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江丙坤、賴幸媛分別辭去海基會董事長、“陸委會”主委職務，9月19日島內媒體報導，賴幸媛將接任“駐WTO代表團大使”，前國民黨秘書長金溥聰將接任“駐美代表”，“駐美代表”袁健生接掌“國安會”秘書長；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任海基會董事長，“陸委會”主委由“國安會”諮詢委員王郁琦接掌。“總統府”秘書長由“外交部長”楊進添接任，“駐歐盟代表”林永樂接任“外交部長”。馬英九這波兩岸、“國安”、“外交”人事變動引起島內外各方高度關注。對新人事的安排，特別是王郁琦、金溥聰兩人的安排，島內眾說紛紜，民進黨多所批評，國民黨內也有不解乃至不滿之聲，有學者、民進黨人士則標識馬的人事安排體現著“輕兩岸、重美國”的思考。筆者試從對馬英九連任後馬未來兩岸政策、對外政策主要目標及走向的考察上，解讀馬此番人事變動背後的邏輯，以提供個人的觀察。

　　一、馬連任後的兩岸關係政策目標與走向

　　馬英九2012年選前就提出了“台灣安全”的“三道防線”說法，第一道防線就是“兩岸和解關係的制度化”，第二道防線就是“中華民國對於國際發展的貢獻”，即“中華民國”要成功扮演的5大國際角色：“和平的締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動者、新科技跟商機的創造者、中華文化的領航者”，第三道防線是“外交與國防”，“讓我們有足夠自衛的力量，以及足夠的外援來維護台灣的安全”。這樣的思路，在馬的2012年5月的“就職演說”中再次概括為“兩岸和解、活路外交、國防武力”的台灣安全的“鐵三角”概念。對此，馬當局智庫“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解讀，“國家安全‘鐵三角’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支撐”，為馬“未來四年的國家安全政策進行全方位的戰略佈局”。

　　在馬英九的整體戰略佈局中，兩岸關係是馬最為看重的，因為，這是台灣能否生存發展的核心因素，因此，在馬英九的觀念裡，兩岸關係永遠高於對外關係，兩岸關係是台灣安全的“第一道防線”，也是其戰略“鐵三角”的最重要的一角。而在國際立足，則是其存在、發展的標誌與必需，因此，馬提出兩岸與對外關係的“良性循环”說，其兩岸、對外政策以此為基礎。

　　2012年選後，島內藍綠政治力量對比差距不大、國際經濟前景不樂觀、美國調整戰略重心等諸多因素，必然帶來兩岸關係的複雜局面。馬第一任內，基本完成了對兩岸關係撥亂反正的鋪軌任務，但這條軌道尚未夯實，還需更硬的內涵，也就是政治層面的更深層共識來強化。原本馬是想以“和平協議”來做結，但在條件不成熟下，馬會怎麼做？馬第二任內的兩岸關係如何走？筆者認為，從2012 選後迄今，其政策重點及走向已有相當的軌跡可循。

　　（一）兩岸和平發展局面將得到鞏固，但是兩岸關係無論在經濟合作、制度協商，還是深入鞏固政治基礎、增進政治互信上，都將面臨更多的難題與挑戰，但目前已現新的進展

　　1.兩岸和平發展局面會得到鞏固。

　　一是兩岸和平發展之路的延續是國民黨執政正當性的要求。這條道路是島內多數民眾的慎重選擇，民眾通過投票授權馬當局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民生問題依然是國民黨日後政權能否延續和選民能否繼續支持的核心問題。國民黨當局要解決更多的民生問題，就必須鞏固、深化兩岸和平發展局面，並取得兩岸關係上更多的突破。二是國際經濟情勢客觀上促使馬當局必須保持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美國金融風暴、日本核災以及歐債危機，迫使台灣必須躲避這些市場的風險，對大陸的需求必然會更多；而全球金融危機的波段性發作使全球經濟前景艱困而混沌，也促使台灣更要尋求兩岸關係的穩定。

　　2.兩岸有政治商談的可能性。

　　一是經貿關係中的政治層面的商談已經不可避免，且有所成就。兩岸經貿合作越深入，相關協定越會碰觸到彼此“身份”、制度、法律等問題，這些政治層面的商談不可避免。兩岸經貿關係中政治層面的突破，主要看ECFA的後續協定的商談，而投資保障協定的商簽是個指標。以此為參照，ECFA後續其他協議的商談也就能夠順理成章了。

