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政治生命中，最重要、對他影響最大的有二個人，一是蔣經國，二是金溥聰。他從這兩個人身上獲得理解、讚賞、體諒、支持，與這二個人的互動，從不同側面，多多少少都折射出馬英九做人、行事的風格，這些側面是前文沒有提到過的，故在此文補充解析。

　　一、馬英九希望自己成為新時代的蔣經國？

　　從1982年1月兼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至1988年1月蔣去世，馬英九追隨蔣6年。蔣經國視馬英九為“可造之才”，馬英九視蔣經國為政治偶像。蔣經國對馬有知遇之恩，言傳身教中，不僅奠定了馬英九對蔣經國的深厚情感，更使馬英九深受蔣經國的路線、政策、政治風格的薰陶，對馬未來的政策思維與從政風格影響甚大。無論從馬英九歷次發表的對蔣經國的紀念文章，還是從國民黨對蔣經國的評價中，都可以看到馬英九核心理念、從政風格沿著蔣經國路線走的軌跡。馬英九寫道：“英九很幸運，能在經國先生一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階段追隨他並學習他的領導風格，同時也見證台灣民主改革過程中幾個關鍵決策，讓我得到寶貴的經驗與啟示，畢生難忘，也永遠珍惜。經國先生正直、清廉、堅毅、平實、愛民的風格，更是我心嚮往之典範”，“經國先生為台灣這塊土地奉獻，也堅定我‘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 ，“站在這位巨人的肩膀上，讓我看得更清、看得更遠，也更有信心帶領國人往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

　　這裡選擇幾個主要方面揭示蔣經國對馬英九的影響。

　　1.有關兩岸關係定位

　　馬提到一件事：

　　民國七十六年，經國先生指示推動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時，有人提議增設大陸代表，否則我國的國會即無法代表大陸地區，而影響中華民國的法統。此種“法統在人”的觀點一出，輿論為之大嘩。十一月間，經國先生兩次在大直七海寓所臥房召見，詢問“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政府遷台當天，有沒有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問題發表過任何政策宣示？”

　　英九當時負責《充實中央民代機構方案》的幕僚作業，曾奉召集人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及中央李秘書長錫俊先生指示研提方案，因此向經國先生報告：政府遷台前後，並未對我國政府的全國代表性作過任何聲明。

　　經國先生聽罷便作出結論：“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憲法選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不必再增設大陸代表了”。經國先生這一個“法統在法不在人”的決定，讓英九當場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如果在台灣設置大陸代表，一方面本身毫無代表性，且不具正當性，更使我國自民國四十年以來中央民意代表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以致未能依法定期改選的正當性，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政府將何以自圓其說，向全體國民交代？由此也可知經國先生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明智，也使得他在英九這個小幕僚心中的地位更為崇高。當晚我走出他的臥房，望著深秋的星空，想到他病到躺在床上與我說話的景象，內心交織著深刻的敬佩與強烈的不忍。

　　馬英九說，“經國先生的決定，解開了當時的一個死結”。蔣“法統在法不在人”對馬的政治啟示應該是：只要守住、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不必拘泥大陸這塊，可以放手去做。馬目前的大陸政策核心“一中各表”以及兩岸“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政策目標指向“中華民國實際存在”之下的兩岸“治權對等”、“兩岸與外交的良性循环”等，應該都是這條思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延展。

　　2.有關兩岸制度之爭

　　馬寫道：

　　經國先生在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時，面對大陸強勢的孤立促談政策，曾經斷然宣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在被迫採取守勢的情形下，成功地維繫了國內的安定與團結。但是，經國先生對台灣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在與共產制度公開競爭時，絕對可以獲得多數民心的支持。因此在時機成熟時，經國先生斷然決定採取主動策略，以民間交流促進大陸人民對台灣制度的認同。

　　“促進中國大陸的台灣化”是馬英九年輕時的理念，馬英九迄今還奉行著“一國良制”的思維，且具體落實在兩岸人員往來，特別是教育文化交流、國際場域兩岸軟實力的競爭上。

　　3.有關兩岸交流

　　馬寫道：

　　根據統計，民國七十七年台灣總計有近四十四萬人次前往大陸，到了民國八十一年突破一百萬人次，現在則平均每年超過三百萬人次。在貿易方面，台灣對大陸的出超從民國八十一年開始，即年年超過對美國的出超，若是沒有對大陸的出超，台灣對外貿易將出現赤字。另外據估計，台灣名義經濟成長率中，對大陸的出超佔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的比率。換言之，如果沒有經國先生適時、審慎地開放大陸政策，台灣在民國八十年代面對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能否維持經濟持續成長，可能會有很大的疑問。經國先生的遠見與魄力，於此可見，撫今思昔，感慨尤深。

　　馬英九深知兩岸關係、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深刻影響，為找回台灣因“台獨”施政而逝去的發展機會，執政第一任期就快速補課，建立起制度化的兩岸經貿關係，一方面使得台灣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能將損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也排除了走向國際、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障礙，避免了台灣經濟的邊緣化。

