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上旬，筆者隨所在單位的學術訪問團赴台交流參訪，通過對國、民兩黨人士的溝通交流，筆者更深層的體悟到，兩岸關係要有進展，必須通過交流建立基本互信。其中，就國、民兩黨與大陸的交往來說，“台獨”因素以不同的程度和形態存在並干擾著兩岸互信的建立與深化。在民進黨與大陸的交往中，“台獨”問題成為雙方建立互信的最大阻礙。而國民黨如果不正視自身路線與“台獨”路線的明確區隔，則難以教育並引領民眾擺脫“台獨”影響，深化兩岸互信。因此，這裡就民進黨、國民黨在與大陸的交往中如何擺脫“台獨”因素的干擾，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一、民進黨只有突破“台獨”束縛才能與大陸建立基本互信關係

　　這次在台期間，筆者隨參訪團拜會了民進黨“新台灣國策智庫”，有機會與民進黨人士當面交流。回京後，筆者閱讀了隸屬於民進黨精英階層、1960年代出生、曾是陳水扁幕僚的劉世忠先生的著作《歷史的糾結——台美關係的戰略合作與分歧（2000-2008）》。這本書被認為是民進黨下台後僅見的對陳水扁8年執政的兩本反省力作之一。當時我們在“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座談，劉世忠也是主談人之一。

　　劉世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及其著作中，對有關民進黨與大陸交往的反思，主要包括：

　　其一，認為大陸不了解民進黨及其各世代領袖的特質。他說，從“律師世代”開始，民進黨的領導人就都很務實。他以陳水扁為例，“從消極面說，陳水扁是搖擺不定，從積極面看，他很務實，當然務實不是說放棄原則，而是有彈性”。對此，在“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座談會上，與會的民進黨人士也特別提到，“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陳水扁的功勞”，也指出“律師世代是‘拉下國民黨派’，之前世代是‘台獨派’”。

　　其二，正因為陳水扁務實，所以還原民進黨8年執政的歷史，可以看到，執政過程中，陳水扁有許多說服內部“基本教義派”、帶領民進黨轉型、希望兩岸路線往“中間路線”走的做法。筆者綜合劉世忠在書中列舉陳水扁執政初期對大陸釋放的善意，包括：（1）2000年“就職演說”中提出，“接受兩岸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鋪陳了未來兩岸在1992年‘香港會談’基礎上重啟兩岸對話的伏筆與期待，甚至以不排除共同討論‘未來一個中國’，以乞求北京的接受”；拋出“四不一沒有”。（2）2000年6月在一場接見美方學者訪問團時不經意地說出“可以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3）想恢復李登輝時代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兼任“國統會”主委；（4）2000年10月發動修改民進黨黨綱，將《台灣前途決議文》效力視同黨綱，甚至高於黨綱；（5）2001年在“元旦談話”中拋出“政治統和論”，引用“兩岸同處一個屋簷下”的說法，呼籲兩岸先求文化、經貿的統合進而尋求“政治統合”的可能性；（6）2001年5月“就職週年”前夕，在金門大膽島發表“大膽談話”，宣佈下一階段的善意舉措，包括以擴大“小三通”做為未來實現“大三通”以及兩岸經貿關係、兩岸關係正常化的開端；邀請大陸領導人喝茶；將派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率團訪問大陸等；（7）以2001年“經發會”共識——“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為兩岸政策主軸。

　　其三，大陸對陳水扁的善意不回應、島內選舉因素是陳水扁政策轉向“台獨”路線的兩個主要原因。劉世忠說，“2000年陳水扁剛執政時試著與大陸對話，向對岸釋放了善意，不管這個善意是真是假，需要多少時間觀察，但畢竟這是個善意，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但是“他的善意沒有得到回應，加上選舉因素，他的政策有了調整。這在大陸看來，陳水扁是搖擺的，不可信的”。

　　就以上三點，劉世忠總結說，“未來如果民進黨再執政，其兩岸政策如何更務實、更理性，必須要首先解決這個認知跟信任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解讀這個（民進黨執政）過程，可能會發現，民進黨執政走到最後這樣，不全然是民進黨的錯，如果大陸能多多了解民進黨的發展，了解民進黨不同世代領導人的思維與做法，或許大陸會有對陳水扁善意的回應”。他在書中也發問：“如果中國適時回應陳水扁的善意，兩岸關係是否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轉折？”並呼籲，“北京領導更應重新檢視這段時間與陳水扁和民進黨交手的經驗作為日後的參考”。

