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1年馬英九正式走上從政之路至今，這位蔣經國時期的“青年才俊”，經過“總統府”、“研考會”、“陸委會”、“法務部”、台北市長以及黨務系統等大半生的政壇錘煉，已從國民黨手中一枚聽話而好使的政治棋子，歷練成了有能力走出別人的棋局、掌控自己從政之路的操盤手。不僅如此，2005年7月16日，他當選國民黨主席，不僅要擔起國民黨改革、泛藍整合、奪回島內執政權的重任，也為自己的2008年“總統”競選邁出重要一步。然而，島內政評家深刻指出，“一個氣數已盡的政黨，除非你改革它，重新調整好它的世紀座標，否則，坐擁其上，恐怕就只有當悲劇英雄的份了。”

　　一、“青年才俊”

　　國民黨是馬英九父輩的政治血脈，對國民黨的忠、信，從馬英九出生之日起，便從父輩的內心深植入他的骨血。從1950年7月13日馬英九出生那天起，做了大半輩子國民黨的忠貞黨務幹部的父親馬鶴淩，就殷切寄望自己一生未了的政治理想由這個排行老四的獨子來完成。於是，馬英九從小便被馬鶴淩一步步引向“報效黨國”的政治之路。而加入國民黨，“報效黨國”，在馬英九看來都是天經地義、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自認深受父輩影響的馬英九，在1967年上高三時，就加入了國民黨，並在馬鶴淩的勸導下，棄理工從法政，1968年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願考取台灣大學法律系。在這所孕育了黨外勢力的校園裡，馬英九是學生領袖，當時，他活躍於島內大學的“保釣風潮”、反日抗爭，在1972年台日斷交前夕，他激情地以手指血書“愛國標語”。1974年赴美國留學期間，他是國民黨留學生團體“反共愛國聯盟”的主要成員，擔任過“反共愛國聯盟”旗下刊物《波士頓通訊》主編、主筆，那時他“左批中共，右批台獨”，為國民黨當局辯護，並為此而延期一年才取得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1978年，他曾以筆名“王紹陵”發表《勇者的證言：追記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長文，被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連載3天，廣受矚目。為此，當年7月，馬英九返台探親時，受邀在國民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專題報告，黨內“反共理論新秀”之名大噪。在美國國會制定《與台灣關係法》的過程中，他與同學李大維一起，協助台“外交部”，每日至美國國會旁聽辯論，遊說國會議員和他們的助理支持國民黨當局。

　　馬鶴淩對馬英九的培養，並不止於對國民黨的忠誠。馬英九的同學曾開玩笑說，“馬英九將來是要做總統的”。馬鶴淩聽了，非常不以為然。他反駁說，“我不會那麼膚淺和狂妄，我是以國士培養他，要他有名臣的風範，要他活在別人心裡，活在歷史上”。“國士名臣”的培養目標，如今在馬鶴淩看來，並非是當年自不量力的狂妄之語。在父子兩代的共同努力下，馬英九身上除了有國民黨的忠貞黨性之外，還有父母對他良好的中國傳統知識世家的教育積澱，這些與他留美時期所受的西方文化薰陶和專業學養緊密結合，成就了馬英九“一流的口才、風度和專業素養”。

　　正可謂“根正苗紅”。如此“純正的血統”，如此“堅強的黨性”，如此過硬的專業素質，加之溫文儒雅的風度與英挺的外表，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層看來，馬英九樣樣符合“青年才俊”的標準。而這位“青年才俊”也抱著“反哺”之心，要做一點事情，為“黨國”盡忠效力。

　　二、“政治棋子”

　　1981年9月，已在美結婚並育有一女的馬英九攜眷返台。在馬鶴淩的運作下，馬英九一返台便直入“總統府”，其從政之路的起點之高令外界瞠目。然而，不管外界如何評論，在1997年走出自己驚天動地的“辭官棄選”之舉以前，這位一心想為“黨國”做點事情的馬英九，不過是一枚國民黨手中隨意運用的棋子罷了。

　　蔣經國時期，馬英九無疑是國民黨的培養對象。當初，在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的推薦下，年僅31歲的馬英九一返台便被蔣經國延攬至身邊，破格提拔為“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幾個月後又接替宋楚瑜兼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這一職位一向被認為是“年輕才俊跨越老人政治圈，攀向決策高峰的一條捷徑”。馬英九沒有讓蔣經國失望。他的謹慎內斂與深厚的英文造詣，很快贏得蔣經國的喜愛與信任，被蔣經國評為“沒有缺陷的年輕人”，是個“難得的人才”。1984年6月，蔣經國提名馬英九出任國民黨中央第三副秘書長，推動“政黨外交”。馬英九率團頻頻出訪，4年的時間，與40多個國家的100多個政黨進行了交流互動。這份工作，雖然對台灣的“外交”窘境沒多大幫助，但卻為馬英九累積了國際經驗與人脈，讓馬英九“出色的國民黨推銷員”、“很懂外國人的心理”、“擅長以幽默的方式化解尖銳的問題”等形象在外國記者的眼中建立起來。1987年上半年起，蔣經國開始讓馬英九參與國民黨當局重大法案的決策，即“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三大法案的立法工作，並讓他著手研擬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評估方案（“穎考方案”）。短短幾年，馬英九在外人眼裡，成了蔣經國身邊的“政治金童”、一顆“台灣政壇上的耀眼新星”。