　　二是兩岸有就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進行商談的可能性。其一，這是馬既定政策目標。馬早在2008年10月接受外媒專訪時就提出了在任期間的4大政策目標，其中大三通和兩岸經濟正常化基本完成，餘下的就是“和平協定”與“國際空間”問題的商談。其二，就“國際空間”問題，馬堅信其兩岸、“外交”政策正確，因此，兩岸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維持政治互信，有利兩岸在國際社會中的互動繼續保持過去4年累積的默契，延續既有模式。而過去4年，兩岸“外交休兵”在一定程度上讓島內民眾感受到了大陸的善意與誠意，初步淡化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意，這些為未來兩岸先就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進行商談，達成一些在涉外場域，就互動模式、協商機制等達成兩岸共識，提供了參考和民意基礎。相較“和平協議”，台灣“國際參與”問題因涉及面較為單一、仍是兩岸交往中最敏感也最易爆發衝突的地帶、島內民眾並不滿足現狀故而會不斷提出新的要求、涉及馬政績和歷史定位等，有與大陸商談的誘因和可能性。其三，馬當局已經釋出在兩岸“兩會”架構下談台加入國際組織的訊息（參看下文相關內容，此略）。

　　三是馬當局要將“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進行機制化，開創“治權對等”局面，為未來簽署兩岸“和平協定”跨出實際的一步。2012年選後，筆者曾判斷，兩岸“和平協定”有可能成為國民黨2016年尋求連續執政的訴求。當時的分析是，馬在第二任期原本可能在“和平協定”目標上加大力度，完成其兩岸和平發展制度化的政策目標，建構完成其台灣安全的“第一道防線”，這從他在選舉中提出“和平協定”議題就能看出來。但是“和平協議”一提出就遭到民進黨的激烈攻擊，尚且還有馬自己補充提出的“公投”決定的問題，簽署的難度較大。因此，在島內情勢尚需尋求更為成熟的運作條件的情況下，馬要做且能做的應該是，讓“和平協議”在第二任4年島內社會的討論、運作中，累積島內民意基礎；通過兩岸智庫、學者的交流磨合共識，並爭取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支持，然後在2016年時做為國民黨下任候選人政見提出。

　　如今，從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釋出“兩岸同屬一中”和“一國兩區”的情況可以看出，馬在主觀上仍將簽訂“和平協議”當成其對台灣的責任和個人歷史使命，這個責任、使命如何達成，現在基本有了可循的軌跡，即馬英九要先將“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進行機制化。這是他為未來簽署兩岸“和平協定”跨出的第一步。其具體政策作為就是提出推動兩岸互設“綜合性的辦事處”。對此，“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明言，其目的是強化“機制對機制、官員對官員”的互動關係，“促使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但從馬的邏輯上看，實際上是要達成台在“治權”上的與大陸的“對等、尊嚴”，開創一個兩岸“治權對等”的局面。從馬英九處理台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的策略上，更能清晰的看到其“主權與治權分開處理”、尋求“治權對等”的思路。如2008年一上任，馬就調整直接“加入”聯合國的政策，而以有意義參加聯合國專門機構做起；2012年連任後，將其選舉期間提出的一攬子的“兩岸和平協議”轉為兩岸ECFA等16個協議為支柱的共同建構；在台與他國洽簽FTA方面，台“經濟部”稱，要“彈性運用‘堆積木’（building blocks）模式，一個個協定去堆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洽商整個FTA；在參與國際組織上，以駐外辦事處名義加入，如2011年3月，台“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加入“聯合國系統學術理事會（Academ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ACUNS）”，成為機構會員。2012年2月在德國柏林舉行的歐洲員警大會，首度邀請台參加，台提出，希望台“刑事局”在該組織設點，與歐洲的警政及治安單位建立聯繫渠道進行經驗交換與情報合作；在兩岸商談台“國際參與”問題上，馬當局以民生議題來定位其訴求，提出在海基會、海協兩會機制下進行商談。吳敦義就提出，“氣候變遷與民航組織屬於民生議題，更牽涉環保署、經濟部、外交部、民航局相關業務，也可透過兩會平台來談”。從這裡，可以看到，馬當局更多利用“化整為零”的方式，降低主權位階，降低政治敏感性，這不僅僅是一種務實的彈性作為，更是在走一條“主權與治權分離”、“治權對等”的路線，是配合兩岸“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機制化政策的。

