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通過對多個考古遺址的資料分析，認爲要確定哪裏才是中國唯一的稻作發源地是不現實的。並從自然環境和人地關係方面對我國稻作起源和發展進行了簡述。
　　
　　【關鍵詞】栽培稻　起源　植硅體　自然環境
　　
　　Abstract： The thesis analyses materials from several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draws to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unrealistic to determine the only origin of rice planting in China. The thesis also briefly analy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culti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cultivated rice　origin　phytolith　natural environment
　　
　　自從微體古生物學研究出野生稻與栽培稻、籼稻與粳稻植硅體的形態差异後，考古界趨之若鶩，到處尋找距今年代久遠并發現栽培稻植硅體的考古遺址，把它認定爲中國稻作起源的發源地。一會兒是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一會兒是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一會兒是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一會兒又是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由此，形成了中國稻作起源“長江下遊説”、“長江中遊説”、“黄淮流域説”、“華南説”等等不同的學術觀點。
　　
　　 筆者拜讀了這些大作後，認爲要確定哪裏才是中國稻作真正的發源地，是很不現實的。
　　
　　第一，考古界把遺址文化層中是否含有栽培稻植硅體作爲判斷稻作文明的前提，這是片面的。不是所有古人類活動都能留下完整的遺存，受自然和人爲因素破壞掉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植物硅酸體（Phytolith），簡稱植硅體或植硅石，就是植物身體裏的“結石”。某些高等植物從地下水中吸取可溶性二氧化硅，而後沉澱於植物細胞内或細胞外部位置，由此形成的含水非晶態的二氧化硅顆粒。植物死亡、腐爛以後，植硅體就像化石一樣在土壤中保存下來。並不是每一株植物都能形成植硅體，也不是每一處土壤中的植硅體都得以原封不動的保存。它細小如沙塵，水流可以把它冲走、大風可以把它吹散，在南方酸性的土壤、地下水和雨水的環境下，它也有可能被溶蝕重新成爲可溶性二氧化硅。可以想象，如果數十億年以來，所有動植物的遺骸都被保存下來，今人哪有無立足之處。
　　
　　没有發現栽培稻植硅體的考古遺址，並不能就此認定那裏不存在農業。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甑皮岩遺址〔1〕，發現迄今中國最原始的陶容器，年代距今1.2萬年至距今1.1萬年。只是未發現稻屬植物的植硅體，就被認定甑皮岩人是不種稻的，似乎有點差强人意。陶容器最早是用來盛載或炊煮細小并且易流失的食物，如果漁獵是甑皮岩人唯一的獲取食物的手段，那麽食用獸類或魚類，只需明火燒烤就行，他們還未發展到用陶制器皿來烹飪“紅燒肉”或“牛扒”的那個階段。
　　
　　第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類活動遺存都已經被我們發現，中國乃至全球，未經考古發掘和深入研究的地方多了去了，尚未發現並不等於不存在。僅憑兩三處考古遺址所掌握的資料，在缺乏全面而充分的數據統計情况下，輕率地做出“稻作發源地”的結論，爲期過早。我們没有必要去争論“誰是第一”，充其量也只能説“目前發現最早”。
　　
　　第三，衆所周知，現代栽培稻是從野生稻馴化而來的，這一過程是漫長的、曲折的、反復的，期間還可能有失敗，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必然經歷這樣的階段：野生稻（原始種）—過渡類型稻（非籼非粳種）—栽培稻（分化爲籼稻種和粳稻種）。
　　