　　蔣經國去世後，在李登輝主政下，從1988年起，馬英九歷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兼“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國統會”研究員。4年多的時間，馬英九雖有機會參與當局各項重大政策研擬，特別是逐漸成為大陸政策研訂、籌建海基會的關鍵性人物，但馬英九主要的任務卻是為國民黨當局各項政策做宣傳，由於他經常“獨排眾議，力挽狂瀾般地”為國民黨當局各項政策辯護，媒體稱其為國民黨“最佳辯護人”、大陸政策的“捍衛戰士”。

　　儘管在外人眼中，馬英九是“坐著直升機往上爬的權貴子弟”，但是馬英九自己心裡明白，在行政體系中，他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距離獨當一面還有一段漫長路途；在黨務系統裡，雖然他已當選中央委員，站穩黨內一席之地，但他沒有實權，誰也指揮不動。更何況，他開始嘗到“最核心的周邊”滋味。那是在“總統”是“直選”還是“委任直選”的論戰中，本來鍾情於“直選”的馬英九奉命力戰民進黨群雄，為國民黨的“委任直選”政策辯護、宣傳，其結果卻是被李登輝最終180度的大轉向耍了一道。馬英九在錯愕、隱忍之餘，只能自嘲地反問媒體，“你還相信我說的話嗎？”

　　其實，馬英九的朋友們還為他擔著另一份心。當時，學者耿榮水、王曉波等回憶說，馬英九心中理想的大陸政策絕對不是這樣，馬英九經常“奉命講些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因此，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對馬英九“很失望”，覺得馬“已失去作為政務官的風骨”。許多熟識的朋友也為馬擔心，“再這樣下去，馬英九會毀了他自己”。說馬英九“講些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並非虛言。為國民黨當局的一些“修憲”政策辯護時是如此，對國民黨當局的大陸政策更是這樣。馬英九懷著從父輩那裡承襲下來的對兩岸統一的願景，對當時極具開創性的兩岸事務有高度興趣，因此，他在研究兩岸交流的政策法規時，“極其勤奮用心”，並很有自己的設想。與台當局政治考慮為先的兩岸政策相比，馬英九只能“用屁股決定腦袋”。馬英九的黨性及其自身的政治性格決定了他必定會“在其位而言其政”，而當他離開了“陸委會”，他對兩岸政策的建言便讓人耳目一新。1997年，馬英九不僅簽署支持前清大校長沈君山、“國統會”研究委員翁松燃等知名學者共同發表的“成立中華兩岸聯合會芻議”的聲明，推動“國統綱領”向中程階段發展；而且第一個向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提出異議。他認為，大陸政策有必要做些調整，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台灣決策如果太慢，最後會全盤皆輸。他建議建立起穩定、和平、繁榮的兩岸關係架構，政策上要“原則開放、例外禁止”，兩岸官方應“無條件談判，有條件三通”，檢討現行兩岸兩會協商渠道，提升為兩岸官方的協商機制，以創造兩岸雙贏的局面。

　　可以想見，言不由衷、不能盡情發揮的幕僚角色，加上不被信任的郁卒，馬英九再鍾情於具有開創性的大陸政策研究工作，也不能不期待著能夠有大展身手的那一天！

　　1993年2月，“行政院長”連戰任命馬英九接掌“法務部”，雖然外界認為這是明升暗降，但馬英九首次有了可以獨當一面、盡情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舞台。馬英九如魚得水，把長久積存在內心的計劃構想全部付諸行動，很快就將原來的“冷衙門”變成了最令人矚目的一個部門。有資料統計，馬英九在“法務部”3年任期內，全台起訴賄選被告7530人，其中逾400人具有民意代表身份，已判決確定者1024人，判有罪者892人，佔82%。1994年4月，“法務部”查辦縣市正副議長賄選案，800多位議員中，有341位議員被起訴，其中一審判決有罪者262人，亦即台灣約佔三分之一的議員已被一審判決賄選有罪。馬英九的強勢作為令其民望達到巔峰。翹首期盼台灣政治清明的民眾把馬英九當作是台灣官方“最後的道德指標”，台灣司法“最後的守門員”。然而，馬英九萬萬沒有想到，他3年內持續地、不遺餘力地為了達成台灣“政治清明”而“既打蒼蠅也打老虎”的肅貪、查賄之舉，觸動了國民黨內派系金權結構的根基，損害了黨內為數不少的既得利益者的現實利益，惹來黨內“立委”“不識人間煙火”的謾駡和地方實力派人士“以國民黨的失敗換回個人威望”的攻擊。這3年來，黨內一股要他下台的暗流可以說從未間斷。當他終於確定李登輝不是讓他“玩真的”之後，他只有在高民意的支持聲中，在連戰也不能力保的無奈之下，隨著1996年的“內閣”改組而黯然下台，被安排當了個位高權輕的“政務委員”。