　　3.兩岸文化合作機制的建立、協定簽署的可能性，要看馬的意志。

　　2008年馬當選後即提出，支持兩岸經貿和文化交流正常化，對兩岸簽署相關協議已經準備好了。4年後，兩岸經貿正常化目標基本達成，只有文化交流機制尚未建立。至2011年，“陸委會”始終以“目前看來沒達到這個階段”為由，明確拒絕兩岸簽署文化協議。分析其中原因，大體有三，其一，台當局目前文化交流合作的重點在文化產業利益，現有協議已基本能解決台灣方面在文化交流領域中遇到的問題；她關注的下一個議題是簽署兩岸出版業的協議。其二，台認為，簽署文化協定要建立在雙方文化的彼此認同之上，目前島內民眾無論是歷史價值觀還是政治價值觀等都與大陸社會的差異相當明顯，民調顯示島內民眾對大陸社會的認同度也相當低；其三，島內對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關係的認知也有相當大分歧，這本來就關涉彼此“身份”認定問題，加之選舉年也容易給民進黨攻擊口實。因此，馬當局對簽署文化協定的動力不足。

　　而2012年選後，兩岸文化協議的簽署再次成為兩岸關注的熱點。2012年5月，首任台“文化部長”龍應台對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表達開放態度，並提出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預為探路的設想，並對推動兩岸互設民間文化辦事機構態度積極。但2012年8月，龍應台在美國訪問時卻明確表示，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目前沒有考慮與大陸簽署文化協議，只希望與大陸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障礙議題，並進而提出兩岸文化制度不同等不簽的理由。對此，“陸委會”則明白聲明，兩岸簽署文化協議沒有必要，在文化交流上有許多民間機制作為互動平台，兩岸民間交流已相當順暢。鑒於馬當局內部分歧，大陸雖然對兩岸文化協議的簽署、交流機制的建立始終積極推動，但也採取了相當務實的態度。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就龍應台兩岸互設民間文化辦事機構予以正面回應，並就“兩岸文化前瞻論壇”特別明確表示，“文化協議可以是整體的，也可以分步驟進行，大家可以溝通協商”。就台文化企業關心的兩岸文化合作中的諸多障礙在民間層次無法解決的問題，日前海協會長陳雲林在台北表示，文創產業的合作可以納入ECFA後續協商議題之服務貿易協商。上述情況看來，未來兩岸文化協定的簽署及簽署方式、兩岸文化機構的互設，都要看馬英九的意志。

　　（二）美國插手兩岸事務的機會與空間在擴大，但是美國等政治力的介入不足以扭轉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

　　1.美國不會對中國崛起下的兩岸關係動向袖手旁觀。

　　美國對台關係中，最重要的不是美對台的經貿關係，而是兩岸關係，特別是兩岸關係的政治走向、台當局的大陸政策。這是美對台關係中的核心內涵，直接牽涉美國的亞太戰略利益。馬英九連任後，將中國作為積極防範對象的美國必定繼續加大力度對其進行操控、影響。

　　一是美國已經擴增美台官方對話渠道。2011年10月“維基解密”曝出，馬英九執政後，美國首次在國防部之外，主動增設國務院的美台政軍對話，主要側重在對台政治方面的關切。該對話機制由東亞局、政軍事務局共同主辦，台灣方面由“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率團與會，“顯示美方對台政治關係的重視，以及雙方關係的提升”。2012年1月11日，美國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前美國亞太副助卿祈歸慕與知名東亞安全學者史帝夫高森組成的台灣選舉觀察團抵台，高調拜會馬、蔡競選總部，並將在選後與島內智庫就島內選後內外情勢舉行閉門研討會，說明美國急於第一時間掌握台當局的兩岸、對美政策。二是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及其國防戰略重點轉移，針對中國重新強化島鏈威懾後，台與美國的軍事關係將會重新強化：一方面，台當局將主動要求售台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增強自身軍事實力，同時也會認為這是其重新提升在美國亞太軍事戰略佈局中的地位的機會；另一方面，美國對台軍售也會增加。台美軍事關係會得到進一步強化。三是台灣朝野政治人物不斷提供美日等國插手兩岸事務的機會。2011年“維基解密”繼續曝出島內藍綠政治人物紛紛向美國交心，藍綠兩黨也圍繞大選展開爭取美、日等國支持的海外較量，馬當局不斷呼籲美國軍售台灣更先進的武器，在闡釋“和平協議”時不斷強調“不能忽略國際社會的支持”，這些舉動都說明台朝野政黨對美、日等國的重視，也就更增加美、日等國插手兩岸事務的機會。

