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大陸政策與其個人的政治情感、政治心態、政治思想密切相關，這些情感、心態、思想既是構成馬英九思想體系的重要元素，也是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了解這些有助於進一步認清其大陸政策本質，也有助於認清其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局限性的根由。

　　從馬英九撰述的文章、諸多言論與政策宣示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構成其政治情感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文化，其政治心態最突出的表現是冷戰思維或說反共思維，而構成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元素則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馬英九大陸政策的立場與主張正是依附於其政治思想體系中這三元素的。

　　一、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政治情感

　　2009年10月，馬英九在“雙十講話”中指出，“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文化結合”，豐富了“中華文化的模式”，發展出了“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此言對馬英九來說，呈現的是再自然不過的邏輯。因為，馬英九有著深沉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情感，其言行和政策從來都比較鮮明的體現著這一點。

　　遠的不提，馬英九2008年當選台灣最高領導人後，就曾親臨孔廟參與祭孔祀典；2009年還親自主祭“遙祭黃帝陵”典禮，成為國民黨到台迄今首位親自赴祭的台灣最高領導人。而在大陸政策主張中，馬英九在2008年“就職演說”、紀念“823炮戰”50週年時的講話中都明確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並指出“兩岸的和解雙贏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和平的重要貢獻”。而在兩岸的和解中，馬英九始終特別重視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始終堅持兩岸文化全面、雙向交流，希望通過交流促進大陸的“文化中國化”，並化解雙方的敵意，縮短兩岸距離，以利兩岸和平，加強兩岸社會的同質性，形成兩岸民眾共同的生活與價值觀念。說白了，就是要以台灣西式政黨政治影響大陸，最終達成兩岸的所謂“一國良制”，並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交流起著關鍵作用，並深具前瞻性意涵。因此，對文化“去中國化”，馬英九一貫堅決反對。在《2008贏回執政權》的演說中，馬英九特別指出，“文化上，我們不應自外於中國。無論語言文字、歷史情感，海峽兩岸人民應該共用先人留下的偉大遺產。台灣不應‘去中國化’，而應勇敢地承認我們的文化與歷史根源。同時，我們應有開闊的心胸，吸納中國大陸在內所有的思想文化，以涵養這塊土地，成長茁壯”。馬英九的這些言行政策，從感性與理性上都體現著他內心深處有著深沉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情感。

　　這樣的政治情感落實在其大陸政策上，除了上文所述之外，最典型的例子還有他日前提出的“識正書簡”。馬英九對“正體字”（即繁體字）“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一往情深”，其鍾愛不僅僅出於感情，也是認為“保存漢字就是保存正體中文，正體字代表的文化意涵絕非簡體字可取代，捍衛保存正體中文是為了文化傳承”。對馬英九而言，兩岸中文字體的差異在兩岸文化交流中“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雙方必須面對”，“識正書簡”既是為了交流的便利，也是需要交流的專案之一，是兩岸文化深入交流最重要的一個切入點。

　　馬英九的中華民族與文化情感並非偶然。其中國情懷承襲著父輩的骨血，更來自於良好的中國傳統知識世家的教育積澱，加之長期國民黨傳統的“黨國”教育與培養，使他雖然長期承受著“外省籍”的選舉壓力、黨內“本土派”的理念衝擊，但是中國情懷的根基仍比較牢固。懷著這樣的中華民族與文化情感的人是不會從內心深處認同“法理台獨”的！因此，儘管他沒有明確提出兩岸未來的統一目標，而是以“選項開放，人民決定”來表述，但實質上他已經表明未來他的目標就是統一。

　　當然不可否認，馬英九強調“台灣優先”，其“愛台之心”較其中國情懷更為張揚，這是可以理解的。馬英九在台灣生活50多年，對台灣的“感恩”、“反哺”、“歸屬感”都來源於他對台灣的深情，“台灣優先”對馬英九而言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對“台灣意識”的認同的確也有著一定的情感心理基礎。相較之下，大陸對馬英九而言，其情感雖然有“先天”遺傳，但是在島內長期的統“獨”嚴重對峙的特殊政治生態下，卻缺乏“後天”持續養成的政治環境，對大陸，馬英九雖關注，但卻從未有進入大陸親身體察的經驗，相當陌生，加之其個人的反共立場、與大陸交往中的某些不順遂的經驗，相較而言，台灣、大陸孰重孰輕，誰親誰遠，勿需贅言。

