員相率來粵，父親亦南下負責接待。翌年秋，父親北大畢業返粵，不久即被推舉為廣東省首任民選信宜縣長，在任兩年，建樹不少。當時民國初造，百廢待興，父親獲得服務桑梓的機會，本來有各種腹案，亟待推展，可惜政局依然一片紊亂，難以籌謀，父親日後憶及，常引以為憾。

　　1922年（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父親奉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主任古應芬之命，暗中聯絡高州六縣縣長策劃討逆，行動中幾乎遭受附逆的高雷善後處長胡漢卿的捕殺，後來討逆軍起，胡被驅逐，我父親才得免於難。

　　1923年（民國十二年），國父再回粵，駐蹕廣州，我父親和胞叔幼剛兄弟二人供職大本營度支處，餉糧缺用，全賴他們協力籌款挹注。父親晉謁孫大元帥時，深蒙嘉許，即席親筆題“天下為公”橫軸賜贈。這項墨寶被父親視同生命，離亂中並未失去，至今我能保存下來，並在台灣請中山先生哲嗣孫科及多位元老包括馬超俊、黃季陸、陳立夫、馬壽華及重要人物鄭彥棻、梁寒操和學者專家張其昀、余俊賢、陳治世、馬鎮方等九人題詞或敬觀鑒賞（前述的人均已去世）。（見照片）

　　在大元帥府裡，父親任秘書兼經界局及法制委員會的秘書職務。及後奉派為清遠縣長，任內最大的政績是安撫民心，平息民怨，使工會的工人不再受煽動，消弭了到處滋生事端的亂象。

　　不久整理黨務開始，父親奉命和林雲陔馳返廣東南路，清除異議的非信仰三民主義份子。任務完成後，調任廣東南路財政處長兼禁煙處長，他致力於改革稅制，增加省府的稅收，以儲積國民黨軍北伐的軍費。

　　北伐底定，國民政府奠都南京，1927年（民國十六年），國府蔣中正主席特任古應芬為文官長，派我父親為文官處简任參事，襄佐機要。他供職南京近兩年逕返廣東，任全省捲煙公賣局局長，又任廣州電力委員會常委。及後廣州自來水廠、電話公司及電力公司均合併於廣州市公用事業委員會，父親則任該委員會的常委，協助前後兩任廣州市長林雲陔與劉紀文建設廣州市。當時我幼剛胞叔在廣州市政府任秘書長，並先後兼任土地局、財政局、教育局的局長，兄弟二人於是有比鄰而居、通力合作於市政建設的機會。

　　此時父親位居黨務要職，是廣東省黨部的第三、四、六屆監察常務委員，第五屆執行委員。

　　升平歲月喜育幼子

　　1930年（民國十九年），父親已年屆不惑，母親在中秋之夜生下我這排行第五的兒子（事實上他們的長子已是第三胎，前面有兩子在水口村一場鼠疫發生夭折；而且我上面還有兩個姐姐，我應該是母親所生的第九胎，後來在1931年還生一個妹妹，整整十胎，可謂多產的父母了。）我剛剛哇哇墜地，父親便胸有成竹為我命名“景武”，因為他以“景”字為輩，順著道統“堯、舜、禹、湯、文、武”的次序為他的兒子命名，“景文”已被比我稍大的堂兄——胞叔幼剛的長子所用，我雖在家中排行第五，也只好用第六個字“武”為名了。

　　從小我被父親告知，他用道統中的聖君賢哲稱號為我們命名，是期望兒子們以聖賢為標竿，努力進德修業，成為有用人才，方能毋忝於自己獲得的好名字。

　　在廣州市東山梅花村18號“匡廬”我們家的客廳裡，迎面掛著一副大字對聯（見照片）：

　　念佛何如念我，

　　為己不若為人。

　　這是父親集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句，請黨國先賢（亦當時名書法家）林直勉先生以隸書寫成。從我懂事開始，父親便指著“為己不若為人”來解釋其中的深意，使我幼小的腦袋裡很早便有了“捨己為人”、“施比受更有福”等等理念。

　　“匡廬”中有父親闊大的書房“陶然自樂齋”，裡面懸掛孫中山先生親筆賜贈的“天下為公”橫幅，上款是父親參加革命初期的名字“匡民先生屬”，下款為“孫文”加印章。我大約才四歲，父親便教我熟讀牢記這四個大字，五歲那年的夏天，胡漢民元老造訪“匡廬”，父親命我向胡公公鞠躬敬禮，胡公公問我認識牆上的四個大字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認識，父親早教過我了，是‘天下為公’。”胡公公說：“會讀出來還要懂意義才好。‘天’是天上的天，‘下’是地下的下，‘天下’是指全世界；‘為公’是指屬於大家的。四個字合起來的意義就是‘全世界是屬於大家’，是我的也是你的，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快樂的生活，也要愛護這個世界。好孩子，你聽懂了嗎？”我邊點頭邊說：“懂了！懂了！”當時我雖年小，對於父親以及長輩們的教誨啟迪還真的能夠有所領會。

