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古代嶺南環境惡劣，經濟文化大大落後於中原北方，從秦至宋元，一直是朝廷貶謫官員之地。以韓愈、劉禹錫、蘇東坡爲代表的流寓名人流放到北江地區或假道北江南下，爲當地作出了巨大的文化貢獻，因此而形成的流寓文化作爲一種特殊文化類型，是北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産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應予充分開發利用，爲現今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關鍵詞】北江　流寓名人　歷史貢獻
　　
　　Abstract：In ancient times, the environment of Lingnan regio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has unfavorable climate and its economy and culture lagged far behind the North. From the Qin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Lingnan region had been the place for banished officials by the imperial court. For example, Han Yu, Liu Yuxi and Su Dongpo, celebrities who were sent into or passing by the North River area,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culture. The exile culture, as a special type of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orth River Culture, which has a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history and is supposed to be fully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o serve for th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North River　exiled celebrity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中國歷代人口遷徙對中原以外的文化興起和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北江文化的發展與輝煌成就也得益於古代中原文化在當地的傳播，其中一個重要傳播途徑即通過貶謫和流寓人士南下而産生的。這些人被貶到南疆蠻荒之地，運用其權力與文化影響力，往往能推動地域文化的發展，甚至影響到一些地方的文化風貌。如唐代韓愈、劉禹錫、蘇東坡等流寓或途徑北江地區，對北江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文化名人效應，至今尚未泯滅。
　　
　　一、流寓文化概念
　　
　　“流寓”即寄居之意，又稱寓賢，是歷史上不同類型的群體或個人因轉徙而産生的社會文化現象，尤指有一定影響的，從异地遷移到本地長期或短期居住的社會、文化界知名人士。流寓主體遷移的原因和寓居形式多種多樣，有自請外任，剌守某郡者；有貶謫流徙，帶薪安置者；有隨軍遠征，落籍不歸者；有避亂訪友,僑居爲客者；有遊學道佛,終其一生者等〔1〕。這種以流寓人士爲載體，因生存空間的轉换或變更帶來並産生的文化稱爲流寓文化。因貶謫人士幾乎都是被流放到邊遠蠻荒之區，對當地開發起到積極作用，故流寓文化亦被稱爲“開疆文化”，是原居地和寓居地兩種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文化類型。當原居地文化處於一種先進或優勢文化時，則以一種高位勢能輻射並影響寓居地文化風貌或結構，對其産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反之，當寓居地文化處於優勢文化地位，原居地文化則會被同化。其原居地文化通常是處於一種先進、强勢地位而深刻影響和改變相對落後、弱勢的寓居地文化風貌。這種由貶謫人士興起和傳播的流寓文化，其原有的語言、習俗、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基因，在社會生産、文化教育、語言、習俗、行爲方式、思維理念等多個層面都深刻地影響了當地文化。歷代貶謫嶺南的文化名人及其貢獻可謂是流寓文化的一個典範。