　　雖然連戰隨後讓他再次身兼“行政院”的“中央廉政會報”、“反毒會報”、“治安會報”召集人，但馬英九應該已經對國民黨的腐敗現狀有更深層的體認；應該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要掌控自己的一片政治天空，必須走出別人的政治棋盤。

　　三、辭官棄選

　　實際上，馬英九“溫良恭儉”的處世方式，及其一切服從國民黨的黨性堅持，並不能全然掩蓋其骨子裡不甘於只是別人手裡一枚棋子的本性。他那不群不黨、不善應酬、潔身自好的“不沾鍋”的政治性格，恰恰為其本性做了最好的揭示。為了走出自己的一片政治天地，馬英九找準機會，終於出招了。

　　馬英九在接受“政務委員”一職時，不無保留地告訴連戰，“我做一年看看”。馬英九後來說，他在此時已有了辭職的打算，但顧忌外界的觀感，為避免將他的辭職簡單理解為對被撤職的反彈，他才決定接受新職，但實際上，他是邊做邊看。馬英九看什麼？

　　首先，始終被揉方捏圓的馬英九要重新審視這個他無比忠誠的國民黨。1996年5月，在“法務部長”任上最後一次視察澎湖監獄，與媒體記者相約在吉貝島的那一夜，略帶酒意的馬英九談到他那懷有濃厚感情的國民黨時，痛批黑金勢力，激昂落淚，讓媒體記者無不為之動容。黨內黑金是馬英九不能承受的痛。更有甚者，外界盛傳國民黨有意和平轉移政權，陳水扁也一再以一個黨外人士不斷拋出他從國民黨層峰那裡獲知的消息，公然炫耀與李登輝的不尋常關係，再看看國民黨及民進黨正在進行的“毀憲分髒”的勾當，不止馬英九，國民黨基層人士也在質疑，“我們到底要為何而戰？”此外，就黨政運作機制而言，馬英九深刻體認到，在一人獨大的黨政官僚系統內，政治人物的政治前途全憑上意，黨內極度的不民主，必然導致政治人物鮮有風骨，必然帶來爭功諉過、以權謀私的政治文化與風氣。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個人的政治奉獻價值何在？

　　其次，有志難捨的馬英九要看看能否尋找到另一個可以讓自己舞動長袖、重新崛起的政治舞台。某些跡象顯示，他可以走上台北市長的競選之路。民調告訴他，以他的形象與政治歷練，他是國民黨內對抗敵手民進黨的陳水扁的最佳人選。上屆北市長選舉時黨內外的勸選之聲，以及連戰讓他在“政務委員”的職位上督導北市市政，並加派“行政院”一名科長作為隨從，陪他出訪基層，加之當下國民黨秘書長吳伯雄親領他接觸基層，以及基層對他的熱情與中肯建言，凡此種種都讓他感受到他是黨務輔選部門的最愛，而外界從他頻走基層的舉動中也分析他有參選意願。但是，馬英九始終沒有承諾參選，因為，同樣鮮明的跡象顯示，李登輝“關愛的眼神”背後並非是關愛的用心。如有媒體報導，據情治單位透露，李登輝的用意並不在讓馬英九光復台北市，而是要利用馬英九的魅力，取代宋楚瑜，擔任年底縣市長選舉的助選員、吸票機；另外，提馬參選也可緩解外省籍中生代與李登輝的緊張關係。雖然李登輝為了馬英九參選而兩度召見他，但顯然馬英九疑慮不減。種種的“陰謀論”雖讓馬英九無從查證，但馬英九切身的困惑是，既然要讓我參選，就應給我累積能量的政治舞台，但為何將我撤除“法務部長”職務在先，又在此次“內閣”改組中不給最大發揮之地？面對具有高民意支持、又掌握行政資源的強勁對手，馬英九前無政治舞台，後無李登輝對參選資源的明確承諾，這樣的情形，馬鶴淩一語道破：“台北市長選舉是政黨之爭，不是個人之戰，馬英九現在是赤手空拳，而陳水扁卻是騎在快馬之上，又有長刀，這樣跑下去，不就等於送死嗎？這個仗不能打。”明白人如馬英九難道會不了解這是一招犧牲棋嗎？