　　筆者認為，從雙方互信的角度上講，大陸對陳水扁的“聽其言、觀其行”已經是當時能做出的對陳水扁當局的最大善意了。因為作為出身於以“台灣獨立建國”為黨綱之民進黨的陳水扁，不管其自身的“台獨”理念有多少，都明確地貼著“台獨黨”的標籤。其對大陸釋放的善意甚或如劉世忠書中所定性為的“去台獨化的作為”，大陸的確需要時間來觀察和甄別。何況陳水扁釋放的口頭善意在在觸及高度核心的兩岸政治分歧。如果陳水扁以為這樣的口頭善意足以換回大陸領導人的實際舉動，亦即劉世忠書中所講的期待立即能得到與大陸“高層對話或見面”的結果，在2001年10月還運作派遣密使赴北京，希望商談他親自出席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會議，那就太過天真與急躁了。筆者認為，其過於天真與急躁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著眼於“一己之私”，亦即只急於尋求自己頭上耀眼的歷史光環（劉世忠書中也透露，陳水扁或是要追求“台灣的尼克森”的角色，或是想充當“台灣主體意識的奠基人”），並沒有真正看明白、想清楚兩岸關係到底應該如何走才最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與福祉，自己也就沒有一以貫之的原則與立場。而在大陸高度警惕“台獨”分裂勢力的情況下，在雙方了解不夠、溝通不暢、尚未建立起基本信任的時候，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舉動，即使出於善意，也難有立即的交集，有時反而甚至會加深對方的疑慮。何況這些善意，有的立即被陳水扁的執政團隊否定，更多的則在選舉利益考慮以及陳水扁自身性格的作用下，急速翻轉，“政治統合”變成了“一邊一國”、“正名制憲”，“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翻轉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兼任國統會主委”變成了“廢統”，“新中間路線”翻轉成為“法理台獨”的“台獨基本教義路線”。這樣的反差也太讓外界瞠目了，反而證明了大陸對陳水扁的不信任是非常正確的。

　　筆者認為，民進黨與大陸不能建立信任關係的根本癥結在“台獨”。因此民進黨美麗島世代以降，自認為是“非獨派世代”的反省還有更值得深入討論之處。

　　其一，民進黨應該深入研究中國（包括大陸與台灣，下同）的歷史，確立客觀的新史觀，並在新史觀確立的過程中，從根源上反省對大陸的感情和心態，反省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一方面，要以一個歷史學者的心態而非政治人物的心態來研究歷史，史觀的確立離不開大量的歷史史實，以及基於史實基礎上的價值判斷，與政治人物將歷史作為工具使用是截然不同的。只有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中國的救國與革命之路，透視中國從古代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體認追求現代化的國強民富始終是中國的理想與歷史發展的主脈，才能把握未來中國的發展趨向，才能更客觀地認識兩岸關係“同屬一中”的基本屬性以及和平統一的發展方向，從中認清西方國家在台海利益上的操作，認清國際現實。另一方面，要與時俱進地反思“台獨”史觀的偏頗與狹隘。沒有任何一種史觀是可以停滯不前的，它必定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匯入時代潮流，以新的時代視角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評斷。隨著冷戰的結束，在世界格局走向多極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為因應大陸的崛起及其影響所及之國際政經情勢的新變化，美日歐等各國都在重新審視與大陸的關係，調整對大陸的政策，密切並更加重視與大陸的戰略合作關係，以獲取新形勢下的國家最大利益。儘管西方發達國家基於冷戰遺緒仍未完全放棄對大陸的遏制邏輯，但都難以扭轉與大陸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客觀趨勢。當代歷史的潮流如此，民進黨沒有繼續沉湎於偏頗與狹隘的“台獨”僵化史觀中的正當理由。當然，要民進黨轉變“台獨”史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改變他們的基本立場可能很難。實際上，民進黨從在野到執政的過程，從“基本教義”到“務實台獨”的轉型過程，已經開啟了對“台獨”的艱難突破。但迄今為止，這樣的突破都是以“台獨史觀”為基礎，因此只能作政治策略層面的應用，對“台獨”作表面包裝，不能根本擺脫“台獨”的束縛。如果民進黨仍昧於陳水扁8年“台獨”施政對島內社會族群的撕裂、對政治文化的劣質化、對經貿關係的邊緣化、對外交往的孤立化等台灣社會、兩岸關係的嚴重危害（“台獨”勢力不是仍認為陳水扁的下台不在“獨”而在“貪”嗎？），仍幻想靠“台獨”史觀走出一條“台灣自己的路”，那麼歷史將再次證明那是一條不通之路，是歷史的反動。所以，新史觀的建立才是民進黨開啟兩岸關係的一把金鑰匙，它有助於民進黨擺脫以往對國共恩怨的全盤繼承，從而跳脫冷戰思維，放棄對大陸的成見，重新審視兩岸關係；它有助於民進黨超脫老輩“台獨”人士內心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仇恨，進而超越歷史悲情，去除轉嫁而來的對大陸的仇視；它有助於民進黨理解大陸的歷史與思維，從根本上體認到追求兩岸統一對大陸朝野來講從來都不是一個“假議題”，而是核心利益所在，從而開闊胸襟，真正理性務實的面對兩岸關係。