　　1929年——1936年這八年，人稱廣東的“黃金八年”，陳濟棠能穩定的稱霸南天，與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合作無間，聯手將廣東，尤其是廣州市，推向現代化。我有幸在這樣升平的黃金歲月中出生，又是父親欣喜抱入懷中的幼子，一直承受濃重的父愛。我們兄弟姐妹都特別親近父親，覺得他既是善於督導的嚴師，也是呵護備至的慈父，我們對他既尊敬又依戀。

　　抗戰軍興攜家逃難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大舉侵華，我國全面抗戰開始。父親先將家眷安頓在香港，再只身轉往粵北，擔任廣東省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參議員，隨後南返出任遂溪縣長。當時鄰近廣州灣的遂溪縣一片混亂，急需夠膽識、有行政經驗、又有操守的縣長去加以整頓。廣東省主席李漢魂認為我父親最符合條件，懇請他去屈就，答應他只擔任一年，情況好轉立刻讓他辭職。父親肯去遂溪也有他自己的想法，萬一香港不穩，可接妻兒往粵西撤退。

　　我們逃難到香港，父親雖沒停留下來，卻為我們做了妥善的安排。當時大哥景堯、二哥景舜已進內地讀大學，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大姐景蘊已在廣州車禍意外喪生）被送入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德明小學就讀（德明是中山先生的原字）。香港從小學開始便注重英文，父親怕我們荒廢了中國語文，特別帶我們去一間私塾，讓我們下課後去讀誦《孟子》、《千家詩》……等古文詩詞。父親鼓勵我們讀好英文，也要打好中文的根基。日後我對語文特感興趣，運用中英文都能揮灑自如，有足夠能力修讀碩士、博士學位、進行高深的專業研究，這一切都要感謝父親當年的用心良苦。

　　我們留居香港兩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行將進侵香港，父親特派一位屬員及一位醫生接我們去廣州灣（今湛江市），前者是後來成為我誼父的歐鐘岳（字土荃）契爺，後者是我族兄陸彬彥。母親體弱多病，有醫生護送，才敢乘船離港。

　　父親繼續留在遂溪當縣長，完全是為了妻兒，他本有機會到重慶陪都做中央的部次長（現稱中央副部長），但他更珍惜亂世中一家人的團聚，所以他不去重慶而留在廣州灣迎接我們。在廣州灣才安定一年，日本派飛機猛烈轟炸粵西大後方地區，廣州灣也變得危險了，父親當機立斷，立即辭去遂溪縣長職務，帶我們回信宜水口村故鄉躲避戰禍。

　　父親攜帶眷屬從廣州灣出發，到達吳川縣，準備從那裡的碼頭登上沿鉴江北上的竹排船。吳川縣長梁漢強是我們的親戚，很客氣的擺下午宴招待我們。原定在當天搭載我們的是下午第一班船，因午宴耽誤而改搭第八班。結果敵機低空飛臨鉴江，用機關槍掃射江上竹排船，從第一班到第七班，無一倖免，尤其是最前面的幾艘，起火焚燒，傷亡慘重。我們若無午宴的耽擱，肯定難逃此劫了。一家大小平安無事，父母都覺得是“祖宗積德、神靈庇佑。”

　　榮歸故里營造父陵

　　我們在茂名縣城（現已恢復舊名高州市，茂名則南遷而成地級市了）下船登岸，茂名與信宜之間本有公路可通汽車，抗戰期間為阻止日軍戰車，已挖成坑洞，不能通行。我們必須坐轎子返鄉，如今走筆直國道只需幾十分鐘的車程，當年我們居然走了兩天。

　　走過村邊的木橋，對岸便是水口村了，遠遠望去，橋頭已聚滿黑壓壓的一群人，而且鑼鼓喧天的準備迎接我們。過橋後我們連忙下轎，父親領著我們不斷向熱情的族親揮手、拱手。在震耳的鞭炮聲中，被扶老攜幼的族親擁著，興高采烈的回到父親久別的水口村。

　　陸嗣曾（我堂伯父）、陸匡文、陸幼剛是民國早年顯赫著名的“廣東三陸”，水口村人一直以之為榮。我父親離鄉從政，已整整二十年未曾回來過，怪不得族親數百人會以“榮歸故里”的方式來歡迎他。在這麼盛大的場面中，眼看自己的父親如此受人敬重愛戴，我們是感動又驕傲的。

　　父親返鄉，卸下黨政教各方面的職務，與族人詩酒唱酬，賞花弄月，十分愜意。又以年餘時間督促侄輩重修我祖父陸子猶公的墓園，請國府主席林森題墓碑，元老書法家于右任題墓道碑，名國學家陳衍（字石遺）撰書墓誌銘，這些題書都用雲浮出產的大理石精工鑿刻而成。山坡上的墓園佔地廣袤，墓道寬直堂皇，三面圍以松柏茂林，甚有氣象。（五十幾年後我欲循跡祭掃，可惜一切俱已煙滅，渺不可尋了。）