　　從已獲得的一些考古遺址資料也可以看出其演化過程：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距今13000—距今8000年）〔2〕，發現了多粒水稻植硅體，屬於非籼非粳型，不具備明顯的栽培稻特徵；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吊桶環遺址（下層距今20000—距今15000年、上層距今14000—距今9000年）〔3〕，各層位都發現了水稻遺存：底層（G層）只見野生稻植硅體、中層（C層）栽培稻植硅體多於野生稻、上層（B層）則基本爲栽培稻植硅體；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8500—距今7000年）〔4〕，發現了有稻殻印痕的紅燒土，篩選出大量碳化稻米，經鑒定屬於籼、粳分化過程中的稻種；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7000—5000多年）和桐鄉羅家角遺址（距今7040±150年）〔5〕，都發現了水稻葉片運動細胞植硅體，兩遺址的植硅體形狀特徵比較，分别爲粳稻和籼稻；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距今5000—4000年）〔6〕，統計了有重要意義的植硅體形態類型，發現有水稻扇形植硅體、水稻啞鈴形植硅體和水稻穎殻等三種類型，具有現代稻種特徵……
　　
　　究竟哪一階段才算是稻作起源呢？古人可没有我們想象得那麽復雜，當初，他們只爲了裹腹，才去尋找可以充飢的食物。不知是誰首先發現了野生稻可以食用，不知是誰煮出了第一碗香噴噴的米飯，不知是誰多個心眼留下谷種並拿去集中種植……這一切都無從考究，然而，從野生稻發了“質”的轉變那一刻開始，便可認爲我們的先人已經掌握了水稻的馴化，盡管那僅僅是農業的啓萌。
　　
　　第四，我們不能用現代的技術去衡量古人。
　　
　　稻作的流程通常是：選種—育秧—整地—浸田—插秧—施肥—灌溉—除草—除蟲—干田—收割—脱粒—乾燥—儲存—選種；（剩下的谷粒）去殻—食用。
　　
　　而古人的做法就簡單多了，或許他們一開始並不懂得如何選種、育秧，只知道找一塊濕潤、鬆軟的土地，把谷粒撒上去，等待收穫。這期間，他們發現雜草和蟲害會影響水稻的生長，就去除草、捉蟲；發現了土壤的肥沃與貧瘠是稻穗飽滿度的關鍵，就試着施放糞便；發現了砍砸器無法用於收割，才學會了打制或磨制帶有刃部的石器、骨器或蚌器等；發現了稻穀需要脱粒、去殻，才發明瞭石臼、石磨盤等；發現了裝載或煮食稻米需要器皿，才運用了制陶技術……只有在實踐中遇到了問題，才會有相應的農具和炊具發明。也就是説，先有稻作，後有農具。像河姆渡遺址那樣，石器種類中有斧、錛、鏟、刀、鑿、鏃等，骨器種類有耜（鏟）、鏃、鑿、匕等，陶器有釜、鉢、罐、瓮、盤等，甚至還有木桶、木盆和木碗〔7〕，説明此時此地農業生産技術水平已經相當成熟了，説成是稻作起源地，有點牽强。我們不能僅憑技術與工具的先進與否來判斷是不是起源地，所有的新生事物，一開始必然是原始的，也許並不形成規模的，也有可能被另一事物修正、超越甚至推翻。
　　
　　第五，我們要研究的是“起源”而不是“起點”。“起點”只有一處，時間只有一瞬；而“起源”可以有多處，時間也略有先後。不舍細流方成江海，我國農業起源也有着廣泛的基礎，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原因，經過多少次嘗試、多少次失敗，最終才使得農業在我國興起，應該説這個過程是社會性的。
　　
　　陳淳教授説得好：“我們認爲，我國農業起源的研究應該擺脱一味尋找最早栽培穀物和確定最早起源時間和地點的陳舊模式，從史前文化適應和環境互動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經濟形態在長時段中的演變，以便更深入地瞭解農業起源的原因和歷程。”〔8〕
　　
　　我國目前發現早期稻穀遺存的遺址有近百處，北起黄河，南到珠江，東有江浙，西達雲南。也就是説，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我國栽培稻的分佈已經相當廣泛。不否認，他們之間也許存在着某種程度的交流，但尚無充分的證據説明只有某某地才是稻作的起源地，並由此推廣到其他地方。如果那樣，爲什麽雲貴地區的少數民族刀耕火種幾千年直到二十世紀初，而中原的先進技術却遲遲滲透不進去呢，總不會既傳播了種植技術又封鎖了耕作技術吧。
　　
　　 第六，稻作起源必須具備一定的環境條件和人口壓力。
　　