　　
　　二、流寓入嶺南的歷史文化名人
　　
　　對獲罪官員進行貶謫或編配，是朝廷處置犯官的一種重要方式。古代嶺南燠熱難當，瘴癘充斥，到處崇山峻嶺和惡霧毒蟲的原始地帶，被人視爲畏途，歷爲朝廷貶謫流放官員之地。早在秦代，就有人被流放嶺南，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平津侯主父列傳》所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2），“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第二年，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唐以後，嶺南成爲貶謫人士的最重要的流放地。 據統計，僅唐代貶入廣東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 人(次)，左降官近200人，其中皇親國戚37人(家)，宰相 49人(次)，還有一批高官名士等。宋代整個嶺南地區的貶官，僅見於史籍者，即有 400多人次，湮没無考者，則更是不計其數〔2〕。宋代王暐《道山清話》載：“陳瑩中雲：‘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此處共有兩處相公，前一個相公泛指官吏，後一個相公指宰相。其地因常有宰相貶謫至此，故但見被貶之人，不問官階高低，皆稱爲相公〔3〕。可見，其時被貶入嶺南的官員不僅人數多，而且不乏高官重臣。
　　
　　唐宋時期，邊遠的嶺南接納了被朝廷放逐、從主流社會退出的失意政客和名人。而作爲當時的蠻荒之地的嶺南來説，這些被流放到嶺南的名人，帶來當時鼎盛時期的中原文化，對嶺南的人文文化發展有着重要的影響。從歷史演繹出來的事實看，做官的文人被貶到蠻荒之地，其文化影響力，往往能够奠定地域文化，甚至影響到一些地方的文化建構。這些著名遷客逐臣的文化名人效應，對流寓地的民俗生活與群體心理發生影響，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現象〔4〕。明以後隨着嶺南的開發和經濟的崛起，朝廷不再把嶺南作爲主要流放地，貶官流寓人數也較前代鋭减。在這個貶官逐客的群體中，代表性的人物有杜審言、宋之問、常兖、李德裕、韓愈、劉禹錫、李宗閔、楊嗣復、王義芳、韓瑗、韋方質、李孝逸、韋執誼、敬暉、李紳、陳堯叟、陳堯佐、秦觀、寇準、丁謂、蔡確、包拯、蘇軾、蘇轍、章惇、李綱、胡銓、趙鼎、李光、龔茂良、李心傳、劉克莊、楊萬裏、王岩叟、任伯雨、湯顯祖等。他們的到來如群星隕落夜空一樣，照亮了文化荒凉的嶺南大地。
　　
　　三、歷史流寓名人在北江沿綫留下勝迹及其影響
　　
　　  歷史上，中原流寓人士中除一部分人是通過湘桂走廊入嶺，大多數則是通過走西京古道或南雄大庾嶺道進入嶺南，不少是流寓北江地區，也有途徑北江，作短暫居留後，再輾轉南下。其中韓愈、劉禹錫、蘇東坡等名人在北江地區興教化，辦水利，發展生産，改善民生，培養人才，貢獻匪淺。
　　
　　1. 韓愈對陽山的歷史貢獻及歷史文化影響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夏秋之交，韓愈由國子監四門博士調任監察御史。半年内他兩次上書皇帝，其一是《論宫市》，其二是《論天旱人饑》，均因反對宦官掠奪百姓財物和請朝廷寬免徭役而得罪皇帝，被貶爲陽山縣令。遠離長安的陽山，非常貧困，環境惡劣，瘟疫流行，一片荒凉，韓愈見狀喟然長嘆“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韓愈自貞元二十年（804）二月中旬來到陽山任所，至貞元二十一年（805）三、四月間遇赦離任北歸，在陽山約一年兩個月，爲民做了不少實事。一是親臨政務，廉潔從政爲民。當時朝廷官員被貶至地方，多以清閒爲趣，不理地方政務。而韓愈却像新提拔的官吏一樣，親自從事縣政建設。他常深入到附近的農舍，與老農共飲一碗酒，親身參與漁民的漁業勞作，探求治理陽山的方略。他的《遠覽》詩“所樂非吾獨，人人共此情。往來三伏裏，試酌一泓清。”充分體現了他與民同樂、親民愛民的賢令襟懷。二是重視農桑，發展經濟富民。