　　墓園竣工（信宜稱“圓山”）之日，我們所有晚輩隨父親行三跪九叩首大禮，父親親讀他自撰的《祭顯考文》，內容孝思不匱，十分動人，百餘隨祭族親為之欷嘆。當時我雖只十歲左右，已懂得父親的文詞寫得好，遺憾的是未曾將它保存下來。

　　築父陵墓之外，父親又以“族貴”身份當“主祭”，經常參加村中多間祠堂的祭祀。“主祭”必須是族中的“族老”——年紀最大、“族尊”——輩分最高、“族貴”——當官最大，父親非老非尊但當過大官，他又難得返鄉，所以族親一致公推他當“主祭”。起初我只能站在門廳下當與祭，十零歲後有資格當“禮生”，穿起長袍跟著父親亦步亦趨的行祭祀大典，充分領會當高門望族，詩禮傳家的子弟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抗戰期間，日軍曾力圖侵擾粵西，但信宜僻處一隅，又有群山阻隔，所以成為躲避戰禍的福地。廣東省立廣雅中學和省立勷勤大學先後遷來水口村，繼續開班招生，因此水口村除原有的水口小學外，中學和大學都不缺了，一時間成了高雷地區的教育文化名村，不少高雷青年負笈北上，到水口村讀中學或大學。我在水口村小學畢業後，也和兄姐一樣入讀廣雅中學，而禹、湯兩兄則在廣雅高中畢業，考入勷勤大學商學院（抗日勝利後，禹湯兩兄同時轉入中山大學畢業）。子女們在逃難中不致輟學，父親甚感欣慰。

　　接任議長造福縣民

　　父親在故里無官一身輕，享受田園之樂，度過他瀟灑的“知天命”壽辰。不久忽接省主席李漢魂派令，要他出任信宜縣第一屆臨時參議會議長，父親力辭未准，於是重入宦途，到縣城主持議會。

　　在議長任內，父親策動民眾，抗日保家，安定地方自治、他自掏腰包，以每名贈穀五百斤安家費的辦法鼓勵鄉間子弟從軍抗日；又在廣雅中學及勷勤大學設置獎學金，獎助兩校的優秀清寒學生。父親運用議會的影響力，在信宜境內築路修橋，增設多處衛生所，直接造福縣民，贏得不少讚譽。

　　勝利復員意氣風發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張發奎上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掌握了兩廣黨政軍大權，他發電報給我父親，要他立即復員返廣州擔當大任。 過去張上將和我父親不僅有過密切的同志工作關係，而且意氣相投，同具豪邁爽朗的性格，處處堅持大是大非，他們同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熱愛根據孫中山理念創立的中國國民黨，堅持“黨中無黨、黨內無派”，恥與拉幫結派的人為伍。吳鐵城、陳立夫等曾爭取父親加入他們的派系，他都一一婉拒。由於這種知交的關係，張上將才急於要我父親上廣州輔佐。

　　父親一抵廣州，便受命為廣州行營政務處長兼敵偽產管理委員會秘書長。父親深知張上將重用他來處理複雜的敵偽財產問題，是因為他操守好，大公無私，不致貽人“接收”即“劫收”的譏誚。舉個例子：汪精衛和陳璧君在廣州市有兩棟房子，父親處理起來特別謹慎小心，擬好的公文簽呈張上將主任核示，再轉呈蔣委員長批准。結果一棟以作為中央委員廣州辦事處的名義，由鄒魯接受；另一棟則送給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以國府委員廣東辦事處之名使用）。

　　張發奎上將對我父親的秉公行事，廉潔自持至為激賞嘉許，特報准中央頒授國府最高勳章以酬其功。張上將接受日本投降時曾獲兩把降將呈獻的天皇賜劍，他自行保存田中久一呈獻的一把，另一把送給我父親作紀念，由此可見兩人的交情。

　　父親和張上將都善飲，酒興一來，千杯不醉。每當外賓蒞臨廣州，行營必以張上將為首的五虎將陣容（酒量最佳者）出迎。張上將之外，其他四虎將是鄧龍光、繆培南、徐景唐、陸匡文（軍階均為陸軍中將），他們的酒量使擅飲伏特加烈酒的俄國人都甘拜下風。

　　由於張發奎上將的倚重，父親復員返廣州這段時期是他一生中最為意氣風發的日子。後來他又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民事處長、廣州綏靖公署中將秘書長（陸軍中將已是文人任職軍中的最高軍階）、廣東省政府委員（簡任一級）、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父親的上司添上了綏靖公署余主任漢謀上將及廣東省主席薛岳上將，父親一介文人，憑著他的忠肝義膽、豪氣干雲，居然能成功地斡旋在幾位出生入死、戰功彪炳、抗日著名的上將之間，促成協調合作之功。

　　各種官職頭銜之外，父親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及其後的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代表。他有機會簽署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以及選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是他自豪的殊榮。

