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兩岸對兩岸關係仍處於“敵對狀態”有著共同的認知，為此，大陸官方在不同場合一再呼籲兩岸共同努力、創造條件，增強兩岸政治互信，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進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2008年10月馬英九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也明確指出，他推動的兩岸政策，“最後目標是要與大陸‘締結和平協定’，‘終結兩岸敵對狀態’，使台灣海峽走向真正和平與繁榮的道路”。

　　要結束敵對狀態，首先要結束敵對心態。所謂“心態”，簡言之，即人們對外界事物做出反映的趨向，它對人的思維、語言、決策、行為具有支配性作用。敵對心態的存在必然導致敵對雙方在思維、語言、決策、行為上的敵對狀態。在當前兩岸關係大幅緩和並走上和平雙贏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敵對心態對兩岸深層互信的建立相當不利，並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不能忽視的重要的干擾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提出討論以引起足夠的重視。

　　筆者之所以稱敵對心態為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的“軟干擾”，是基於這種干擾因素與其他干擾因素（如“台獨”因素）相比，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潛移默化）、根源性的（歷史文化心理）、隱性的（外化後可構成兩岸政策利益取向之因素），儘管它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干擾力毫不遜於“台獨”、外力介入等因素的“硬干擾”。

　　要說明的是，總體來看，兩岸間存在敵對心態的表現有兩大特點，其一，從矛盾的主要方面上看，台灣對大陸的敵對心態是主要方面；其二，從矛盾普遍性上看，台灣對大陸的敵對心態較為普遍，而大陸對台灣民眾的心態則除了對“台獨”分子的敵視外，僅是對台一些對大陸的不友好個案的不滿，這種不滿既不具普遍性，更未上升為對整體台灣人民的敵對情緒。

　　還要說明的是，有台灣學者認為，目前台對大陸敵對心態的歷史要從1895年開始。但筆者認為，兩岸目前的敵對心態主要是1949年後國共政治鬥爭的延續、冷戰格局的強化、“台獨”理論宣導與政治操作等諸多因素影響的產物，跟清廷割台後台灣同胞對祖國的失望與憤懣沒有那麼直接、深刻的關聯。因為1945年抗日勝利，台灣同胞慶祝回歸祖國懷抱，簞食壺漿歡迎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的喜悅心情，正充分表明台灣同胞的民族情懷與國家認同並未因清廷的腐敗割台給台灣同胞帶來的巨大歷史心靈創傷而失去大是大非之大體。

　　一、兩岸敵對心態的主要表現

　　兩岸敵對心態本身有著諸多層面的表現，產生敵對心態的因素也多元複雜，本文僅選取兩岸社會中幾個主要的、普遍存在的心態及其產生原因分別加以淺析。

　　（一）台灣民眾對大陸敵對心態的主要表現

　　1.台灣民眾的“反共”、“恐共”、“衊（視）共”心態。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也帶去了對共產黨的滿腹怨恨與失去大陸的不甘，於是，不僅頻繁對共產黨及其統治下的大陸尋機進行軍事騷擾和特務破壞行動，更對中共及大陸進行各種詆毀與反面宣傳。同時，為了使台灣成為“沒有共產黨污染”的最後一塊“淨土”、“反攻大陸”的最後基地，國民黨在島內實行了長期的“白色恐怖”統治，嚴防共產黨的“滲透”。國民黨當局“反共”、“恐共”的心態全部反映到對大陸的政策及其對台統治之中。這一時期，台灣民眾始終被教育著“共產黨要血洗台灣”；在白色恐怖中，金庸的小說、馬克·吐溫的小說、左拉的小說都以莫須有的可笑罪名遭到嚴禁，作家陳映真只因家裡有馬克·吐溫的小說就被抄家，而簡體字、西元年號，甚至葵花圖案都能成為“為匪宣傳”的罪證。大興文字獄的結果是台灣民眾極力避免與“共匪”扯上任何關係，“每人心裡有個小‘警總’”，因此，台灣民眾對政治極度敏感，且高度壓抑。

