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二十世紀20年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年代。本文回顧了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發現含彩色陶器的史前文化的經過，并介紹了仰韶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歷程。
　　
　　【關鍵詞】仰韶文化　新石器時代　安特生　考古發掘　文化譜系
　　
　　Abstract：The 1920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of the archaeology of Neolithic Age in China. This thesis reviews how the Sweden geologist J.G Andersson found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which features in painted pottery in Yangshao village in 1921,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Key words:Yangshao culture　Neolithic age　J.G Anderss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cultural genealogy
　　
　　二十世紀初，中國考古學方興，考古發現寥若晨星，然而二十年代却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年代。
　　
　　仰韶村　以仰望韶山爲名的仰韶村，位於河南澠池縣黄河南岸，飲牛河西側，是豫西的一個普通的山村。在舊中國，它和千萬農村一樣，貧窮、愚昧、落後。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這裏發現了含彩色陶器的史前文化，被定名爲仰韶文化，從此“仰韶”這個名字逐漸進入世人的記憶和視覺。
　　
　　1914年安特生來華受聘於北平的北洋政府，1918年他曾來仰韶村調查古生物化石。1921年他第二次進入仰韶時，在村南的冲溝斷崖上發現了含有石器和彩陶片的地層，當年10月進行了首次發掘，對這些出土文物的類型品分析，安特生第一次把它定名爲仰韶文化〔1〕。1923年安特生在去甘青考古調查途經西安，在十裏鋪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在青海西寧朱家寨、貴德羅漢堂也發現仰韶文化遺址。安特生在他的地質旅行中向世界第一次報導了這些重大發現。
　　
　　五十年代考古研究所河南調查團對仰韶遺址作了新的調查，並進行了第二次發掘〔2〕，八十年代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對仰韶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3〕。仰韶村遺址面積36萬平方米，包含仰韶、龍山文化兩個不同時期的文物，仰韶文化又可分爲兩個不同發展階段，一是屬於後來發現的仰韶廟底溝類型，二是相同於豫西、晋南及關中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仰韶遺址的先民已處於原始的刀耕火種鋤農業階段，兼有采集漁獵等經濟活動。遺址出土物相對較少，但很具特色。澠池地區黄河對岸的汾河流域臨汾盆地也是仰韶文化産生的摇蘭，1926年中國學者李濟等人首次發掘了夏縣西陰村〔4〕，所獲遺物中的陶器和彩陶片完全相同於仰韶遺址，給這個剛誕生不久的仰韶文化有力的支特。此後黄河中游一系列仰韶文化的考古發現所包含的紅色、橙黄色的彩色陶器群，作爲中華遠古黄土兒女創造的一種文化特色而聞名中外。
　　
　　半坡村　西安東郊白鹿原下，浐河東岸二級臺地的一個小村荘。它背原臨河，地勢優越。1953年發現古遺址，面積約5萬平方米。1954—1957年，考古學家石興邦主持發掘了半坡遺址，揭露出大致完整的原始聚落（包括房址、地窖、壕溝、窑址、墓地）。考古學家把該遺址中出土的圜底鉢、細頚壺、尖底瓶、折腹盆、小平底瓮、斂口罐等一群紅色陶器和彩陶歸入仰韶文化系統之中。事實上半坡出土的彩陶和陶器的器形、紋飾大部份並不同於仰韶村遺址。它的彩陶綵繪顔色是紅地黑彩，陶盆除外壁口沿施彩外，有一定數量的盆内綵繪。花紋母題以動物圖案如人面魚、魚、鹿、蛙爲主，魚紋最具特色，彩陶中以直綫、折綫、直綫三角，網紋等規整的幾何形花紋爲主，部分幾何形花紋來自魚紋圖形漸次抽象化演變而成〔5〕。
　　
　　廟底溝　廟底溝在仰韶村西約50公里的陝縣（現三門峽市）南關，北臨澗河的臺地上。是三門峽水庫區考古隊發現的一處内涵豐富的古遺址，面積24萬平方米。1956－1957年，安志敏主持了廟底溝遺址的大面積發掘，發現仰韶文化廟底溝工期的房址2座，灰坑168個，以及早期龍山文化（廟底溝Ⅱ期）的房址、灰坑、墓葬等遺迹，出土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等遺物，復原了近700件陶器，提供了與仰韶村類同的彩陶和器物群。廟底溝彩色陶器較多，器形以曲腹小平底碗、卷唇鼓腹盆、斂口罐、高領罐爲主、彩陶多黑彩少紅彩，有白衣彩陶，陶盆少見盆内施彩。綵繪圖案多由圓點，弧綫、鈎葉、弧形三角搆成的花卉，垂弧紋、花葉紋等。彩陶富弧綫美、圓潤流暢，部分幾何形花紋來自鳥紋圖形抽象化演變而成，動物花紋較少僅有少量鳥紋、蛙紋，還發現不見於半坡的陶釜、陶竈。廟底溝遺址的發掘極大豐富了仰韶文化的内涵，它可以代表和反映仰韶文化的面貌。