韓愈把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農耕工具帶到陽山，教人耕織，並重視農田水利的興建維修，改良農作物品種，推廣先進的間種、套種、一年兩熟等農耕技術，大力發展農業生産力，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改變了陽山以狩獵爲主的生活方式，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三是宣揚德禮，興學辦校教民。韓愈注重教化，宣傳德禮，興學辦校，招生授徒，廣東士子慕名請教者大不乏人，在陽山形成一班韓門弟子，南海人區册即爲最受韓愈器重的一個。陽山百姓由此知書達理，提高了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四是建章立制，整頓秩序安民。韓愈治理陽山，一方面建章立制，制定鄉規民約，整頓縣政機構，整治社會秩序，使陽山百姓懂得按制度規約出租賦、奉期約。另一方面，團結當地小吏，打擊邪惡勢力，抑制豪强，維護百姓利益，使之安居樂業。五是排憂解難，惠及百姓。韓愈整治連江河道，修築縣城街道，解决陽山百姓行船難、行路難、過渡難等問題。
　　
　　  韓愈在陽山的仁政愛民善舉，作用匪淺，頗見成效。陽山再也不像他初來時那樣荒凉窮苦，逐漸成爲一個社會秩序正常、百姓生活安定的地方。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廣東學使徐琪在《題陽山淇潭志樹文社》中寫道：“陽邑天下之窮處，開化較遲，自韓文公來宰斯土，一洗鳥言夷面之俗，申之以孝悌，澤之以詩書，陶椒漸摩，浸濡鼓舞，而篁竹荒茅之域，骎骎乎變爲衣冠文物之邦矣。”高度評價了韓愈令陽治陽的業績。清人簡朝亮《登賢令山》詩，道出陽山人對韓愈的心聲：“陽山終不窮，天下知韓公。至今賢令山，何人繼高風”。韓愈還給陽山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産。他在陽山寫的詩歌有《同冠峽》、《縣齋讀書》、《縣齋有懷》、《答張十一》等二十二首，文有《送區册序》、《燕喜亭記》等六篇。這些詩文爲後人研究歷史、認識陽山、宣傳陽山提供了寶貴的文學資料。韓愈在陽山的遺迹有讀書臺、釣魚臺、同冠峽、遠覽、遊息洞、賢令山摩崖石刻（打字岩），以及 “鳶飛魚躍”、《千岩表》和《遠覽》詩石刻等墨迹。這些遺迹遺存藴含着豐富的思想内涵，具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和旅遊價值〔5〕。
　　
　　2. 劉禹錫在連山的歷史建樹和歷史文化影響
　　
　　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劉禹錫因參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運動流産，被貶連州，中途改謫湖南朗州（今常德）司馬。九年後回京，又因借題發揮寫了《戲贈看花諸君》詩，中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影射新貴。於唐憲宗元和十年 (815) 二月再貶連州刺史，在任上工作生活了六年。他在連州勵精圖治，大力發展農業生産，關心民間疾苦，使連州出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連州地處石灰岩地區，用水極爲困難，劉禹錫教農民以機械汲水灌田，緩解旱情，百姓稱快，連州農業生産一片欣欣向榮。其所作《插田歌》描繪了連州百姓春天插秧的歡快圖景：
　　
　　岡頭花艸齊，燕子東西飛。
　　田塍望如綫，白水光參差。
　　農婦白纻裙，農父緑蓑衣。
　　齊唱郢中歌，嚶嚀如竹枝。
　　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
　　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
　　黄犬往復還，赤鷄鳴且啄。
　　
　　連州山川靈秀，湟水（連江）縈逥，但失於利用，殊爲可惜。劉禹錫引入中原和江南造園藝術，引來江水，在城下營建唐代廣東第一個名園海陽湖（今已湮）；精心設計了十景，還作《海陽十咏》詩，膾炙人口，連州因此景而名聲大振。廣州、韶州的官員、文人學士紛紛慕名前來遊覽和仿傚，劉禹錫可謂是廣東園林文化一位先驅。
　　