　　1980年代前後，隨著中美建交、國際形勢的變化、國民黨“反攻大陸”之夢碎，國民黨不得不開始做長期經營台灣的打算，在民意的壓力下也不得不開始調整對大陸的政策。但由於國民黨始終未能擺脫國共歷史恩怨，始終不放棄與大陸在國際上爭奪合法地位，因此，其“反共”政策與宣傳延續至今，特別在軍事上明確把大陸當假想敵，在宣傳上則將“反共”內容逐漸轉移到經濟發展、“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的優劣對比上來，並將大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擴大渲染，以彰顯“台灣完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及其“不凡意義”，從而在台灣社會較強的“反共”、“恐共”心態中，又加入了對大陸較強的優越感。

　　在長期的“反共”教育、白色恐怖餘悸，以及對大陸較強的優越感之下，台灣民眾有了鮮明、固化的“反共”、“恐共”、“衊（視）共”心態與刻板的習慣認知。儘管隨著島內民主化的進程、兩岸交流的逐步擴大，特別是大陸綜合實力的提高及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台灣民眾逐漸淡化了“恐共”、“衊共”心態，但這種心態並未完全消失，所以在台歷次選舉中，被淡化了的敵對心態總禁不起政客的挑撥離間，總能集中的再次表現出來。

　　目前，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對心態主要表現為，其一，提防大陸對台“善意”之動機。台灣民眾對大陸對台善意一直以“統戰伎倆”視之，質疑大陸對台誠意。最典型的近例就是當下ECFA大陸對台灣的讓利，在台灣不少民眾甚至不少民意代表的言談中，都顯露出還在慣性地提防著大陸背後的“政治動機”，而未能對大陸一再表明的“一家人”立場（詳見下文）進行深入反思。其二，恐懼大陸“武力犯台”，因此，在對美軍購上，有半數民眾持肯定態度。2008年5月《中國時報》民調顯示，認為應維持目前軍購，甚至更增加的民眾比例超過50%。其三，不自覺地與“台獨”分子站在同一立場上說話。如台灣民眾無視大陸一再說明大陸的武力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將大多數不搞分裂的台灣同胞與“台獨”分子劃出界線的良苦用心，不自覺地與“台獨”分子站到一起，不是反對大陸的“反分裂法”，就是要求大陸“撤除瞄準台灣的導彈”，甚至認同將撤導彈作為兩岸和談的前提條件。2009年8月《遠見》民調顯示，71.8%的民眾認為，兩岸要建立政治互信，大陸就應該先撤除瞄準台灣的導彈；48.3%的民眾認為撤除導彈之前兩岸領導人不該見面。

　　上述這些民眾看法，如果不是以“恐共”、“反共”的心態為認知基礎，還能是什麼原因呢？

　　2.台灣民眾的“親美、疏中”心態。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爭奪中國命運的主導權、爭奪中國國家主權代表權的歷史脈絡中，無論是解放戰爭還是金門炮戰，台當局以美國為靠山，拉美國下水，為自己壯膽撐腰的心態使其始終貫徹一條明確的“拉美反共”政策主軸，而美國在“台灣絕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在遠東要建立一個“遏制共產”的基地等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下，也基本延續一條“輔蔣反共”的政策，儘管其間也不乏一幕幕丟棄台灣的戲碼。中美建交後，美國兩岸交往的重心轉向大陸，使得台當局更需奉行親美政策，更以親美言行拉攏美國，防範美國與大陸聯手“損害台灣利益”。美國則利用台當局此種心態，“以台制華”，欲使兩岸維持長期的“和而不統”局面，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持不斷。因此，台當局將美國視為“真誠的老友與摯友”。在長期親美政策的薰陶下，台灣民眾有著較強的親美心態。這種親美心態又因長期的國際冷戰格局而強化。2009年10月底，台灣《旺報》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對台灣朝野的“中國觀和美國觀”做出分析。文章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只能選擇向美國‘一邊倒’，這個‘一邊倒’深刻影響了台灣人的世界觀，……時至今日，台灣民眾的世界觀——主要是中國觀和美國觀，卻基本上還是冷戰時代的遺產，……台灣民眾在冷戰體制下確立的世界觀，是善惡好壞對比及其鮮明的，……‘大陸=惡，美國=好’的二元觀點，一直是台灣政治領導層的主流思維，也是……施政基礎”，台灣“對美國看法負面的民眾比例甚至低於美國自己，台灣無愧是全球最親美的堡壘之一”。與美國親近的同時，自然是與中國的疏遠，即使在冷戰早已結束的今天，馬英九當局的對外政策仍然堅持“親美”主軸，對大陸則提出的是“和中”而非“親中”的立場。