　　
　　1958年，以半坡遺址保存的考古遺迹爲基礎建成我國第一座遺址博物館。陳列室放置展出半坡出土的文物精品。半坡博物館向世界和國人提供了仰韶文化最實感的文物資料，宣傳了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自此，半坡文化就成了仰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半坡作爲仰韶文化寫進各種歷史教科書，流傳至今。人們對仰韶村遺存反而漸漸淡忘了。
　　
　　1959年，記録廟底溝發掘成果的田野報告《廟底溝與三裏橋》〔6〕先於半坡發掘報告問世。仰韶廟底溝與仰韶半坡的差别是一望而知的，1959年《考古》第10期同時發表了安志敏《試論黄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石興邦《黄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兩篇文章引發了有關廟底溝與半坡的争論，考古界第一次在仰韶文化中使用“類型”這一概念。60年代初，圍遶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的差别、文化性質，孰早孰晚掀起一陣争論的旋風，從事史前考古的學者幾乎都被卷進這次旋風之中。事隔不久，仰韶文化的類型就增多起來，如後崗類型，王灣類型、秦王寨類型等。
　　
　　1965年，考古學家蘇秉琦在《考古學報》發表《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7〕，對仰韶文化的類型、社會性質，及其與周鄰原始文化的關係作了全面的探討，並分析了西安半坡的各種文化因素，界定半坡類型只限於半坡遺址的早期遺物，蘇先生擇出廟底溝、半坡兩類型的典型器物如尖底瓶、彩陶盆、細頸瓶（壺）進行分析對比，發現兩類型中的兩種尖底瓶（雙唇口與葫蘆口），瓶口各异，但變化序列相似，兩類型中主要綵繪圖案作風變化序列相似，但彩陶盆有鼓腹平底與折腹圜底之差别，彩陶母題也有鳥紋與魚紋之不同，兩類型的陶瓶變化相似，但前者葫蘆口，後者細口長頸，造型不同。蘇先生認爲廟底溝類型與半坡類型兩者應是大體同時的，兩者曾經經歷過一段類似的發展過程，不存在兩類型之間的銜接和轉變的迹象。這種真知灼見爲後來仰韶文化不斷發現的新材料證實。
　　
　　1984年，主持過西安半坡發掘的考古學家石興邦爲《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撰寫仰韶文化辭條，他介紹了仰韶文化的發現、研究、分區和類型、聚落布局、房屋建築、社會經濟、工藝技術、墓地葬俗、藝術、社會生活。在辭條中他把仰韶文化分爲四個時期、四個地區、八個類型。關中晋南豫西是它的中心區，第一期到第四期依次爲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西王村類型〔8〕，在這裏，類型被賦有分期的早晚意義。
　　
　　有些學者對仰韶文化的類型劃分並不認同，有學者指出：“所謂的仰韶文化實際上是一個龐雜的複合體，它包含了幾個不同文化系統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既然仰韶文化是以河南仰韶村遺址而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嚴格地説只能包含和仰韶村遺址一、二期文化面貌相同的文化遺存。”〔9〕
　　
　　渭河流域的關中盆地是半坡類型文化的中心，發現與發掘的重要遺址也多，如半坡、北首嶺、薑寨等，它們雖然都是環壕聚落，但各遺址的布局，情景有不少差别。
　　
　　半坡聚落第一次向人們揭示了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莊。清理了46座房址，密集的建築群包括早、晚兩期，房屋有圓形、方形，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框架建築，包括大中小型組合，以中型爲主，每座房址都有燒火坑，門朝南開，座落在南邊中心的是一座160平方米的大房址，圍遶村子有300多米的壕溝，溝北爲氏族公共墓地，清理了100多座成人土坑墓，小孩瓮棺葬多埋在房屋附近。溝東是陶器生産區，清理了6座窑址〔10〕。由於半坡只發掘了遺址的五分之一，它的布局尚未完整揭露出來。
　　
　　 相對來説寶鷄的北首嶺就比半坡布局完整。北首嶺位於金陵河匯入渭河的西側臺地上，遺址中心有一南北寬50米的廣場，西側有一座90平方米的大房子，其餘均爲中型半地穴式房址約有20多座分佈在廣場的北、東北、西㈡南、南側，房址門道均開向廣場，公共墓地在居址南邊，和房址相隔30米北首嶺遺址提供瞭望門居的布局模式〔11〕。
　　
　　 西距半坡十餘公里的臨潼薑寨遺址揭示了一個比半坡、北首嶺更完整的聚落。村莊成橢圓形，中心爲一地勢略低的廣場，面積約5千平方米，在其周圍的東西、南、北、西北分佈有一個建築群，共計房址一百多座。每一群房屋都由一座大房子，十幾座或二十幾座中小房子組成，各群房屋門道朝向中心廣場，形成了一個團結向心的村莊，在房屋附近分佈着各有歸屬的幾百個窖穴和二百多個小孩瓮棺，居住區西邊臨河、北、東、南各挖有三段寬深約2米的圍護溝，溝外清理了170多座成人土坑墓，是氏族的公共墓地。村西小河邊也清理了幾座燒制陶器的窑。廣場内還發掘出牲畜圈欄，道路等。在村莊東邊的南、北兩個路口及村北壕溝凹突處各修有一處用作瞭望、守護的“哨所”〔12〕。
　　
　　 以上這些遺址雖然有所差别，但只是大同小异，它們所呈現的清晰、完整、典型的聚落模式均屬半坡類型（文化）。至今我們尚未發現廟底溝類型（文化）的聚落形態。近年，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據説發現廟底溝類型的壕溝，該遺址中的西王村類型遺址存中發現成排的房址布局〔13〕。