　　其二，在對大陸社會民情有更為客觀深入的認識基礎上，以更為開闊的心胸、長遠的視野對待兩岸政治價值觀念的差異。要看到，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體現著人的解放和人的發展的主旨。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政治文化的持續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持續提高、社會的日益和諧發展，都是這一主旨的實踐。影響所及，目前，大陸已經開啟新時代下的新史觀的轉變過程。要改變過去暴力史觀、階級鬥爭史觀、革命史觀、王朝體系史觀到文明史觀、文化史觀、社會史觀上來，這正成為大陸史學界的共識，並已率先在上海的最新高中歷史教課書中有所體現。此外，大陸以及各國的社會實踐也在影響著多年來國際學術界對東西方多元政治體系的臧否與新的民主制度的探討，這有助於從理論上糾正長期以來獨尊西方主流社會制度的偏頗，走向不同制度之間相互借鑒、彼此補充的並存局面。所謂“中國模式”的探討，無論對這個概念的提出認同與否，都不能否認，它的提出與這一潮流有關聯。因此，從世界民主潮流來看，更多的社會實踐道路帶給全球民主制度更豐富的內涵，發展著既有民主、人權的觀念。筆者認為，從長遠來看，兩岸社會制度的良莠之爭應該是走向淡化，而非日趨激化，會走向“花開並蒂”的局面。

　　其三，突破“台獨”束縛是否能寄望民進黨內“非獨派世代”？既然民進黨人士認為，美麗島世代以降，從“律師世代”開始就“並非獨派”了，那麼，只要未來民進黨的領袖們在上述深入反思的基礎上，心存政治道德的底線，是不是可以停止操弄“台獨”議題，以降低“台獨”操作對島內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外交”的破壞作用呢？是不是可以以真正客觀、理性、務實的胸懷和視角來看待大陸崛起和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突破“獨派”束縛呢？是否可以在實現個人自我價值的同時，也為兩岸的百姓謀得更多的利益與福祉呢？當然，民進黨的年輕一代能否有這樣的突破性作為，還取決於他們自己是否是真正懷抱理想的一群，是否真正擁有突破“台獨”束縛的使命激情和為台灣人民謀取福利的理想熱情，是否擁有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和集體的凝聚力、戰鬥力。

　　目前，面對島內政黨輪替將成為常態，民進黨中的一些精英人士已經在思考如何在下一個執政期，汲取陳水扁8年執政的經驗與教訓，正視與大陸交往、與大陸建立基本信任關係的問題了。而在民進黨的反思中，透出一些對大陸的抱怨和委屈。筆者認為，如果民進黨不能夠真正深入反思並突破“台獨”束縛，還是以所謂要避免“東亞成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要避免“使美國弱化與邊緣化”這類的政治邏輯來反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制度化走向，那麼，這種抱怨和委屈會有意義嗎？大陸對民進黨的信任又將從何而來呢？如果民進黨在上述三方面反省的基礎上，以其實際行動認同並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並以這樣的方向和誠意建構新的政策並引領台灣人民，而不是仍然以強化“台獨意識”來綁架台灣人民對台灣前途的選擇、對大陸只停留在策略操作而不能展現真正的誠意，大陸人民一定會給予民進黨及其領袖們應有的理解和尊重。“台灣的尼克森”不是沒有可能在兩岸融合的歷史中出現的。