　　3.台灣部分民眾的“反中”、“仇中”心態。

　　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政客看到了台灣民眾普遍的“反共”、“恐共”心態，認知到台灣民眾渴望政治權利和人格尊嚴的合理願望，便利用兩岸統“獨”鬥爭，一方面惟恐兩岸情感拉近，便在兩岸之間“砌牆”，將所有推動兩岸交流的人物全部扣上“中共同路人”、“中國特首”等“紅帽子”，說馬英九“對於中國極盡卑躬諂媚之能事”，把其大陸政策、對外政策扭曲為“矮化主權”、“出賣台灣利益”、“外交休克”；同時，對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政策，則定性為“傾中”、“賣台”。去年台灣“八八水災”中，民進黨不是造謠大陸捐台災區之活動板房“甲醛超標”，就是批台灣的民意代表高金素梅接受大陸捐款是“淪為”“統戰樣板”，將大陸善意誣衊為“吞併台灣的陷阱”。對ECFA，民進黨恐嚇民眾“ECFA是典型的包著糖衣的毒藥”。長久以來，“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政客就是以如此混淆是非、挑撥、煽動等手段強化台灣民眾的“反共”心理，製造民眾的“反中”、“仇中”情緒。另一方面，“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政客以“台獨”理論宣導，諸如將“台灣意識”引向“台獨意識”以抗衡中華民族意識，以“去中國化”將台灣文化從中華文化中分割出去，以“兩國論”、“一邊一國”論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事實等，以及政治議題操作，諸如在對內外政策上不斷衝撞“一個中國”框架等，激化兩岸統“獨”矛盾，將台灣民眾的“反共”心態異化為“分離”意識，不惜把台灣民眾綁上“台獨”戰車，讓台灣民眾充當“台獨”炮灰。

　　連戰“登陸”前所遭遇的機場圍堵、張銘清在台被推到在地、陳雲林在台所遭遇的抗議示威，歸根結底，不正是部分民眾在“反中”、“仇中”心態下才做出的舉動嗎？為了在國際上達成“兩岸兩國”的“事實”和國際承認，“台獨”勢力及其政客將大陸為了防止國際上形成“兩個中國”、“一邊一國”、“一中一台”的情況，在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上針鋒相對，寸土不讓的政策冠以“三光政策”，以其歷次早就預見到的必然的失敗結果調高台灣民眾在台“國際空間”問題上的期待度，並將民眾的挫折感轉嫁到大陸身上，引向“大陸欺負台灣”等對大陸的負面觀感和抗拒心理，引向與大陸的疏離感乃至仇視心理，進而導向台灣民眾的民族、國家認同。這種心理投射在民調中的結果是，自從1997年9月“陸委會”民調顯示台灣民眾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比例（36%）首次超越自我認同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34.8%），絕大多數民眾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期望傾向維持現狀之後，至今台灣民眾排拒大陸、排拒統一的民意沒有根本轉變。

　　綜上所述，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對心態表現得更為多元複雜，其產生有著更為深刻的歷史、政治、文化背景。