　　2.雖然美國會加大對兩岸政治關係的介入度，但是不足以扭轉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馬當局也不至於做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或犧牲品。

　　一是與大陸對抗不符合台灣的根本利益，二是大陸周邊除極少數國家之外，日、韓等國都奉行經濟靠大陸、安全靠美國的分裂行為模式，馬當局也奉行的是這種分裂行為模式，加之馬沒有蔣介石時期反攻大陸的企圖心，因此不會隨著美國而起舞，不會白白犧牲自己去充當美國遏制大陸的馬前卒、犧牲品。三是ECFA之後，各國會更加重視台灣所扮演的進入大陸的門戶角色，以及台灣在大陸所享有的“特權”，因此，一方面更會樂見兩岸在和平發展下的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也會促成涵括兩岸在內的區域、全球經濟利益鏈，這有利國際社會層面上兩岸和平發展格局的鞏固、強化。

　　二、馬英九二任內對外關係政策目標

　　馬當局未來4年的對外政策目標與走向，主要圍繞著為台建構台灣安全的第二個“鐵三角”。馬英九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無論是從連任後的政策宣示內容上看，還是從兩岸和國際情勢上看，其政策方向都不會有重大變化。只是在第一任期初步走出了一條對外關係的“活路”之後，更加強調經營台灣的外部安全環境，包括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在軍事安全問題上，從兩岸層面上看，目前並不突出，但在亞太層面看，經營對美關係是重點，這部分分析上節已有涉及，故下面著重分析馬當局經營台灣的外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部分。

　　（一）拓展對外經貿關係，避免台灣國際經貿邊緣化危機，分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風險

　　面對當前國際、亞洲的經濟局勢，謀求台灣的經濟安全是馬當局第二任期的重中之重，經濟安全有兩個層面，一是兩岸層面，其重點仍將是在ECFA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兩岸經貿關係，以帶動島內突破經濟發展瓶頸，並取得附加效果，即台做為國際進軍大陸的跳板，與主要貿易國家合作，聯手進軍大陸市場。二是國際層面，在對外經貿關係上，則要著重分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拓展對外經貿關係，特別是為加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做準備，避免在國際經貿關係上再度被邊緣化。上述兩個層面的平衡是台灣整體經濟安全的指標。因此，拓展對外經貿關係是馬當局未來4年的“外交”重點。

　　在馬當局“台灣將持續與全球經濟接軌”的宣示下，台對外經貿關係將全面鋪開，近期目標是讓台灣經貿更自由化，主要是與主要貿易夥伴包括周邊各國及世界重要經濟體如美、日、歐盟等進行經濟合作及整合，即簽署FTA或經濟合作協定、強化台灣在國際進軍大陸上的跳板角色，強化雙方的制度化建構，建立長期戰略夥伴關係等；長期目標則在台灣經貿自由化的基礎上，實現台灣加入“泛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不僅“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更“讓台灣成為世界台商總部、外商區域營運總部”。

　　其中，對美經貿方面，將分二步深化並整合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即先解決“美牛”問題，之後重啟經貿協商，為參與TPP做準備。馬英九稱，讓美牛問題獲得解決，才能使台灣積極、有效地參與亞太經濟整合，包括跟美方重啟“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協商，進而討論有關雙邊投資協定（BIA）及雙重課稅（DTA）等問題，以及未來創造條件參加TPP，“這是我們未來8年要努力的”。對此，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予以積極回應，期盼馬第二任內台美關係能夠持續進展，尤其是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也“期盼能協助台灣進入新一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架構”。今年7月6日，美方高度關注的美國牛肉議題，在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公佈萊克多巴胺安全容許殘留標準、美國強硬壓力，以及島內民進黨反馬情緒已經得到持續半年多的宣洩之後，目前島內嚴重對抗的朝野已就美牛問題達成開放共識。目前，馬當局有意將參與TPP納入台美TIFA議程，凸現其參與TPP的急迫意願和積極行動。