　　環境條件包括平坦的地形、穩定的水源、適宜禾本植物生長的温暖氣候、豐富的野生稻資源。這些自然條件，華南與西南地區無疑得天獨厚。人口壓力則是在末次冰期後，各種各樣的生物迅速增長，而作爲食物鏈頂端的人類增殖速度更是突飛猛進，打破了原有相對平衡的自然環境系統，這一現象尤以平原地區爲甚。人類社會必然需要開拓新的食物來源，建立新的生存模式來適應新的環境，從而，促進初級農業的産生。
　　
　　有人認爲華南地區食物來源豐富，人們可以在任何季節，通過采集、狩獵或捕撈便可得到充足的食物，不需要發展農業來提供食物，由此否定了稻作技術起源於華南。
　　
　　不要以爲那時的華南就是“共産主義”！“各盡所能、共享成果”的原始共産制度只是在氏族内部才會存在。即使這樣，有好吃的東西、獵物身上最好的部位也要奉獻給氏族首領，“各取所需”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氏族（而後爲族群、部落，最後發展爲國家）之間對於領地和資源的争奪，從古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過。在氏族内部，不守族規、敢於“犯上”、威脅到首領地位的人（尤其是成年男性），也會被趕出家門。
　　
　　那時，尚未完全脱離穴居生活的人們，“山”是他們的根本，“占山爲王”，是氏族領袖最爲得意的事。山下的食物來源較山裏匱乏，處於下風的氏族以及流離失所的人群爲了生存，必然要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原本不起眼的禾本科稻穀便成爲人們的填飽肚子的“口糧”。然而由於“地盤”所限，只能在屬於自己佔領的那塊土地上有所收穫。“窮則思變”，於是，人工栽培稻就在人們“不情願”中被“逼”出來了。
　　
　　筆者認爲中國稻作起源與發展過程大致是這樣的：
　　
　　冰河世紀結束以後，地球氣候於大約1.7萬年前開始變暖，氣温逐漸地回昇。
　　
　　之前，人們的生活方式主要以狩獵爲主，漫長的冰河世紀使得可以獵取的動物越來越少，采集經濟的地位日益增强。采集的品種除了有喬木、灌木的果實外，野生稻穗也是其中之一。江西仙人洞遺址的下層出土大量的野生稻花粉和植硅體（距今14610±290年），發現有人工干預的痕迹〔9〕。
　　
　　到了1.3萬年前，南北半球春暖花開，一片繁榮景象。但是，好景不長，在12640年前，氣温又驟然下降，世界各地轉入嚴寒，兩極和阿爾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蓋擴張，許多動植物大批死亡並滅絶，嚴重破壞了早期人類文明的發展。這一次降温是很突然的，在短短十年内，地球平均氣温下降了大約7—8℃。這次降温持續了上千年，氣候是乾冷的。這就是地球歷史上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The Younger Dryas Event,簡稱YD)，據説起因由一顆即將撞擊地球的巨大彗星在北半球上空發生爆炸。
　　
　　爲了禦寒和躲避同樣飢腸轆轆的猛獸侵襲，大部分古人類選擇了穴居生活。這個期間，人們日夜以火爲伴，不經意間發現經過篝火烘烤過的粘土會變得堅硬和不透水，把泥團捏成什麽樣，燒出來還是什麽樣，最原始的陶器也許就這樣産生了。湖南玉蟾岩遺址出土的陶片爲距今12060±120年，甚至陶片之下還發現1粒古稻穀〔10〕。
　　
　　直到11500年前，氣温突然回昇，地球歷史進入了全新世。我國西部青藏高原的冰雪大量融化，洪水流向江河下游，華中、華東、華南的平原地區和西南的低窪平地（壩子）一時間變成了水鄉澤國。暖濕的氣候讓沼澤濕地中生長出大量草本植物，其中不乏喜温喜水的禾本科野生稻。適宜的氣候、優越的自然條件也造成人類迅猛增殖，在人口壓力下，人們不得不尋求新的生産和生活模式，覓食的目光轉向了可以食用、又能在較短時間内再生的水稻，在北方乾旱地區則是黍（粟），從而開始了我國農業的初級階段——原始農業期。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極爲關鍵的時期——從舊石器時代跨進到新石器時代，有學者把這個階段稱爲中石器時代。
　　
　　廣東牛欄洞遺址發現了非籼非粳型水稻植硅體，年代距今1.1萬左右〔2〕；江西仙人洞遺址上層發現了栽培稻植硅體，年代也在距今1.1萬左右〔9〕；浙江上山遺址通過對土層的浮選，發現1粒約1萬年前的稻米〔11〕；湖南彭頭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稻殻印痕、稻殻、稻草、稻穀和稻米，屬於已完成分化的栽培稻，距今約9000年左右〔12〕。從各地遺址出土的稻作遺存以及工具、動物化石等來看，都有其本身的特點，雖然所發生的時間先後有所差异，但没有證據表明，水稻栽培方法是一定是從哪裏傳向哪裏的。