　　二、國民黨當局有能力遏制“台獨”因素的影響才能深化與大陸的互信

　　馬英九執政兩年來，筆者的觀察和感受是，馬英九要完成對民進黨“台獨”執政的撥亂，更要奠定“中華民國永續發展”之“正路”。因此，筆者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國民黨當局向大陸發起了“中華民國”的攻勢。表現在，其一，所謂的雙方“擱置爭議”、“外交休兵”、“僑務休兵”，實際上主要是讓大陸擱置，讓大陸休兵，以止住自己實力下降、籌碼流失的劣勢，維持並鞏固既有的實力。其二，在“休兵”之下，積極而謹慎地徐圖進展，與大陸展開全方位的競爭，並在競爭中彰顯其實力與價值，增加國際認同與支持。其三，在不碰觸“政治對話”的宣示下，不斷有單方面的政治層面的舉動。國民黨之所以如此，除了理念上始終奉“中華民國”為“正統”外，也是評估“中華民國”的角色尚有可憑恃和操作的空間吧？

　　筆者分析，“中華民國”的角色，在“台獨”的攻勢下，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台獨”功能，其“中華民國憲法”內容，從法理上駁斥著“台灣地位未定論”、對抗著“台獨主權論述”，從歷史上連接著台灣與大陸的本質關係，揭示著兩岸現狀的歷史根源。因此，國民黨是否評估，“中華民國”因為有絕大多數的島內民意支持與認同、因在當下具有一定的反“台獨”功能、與大陸有歷史淵源而有可商量之處吧？但國民黨忽略了，“中華民國”與大陸在國際上的“代表主權”之爭，與“務實台獨”的操作也許只有一線之隔，稍不注意則會不知不覺地走向“兩個國家”的分裂之路！何況國民黨“台獨化的本土路線”已經結出過李登輝“兩國論”的“獨”果了，雖然國民黨在連戰任黨主席期間對李登輝“台獨”路線進行了撥亂反正，但不可諱言，這種“兩國”論調至今在國民黨內甚至還較有市場，“兩國”論調不僅是構成島內社會“台獨意識”的基調之一，也是導致兩岸在國際上針鋒相對的重要原因。

　　筆者認為，其實，堵住“台獨”影響的釜底抽薪的做法，應該是滿足台灣人民長期被壓制、壓抑的“出頭天”願望。目前，這個願望最集中的體現在台灣的對外交往方面。從心理層面上說，如果大陸對自己有信心，對國民黨堅定反“台獨”有信心，對大陸在國際體系中維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一中”框架的影響力有信心，那麼，為什麼不能給執政的國民黨更多機會，在台灣最擅長的、領先大陸的領域，讓國民黨，甚至讓他代表大陸，首先在已經加入的國際組織中，去發揮他的作用、去表現他的正面形象、去展示他的價值、滿足他的尊嚴需求，以累積兩岸彼此更多的互信，培養更明確更深厚的兩岸都是“自己人”、“一家人”的感覺呢？國民黨在台灣的對外交往上就對大陸發出了質疑或呼籲：“你說的，跟你做的要相符，否則會引起台灣人民的疑慮”。筆者認為，大陸從來不乏自信與寬廣的胸襟和氣度，但問題是，在“台獨”情緒仍未宣洩乾淨，“中華民國”的攻勢又撲面而來的情勢下，國民黨要讓大陸放心，必須要讓大陸對他有信任、有信心。

　　國民黨如何才能讓大陸真正對他有信任，有信心呢？筆者認為，國民黨要讓大陸看到他有能力遏制“台獨”因素的影響，這包括民進黨“務實台獨”的影響和“中華民國”中不可避免地蘊含著的“兩國”意識。目前，“台獨”影響的危險性存在於國民黨大陸政策與兩岸交流政策中的諸多嚴重的盲點之中，亟須加以改進。