　　就在父親公務最繁忙的這段時期，我在廣州市培正中學讀高中。晚餐後難得父子共處的時間，父親會攤開書本，很莊嚴的為我講解一些有價值的古文或詩詞如岳武穆的《滿江紅詞》、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文天祥的《正氣歌》等等。講解當中他強調中華民族可貴的傳統美德——忠、孝、仁、義，要我聽得明白，將來也要認真實踐。坐在父親的身邊，我感受到慈父的摯愛，也領受了嚴師的教誨，此情此景，永銘我心。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暑假，我專程由廣州乘火車去香港拜候谊父簡琴石（字經綸，號琴齋，是教我開筆習書法的恩師，後來父親命我拜他為誼父）。談到我的前途時，他真心關懷，為我擬出一套求學的方案。他說：“雖然你的父親眼下在廣州很有權勢，但是我看得出來，中國不久必有內亂，國民黨和共產黨難免一戰。你的家世背景不可靠，未來的前途必須自己去創造。最好你趁現在父親有能力負擔的時候，請求他送你去英國讀書。記得大學要主修法律，學成之後可在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澳洲這些地方執業當律師，是收入頗豐、地位也高的行業。當然，如果將來中國的情況穩定了，你那留英的法律學位也可以有一番作為。”

　　簡誼父這些話我覺得很有道理，我牢記在心，一回到廣州立即很認真的向父親請求。父親並未一口回絕，只說要和母親商量。後來他的答覆是母親堅決不准，我必須在國內讀完大學，出國留學要等大學畢業後再說。

　　大約就在同一年（1946），天主教的于斌總主教應張發奎上將之邀，到廣州行轅向同人們演講，我父親熱情接待，于總主教以親訪“匡廬”作為回報。他得知我家兄弟姐妹眾多，建議由他安排，利用天主教的力量，給我們提供免費留學美國的機會。父親還是用同樣的觀念婉拒了于總主教的好意，他說：“孩子們年紀小，還在念中學、大學，等他們大學畢業之後才談留學的問題。”又一次讓我錯失了留學美國的機會，實在可惜！

　　父親未能在他最有權力、叱咤得意的時期提早送我出國，受到母親的阻止影響最大，疼愛我不忍我只身遠行也是一個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他預料不到時局變化會如此之快，他高估了國民政府守得住華南的能力。我這一生得自父蔭的太多太多，未能及時送我留英或留美是唯一的遺憾。好在三十年後，我憑自己的毅力與努力完成了留美與留英的願望，不過我不是主修法律而是專攻70年代才興起的觀光旅遊管理學，而且憑著它得享專家盛名。父親之靈有知，定會因我的堅持與成就感到欣慰。

　　公而忘私撤離大陸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底，時局已甚混亂，南京的中央大員幾乎全部將家眷撤來廣州，東山梅花村是他們認為安全理想的住宅區，紛紛以高價向我們租押。有遠見的業主得到中央大員的巨額租押金，趕緊掌握香港房價尚未飆升的契機，跑到香港置產，那筆錢足夠買下香港一處房子。

　　我們18號“匡廬”租給聯勤總部郭懺總司令，同樣拿到一筆錢，父親將它當成建築費，在“匡廬”後院空地上蓋一棟二層樓房。我曾極力反對增建新樓，也曾多次向父親建議，及早到香港置產，我那位對政府充滿信心、公而忘私的父親總是這樣回答：“我是國民政府的官員，有堅守崗位的責任，這個時候去香港買房子，別人知道了，肯定會認為我想當逃兵。”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佈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但蔣並不交出黨政軍經各方面的大權，李宗仁這位代總統是有名無實的。當時國軍在徐蚌戰場覆沒，共軍已席捲華北，向長江北岸挺進。華南軍政黨工學商各界知名人士，聯同在廣州的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加上各界代表，在張發奎上將（時任陸軍總司令）號召下緊急集會，研議如何應付變局，結果全體一致議決：以兩函分別呈送在溪口已下野的蒋介石以及在南京的李宗仁，呈蒋的一函等若最後通牒，說明華南各界已有團結合作的共識，一定服從中央領導，北上堅守長江防線。先決條件是在此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必須立即復職視事；否則，必須立即將軍政經大權交給李宗仁，由李指揮軍隊、改組內閣，整頓經濟。蔣介石個人則請出國赴美，爭取美援。之所以請蔣出國是不容他再干預國政之意。（共產黨認為蔣是和平的障礙，蔣離去才有兩黨和談的可能。）呈給李宗仁一函的內容亦大同小異，是鼓勵他“迫宮”，爭取應有的權力。

　　信函內容議定後，推派兩位代表親至溪口及南京面呈。我父親陸匡文被推派為文人代表，另一位軍人代表是李漢魂。就在父親如此為國事奔馳勞瘁的時候，時局已亂得可怕，但是梅花村18號依然有買主上門問價。我曾作主收下人家十根金條的定金，父親知道了，劈頭一頓責備：“那些將領們好不容易達成死守西南的共識，你年少無知卻忙著賣房子，真令我羞愧得無地自容啊！”去香港買房子，在廣州賣房子，父親都是同樣“義正詞嚴”的激烈反對。母親和我們就這樣毫無倚恃的情況下，在廣州已岌岌可危的時候，被父親送下香港。

　　父親當代表送去溪口的“最後通牒”備受面斥，更毫無下文。我們在香港住下來之後兩、三天，他還是趕返廣州，回到他那些長官的身邊。不久便跟隨薛岳將軍與余漢謀將軍乘坐軍艦撤離廣州了。