　　4.近年來島內對大陸的敵對心態有所變化。

　　隨著兩岸交流的發展，大陸經濟實力的提升，大陸的真實面貌越來越客觀地呈現在台灣民眾的眼前，台灣媒體開始報導大陸的經濟發展成就，奧運籌備、城市發展、青藏鐵路等等都是其熱評的議題，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對心態也有所改變：其一，大陸對台灣民眾的吸引力增加。2003年4月國民黨“青輔會”委託“就業情報”與新浪網共同進行的“台灣人赴大陸工作意向調查”結果顯示，84.83%的台灣民眾對大陸未來經濟發展前景表示“樂觀”，73.70%的民眾願意赴大陸工作，其中不排除在大陸“落地生根”者達61.26%，18.29%的人願意到大陸國企或民營企業任職，19.14%的人表示為了爭取工作機會願與大陸人同工同酬。該份民調分析指出，台灣的“外派工作潮”正在擴大為“舉家移民潮”，赴大陸形態從早期的“單身赴任”轉為“連根拔起”，以解決“不放心家裡”的後顧之憂。其二，大陸在台灣民眾心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2006年6月《遠見》民調結果顯示，台灣人最心儀的地方，大陸躍居美、日之後的第三位；最佩服的地方，大陸位居第三名；最想旅遊的地方，大陸位居第三名；最想移居的地方，大陸位居第六名；最想遊學的地方，大陸位居第八名。

　　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採行“九二共識”、“擱置爭議”、“維持現狀”、“和平雙贏”的大陸政策，對外交往以“活路外交”取代“衝撞外交”，降低了“台獨”風險，也使大陸有了妥善處理兩岸經濟、對外交往等議題的契機和條件，大陸對台政策隨之向更為彈性與寬鬆方向調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與制度化協商的軌道。兩年來，大陸在台灣經濟、對外交往上不斷釋放善意，使台灣民眾認為大陸對台當局與民眾的友善程度微幅上升。2009年5月《中國時報》民調顯示，認為兩岸關係友好的民眾比4月份上升18個百分點，達57%，首次多於認為不友好的民眾（16%認為兩岸仍處於敵對狀態）。政治大學政策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33%民眾認為大陸對台當局的態度非常友善或還算友善，與認為不太友善或非常不友善者（佔34.9%）比例相當，認為大陸對台灣人民的態度友善的多於不友善的，其中認為非常友善或還算友善的佔41.8%，認為不太友善或非常不友善者佔32.4%。“陸委會”對2009年島內民調的綜合分析也指出，民眾認為大陸對台當局與民眾的友善程度有微幅上升的趨勢。

　　但是，2010年5月《遠見》民調顯示，近三分之二的台灣民眾贊成維持現狀，在“購買美國較佳防禦性武器之必要性”上，台灣人民有53％贊成購買，與2009年相較，還增加了5個百分點。2009年6月台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委託台灣民意學會進行的民調顯示，48.3%的民眾擔心“在兩岸交流會影響台灣對大陸的警覺心而落入大陸統戰的陷阱”，比例略高於不擔心者（45.9%）；73.3%的民眾希望兩岸關係的發展要維持現狀。

　　可見，大陸對台釋放的善意尚不足以根本扭轉島內民眾基本的政治心態，更尚未深層影響台灣民眾對大陸觀感、國家認同、兩岸統一等問題的基本態度。雖然在兩岸關係的曲折發展與反思的過程中，在兩岸關係緩和的當下，兩岸各自心態都在向客觀性調整，但這個過程才剛剛起步，遠未圓滿。

　　（二）大陸民眾對台心態的主要表現

　　1.大陸民眾拒絕“台獨”分裂，仇視“台獨”分子及其政客。

　　大陸民眾對台灣從未有所謂“敵對心態”，反而有著血濃於水的親情和好感，始終把台灣同胞當成一家人。也因此，大陸民眾對台灣來客從不架設心防，從來敞開心扉、赤誠相待。也正因此，大陸民眾對台灣社會每到選舉期間就有人大肆攻擊大陸，甚至暴力對待大陸赴台官員，一些民眾還隨之起舞相當不理解，更相當不認同。每到此時，大陸民眾對台灣人民的滿腔熱情、柔情就會頓時化為滿腹委屈，甚至憤怒！儘管如此，大陸人民並未將這種不滿甚至憤怒轉嫁到全體台灣同胞身上。