　　首先，國民黨要明確兩岸關係發展的最終目標何在。目前，國民黨沒有明確提出兩岸關係的未來目標，大陸政策上只有負面表述的“三不”，只強調“維持現狀”，因此，馬英九執政後的民意走向，兩岸“永遠維持現狀”的民調數字上升（這被台灣朝野不少人看成是“偏獨”的走向），不能不說已經顯示出國民黨兩岸關係最終目標不明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這次訪台，面對筆者一再質疑“國民黨對‘台獨’危害似乎視而不見”，國民黨人士一再強調，他們“不擔心‘台獨’的問題”，因為“只要國民黨執政，中華民國不倒，‘一中憲法’架構就會存在，即使民進黨上台也不可能毀憲建國”。但是，“台獨”為了達成其目標，在認知到島內外現實政治環境難以作為的情況下，已經改變了策略，重新包裝，甚至承認“中華民國”“此一國號亦有安定中共的保護作用”，進而打起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拋出了“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第二共和”，陳水扁時期還研定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而國民黨現在追求的政權的穩定、經濟的自保和兩岸的和平現狀，“務實台獨”執政後也同樣想要，這三方面也會是“務實台獨”路線下的施政政策。國民黨如果不把自己的政策目標說清楚，如何與“務實台獨”執政下的政策做出區分？如何凝聚自己的支持力量？2010年11月底的“五都”選舉，國民黨雖然保住“三都”，但同時，其在北部基本盤的鬆動、在南部選票的進一步流失，已經提示，以明確的理念凝聚基本盤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了，因為“固盤”攸關2012年執政權的保衛戰。筆者認為，馬英九追求的藍綠和諧、“全民總統”固然有其理想性，也是未來台灣社會走向正常化的必須，但是，在目前台灣社會藍綠分峙的比較穩固的政治結構下，在半數民眾對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尚未建立根本信任的情況下，國民黨應該做的，是以基本盤為牢固的根據地，再向外擴展，爭取南部民眾的支持，具體而言，應該先凝聚自己的基本盤，再以良好的溝通與宣傳、實際的兩岸政策效果與更多基層民眾對兩岸政策紅利的分享來說服民眾、引領民眾對國民黨兩岸政策的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在兩岸政策上獲得突破性進展，從而激發藍營的激情與士氣，避免政治上被民意的“安全感”綁架。

　　其次，要正視兩岸文化交流的根本屬性與特色。由於潛在的深層次的“台獨意識”仍在潛移默化地從民族、文化、國家認同上割裂著兩岸的臍帶關係，掏空著“一中憲法架構”的“中華民國”，扭曲著“國家認同”的內涵，因此，面對當前島內社會最大的“文化台獨化”的危機，國民黨反“台獨化”的文化政策尤其重要。馬英九執政以來越來越頻繁地提到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並以“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來定位台灣文化的特色與中華文化的實質關係，定位台灣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豐富和發展；“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就兩岸文化交流目標也明確提出，兩岸文化交流的目標有助“更加尊重理解對方”、有助“深化自身文化內涵”，也希望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透明化”；馬當局智庫“亞太和平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趙春山先生也明確表示，“我擔心的是文化問題，到時都講‘非我族類’，那就完了”。而之前，在一場學術研討會上，趙先生還提出，兩岸“增強互信要在心理上下功夫，建構兩岸共同的價值觀，推動中華文化的政治社會化”。這次在台灣，筆者請教了趙先生“中華文化的政治社會化”的確切含義，他說，文化的政治社會化，即將文化也作為重要內容之一，納入政治教育的範疇，通過家庭、學校、媒體等社會教育渠道，進行全社會的文化政治教育。馬英九當局對兩岸文化交流提出的台灣文化定位以及兩岸文化交流的目標、途徑都極為重要，是兩岸文化交流之必須，也說明國民黨高層對“文化台獨”對兩岸認同的危害是有警惕的。但遺憾的是，馬英九當局的文化政策只明確了民族認同的層面，而沒有明確提出“兩岸同屬一中”的國家認同層面。