　　二、政治心態：冷戰思維或稱反共思維

　　馬英九的冷戰思維或說反共心態、反共意識形態，對其大陸政策、政治思想都影響至深。這一節主要探討對其大陸政策，包括對大陸的態度、舉措方面的影響。

　　冷戰思維的核心內容，簡單說，就是強權政治下的反共意識形態。冷戰思維肇因於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強權政治鬥爭，它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鬥爭與競賽為基礎，進而構成國際政治格局的兩大敵對陣營，也讓處於重要地理位置上的中國，在1945年之後，國共兩黨進行中國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最後較量中，不可避免的裹脅進冷戰的歷史漩渦，並最終分屬國際上冷戰對峙的兩大敵對陣營。當今，世界冷戰格局雖然早已崩解，但冷戰思維仍有其遺緒，特別是在台海兩岸時時作祟。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並未完全放棄主導世界的霸權心態，台灣仍是其全球戰略、亞洲戰略中可以針對“共產大陸”使用的一張牌，其作用就是牽制、壓制新崛起的中國，以防中國以新霸主姿態挑戰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也肇因於退守台灣的國民黨始終不承認失敗，不甘心喪失掉行使中國主權的資格，迄今骨子裡仍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具有國際法的主體資格。冷戰格局曾給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希望，而冷戰思維則進一步強化了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形態。

　　長久以來，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深刻著反共的烙印，至今還可以清晰可辨。如特別強調“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特別強調“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反對“一國兩制”，特別為兩岸統一增設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前提條件；在兩岸交流和對外交往中，追求台灣與大陸的“對等、尊嚴”，其結果，實際上導致默認“階段性兩國”、被動接受“雙重承認”，導致“對外兩國”的鮮明政策意涵；在對待中華文化的心態上，與大陸爭奪“中華傳統文化的正宗代言人”的地位等等。

　　馬英九的反共心態既有先天基因，更有後天補強。

　　從理論上講，一個人的政治態度的形成，包括三個過程，其一，預先社會化，即個體在自己達到較高地位之前就採取了處於這種地位時的價值和態度；其二，政治教育過程，即被直接、有計劃的灌輸政治觀念，這主要在學校完成；而對政黨的選擇，父母的意見對子女有相當的影響。其三，政治經驗，它影響政治觀念的變化。

　　由此觀之，馬英九的反共傾向承襲的是“忠貞”的國民黨幹部家庭的意識形態和立場，而生活在冷戰、後冷戰時代這樣大的歷史變動中，特別是親歷了1971年間國共爭奪國際上的合法代表權而國民黨失敗的結果，親歷了中美建交與台美“斷交”，讓馬英九在既有的承襲立場之外，也飽嘗失敗的切膚之痛。加之在日後的從政生涯及政治經歷中，兩岸持續爭鬥而累積的敵意更讓馬英九的反共心態難以改變。

　　因此，馬英九的反共意識形態是較為鮮明的，其許多政策作為都可以歸結到這一心態上。如他強調“一中各表”重在“各表”，強調維持“三不”的現狀，強調“一國良制”下的統一而否定“一國兩制”，強調“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對美強調“不會輕忽對岸的軍事威脅，堅持‘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國防戰略’”；呼籲美國繼續履行《與台灣關係法》，極力爭取美國售台F-16C/D戰機；對日表白“支持美日安保條約”，稱它是“東亞安全與和平的支柱”。而在其文化政策中，也一再傳遞出“中華民國傳承正統文化”的優越感，某種程度上延續著國民黨與大陸爭奪“中華傳統文化的正宗代言人”的反共邏輯。諸如此類，無疑都是冷戰思維、反共意識形態的具體反映。