　　如果說大陸民眾對台有敵對心態的話，那也只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的，體現在對“台獨”分裂的高度戒備，對“台獨”分子及其政客絕不姑息，對李登輝、陳水扁當局的“台獨”施政相當反感。在這方面，大陸民眾與官方的立場、心態是一致的，也是一以貫之的。大陸朝野視“台獨”分裂勢力為敵我矛盾，因此，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打擊從未手軟，兩岸關係發展至今，可以看到鮮明的統“獨”鬥爭這條主線。正因大陸朝野有著上述高度共識，大陸官方的反“獨”政策才擁有深厚的民意基礎。

　　筆者認為，大陸警惕分裂、仇視分裂分子及其政客的民意基礎，並非官方教育的結果，而是出於民意的本心。這就是：追求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既是中華文化中以“孝悌”、“忠義”為核心發展出來的愛國信仰使然，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擺脫民族壓迫、共謀民族富強的共同追求，其中浸透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民族悲情，也彰顯著民族振興的強烈願望。

　　明清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一再入侵，不論大陸和台灣，兩岸的中國人為保護國家的領土、主權不被分割而寫下了一頁頁浴血奮戰的光輝篇章。大陸的民眾不僅知道“三元里抗英”、“義和團起義”，更將把台灣從西方列強手中收復回來的鄭成功視為民族英雄，不僅為他著書立傳，更矗其塑像於美麗的鼓浪嶼海濱，供更多的後人緬懷瞻仰；大陸人民不僅牢記“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更沒忘記“甲午條約”，這些是兩岸中國人心中共同的歷史恥辱與傷痛。正因為西方列強體認到中國人民寧死不屈於外人統治的堅強意志，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收拾起直接統治中國之野心，中國大陸才免於淪入殖民地的境地（半殖民地）。但面對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大陸人民沒有漠然視之，更沒有幸災樂禍，先有革命志士奮起推翻腐敗帝制之辛亥革命，後有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而大陸的抗戰與台灣同胞各個層面、各種方式的抗日鬥爭相互輝映，最終共同完成了推翻殖民壓迫的艱巨的民族使命。

　　所以，大陸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神聖不可分割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的，它早已深入到中國人的骨血之中。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傳統，對“台獨”及其它分裂勢力的敵視心態才自然而然的生成了。大陸官方批李（李登輝）、打扁（陳水扁）、對台軍事演習、封鎖台灣對外交往空間等等，都是在高度的“台獨”疑慮下，對“台獨”政客祭出的強硬政策和手段。

　　2.大陸民眾對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疑慮與不滿。

　　大陸民眾對國民黨的心態有著多種層面，主流還是基於歷史的淵源和兩蔣時期國民黨對國家統一立場的堅持，而對國民黨產生的歷史情感與敬佩之心。2005年4月，當國民黨主席連戰以“和平之旅”終結國共兩黨60年的隔絕歷史而首次握手時，這種歷史情感與敬佩之心噴湧而發，大陸人民對連戰一行的熱烈歡迎和高度敬意是發自內心的，因為大陸人民知道，連戰一行是在島內洶湧的“台獨”逆流與兩岸關係的嚴峻形勢下，憑著對兩岸關係的長遠思考和作為政治家無比堅定的意志、膽識、魄力而“登陸”的。大陸人民深知其重大的歷史意義。而大陸遊客在台灣偶遇馬英九時，“熱情地包圍”並以能與馬英九合影為此行最大的滿足，更是對馬英九當局大陸政策堅持“一個中國”、反對“法理台獨”等民族大義的敬佩之情以及天然親情的自然表露。

　　與此相對的，大陸民眾對國民黨的不認同面，則主要是對目前國民黨當局仍將大陸作為“假想敵”的不滿，對台向美軍購的不認同，以及對其“拒統”政策的疑慮。國民黨遷台至今，台當局一直將大陸視為“假想敵”，這對大陸民眾的情感傷害非同一般。大陸民眾對台當局不放棄對美軍購的“挾洋自重”，既遺憾也不齒；對台灣方面將對美軍購視為“涉及台灣的生存利益”，既無從理解更不能認同。而除了李登輝執政時國民黨的“台獨”“兩國論”路線之外，國民黨一路走來，迄今其大陸政策主軸是“終級統一”目標下的“拒統”路線，這更讓大陸民眾懷疑國民黨人少了民族情懷而多了分裂意識，因此，才有人定位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是“B型台獨”，甚至有人認為馬英九當局的大陸政策是搞“和平分裂”。