　　
　　距今8490—8200年，又一次强降温事件到來〔13〕，雖然持續不到300年，而且氣温下降的幅度、涉及的範圍也不及新仙女木事件，但造成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許多本來已經遷移到北方的動植物耐不住寒冷，難以存活。已經下了山的人們回不去或者也不想再回到山洞裏去了，河南賈湖遺址（總的年代跨度爲距今9000年至距今7800年）〔14〕發現了房基、窖穴和陶窑等建築遺存，説明古人已經適應並習慣了平原生活，創建了原始居所和貯存食物的窖穴，並大規模燒制陶器。平原的食物來源捉襟見肘，更依賴於農業來解决食物問題，除了開始馴養家畜外，賈湖遺址還出土了有稻殻痕迹的紅燒土，篩選出大量碳化稻和碳化米，表明糧食逐漸佔領主導地位。在與自然環境的抗争中，農業生産技術得到了極大改進，種植以及糧食加工的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種類更加豐富和精緻。人們還創造出專門用來鬆土的骨制或木制農具——耜。我國的農業進入了鋤（耜）耕農業期。
　　
　　强降温事件結束，大地再次回暖，萬物復蘇。到了距今6000年前後，氣候平穩，大體上與現今差不多。經歷了長期嚴寒考驗的人類，思想更加成熟，體質更加健壯，適應環境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加强大。此時，我國的農業如雨後春笋般蓬勃發展，蒸蒸日上，南稻北黍的格局基本形成。隨着青銅器的出現，實現了鋤（耜）耕農業期向犁耕農業期的過渡，人類社會進入了文明時代。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專業委員會等：《英德牛欄洞遺址——稻作起源與環境綜合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3年。
　　〔3〕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萬年縣大源仙人洞第二次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12期；嚴文明、彭適凡：《仙人洞與吊桶環——華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5日。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5〕鄭雲飛、俞爲潔等：《河姆渡、羅家角兩遺址水稻硅酸體形狀特徵之比較》，《株州工學院學報》2000年4期。
　　〔6〕薑欽華：《應用植硅石分析鑒定我國史前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94年1期。
　　〔7〕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8〕陳淳、鄭建明：《稻作起源的考古學探索》，《復旦學報》2006年4期。
　　〔9〕彭適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談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發掘的主要收穫》，《農業考古》1998年1期。
　　〔10〕袁家榮：《湖南道縣玉蟾岩1萬年以前的稻穀和陶器》，載《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1〕蔣樂平：《浙江浦江縣上山新石器時代遺址——長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發現》，中國論文下載中心，2006年4月29日。
　　〔12〕裴安平：《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再論》，《農業考古》1998年1期。
　　〔13〕金章東、Jimin YU、吴艷紅、王蘇民：《8.2 ka BP 冷氣候事件確實在中國發生過嗎？》，《地質評論》2007年5期。
　　〔14〕王象坤、張居中等：《中國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新發現》，《中國栽培稻起源與演化研究專輯》，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1996年。

　　（譚惠忠，廣州地理研究所，高級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