　　連州爲漢、瑶等民族聚居之地，民族關係復雜，矛盾很多，打鬥事件時有發生。劉禹錫認爲應該從教育入手，提高當地文化水平，才是化解民族矛盾的根本。他積極推行學校教育，傳播中原文化，開連州一代學風，培養一批有用之才。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連州出了第一個進士劉景，劉禹錫欣然命筆，寫下《贈劉景擢第》詩雲：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
　　昨日鴻都新上第，五陵少年讓清光。
　　
　　此後連州“科第甲全省”，成爲廣東歷史早期一個文化中心。
　　
　　劉禹錫到連州，期間曾出現“罕罹嘔泄”疫情。劉禹錫心急如焚，向湖南道州的薛景和廣西柳州的柳宗元請求教藥方。薛、柳二人把一些民間的藥方寄來，十分有效，劉禹錫稱爲“救命三帖”。劉禹錫把自己40多年積累的藥方，編成醫書《傳信方》，大受連州群衆歡迎。如用蘆薈治濕癬，以大藍汁加雄黄治蜘蛛咬傷，以大荳、生薑治腹脹等甚爲有效。這部醫書流傳到日本和朝鮮等地。 劉禹錫以自己的醫藥知識在“荒蠻”之地的連州燃起了科學之光。
　　
　　劉禹錫詩風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氣勢逼人，形式多樣，還善於吸取民歌養分，創作“竹枝詞”、“楊柳枝詞”、“踏歌詞”等，爲群衆喜聞樂見，無愧爲一代詩豪。他在連州期間，寫下了《莫徭歌》、《蠻子歌》、《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等詩篇，熱情贊美連州山川風物，漢瑶各族人民勞動和生活，以及他們的勤勞、勇敢、質檏、善良，充滿了真摯感情和撼人精神力量，在廣東文學史上留下瑰麗篇章〔6〕。
　　
　　3. 蘇東坡在英德、清遠、廣州的歷史功績和歷史文化影響
　　
　　蘇東坡不僅是文壇巨匠，又是一位正直、親民的賢官。他不但在任時“心則在民”，做了許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好事；即使在被貶謫流放期間，仍不忘關心民疾，爲民造福。在他被流放到嶺南時，就曾爲清遠、英德、廣州的民生做出過積極貢獻。
　　
　　據史料記載，蘇軾被貶後曾兩次途經清遠,一次在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受貶的路上，一次是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北歸途經。他不僅到金芝岩憑弔南朝時謀略家盧度坐化的“盧公卧石”，還考察了盧度曾餵養魚的“龍湫湖”等遺迹，並在岩口題刻“金芝岩”三個大字。蘇東坡南謫惠州舟泊飛來峽時,曾到峽石上賞景釣魚，並賦峽山釣磯詩：“孤舟轉岩曲，古寺出堂坳。岸逼鳥合聲，水平山影交。堂空泉瀉玉，砌静笋遺苞。我爲圖名利，無因結此茅。”宋元明清幾代均有名人墨客賦詩吟頌東坡釣磯,今存詩篇20多首，在清遠留下一段歷史文化佳話〔7〕。
　　
　　宋代英州城中，有一條鵝公河將縣城一分而二，原以木板架橋接連兩岸，方便往返，但常被洪水冲毁。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英州知州何智甫帶領群衆修建石橋，解决了百姓“過橋難”問題。石橋建成後，適逢蘇東坡被貶嶺南七年後遇大赦，受皇帝旨意北歸，路過英州。何智甫邀蘇東坡參觀石橋，蘇東坡見橋上人來人往，熱鬧非凡，詳細詢問了建橋的有關情况後，深受感動，欣然命筆，寫下了傳誦一時的四言長詩《何公橋銘》，其中曰“維水之害，咫尺千裏。……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於仁。始作石樑，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悦使。……我作銘詩，子孫不忘”，洋溢着他對何知州深切關心民間疾苦的贊譽之情〔8〕。
　　
　　北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蘇東坡因針砭腐敗的朝政被貶惠州路過廣州。其時他自身貧病交加、處境艱難，但仍不忘百姓疾苦。當他得知廣州瘟疫流行時，心急如焚，立即給他的好友、時任廣州太守的王敏仲寫信，爲治瘟獻計獻策。他在信中，首先肯定王太守在廣州瘟疫流行時，設立渡津，搶救孤兒寡婦，並準備治療之藥，這是當時廣州最大的政事。接着又説，廣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病倒了，就會傳染給廣州市民。因此，當務之急是在廣州設立一所醫院，專門收治染上瘟病的患者。醫院所需資金，必需每年有固定的租税之利供給，這樣才能維持下去。他進一步强調説，這是一件有長遠利益的大事，一定要辦好它。他還對王太守説的“救助瘟疫患者，是當官的最痛快的事”這句話大加讚揚，並建議他向辦事能力卓越的循州周太守學習，還抄給他治療瘟疫的藥方“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讓他在廣州百姓中大力推廣。