　　此外，大陸民眾對台灣曲解大陸善意相當不滿。ECFA大陸對台灣的讓利，大陸朝野是真正把台灣民眾的感受放在心裡的，是百分百誠懇的。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凡是對廣大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辦，並且說到做到。”溫家寶總理也以兄弟之間“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來解說；“中台辦”主任王毅指出“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我們願意在力所能及範圍內，為台灣經濟發展以及增進台灣民眾的福祉辦點實事、做點貢獻”；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則一再強調，我們對台灣人民的讓利“不委屈”，“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拿出來還要還回去”。這一切都說明，大陸對台讓利，是基於兩岸經濟的共同發展，振興中華民族經濟的共同責任，基於兩岸一家人的親情，所以才不以回報看付出，不以感恩論斤兩。這樣的讓利不是對台的“施捨”，不是出於純粹的“手段”和“動機”。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一方有理，另方也要有節，才能形成雙方誠意的交結。所以，台灣朝野如果因“大陸欠我們的，對我們讓利是應該的”，甚至欲以“台獨”阻力為藉口，滋生對大陸“予取予求”的心理，則將貶損大陸對台的善意、誠意，也讓大陸民眾看不到台灣社會的厚道、骨氣與大義，會激化大陸部分民眾的“委屈”情緒，而形成兩岸負面心態的惡性循環。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大陸人民對台灣心態之敵我親疏主要是以民族大義而非以兩岸黨派利益政爭為標準的，大陸人民希望台灣的執政當局，特別是國民黨的執政當局，能夠在民族大義的基礎上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兩岸統一，而非以權力利益之算計、社會制度之爭議、島內民意之分歧為藉口，將國家統一目標口號化、邊緣化。

　　二、調整心態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與原則

　　調整心態是為了兩岸更好的走向融合，目標是為了建立兩岸深層互信，從而為兩岸政治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筆者認為，在調整心態的過程中，兩岸朝野都要貢獻力量，特別是台灣官方肩負著更大更深刻的責任。如何調整心態？筆者認為，其中最需要注意的問題以及一些原則和方向是可以明確的，即尊重歷史、直面現實、“一中”框架、兩岸交流協商。這裡的“歷史”與“現實”，筆者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分界點，之前視為歷史部分，之後迄今都視為現實部分。我們既不能以現實情況掩蓋歷史史實，也不能只講歷史，不看現實。而在兩岸調整心態的過程中，必須維護“一中”原則（暫時可不必強求“一中”內涵的共識），並伴隨著兩岸交流特別是文化交流以及經常性的溝通、協商，培養、鞏固雙方心態的正常化。

　　（一）尊重歷史

　　筆者認為，尊重歷史是台灣當局帶領台灣人民消除“反共”心態並重塑“中國”觀念的根本途徑。兩岸的政治現狀根源於兩岸的歷史，特別是國共鬥爭史，因此兩岸關係及其核心的政治定位問題只有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找尋答案。尊重歷史不是重翻國共恩怨的老帳，而是要使心態平和、客觀，從而對現狀有更清醒的認識。以尊重的心態反思歷史，是當前國民黨當局應負的重大責任。

　　台灣當局要尊重的歷史史實是：經過國共三次內戰，以及抗日戰爭，國民黨及其政權的確失敗了，中華民國的確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國民黨有勇氣承認這一點，才是尊重歷史。但是國民黨當局在不服輸、不甘心的較勁心態下對此始終不願承認，只講兩岸現狀。馬英九歷次給大陸領導人的“16字箴言”都將“正視現實”列在首位。