　　撤退途中父親負責一項特殊任務，是搭乘專機押送一筆巨額的美金軍費，必須先到香港兌成港幣才能在海南島使用。時局如此混亂，不少官員盡捲公款潛逃無蹤，我父親一向耿介不貪，將軍們才敢賦以押送軍費的重任。結果父親真的遵守命令，根據香港銀行的兌單，分毫不差的將巨額港幣軍費運抵海南島。父親的道德操守令人肅然起敬，但是，父親公而忘私，沒有為家人的逃難預作任何準備，便貿然送我們到香港，讓母親和我們這群兒女捉襟見肘，飽受痛苦，卻又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

　　我們在香港既無房又無存款，最先在九龍欽州街租到一棟公寓的四樓，面積太小，擺上傢俱後轉身都難，後來以18,000元港幣押下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一棟舊房子，才勉強可以容納我們這一大家人。父親留給我們的生活費有限，好一陣子只靠典當變賣母親的首飾度日。

　　海南撤退，父親隨政府遷台，等安定下來，租好房子，才接母親去台灣團聚。

　　定居台灣艱苦度日

　　父親到台灣，除了仍是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簡稱國大代表）身份之外，別無任何職位。國大代表原無薪給，因此沒有收入，真正是囊空如洗。父親過去官位不低，但從不貪黷，所得高薪需要支付多病母親的醫療費用，何來餘資？幸好這時候我們這群子女都已長大，自謀生活之外，還可以從香港寄點港幣給父母。

　　大陸建政後，我和景昭妹仍返廣州繼續讀嶺南大學，51年情勢更嚴峻才匆匆離去。當時我們兄妹都拿到嶺南大學出具修滿大學學分中英文成績單，景昭妹憑這樣的成績單找到一份工作。我因為必須拿到正式的大學畢業證書，才能在台灣任職及申請出國深造，為獲得資格，所以採取半工讀方式，一方面在德明中學教書，一方面進香港大學經濟系補修學分。除了我和景昭妹，當時在港工作謀生的還有景舜二哥和景光姐。

　　父母在台艱苦度日，直到國民大會要開會選總統了，總統府才籌組“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國大代表全部受聘為委員，每月支領微薄薪資數百元台幣，由政府按眷屬人口配發米糧和食油，住房自理。這待遇比立法委員差遠了，後者的月薪與部次長相同。後來台灣經濟起飛，國庫充裕，政府給國大代表配發房屋，又撥款作優利存款的福利，那時我父親早已去世，無從得享了。

　　幼兒侍親安享晚年

　　1953年（民國四十二年），我在香港大學修讀完畢，拿到正式的畢業文憑。帶著辛苦儲蓄的將近三千元美金，我去台灣考取留學考試資格，接受軍訓結業，要辦好護照，準備赴美國加州大學留學。豈料一進台灣台北北投的家門，就看到發愁的父母正被房東迫著搬家。這處二樓的小房子是父親用借來的一萬元台幣向房東押的，現在房東要退還押金，收回房子。

　　父母已到無處棲身的地步，我能視若無睹，自己去出國留學嗎？我必須及時行孝。於是覓得小山坡一塊空地，只蓋有茅草頂的一間小屋，我將它買下，再加蓋四間竹屋，樹矮籬，植花草，經過我的精心設計，外觀已是幽雅的花園私宅。我將父母及三哥、四哥迎入這施工不過月餘就落成的“陸寓”，大家都歡喜不已。

　　我的留學基金已花得差不多，得去找工作才能繼續奉養父母。我利用英文專長，先去當中學的英文老師，後來升至大學的英文講師、副教授。授課之外，我去教補習班，收高額的鐘點費。因為教得用心負責，我編的教材特別精到，收集日本模擬試題最多，班班滿座，大學聯考錄取率最高，在台灣南北的補習界贏得“金牌英文名師”的頭銜。

　　我設計的第一間“陸寓”外觀引人，不久被人以高價買去，我著實賺了一筆，再購入北投復興一路一棟花園洋房，整修後請父母入住。那裡樹影婆娑，鳥語花香，父母安居，足可頤養天年了。父親於喬遷進宅之日，曾即興賦得一聯，稱讚此新居的幽雅舒適：

　　水聲長在耳，

　　山色不離門。

　　父親晚年賦閒居台，生活多姿多采，並不寂寞。他的老友及長官余漢謀上將亦定居北投，所建豪宅離我家不遠，父親經常造訪。薛岳上將雖居台灣中部，亦喜到余公館作客，老友相聚，豪興不減。余上將常說：“有匡老（余上將對我父親的尊稱）就有熱鬧快樂。”父親被友儕呼為“圓通老人”，可見他人緣極佳，到處受尊重、受歡迎。