　　
　　在蘇東坡看來，廣州人之所以患瘟疫，與飲用水很有關係。因宋代珠江口離廣州不遠，普通百姓平時喝的都是不潔的苦鹹水，故患病者很多，損失很大。因此他在寫給王敏仲的信中，建議他采納羅浮山道士鄧守安的意見，在廣州修建泉水引水工程。鄧道士的方案是這樣的：在離廣州二十裏的地方有座蒲澗山，山上有滴水岩，那裏的山水水位較高，可引入城中。具體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將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連接處纏以麻繩，涂上漆料，由高到低地直引入城中。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來的清水，然後再用五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許多小石槽内，供城内居民汲取。這樣只需用大竹竿萬餘根，再用些葵茅草苫蓋一下，費用不過數百千錢。爲解决這筆資金，可在循州買一部分良田，當年可得租金五七千錢。再買上萬竿大筋竹，扎成竹筏運到廣州，以備水管抽换之用；在廣州城中置少量房産，可以日得二百錢租金，以做水管的抽换之費。另外，再專設兵匠數人，定時沿綫巡查維修，做好管網的保護工作。這樣一來，廣州城的窮人、富人都可以飲上甘冽、清潔的山泉水，真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好事。長期以來飽受苦鹹水之苦的廣州百姓聽説此事，不知會有多高興，他們一定會熱心捐獻，其熱情會比建造寶塔廟宇更高。
　　
　　爲了把這件事辦好，蘇東坡還積極向王太守推薦羅浮山道士鄧守安，説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潔，不貪不占，熱心公益，很受人們尊敬，用起來很放心，是負責這項工程最合適人選，建議去請他來具體商談。
　　
　　在蘇東坡的積極建議下，王太守也不負衆望，立即組織人力，動工興建引水工程。蘇東坡聽説後非常高興，又寫信給他，建議施工時在每一根竹管上鑽個小孔，用竹釘封上。這樣當竹管發生堵塞時，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於及時疏通。王太守虚心采納了這些好建議，使引水工程順利建成，解决了廣州全城百姓的飲水問題。
　　
　　  蘇東坡還善於釀造有治病健身作用的桂酒、真一仙酒等，並在惠州、廣州等瘟疫流行區加以推廣。他還將在羅浮山遊玩時向當地農民學到的有治療瘴癘、開胃益脾等功效荔枝酒的釀制法傳授給當時正遭受瘟疫之苦的廣州百姓，使廣州人世代受益〔9〕。
　　
　　  以上僅是流寓北江地區歷史文化名人中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歷代衆多的流寓北江名人爲當地的歷史開發和文化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仁政善舉極大地推動了對當地文化教育的進步；而吏治的改善、經濟的發展、社會風俗的變化等，都有賴於他們的敢作敢爲；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才能、文化素養和道德品質也對當地人文風氣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影響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都是巨大的、可圈可點的。
　　
　　四、歷史流寓名人勝迹的保護和開發利用
　　
　　  歷史文化底藴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層作用力。流寓文化是北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保護流寓文化古迹，就是保護了北江的歷史文化和歷史文脈，對於塑造北江人文精神，激活北江地區發展的一種内在動力，使歷史文化轉化爲軟實力，進而推動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要正確評價流寓名人文化的價值，並加强宣傳，提高幹部群衆的對流寓名人古迹保護的意識。積極宣傳流寓名人文化，制訂名人遺迹遺址保護方面的政策法規，讓全社會都來熱愛、關心當地的文化建設和文物古迹保護，這是做好流寓名人古迹保護開發工作的重要前提。有關部門應利用多種渠道大力宣傳相關的文物古迹保護工作，形成人人愛護歷史文化遺産的社會風氣，切實加强廣大幹部群衆的文物保護意識。