　　不談歷史，只講現狀的結果就是，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將“中華民國”看作是與大陸抗衡、競爭的憑藉，因此難以擺脫兩岸處於類似“階段性兩國”的“一中各表”的政治定位（當然這種“兩國論”與“台獨兩國論”是有區別的，參見文章《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追求兩岸“對等的政治地位”，也導致兩岸和國際上的“兩個中國”的實際效果。這樣的大陸政策與兩岸政治定位，使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台獨”論述的窠臼，不可避免地隨“台獨”勢力的議題操作而起舞，增加了大陸對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疑慮。加之馬英九的“拒統”路線，以及其本身就帶有較強的“反共”、冷戰思維（參見文章《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就更不利於國民黨自身心態的調整，也就無從引導深受反共教育毒害的台灣人民化解“反共”心態、放棄冷戰思維，不利於台灣人民重新認識大陸，重新認識兩岸關係，也難以重塑“中國”觀念。實際上，國民黨尊重歷史，透視現實兩岸政治和國際情勢，並在此基礎上順理成章地提出兩岸新論述，遠比民進黨始終難以自圓其說的“台獨”論述更容易獲得人民的理解與信任。

　　（二）直面現實

　　筆者認為，正視“中華民國”架構以及國民黨政權的事實存在，是大陸要直面的現實。大陸要承認國民黨政權雖然失敗但並未被徹底消滅，甚至還在中國的國土（或說“中華民國”的國土）——台灣發展壯大了；同時，國民黨將“中華民國”這個已經被終結的“國家”招牌扛到台灣並延續了下來，因此才有了兩岸政治關係的現狀。

　　實際上，在直面現實上，大陸的客觀性已經遠遠走在了國民黨的前面。因為，大陸“一國兩制”、新“一中”內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提出，都是在尊重國共兩黨歷史恩怨、正視兩岸政治現實的基礎上提出的。可惜前者被汙名為“矮化台灣”，後者則沒有得到台灣的正視及任何明確的回應。

　　筆者認為，“一國兩制”是大陸以兩岸各自的現實政治經濟情況為基礎，以和平為途徑，以統一為框架所擬定的兩岸統一的路線圖。鄧小平先生早就表示，“一國兩制”是維持兩岸各自現存制度不變，而這個不變將是長期的，他以“50年不變”為比喻，更明言“百年不變也沒有關係”，因此，“一國兩制”實質上已經包含了對兩岸兩個政權的承認，也是維持現狀的一個構想，只不過這個現狀要在統一的架構內來維持，有了統一的架構，兩岸可以長期維持現狀，因為沒有了“台獨”的威脅，外國也沒有了插手兩岸事務的空間，對兩岸各自尋求發展，進行雙方的互助合作、共謀雙贏營造了一個根本的安全環境。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人思維方式有極大的不同，就是善用減法而非加法，大而化之，追求大格局與總體把握，講求名正言順。面對紛繁複雜的兩岸問題，更需抓住原則，總體把握，先把整體框架搭起來，其他細節問題、難點問題則留待以後在框架內慢慢解決。“一國兩制”正體現出這樣一個大而化之的大格局，先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名，之後其他所謂兩岸制度、權力等等現實政治利益、結構的安排分配都可在溝通、協商中慢慢的逐一商量解決。對台灣方面來說，都是中國人，“一國兩制”的思路和邏輯就這樣難懂嗎？非得以陰謀論視之嗎？如此明晰的一個構想，一個仍可以繼續充實深化的兩岸關係發展模式，卻被台當局的不正常心態所扼殺，不太可惜了嗎？台灣方面汙名“一國兩制”，對大陸新的“一中”內涵不理不睬，根在錯誤心態。

　　現在，在新的“一中”內涵下，如果大陸明確表示，“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屬的未來那個中國”，台灣會接受嗎？還會認為是“對台灣的矮化”嗎？如果國民黨仍然堅持要大陸“正視‘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現實”，那就不是真正“正視現實”的態度，而是仍沉溺於國共兩黨的恩怨情仇之中，不願走出來，當然也有昧於歷史。