　　可見，隨著歷史的發展與國際環境的改變，馬英九的民族情懷並未能徹底消化掉其反共情結，近年來他對大陸的一些新的認識與肯定，也不足以讓他完全擺脫反共的意識形態。他的民族情懷讓他反對“法理台獨”，但其反共思維卻導致他在兩岸統一的問題上裹足不前，只以維持現狀為滿足，何況維持現狀在島內有著廣大的民意基礎，這讓他更心安理得，難以反思他自己主觀上不積極作為的真正原因，而一味強調客觀上的困難。反共思維讓馬的“台灣心”可以連結其中華民族的情懷，卻因對大陸沒有發自內心的情感而難以同時連結大陸。民族情懷中摻入了排斥大陸的心理，是其大陸政策沒有長遠目標的原因之一。反共思維也讓他難以擺脫“一國良制”的意識形態窠臼，而不思以兩岸“良政”的互鑒與競賽取代“良制”之制度抗衡。反共思維還可能讓馬英九仍然慣性的將台灣當成反共基地，因此極易招致全盤繼承冷戰思維、反共反華的“台獨”分子操作各種島內外反華反共勢力在台灣匯流，干擾並破壞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進程，反而讓尋求兩岸和平發展的馬英九自己限於尷尬的境地。反共思維也讓馬英九慣性的親美，在對美關係上難以樹立起應有中華民族的自主性，仍然自覺不自覺的迎合美國的亞太戰略意圖，以依賴美國的政治、軍事支持為對外政策的主軸、大陸政策的第二條腿，而不思如何將兩岸融合到民族復興的軌道上來，並在這個過程中促使美國在兩岸問題中抽手，使“兩岸問題靠兩岸自己解決”至今仍不過是他嘴裡的一句口號而已。可以說，反共思維局限了馬英九的氣度、格局與政治智慧，弱化了他的政治擔當與政治魄力，模糊了他本該有的民族自尊與使命感。

　　當然，筆者也注意到，馬英九已經意識到了冷戰思維對兩岸關係的危害，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危害，並多次強調要擺脫意識形態的羈絆，拋開大陸“統戰”、“政治動機”的自我暗示，他在就職週年記者會上也再次提出“沒有意識形態，是台灣未來該走的路”。應該說，其“互不否認”、“兩岸雙贏”、“外交休兵”的提出，有其淡化反共思維的意涵。但是，要真正跨越兩岸一甲子的歷史恩怨與疑慮、差距，只是淡化反共意識形態是遠遠不夠的。只要反共思維還存在，就不可能因對大陸的善意有深刻理解而倍加珍惜，就不能不看美國的眼色行事，就不可能真正與大陸建立起深層互信，兩岸政治定位問題、軍事互信問題當然無法獲得突破與解決，其結果將是兩岸交流有可能陷於短多長空的結果，而真正受惠的則必然是各種反華勢力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干擾與阻礙。因此，筆者認為，只要反共思維還存在，馬英九就不可能真正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建立起民族復興的使命感。馬英九是否會就其反共思維再作深入反思，最終拋棄反共思維，當拭目以待。

　　三、馬英九的“三民主義現代化”思想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可以說是建築在其對中國政治思想、當時中國政治現狀的反思，以及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揚棄之上，它是國民黨傳統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國民黨的傳統史觀也充分肯定“三民主義”對國民黨建設台灣的重大指導意義，認為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一躍而為已然邁向現代化的地區，因此，即使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上說，“中國將來的統一，只有在服膺、借取台灣完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上，才能顯示出它的不凡意義，也才有達成兩岸統一的可能”，否則，兩岸的統一（“今後的民族主義”）將毫無意義也不可能實踐。作為已有40餘年國民黨黨齡並走過半生從政之路的馬英九來說，在父輩的教導之下，不僅“在高中時代就對三民主義有深刻的認識與信服”，而且從自身對中西政治文化的差異的思考、自身政治實踐中，也對“三民主義”思想及國民黨的傳統史觀相當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並非僵硬固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是提出了基於“三民主義現代化”基礎上的政治思考，並試圖以此就島內社會存在的“國家認同”、族群矛盾等問題加以導正。

　　如就“民族主義”，面對當前的台灣已經出現的相當嚴重的“族群對峙”、“國家認同”與“台灣的國際形象”問題，馬英九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包括：族群問題上主張“建立多元融合的新台灣文明”；“國家認同”上主張“捍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獨，不‘去中國化’”，兩岸關係上要“擱置政治爭議，推動簽訂五十年和平協定，致力經貿合作”，“專注和平發展的機會，尋求兩岸共存共榮的可能性”；對外關係上則摒棄“凱子外交”、“衝撞外交”，代之以“活路外交”方式，盡台灣作為國際社會一分子所應盡的責任。

　　如就“民權主義”，面對台灣當前的問題主要不在建立民主的制度，而是重在提升民主品質，馬英九延續“權能區分和全民政治”等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精義，提出新的時代內涵，即“以人為本”“深化民主”，主張“落實制衡與監督，反對民粹獨裁。”而對兩岸統一的問題，則一再強調“民主、自由、均富”的社會制度、“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等政策主張。 