　　筆者認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根本屬性和特色，一是要使兩岸重新走向民族認同，二是要使兩岸重新走向“兩岸同屬一中”的中國國家認同，這是區別於世界上任何兩國間以及“台獨”所欲達成的“一邊一國”、“兩國論”、“一中一台”之間的文化交流的根本屬性。在兩岸文化交流中，這兩個層面缺一不可。因為民族認同不一定帶來國家認同，世界上不乏同一個民族分屬不同國家的例子。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顏萬進就曾提出過兩岸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觀點；民進黨“新文化論述”的代表羅文嘉也說過，“文化與政治必需做區隔，文化不能‘去中國化’”，“中國文化到台灣來，經過在地化的重新詮釋，也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環，如此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台灣新舊住民，才能有安身立命的歸屬感”。而2010年4月，民進黨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更明確表達，“對於中華文化的保存和貫徹已深根在台灣基層民眾之中”，“連政黨傾向可能最‘綠化’的中南部基層百姓，其生活習性和風俗認知（如對傳統葬禮的講究、神明奉祀的禮數）也都可能比任何一位中國老百姓更加‘中國化’”，“台灣民眾‘自認是台灣人，卻也是中華民族’”，“經過多年的民主化進程後（儘管路途走得崎嶇），台灣人已能具體地把文化認同（以血緣、歷史、風俗為基礎）和政治認同（國家效忠、政治價值）進行切割”。有鑑於此，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如果避開了“中國認同”層面，如何與“務實台獨”執政下的文化政策作區隔？如何避免文化交流不走向“一個民族，兩個國家”？如何能正確看待隨著兩岸文化交流的深入而展現出的更多的異己性？如何引導台灣民眾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走向兩岸融合？

　　第三，國民黨的一些政策、論述，在兩岸的歷史、文化、現實的關係上，有連接中斷點，即只著重“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連接，而避開與大陸的連接。如，2010年9月3日在台灣“慶祝軍人節暨抗戰勝利六十五週年大會”的致辭中，馬英九明確提出，“‘九三軍人節’不只是國軍官兵的節日，也是國家浴火重生的節日，更是台灣重返中華民國懷抱的紀念日”。在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上做出了簡潔明確、擲地有聲的正面歷史連結，但是沒有提到抗戰勝利同樣是當時中華民國國土上的大陸人民的勝利，是兩岸共同抗戰的成果。再如，國民黨拒絕與大陸共同慶祝辛亥革命百週年，卻突出強調慶祝“辛亥革命的結果”——“中華民國”“建國百年”，這就使得兩岸文化交流中本該突出強調的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沒有成為紀念活動的主流，反而凸顯了兩岸的政治分歧之處。而其慶祝“建國百年”的論述，正如台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游梓翔文章分析所說，其論述的觀點也“過度局限”，“詮釋角度用‘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的時空為界定標準，範圍失之狹隘”，“其中至少有兩段因此被忽略了：1945年‘光復’前的台灣，以及1949年‘淪陷’後的大陸”，“實質上是在紀念‘中華民國在台灣’”。游先生指出，“建國百年應有的格局是：孫中山辛亥革命這一百年來，台灣與大陸在追求民族自尊、民權伸張與民生富強上的不同歷史經驗”。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如果不與大陸連接，“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架構”就是句空話，就不能與民進黨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作區隔。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九二共識”、“擱置爭議”只是國民黨與大陸建立互信的第一步，走向更積極作為的“化獨漸統”才是深化國民黨與大陸間的互信、建立起兩岸長遠利益共同體的根本途徑。否則，目標不清，將會導致現在奠定的基礎，將成為預先為“台獨”執政之鋪路，“中華民國”的反“台獨”功能也將不復存在。

　　實際上，反“獨”是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一條主線，以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為例，大陸主張在目前條件下兩岸一定要經由協商來確定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方式，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在目前的國際現實政治情勢下，既要滿足台灣人民參與國際事務、貢獻一份力量的正當願望，同時還要從根本上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國際上的“一中框架”，那就只有通過兩岸協商達成一致的台灣參與模式來實現，也只有未來兩岸通過協商真正解決了政治分歧，取得政治共識，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才能得到進一步讓台灣人民滿意的解決方式。

　　筆者認為，無論國民黨出於何種政治策略、選舉策略的考慮，都到了必須正視未來目標的時候了，必須在維持兩岸現狀的大陸政策的基本內涵中，旗幟鮮明地告訴台灣民眾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也要適時與大陸達成“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共識，以引領台灣民意走向兩岸融合。國民黨要展示出有這樣的主觀積極性、能動性，才有助排除大陸與國民黨交往中的疑慮，深化雙方互信，為台灣人民、兩岸人民謀取更大的利益與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