　　（三）“一中”框架與兩岸交流協商

　　“一中”在國共兩黨間是有共識的，因此彼此有政治互信的基礎。有了這樣的基礎，才開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階段。但正如胡錦濤總書記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7月13日會面時所講的那樣，ECFA之後，兩岸雙方下一階段需要“增進政治互信”，應該“加強民族認同的力度”。筆者認為，“增進政治互信”的過程就是深化政治互信的過程，而達成“一中”內涵上的共識應該是兩岸建立起深層互信的標誌，它意味著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從兩岸的“互不否認”上升到了對“未來一個中國”的“共同承認”，從“一中”內涵的“各自表述”上升到“共同表述”。有了這樣的深層互信，兩岸才能掃除最大的政治阻礙，排除形形色色的“台獨”疑慮，兩岸政治協商的條件才臻於成熟，兩岸政治協商的機制、軍事互信的機制、未來走向統一的模式才可以通過兩岸協商來構建，否則，任何兩岸的積極探討都難以發揮實際效力。

　　那麼，兩岸深層互信的建立是否有突破口呢？這可以從兩個現象上看。其一，值得提出的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在中華民族的認同上是有較高共識的。2009年8月《遠見》民調顯示，台灣民眾有80.2%的人自認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其中泛藍民眾比例達到94.5%，中立民眾比例為77.7%，泛綠民眾比例也從2008年的51.5%上升到66.3%，認為不是的比例則從30.3%下降到20.9%。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至44歲的年輕民眾中，自認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比例在86%至92%之間。此外，有57.6%民眾認為兩岸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筆者也注意到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講話越來越多地提到“中華民族”。就此，筆者認為，在“台獨”分裂的威脅下，兩岸挾中華民族認同的強大民意共識來促進“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一中”內涵共識，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有機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此其時也！其二，島內媒體已經指出，島內目前新出現了一股力量，即“對台灣基層民意、對大陸的發展都有客觀認識，了解兩岸歷史進程（包括國共恩怨），看到台灣的籌碼已經流失而需要及早整合台灣內部共識並提出積極方案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處理兩岸政治定位與政治走向的問題”。筆者認為，馬英九要善於引導這股力量，因為這也許是未來真正不具敵對心態、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股“中間力量”。

　　兩岸敵對心態的消除還離不開兩岸交流、協商。其之所以必須，是因為不交流、協商就難以深切體會對方的利益、彼此的感受，難以深入理解對方立場，就難以增進互信，鞏固互信；是因為兩岸心態的調整過程中仍會有複雜而多元因素的干擾，除了“台獨”因素的干擾之外，隨著兩岸交流領域的擴大、交流內容的深入，兩岸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民眾素質、社會面貌等的差異更會彰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交流首先會更加強化各自的特性而非共性，從而產生新的負面心理，這些負面心理也會與固有的敵對心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會被“台獨”等分裂勢力利用，因此，兩岸社會心態會更複雜多元，兩岸關係的融合還會面臨更多更深刻的挑戰，這就更離不開兩岸各領域、多層次的交流、溝通、探討，以使負面心態的干擾降到最低。此外，兩岸交流有助於促進兩岸文化認同，進而深化中華民族認同與“兩岸同屬一中”的國家認同，有助於兩岸將敵對心理轉化為認同心理，建構共同的歸屬感。因此兩岸交流、協商是必須的，不可或缺。2009年6月台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委託台灣民意學會進行的民調顯示，66.1%的民眾歡迎溫家寶先生赴台走訪，充分顯示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的歡迎與支持態度。

　　筆者曾在《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一文中剖析過馬英九冷戰思維的危害，指出這種心態“局限了馬英九的氣度、格局與政治智慧，弱化了他的政治擔當與政治魄力，模糊了他本該有的民族自尊與使命感”；“導致其不能對大陸的善意有深刻理解而倍加珍惜，就不能不看美國的眼色行事，就不可能真正與大陸建立起深層互信，兩岸政治定位問題、軍事互信問題當然無法獲得突破與解決，其結果將是兩岸交流有可能陷於短多長空的結果，而真正受惠的則必然是各種反華勢力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干擾與阻礙”。可見，敵對心態對兩岸深層互信的建立，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著嚴重的干擾與危害。兩岸敵對心態的存在，與當前兩岸關係的新局面極不協調，更難以為後續的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提供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強大民意動力。由於消除兩岸敵對心態、建構兩岸認同心態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值得兩岸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