　　
　　其次，爲避免歷史文化資源浪費，流寓名人文物古迹保護與開發必須有機結合，才能使保護工作充滿生機活力，才能使歷史古迹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依託流寓文化名人，建立名人旅遊文化區，打造爲當地文化品牌。藉助於這些品牌所建立的精品旅遊景區，使光輝燦爛的流寓名人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帶動當地旅遊文化産業發展和提昇，使之成爲當地的一個支柱産業。
　　
　　自秦漢至唐宋，被貶至嶺南的文人墨客或流寓北江地區或途徑這裏，留下了不少名篇佳句。如韓愈、劉禹錫、李紳、蘇東坡等名人及佳句數不勝數。可規劃建設流寓名家標誌性建築，建立流寓名人詩詞碑林等，形成以流寓名人爲中心的精英文化圈。
　　
　　再次，對於文學方面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可通過官方或者民間出版的文學書籍的集中展出、播放流寓名人專題片及其它影像資料，立體地展示流寓名人文化旅遊資源。還可通過流寓歷史文化人物的蠟像或者雕塑，輔以人物事迹、成就介紹等，將當地打造成具有品位的休閒文化觀光地。這是提昇文化發展軟實力，大興文化産業，增加經濟收入的有效途徑。
　　
　　此外，還可以依託流寓名人，打造青少年、幹部、群衆素質教育基地。深挖、整合歷代流寓北江地區的歷史文化名人的事迹，在青少年和幹部群衆中進行很好的宣傳和教育。可以在當地建立流寓名人紀念館，集中將北江地區的流寓名人事迹和展品相結合進行展出，將散落在當地的名人遺迹遺址進行統一規劃、統一整修。並定期開展相關紀念活動，組織黨政機關幹部、團體，以及大中小學生進行參觀學習，擴大影響，吸引更多群衆瞭解流寓名人的事迹，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
　　
　　五、小　結
　　
　　歷代流寓北江的人士多且雜, 居留時間也長短不齊，影響大小不一，其中以韓愈、劉禹錫、蘇東坡爲代表的流寓名人作爲流寓人士中的精英，對傳播先進文化和對當地學子的示範效應，都是難能可貴的。他們在寓居地施行善政善舉，做出過有益時政、促進文化和經濟發展, 或减輕人民負擔, 改善民衆生活的好事, 從而受到人們的愛戴, 歌頌和紀念。他們當中不乏文學大家，或著述傳世，或吟詩題刻，留下勝迹斑斑，對寓居地文化産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彪炳於地方史册。這些歷史遺迹遺址不僅具有史料價值和實用價值，且對後人具有教育激勵作用，是北江歷史文化中最輝煌璀璨的篇章，也是最具持久生命力和意義的部分而傳承至今。這對北江地區的社會經濟、人文文化發展有重要影響。在現今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文化北江背景下，應正確認識、充分發掘、開發利用這些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注釋：
　　〔1〕喬好勤：《流寓名人著述的地方文獻價值——以蘇東坡嶺南著述爲例》，《圖書館論壇》2008年6期。
　　〔2〕張其凡：《中國古代嶺南的貶官文化 ——以宋代爲中心的考察》，“創文明城市 建首善之區——廣州文化講壇文化建設”系列講座，2008年9月21日，http://wenku.baidu.com，2009年4月25日。
　　〔3〕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
　　〔4〕 何以端、成有子：《宋代的嶺南貶官》，《中國三峽》2011年2期。
　　〔5〕司徒尚紀、黄淼章：《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廣東卷》（送審稿），2012年，頁58-59。
　　〔6〕 同〔5〕，頁60-61。
　　〔7〕 佚名：《蘇東坡與英德文化》，清遠市社會科學網，http://www.qysk.gov.cn，2012年8月13日。
　　〔8〕 劉海軍：《 蘇東坡與何公橋》，《 古邑英州文化行》，《清遠日報》2006年6月28日B1版。
　　〔9〕 愛書銀：《東坡偏憐廣州人》， http://groups.tianya.cn， 2009年9月1日。

　　（許桂靈，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