　　如就“民生主義”，面對當前台灣在民生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台灣經濟要如何轉型才能創造另一波的成長奇跡、避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被邊緣化等問題，馬英九提出新的時代內涵，即主張“台灣發展成為自由貿易區，同時監督政府財政收支平衡，使台灣不致在國際競爭中被邊緣化”。其兩岸經貿互動的政策主張正是與壯大台灣經濟實力，防止台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邊緣化的思想密切聯繫的。

　　“三民主義現代化”在馬英九的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在其具體的政治實踐活動中也凸顯著指導意義。2005年6月，馬英九在《2008贏回執政權》的演說中明確指出，國民黨“應以三民主義現代化為核心的中心思想作為重振黨德黨魂的基礎，走‘民主、和平、新台灣’的路線”。2006年2月，馬英九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專題演講《跨越對立：東亞和平的新願景》中說，“我確信，三民主義所揭櫫的政治理想與價值，在今天仍然不減其意義。身處於這個更加複雜的、由晚期現代性與嶄新全球化所交織而成的世界中，我們更必須持續地更新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與價值”。2009年7月，馬英九再次以“重新詮釋三民主義，作為黨的中心思想”為其回任黨主席的競選文宣。  

　　儘管“三民主義”在島內社會多元政治思想的衝擊下已經乏人問津，並因烙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不良形象而被大眾棄置一旁，也無論馬英九“三民主義現代化”的思想論述是否完整，能否會達成其既定目標，但顯然其大陸政策正依附於其“三民主義現代化”的思想之下。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馬英九在“三民主義現代化”論述中，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仍然有反共思維的祟影。馬英九僅限於論述台灣的“融合族群、消弭省籍”，發出“市民主義的大愛”乃至“慈悲的自由主義”的呼聲，但沒能說明“台灣”與“中華民族”、“台灣意識”與“中華民族意識”的關係，未能將“台灣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台獨意識”做出明確區隔，沒有對兩岸政治關係做出明確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論述。正如島內有評論所言，歷經世代變遷，當年國民黨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成了將原本具有民族復興內涵的民族主義限縮於重在求兩岸和平雙贏，而以民權、民生主義的實施爭優良制度，主控兩岸競爭”。顯然，馬英九的“三民主義現代化思想”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的格局、胸懷縮小了，其政策也就代之以模糊的“三不”政策，政治操作也就大多停留在政治需要層面。

　　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沒有民族復興的大目標、大理想、大使命，當然會放大本位、放大私利、放大政黨恩怨，當然建構不出能夠感動人心、召喚熱情、激發鬥志的中心思想和理論論述，當然難以凝聚共識、提振氣勢，當然找不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同盟軍，而淪為外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縱觀影響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三元素，馬要建構起“三民主義現代化”的新論述，還需更大的格局，更開闊的心胸。進一步清除反共思維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

　　日前香港《明報》報導，馬英九的智囊們提出了“一中共表”的新概念，報導說，其含義就是現階段兩岸當局各自承認“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再共議整合的模式及整合後的“國旗”、“國歌”、“國號”，“一中共表”是以統一為取向，未來兩岸可將共表文字載入和平協定當中。如果報導無誤，筆者認為，這是將“一中各表”、“互不否認”先推向“相互承認”（就是承認“階段性兩個中國”），繼而再落實在“一中共表”的層次上。“一中共表”聽上去比“一中各表” 更能彰顯兩岸的善意、和平、統一走向，也更少冷戰遺緒，從這個角度上看，應該是對冷戰思維的一次再突破，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如果“一中共表”仍然跨越不了兩岸的“主權”之爭，而追求在兩岸統一前的過渡階段，將“階段性兩國”首先落實在實處，則將給“台獨”操作“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一中一台”預留相當大的空間，嚴重威脅兩岸關係的和平健康發展，其後果不堪設想，也實在有違構想者的初衷。

　　因此，馬英九能否站在民族復興的角度和高度上，再對“一國兩制”重新思考一番呢？因為“一國兩制”才是真正放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之爭，從根本上尊重對方，從內心深處尋求和平雙贏的解決兩岸政治之爭的大氣度的大構想，也完全符合當今世界多元化發展情勢，符合兩岸社會各自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現實，照顧到了台灣朝野在心理上、現實利益上的需要，也在“兩制”之下，為台灣消化其內部的“台獨”思想留有空間和時間。“一國兩制”的價值取向是“化獨漸統”、多元化下的統一，而非在“台獨”威脅下的單元、一極的強迫，這不更體現出對民主、人權、自由精神的尊重與落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