　　對日方面，建構台日長期經貿戰略關係是馬當局未來4年對日經貿關係的政策目標。這一關係有兩個支柱，其一是對日投資協定，已在2011年簽訂；其二是FTA，這是未來4 年的重點。馬稱，“未來則希望能有機會探討自由貿易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透過制度性安排，讓雙方經貿關係更為緊密”。為此，台“經濟部”稱，“預計今年內，台日也將簽署新的協定”。目前台日關係雖受釣魚島問題的影響，但台日經貿關係基本上將按既定方向走。

　　其他方面，主要是將積極與歐盟、東南亞國家洽商簽署經貿協定。與歐盟、東南亞國家洽商簽署貿易協定是馬當局未來4年力促貿易自由化的一環。與歐盟方面，馬稱，“非常樂於看到未來歐盟與中華民國在經濟合作協定方面能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英國籍議員譚諾克稱，歐洲議會期待與馬當局“強化雙邊關係，更特別支持台歐簽署經濟協定”。東南亞國家方面，馬稱，“將繼續與新西蘭、新加坡等國洽簽經濟合作協定”。目前，台與新加坡經濟夥伴協議（ASTEP）、台與新西蘭經貿合作協定（ECA）等經濟談判正在進行，印尼與印度也表示興趣。

　　（二）進一步擴大國際活動空間並深化與國際組織的關係

　　兩岸政治定位沒有協商解決之前，兩岸的主權衝突在國際場域難以避免。雖然“外交休兵”減少了兩岸不必要的衝突和內耗，但仍然有如台灣學者所言的“必要的內耗”發生。這就是，馬當局仍然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社會爭生存、求發展，使得兩岸主權象徵不能合而為一，為“一中框架”帶來潛在隱患。目前，兩岸在國際場域的衝突，已從兩蔣時期的“代表權之爭”演變為馬當局強調的爭取“中華民國實際存在之認可”，如果上文所分析的兩岸“治權對等”路線符合馬的思路的話，未來馬是否在國際社會推動兩岸走向“治權並存”的方向，尚需觀察。但就目前來看，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仍然是馬當局的既定路線，是“中華民國存在”的重要標誌，也是鞏固其生存、發展的手段。

　　馬未來4 年的“外交”重要訴求是參加更多的聯合國專門機構與公約，包括爭取以觀察員身份加入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並強化與聯合國體系的互動交流。2008年5月馬上任後推動“活路外交”，在參與聯合國的大方向及基本目標不變下，調整策略，以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為切入點。在成為世衛大會(WHA)觀察員後，以觀察員身份加入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成為下一步優先目標。馬“就職演說”中稱，“未來4年，政府要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包括氣候變遷、民航安全等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相關活動”。在世界衛生組織(WHO)方面，馬當局“期望美方協助台灣以參加WHA的模式，有意義的全面參與WHO的各項活動”，台學者也建議馬當局積極爭取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其他5項機制，包括“國際食品衛生安全網路”、“全球疾病疫情警報與反應網路”，簽署更多的國際合作協定。此外，在國際非政府組織方面，馬稱，希望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兩岸與“外交”的“良性循环”模式發揮更大的正面效益。

　　（三）加大“軟實力”宣傳，進行全方位的“文化軟實力外交”

　　以“文化軟實力外交”輔助構建台灣的國際生存基礎和環境，在馬的第一任期就有相當突出的運用。未來在台“五大國際角色”的定位下，馬當局必然會繼續加大“文化外交”的力度，進一步通過對外援助、對外人道救助、各項“台灣特色”的多層面多領域的雙向的和多方交流，以及宣揚“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的制度、生活，在國際社會樹立正派形象，向國際社會進行道德感召、魅力吸引，構築理念同盟，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輔助達成其在政治上彰顯“中華民國”的“國際存在”，也以“文化感染力”突出 “中華民國國際存在”的合理性、正當性，同時提升雙方的實質關係。“文化部長”龍應台還呼籲，台灣應“得到應有的國際文化參與空間”，“國際社區應該給予台灣的處境更多的理解和重視”。