　　
　　最近十年仰韶文化的一項重大成果是河南靈寶西坡的發掘。西坡位於靈寶陽平鎮，在陽平鑄鼎原周圍分佈有密集的遺址群，其中仰韶文化遺址就有24處，是廟底溝類型（文化）最密集的分佈區。2000年開始，鑄鼎原聯合考古隊對其中的西坡遺址進行了多次的發掘，西坡遺址（廟底溝類型後期）出土成套大型陶器、玉器、骨器，墓葬隨葬禮器（陶簋、大口缸、玉鉞），發現有大型房址F106，占地240平方米〔14〕，超大型房址F105，占地面積516平方米，有回廊組成〔15〕，經過鑽探和試掘，發現有大圍溝環繞，諸多因素顯示了這時西坡的社會明顯復雜化。西坡的全貌還不太清楚，但這裏是廟底溝類型（文化）的中心則是毫無問題的。若假以時日，廟底溝類型（文化）的聚落形態也將會揭示。
　　
　　多年以來，考古學家致力於考古學文化的區、係、類型的理論探索，1981年蘇秉琦發表《關於考古文化的區係類型問題》〔16〕揭示了分别爲陝豫晋鄰境地區、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湖北及鄰近地區、長江下游地區、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爲中軸的南方地區、長城地帶爲重心的北方地區等的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劃分。把仰韶文化發生的中心區列爲第一，足見陝豫晋地區的重要。論文所列地區内多數的文化類型的遺址均有較精確的C14 年代數據支持，比較科學精確。區係類型理論的確立，擴大了考古學家的視野。但是也是隨着新資料的日益增多使仰韶文化類型的概念空前膨脹，仰韶文化共同體像滚雪球一樣越滚越大。不少考古學家認爲多類型的仰韶文化其内涵實際上包攬了黄河中游地區石器時代多個文化體系或發展階段，經過深入研究及反思，開始摒棄原來界定的文化類型概念。筆者同意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分别改爲仰韶時代（時期）的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17〕。
　　
　　1978年開始，經過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中國考古學進入真正的黄金時代，各種新發現層出不窮，研究更加深入。黄河中游發現了一批早於仰韶文化的新文化，除了早先已知的老官臺文化外，還有磁山、裴李崗文化、白廟文化、大地灣工期文化等等。臨潼新發現的零口文化則填充了半坡文化與白廟文化的中間鏈條〔18〕，晋南盆地是仰韶文化孕育的摇蘭，翼城棗園〔19〕、北橄〔20〕、侯馬禇村〔21〕等早期遺存早於廟底溝文化並可以歸入同一文化體系。另外，靈寶西坡大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廟底溝文化後段重要的資料〔22〕。
　　
　　曾經命名爲仰韶文化的仰韶村的考古發現，開創了黄河中游地區石器時代文化的一個時代。仰韶文化和1926年發掘的西陰村文化均可融入廟底溝文化之中。在陝豫晋交界的中心區，仰韶時代新的文化發展程式可表述如下：
　　
　　零口文化—半坡文化—史家村文化—西王村文化
　　
　　棗園、北橄文化—廟底溝文化—西坡文化—西王村文化
　　
　　半坡、廟底溝文化的差异越來越明顯，應是文化的差别，證實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對它們分析判斷的正確。只是比半坡文化稍晚的廟底溝文化與周邊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河村文化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它有比半坡文化更强勁的力量，廟底溝文化繁盛時期，曾大面積覆蓋了黄河中游地區，在分别爲魚紋或鳥紋的彩陶母題較量中，鳥題材的廟底溝文化最終在仰韶時代佔據了完全的優勢。
　　
　　經過了幾十年考古學的發展歷程，九十年前黄河流域晨星稀疏的仰韶文化已經蝶變成滿天星鬥的仰韶時代，發現所屬遺址數以千計。仰韶村新落成的仰韶文化博物館與許多以遺址名稱定名的博物館如半坡、河姆渡、良渚一樣成爲一個值得人們記憶的標識，在中國文化史上又立了一塊有時代意義的豐碑。舊中國時期流失在海外的仰韶文化的珍貴文物是全人類的遺産，仰韶文化博物館的建成，希望和相信這些文物會陸續返回祖國，這也是我們的良好願望。
　　
　　仰韶文化發現九十週年之際，我們深深懷念安特生這位爲中國考古學做出貢獻的先行者。對安特生的評價，同代人考古學家李濟稱贊他“不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專家，他知識淵博，旅行時關注任何科學現象”，“這一劃時代的科學成果，標誌着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最古老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李濟：《安陽》）。地質學家的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重大發現成就了考古學家安特生畢生的學術事業並給予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聲譽。他曾參加北京猿人（周口店）遺址的早期工作，在中國大地的多個地區、地點留下了他考古的足迹，在中國出版了《中華遠古之文化》、《奉天錦西沙鍋屯洞穴層》、《甘肅考古記》。1926年，他返回祖國受到空前隆重的歡迎，擔任剛建成的東方博物館館長，他把精力集中在對中國史前考古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上。從1943年開始，在東方博物館館刊上陸續刊佈了《中國史前史研究》（1943年）；《甘肅西寧縣朱家寨遺址》（1945年）；《齊家坪和羅漢堂》（1946年）；《河南史前遺址》（1947年）。