　　父親在台不居黨職，卻依然“愛黨如命”，他熱衷於參與國民黨的基層組織，興致勃勃的擔任小組長，以身體力行方式宣傳孫中山先生大公無私，為人民組黨的精神。世人批評中國的國民黨是由上而下的組織，上級幹部充滿官僚驕氣，對下級同志頤指氣使。如果他們都能學習我父親的作風，尊重基層，處處為基層著想，知道必須認清民意，才能找出黨的正確方向，當年國民黨一定不致如此失敗，大陸也不致如此迅快失守。

　　父親六十一（耳順晉一）榮壽之慶，我未能親自來台祝賀，在港以至誠之心畫蒼松圖（見照片）獻作賀禮。父親七十一隨心所欲古稀雙壽大慶之日，蒋中正總統頒贈壽軸祝賀，（見照片）備極榮寵。我們在家宴請賓客，兄長與我為父親共燃壽燭，高唱“生日快樂歌”，其樂融融。送來賀壽的花籃擺滿花園，鮮花簇簇，萬紫千紅。這是我家遷到台灣多年來最喜慶熱鬧的一天。

　　席散客去，我怕父母接待高興了一整天，體力耗損，特別挑選教會主辦只供應素食的台灣療養院，送父母進去休養幾天。不料那裡有一名美國籍的年青醫師，驗出父親有些心律不整，開一種治療新藥給他服用。頭兩天果真見效，第三天夜裡卻突然昏迷不醒，嚇得母親立即坐計程車返北投追我們去急救。醫師判斷為右腦血管栓塞，急救後逐漸蘇醒，但左邊手腳已癱瘓，也失去清晰說話的能力了。這是典型的醫療錯失，追究起來，那療養院應負很大的責任。我當時一心只在意如何救治父親，誰的責任已無心計較，但我自己悔恨自責，痛苦不已。

　　父親一向體健，食量酒量都過人，他神采奕奕地被我送去休養，一下子竟成了奄奄一息的重症病患，我實在難以接受這眼前的事實。我總認為父親樂觀豁達，極少病痛，讓我孝養到一百歲是不成問題的。

　　在療養院蘇醒後，我們將父親轉到石牌榮民總醫院治療，半年未見康復，遵醫囑回家治理。為求父親能夠痊癒，我不惜花大錢找名中醫，服中藥，一劑一千元台幣熬給他喝，父親知道中藥昂貴，用右手推開表示不喝，我則指指襯衣袋裡的大疊鈔票（為了讓他安心，故意放進去的），告訴他我有錢，他可以安心喝中藥。

　　父親臥病兩年多，最後終告不治，享壽七十有三（1891-1964）。為了讓父親走得風風光光，我多次和中央黨部、國民大會秘書處的人員交涉磋商，終能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辦一場父親的飾終大典，蔣總統頒“褒揚令”贈“讜論流徽”輓額，還親臨靈堂致祭。靈柩先由四位黨中央元老覆蓋國民黨黨旗，再由四位現任高官覆蓋中華民國國旗，父親忠黨愛國的一生獲得最高的肯定。一切儀式完畢，移靈安葬於陽明山國家公墓。

　　父親不在了，我仍有母親，侍親的重擔我一直挑到1967年（民國五十六年），我讓母親長眠在父親身邊才算卸下。從我二十二歲大學畢業開始，到1967年我已三十七歲，在這十五年歲月當中，我唯一的生活重心是“奉養雙親”，去教補習班賺錢也好，去學著搞房地產也好，全為了多弄點錢來孝敬父母。我太敬愛我的父親了，不容許自己有“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所以侍親擔子雖重，我挑得心安理得，無怨無悔。父母相繼入土為安後，我才遠赴美英，堅毅地完成我最初立下的留學志願。

　　綜觀父親一生懿行，有三點值得縷述於下：

　　感恩圖報仗義疏財

　　孫中山大元帥開府於廣州，父親被派為大元帥府幕僚，直接在中山先生領導下勤奮工作。中山先生逝世後，最賞識父親對之時加提拔的兩位元老是胡漢民（字展堂）及古應芬（字勷勤），由於古公的特別信任，父親受命為財政部廣東南路財政處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古公任國民政府文官長（即國府主席的秘書長），立即召喚我父親去南京擔任簡任參事，負責機要工作。日後古公回粵，父親仍為其機要秘書親信。

　　1931年（民國二十年）10月，古公因牙瘡小疾忽然猝逝，黨失中堅，我父則痛失最敬愛的長官。廣州東山梅花村古府在我們“匡廬”近鄰，我孩提時只識古婆婆，古公公已不在了。但是父親經常提到古公公，總說古公對他有知遇之恩。我的父母特別照顧古府的孤兒寡母，有好吃好玩的一定送過去一份。古公的獨子古滂（字幼勤，他上有三姐，下有一個妹妹）我尊稱他為“滂叔”，是我們童年玩伴中的“首領”。（後來我赴美深造，蒙滂叔照顧，留居其府上，時承教益，畢生難忘。）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廣東省主席林雲陔籌辦一所大學紀念古應芬元老，命名為“廣東省立勷勤大學”，他自兼校長，找我父親擔任秘書長，實際負責建校工作。他知道古公和父親的淵源，為古公建立紀念大學，父親必全力以赴。果然，從選校址（廣州市石榴崗）、建校舍，購設備、聘教授到招學生，他都有條不紊的逐一辦妥。後來我堂伯父陸嗣曾（字光宇）卸任高等法院院長，林雲陔校長加設一副校長職位來安置他。嗣曾伯父雖在石榴崗勷勤大學副校长室辦公，一切事務仍由父親處理，而且他們兄弟情深，向來不分彼此，溝通合作就更無問題了。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全面抗戰開始，勷勤大學西遷，父親才黯然離開石榴崗。畢竟他已為紀念古公辦過一所規模不小的大學，也算了一段報恩的心願了。