　　三、兩岸、“駐美”人事安排似另有深意

　　從上述形勢和政策重心、走向上看，馬在進一步構築其“戰略鐵三角”，依其制定的政策中心和目標，是馬此番人事安排的出發點。至於這些人士的個人特質及其相互配合度等，島內媒體多有評論，總之是著眼理念一致，貫徹要一條鞭，這裡不再贅言。筆者只是想特別提一下馬對“陸委會”、“駐美代表”的人事安排的觀察。

　　馬第二任期，兩岸關係上可做的部分較為清晰，且在兩岸機制、政治互信基本建立的情況下，按部就班去做即可，如果要有所突破，如上文所分析，則關鍵已不在大陸，而在美國。在台與美國的關係上，除了經貿的提升之外，更有政治互信如何增加的問題。實際上，馬的思路仍然是“先經後政”，但此時的“經”和“政”，都有了新的意涵。在“經”的方面，主要在平衡大陸市場的風險，加強台的國際經貿融入，上文有論，這裡不再贅述。“政”的部分，新的發展在於，馬當局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將“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進行機制化，或說要將“治權對等”的局面固定下來，以面對大陸提出的“兩岸同屬一國”的“一中框架”問題。無論是“經”是“政”，如何處理好這些新意涵，都擺脫不了美國因素，況且美國對台最為在意的不是經貿，而是兩岸關係，尤其是政治層面，因此，台美雙方的溝通不落實，互信不增加，兩岸的政治關係也難解。這就是馬的必然邏輯。

　　鑒此，筆者看馬派金溥聰駐美，極具政治意涵。故後續觀察的重點，除了台美經貿關係的提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一是美國對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更深層了解甚至諒解，馬將在“中華民國憲法”與回應大陸的“一中框架”上做出怎樣的表述，就是台美溝通成果的重要指標，也是後續兩岸“和平協定”能否邁出第一步的觀察點。二是馬當局如何增強在美國亞太軍事戰略中的地位。金溥聰說，“當美國重返亞太時，台灣與美國的溝通很重要；美日、美韓是連動，台美關係最直接影響台灣與日韓的關係，這是牽一髪動全身的國際外交網路”。目前來看，在釣魚島、南海主權紛爭中，馬當局明確且堅持不與大陸聯手，應該是其主要體現，後續還會有什麼作為，值得觀察。

　　看王郁琦任“陸委會”主委，筆者認為，則主要體現了馬有較強的主導兩岸關係發展路線、節奏的強烈意志，這表現在幾個層次：一是從理念上，破除賴幸媛的局限，以更暢通精確的貫徹馬意志；二是從剩下的任期內的兩岸實務上看，兩岸關係上的一些後續作為，主要性質不再是開創性的，以王郁琦的法律專長，能勝任馬後續“兩岸條例”等相關法規的修法任務等類似拾遺補漏、進行完善的細活。其他的後續協商、交流推動，則有機制，有專業人士，有“文化部”，無需多慮。三是著眼於未來，當然是對年輕人的培養，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意味著馬在為未來其兩岸政策路線得以延續提早進行著人事佈局；馬有離任後在兩岸關係上繼續發揮作用的意願。

　　此外，從政黨政治的角度上講，鑒於民進黨無論在兩岸還是在台美關係上，目前受困於“台獨”立場、政策，難以超越國民黨，這本來對國民黨的2016年選舉來說就是個利多。但鑒於民進黨政策調整尚未完成，且民進黨也在不斷加強與美溝通，還不斷挑撥國民黨與美國的關係，馬出於謹慎考慮，如果國民黨與美關係、與大陸的互信都能更進一步，就更是又一個相互“良性循环”，以“雙重良性循环”加固2016年國民黨贏的情勢，完成馬的自我歷史定位，也應該是馬此番人事安排的考慮之一。

　　綜上，筆者認為，這樣的人事佈局不能簡單看作是馬“輕兩岸”而“重美國”的結果。將“輕兩岸”與“重美國”對立起來看，兩岸會產生誤會。要看到，馬的邏輯首先是出於施政考慮，而非直接針對大陸而來；其次，“重美國”既是馬內政、“外交”的必然，也蘊含著他希望進一步突破兩岸當下政治僵局的嘗試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