　　1997年5月4日，台北街頭群情激憤，數萬質樸的民眾走上街頭，因1996年白小燕撕票案迄今未破，嫌犯再度犯案而高呼“總統認錯，連戰下台”。坐在電視機前的馬英九，感受到的是民眾對國民黨當局甚深的積怨。當李登輝亟於島內“民主化”、要“帶領台灣走出去，建立台灣人尊嚴”的時候，島內民眾發現，形式上的民主並未給他們帶來生活水準的提高，他們仍得為失業率的升高而憂心自己第二天還能不能保住飯碗；國際上的“尊嚴”也不能消除島內社會近一年來包括劉邦友血案、彭婉茹命案、白小燕撕票案等以一系列惡性治安事件帶給他們的極度不安全感，民調屢屢顯示島內治安紅燈已亮到了警戒底線。此外，口蹄疫、颱風災害以及各種金融、社會事件的不斷發生，使民間改革呼聲高漲。然而，島內朝野政黨仍沉浸於“修憲”與反“修憲”、“凍省”與反“凍省”，以及內部紛爭等政治事件之中，國民黨高層面對民眾的“倒閣”風潮還在迷惘地發問“我們到底錯在哪？”還以為撤換個把官員便可平息事態。島內媒體直指，“民意早已將政治人物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國民黨當局對民眾的積怨與改革期盼的麻木唯此為甚。

　　馬英九看不下去了。黨的腐敗而無能自省、黨意與民意的嚴重脫節，以及他個人政治路途上感受到的被輕視與被戲弄，在在刺痛著他。做為“行政院”主管“治安會報”的“召集人”，他內心充滿了共犯般的羞愧；而“政務委員”的職位，又使他既幫不上忙更做不出成績，改變現實的無力感是那麼沉甸甸。“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這個古來中國有風骨的知識份子從政的鐵律，在馬英九身上再次顯現出來。馬英九認為，唯有回到民間，才可以重新找到學習動力與改革方向。“不如歸去”的決心既定，馬英九獲得了深層的解脫。

　　1997年5月8日，馬英九並未參加例行的“行政院院會”，而是在遞交給連戰辭職棄選信函的同時，召開記者會竟自宣佈辭職棄選聲明，沒有給連戰任何挽留的機會。連戰及其他“閣員”獲悉馬英九辭職棄選時，馬英九已自行“下班”了。

　　四、競選黨主席問鼎2008

　　2005年4月3日，馬英九宣佈參選黨主席。相對於1998年他在國民黨自下而上的支持下違一己“不選”之“小信”而就“黨國大義”，複出參選台北市長，為國民黨收復北市，並在2002年再次競選連任，這一步卻更為艱難。

　　雖然馬英九取得壓倒性勝利，但要成功挑戰2008年巔峰之位，馬英九仍然面對不少嚴峻的挑戰。它既需要馬英九就黨內團結、黨務改造、黨產處理、泛藍整合、年底選舉等諸多重大事項交出令人信服的成績單，更需要馬英九針對自身弱點加以調整。

　　首先，馬英九需要調整其自身性格。島內普遍認為馬英九有“不沾鍋”的政治潔癖，就馬英九個人來說，其“不沾鍋”的處事風格無可厚非，但做為黨主席，他要擔負整合泛藍、革新黨務、重新執政的使命，就不能不說有需要調整之處。他如何調整，是否能拿捏好調整的分寸，不使他的清廉形象蒙塵、民望消退，都需要他更高的政治智慧。

　　其次，馬英九的省籍問題是否會成為馬英九日後從政的最大障礙，也值得觀察。從此次黨主席選舉的情況來看，馬英九在中南部縣市的選情只有在高雄落後王金平，再次證實馬英九有跨過濁水溪，甚至高屏溪的實力。從島內政治文化走向上看，如果省籍問題、“台獨”情緒經過民進黨執政幾年來的肆意操作而達到最大的宣洩與挫敗，則省籍問題在島內社會的警惕與漸趨淡漠之下，社會氛圍將有利馬英九更上層樓，同時也會降低馬英九為彰顯自己“愛台”之心而走反共偏鋒的必要性。否則，省籍問題仍然是馬英九從政之路上的一大障礙。

　　馬英九對國民黨的情感與責任感，都不是外界表面的理解所能盡言與體會的。換言之，國民黨的興亡成敗，已是馬英九政治生命中不能不承受之重。馬英九能否勝任黨主席，已經不全然是馬英九個人所面對的嚴峻挑戰，它同樣也是對國民黨的一次大考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