　　抗戰期間廣州淪陷，父親派專人營救古夫人到安全地方避難。勝利後又設法收回古府在梅花村及倉邊路的房地產，修葺停當供古夫人返穗居住。在南京的審計部長林雲陔則命其上海部屬每月支助古公眷屬的生活費，有了這些幫助，古滂叔才能安心完成學業，得以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

　　大陸易手，古夫人流落香港，窮病交迫，父親得知十分著急，他自己居台亦生活貧困，無力伸出援手，惟有奔走求告，找過去得過古公大力提拔的陳濟棠、余漢謀、薛岳、還有一位與古公有特殊關係的劉紀文（古家大小姐和他訂了婚，未過門而早逝），向他們請求幫助，結果大家湊了一筆錢給古夫人解困。

　　莫說古公對他有恩，就是一般朋友，遇有困難，我父親也會盡心盡力資助，許崇智老將軍曾任粵軍總司令，蔣介石當過他的屬下參謀長，老年在港十分潦倒，父親獲悉立即透過管道，讓國民黨蔣總裁指示有關人員，每月匯款支助許老將軍，直到他過世才終止。

　　談到胡漢民公公與我父親的關係，我就記憶深刻了，他們不但有公務來往 ，還有甚篤的私誼，時常联袂出遊，賦詩遣懷，特選錄胡公詩一首：

　　偕勷勤（古應芬）及陸氏光宇匡文昆弟憩枕江樓詩：

　　坐對松寥鬢未斑，

　　枕江樓上更憑欄。

　　登臨前代多名士，

　　砥柱中流是好山。

　　人喜鶴銘猶有字，

　　我疑龍隱本無丹。

　　東坡不住君何住，

　　合趁斜陽載酒還。

　　1929年（民國18年）遊焦山之作，見胡漢民《不匱室詩鈔》第201頁。

　　抗戰勝利，父親在張發奎上將麾下頗有權柄，他關懷胡公之女胡木蘭之外，還注意到胡公之弟胡毅生在廣州無屋可住，他簽呈行營主任張上將核報，轉呈蔣委員長批准，以國府委員（胡毅生當時職銜）駐廣州辦事處之名，將一處偽產給胡毅生居住。世人都說“人在人情在”，父親的行事原則卻是“人不在情長在”，有恩的故人雖然去世，他的遺屬仍須眷顧關懷。

　　 父親仗義疏財的性格也影響了母親，1949年至1950年之間，母親逃難居港無屋又無錢，我們在尖沙咀金巴利道押租的房子卻成了很多信宜族人及親戚逃抵香港的第一處居停。記得那時大廳地板睡滿親友，一張大餐桌，桌面固然睡了人，桌下了也睡滿人，我進出必須小心翼翼，一不留神便踩到人了。我家最高記錄，一天曾開七頓飯，因為一天之內，有幾批族人親戚在不同時段來到我家。當時，在香港境況比我們好得多的信宜鄉親大有人在，但是大家就是選中了我們家。原因是我父親講義氣、夠大方的名聲早已在外，我母親又肯竭其所能，熱情接待。鄉親們總要找到落腳謀生的門路才會離去，母親自己已靠變賣首飾度日，但和鄉親道別時還要送些港幣。後來母親離港赴台，去和父親團聚的時候，她的首飾已變賣一空，只剩下手腕的一對玉鐲，那是因為她掌骨變粗大了，捋不出來才繼續戴著的。最後，在台灣因生活所需，母親這一對戴了三十年的心愛玉鐲還是設法除下來，拿去變賣了。

　　敬兄扶弟手足情重

　　父親與胞弟幼剛、堂兄嗣曾被國人譽為“廣東陸氏三雄”，他們有完全相同的學歷，差不多的經歷，性格上卻各有不同。他們青少年即景仰孫中山先生，參加反清革命，是同盟會的會員；他們先後在北京大學畢業，父親讀哲學，叔父讀歷史，伯父讀法律；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在大元帥府工作，又都是胡漢民元老與古應芬元老的得力幹部；他們同時在廣東擔任高階官員，一直是為官廉潔、人格高上的國民黨員，也都擅長於詩文。

　　他們兄弟三人性格迥異是相當明顯的，我父親一身豪俠氣概，爽快開朗，交際圓通，極得軍事將領們的賞識；叔父謹慎細心，沉默內向，受文官如林雲陔省主席所器重；伯父嚴正不阿，認真執法，精研法理，是標準的司法官，受到胡漢民妻舅陳融（字協之）的提攜。兄弟三人同在廣東為官，職位上難免會發生衝突或避忌，每當有這種情況的時候，忍讓成全的必然是我父親。