　　
　　他的許多著作讓世界認識中國，認識古老的中華文化，産生過極大的影響，作爲地質學家，他還把考古學引導到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道路。
　　
　　黄土高原豐富而獨特的文化遺存深深地吸引着這位异國地質學家，是安特生學術生命的轉折點，用他自已的話説：“正是這許多偉大發現，使我完全地放棄地質工作而把我的餘生獻給考古研究”。他的後半生實踐着這種信念和諾言。
　　
　　在中國考古學初始階段，安特生受時代的局限和本人世界觀的影響，他的一些見解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和缺點，如甘肅考古六期的劃分，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設等等，在很長時間内影響了中國學界。後來安特生在新材料的發現和接受學術的批評中，以一個學者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毅然抛棄過去的不正確看法。1943年，安特生講過一段話：“當我們歐洲人在缺乏輕重比例和正確觀點的優越感偏見影響下，談到什麽把一種優越文化帶給中國的統治民族的時候，那就不僅是没有根據，而且是丢臉的。”這一段話是一個真正學者勇於修正錯誤的内心表白，僅就這一點的真誠，安特生獲得了學界的歡迎和尊敬。
　　
　　祝願仰韶文化博物館爲中華文化再造輝煌！
　　
　　注釋：
　　〔1〕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匯報》第五號，1923年。
　　〔2〕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調查團：《河南澠池的史前遺址》，《科學通報》1951年9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澠池仰韶遺址1980—1981年發掘報告》，《史前研究》1985年3期。
　　〔4〕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1927年。
　　〔5〕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裏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7〕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年1期。
　　〔8〕《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頁595—602。
　　〔9〕丁清賢：《關於“仰韶文化”的問題》，《史前研究》1985年3期。
　　〔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鷄北首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12〕西安半坡博物館等：《薑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工作部：《陝西考古研究的歷史與收穫》，《考古與文物》2008年6期。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型房址》，《考古》2005年3期。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105號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8期。
　　〔16〕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係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5期。
　　〔17〕張忠培：《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1期。
　　〔18〕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零口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1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棗園》，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年。
　　〔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季刊》1993年4期。
　　〔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馬褚村遺址調查試掘報》，《文物季刊》1993年2期。
　　〔22〕同注〔14〕。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靈寶西坡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曾騏，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教授；廣東省文史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