　　國民黨第四次中全會同時在南京及廣州分別舉行，進行中央委員的選舉。當時正是南天王陳濟棠專權的時期，廣東三陸被歸為以林雲陔為首的“元老派”（真正的元老胡漢民和古應芬都已先後逝世）。陳濟棠的嫡系人馬稱為“陳老總派”，與當權的“陳老總派”相較，“元老派”當然勢弱。內定的中央委員候選名單中本有陸匡文、陸幼剛兄弟二人的名字，選舉前夕突然有人提出，該添婦女保障名額一名，“陳老總派”當然無人肯讓，經林雲陔、鄒魯和陳濟棠商議，決定由陸氏兄弟自行磋商誰留誰去。父親委曲求全，自願將席位讓給胞弟，所以這一屆中央監察委員由陸幼剛當選，而父親卻失去當選的機會，省黨部的老同志極感憤怒，認為陳派人馬已佔絕大多數，居然一席不讓，實在太不公平。

　　抗戰勝利，父親被張發奎將軍重用，紅極一時，幼剛叔父爭取不到廣州市長，相較之下，幼剛叔父就顯得落寞了。父親極重視愛弟的感受，大力向張上將推薦。在廣州市成立臨時參議會時，省主席羅卓英提名三人為議長的候選人，經張上將最後決定，由陸幼剛出任。叔父終於獲得理想的市首長的職位，而父親扶弟，可謂用心良苦了。

　　嗣曾伯父因執法不阿開罪了南天王陳濟棠，被迫辭去高等法院院長之職，林雲陔主席為減輕他無處可去的尷尬，在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加設副校長職位。當時我父親在籌建學校時即奉派為秘書長，嗣曾伯父才剛進校，林主席不免沉吟，這副校長職位該給誰呢？父親知道了連忙謙讓，認為副校長職位應給陸嗣曾，讓他有下台階後的安置，所以由兄長擔任最合適。父親這些敬兄扶弟的手足之愛，曾傳為政壇佳話。

　　鶼鰈相依白髮齊眉

　　父母親的婚姻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合的，十八歲的九少爺陸匡文（父親行九） 娶進十七歲的李淑勤淑女，兩人恩愛，相互扶持到逾古稀之年，按西洋說法，父母已過“金婚”，向“鑽婚”邁進了。

　　我家氣氛和諧，父親一向尊重母親，忍讓相處，從未聽見他們爭吵過。我四歲時（1934年）家中突發一椿意外，大姐景蘊在鐵路平交道旁不幸車禍喪生，母親難以承受失去掌上明珠之痛，精神幾瀕崩潰，長期留醫治療仍留下神經衰弱，心律不整種種病根。母親是名門獨生千金，本就有點小姐嬌氣，過去父親已慣於溫言細語與她溝通。母親得病之後父親變得更溫順了，而且將自己的臥床從雙人房搬出，讓母親可以安靜休息。後來雇請私家看護，貼身照料母親，父親就一直獨睡了。

　　算算父親當時不過四十歲出頭，家中妻子長年生病，他居然沒有在外面找外遇，結識什麼紅粉知己，實在太難得了。

　　在我一心侍親、常在父母身邊的十幾年當中，我親眼看到父親真做到了百依百順，不時用行動表達他深切的摯愛。母親喝中藥，父親從看護手中把藥接過來，用嘴吹涼，扶起母親慢慢喝下。這種細膩的動作做三兩天還可以，做上十幾年就難了，都說“久病床前無孝子”，父親卻做到“久病床前仍愛妻”。

　　我抵台初期，家中經濟環境尚未改善，燉一隻雞進補是件大事，父親要仔細撇掉雞湯上面的浮油，倒出最純淨的雞湯，讓母親一小匙、一小匙的喝完。剩下的雞肉要留給我晚上回家當宵夜，我問他為什麼不自己吃掉，他說：“我常有酒宴，吃得太多，該讓你年青人多吃。”這又是難忘的父愛。

　　身壯力健的父親最後竟要臥病三年，先母親而去，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到了後期，父親的意識依然清明，但語言功能盡失，只能用眼神與我們交流。當母親坐近床邊的時候，他的眼神特別溫順，而且充滿愛意。如果我再挨過去，他會看看我，再看看母親，我知道他是放心不下母親的意思，於是我輕拍他說：“阿爺！（這是我們兄弟姐妹對父親的暱稱，也是古人對父親的稱呼）您放心吧！我會一如既往好好照顧母親的。”

　　父親深愛母親，雖病弱仍不離不棄，綿綿情意，至死不渝，堪作世人典範。

　　最後，我謹録先父陸匡文公於1946年3月21日所撰自傳中的一小段，以見其畢生志業，亦作為我這篇感言的結語：

　　余賦性愛好自由，弱冠即富革命思想，先後加入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參加實際工作，數十年如一日。……決獻身於革命事業，未嘗稍懈。從政三十年來，為實踐現代化之國家建設而努力奮鬥……

　　陸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