　　《中央日報》社論稱：

　　在大陸政策方面，經國先生採取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措施，使兩岸關係由對立轉為互動，朝向和平穩健的方向發展。

　　在對外政策方面，經國先生為了開拓台灣的對外活動空間，避免台灣因自我孤立遭到邊緣化的危機，毅然擺脫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束縛，採取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務實外交策略。這是台灣在國際現實主義充斥下，還能屹立於國際社會舞台的主要原因。

　　傳統國民黨對蔣經國大陸、“外交”政策的認同必然融入馬英九奉行的“兩岸和平雙贏”，以及對外政策更加彈性務實以走出一條活路的政策思維。

　　4.對民進黨的態度

　　馬寫道：

　　當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987年，筆者註），經國先生坐著輪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日大會，當時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在台下高舉白布條抗議、鼓噪，經國先生不以為意，先向代表們簡短致意，然後由國大何宜武秘書長在喧嘩聲中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經國先生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境，讓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馬還寫道：

　　經國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身份訪美時，在紐約廣場大飯店（Plaza Hotel）門口遭到台獨聯盟成員的槍擊，黃姓刺客開槍時右手被便衣員警推高，子彈飛越經國先生頭上，射到旋轉門留下彈孔。黃姓刺客與另外一名鄭姓共犯立刻被這位便衣員警和經國先生隨行的辦公室主任溫哈熊將軍共同制伏押走。經國先生並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嚇，反而鎮靜地向隨員表示願意跟刺客談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宜，沒有同意。他當天預定在飯店內對美國東南亞工商協進會的演講照常舉行，未受影響。經國先生身臨險境、臨危不亂的風範，經過國內外媒體的報導，傳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沒有痛斥刺客，反而表示願意傾聽他們的意見，他顯然了解這些刺客心中有話要說。在那個戒嚴的威權時代，大官能有這樣開明的心態，實在罕見。

　　讓馬英九難忘的應該是蔣經國的“表情”所折射出來的一個領導人必須具備的忍辱負重的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頑強意志，以及民主、開明的作風。它影響著馬英九日後對民進黨無理謾駡、攻擊的忍耐，以及同陣營同志不理解、不諒解、誤解的理性態度，還有站在作為當事者的執政黨的立場上，對“二·二八”事件的概括承受。

　　金溥聰評價馬英九：“在政治人物裡，他算是寬容大度，這麼多人敢罵他，他回嘴非常少，偶爾為之”。

　　5.有關民生疾苦

　　馬寫了一件事：

　　由於早年在異國的經歷，經國先生對於民生問題格外關心。民國63年（1974）初，原油價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漲到超過13美元。台灣的物價立刻受到波及，民生物資諸如米酒、衛生紙、電費，也隨著漲價。物價飛漲，民怨沸騰。經國先生了解人民生活需求，決定推動“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一方面對汽油採取“一次調漲，一次到位”的策略，以消除預期心理。同時，要求民生用品物價控制在微幅上漲的程度內。當時英九在左營海軍服役，部隊的老士官長喜歡喝兩杯。一聽說物價要漲，就十分緊張，第二天看報知道十元一瓶的米酒只漲五角，才大大的放了心，衛生紙亦是如此。也就是經國先生始終不忘民間疾苦，以大多數民眾的感受為感受，才使得基層民眾至今仍然對他抱持著高度的認同與肯定。

　　從這裡，也許可以領會到，馬英九為何願意以“米酒總統”自稱，以及近來他進行處理油電雙漲政策的思路。馬英九說，“經國先生給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要多接近民眾，永遠跟民眾站在一起，以及任何的決策都要以民眾福祉為依歸”。

　　6.有關領導風格

　　馬寫道：

　　“經國先生向來少說多聽，但鼓勵年輕人多說，也鼓勵黨內同志多發言。他有堅強的意志，卻不會受限制於意識形態。他不先入為主，對於任何意見都願意傾聽，博採眾議之後做出決策時，卻也慎謀能斷，而不優柔寡斷”。“他每一次做決定，都是很自信、很堅定。總是不疾不徐地告訴我們，他要做什麼。對我來講，是一個學習典範，一個改革者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他卻必須睿智、勇敢而堅定”。

　　金溥聰評價馬英九說，“馬市長是我看過的領袖裡，最能博採眾意的人，他是重要決策採共識型的領袖，不是專斷型的”。

　　7.有關為人處事

　　蔣經國的不煙、不酒、不應酬、不搞特權、不近女色的生活方式，以及蔣的簡樸、深入基層、溝通黨外人士、律下屬甚嚴等工作作風深刻影響著其下屬的工作態度，這對馬英九的影響勿庸置疑。馬寫道：

　　“英九認為，經國先生真誠、樸實、平易近人，對百姓用心，以認同和包容處理族群問題，不挑撥分化。同時，他務實解決經濟問題，不推諉責任，也不用權謀。這些人格特質及施政風格，都能深深打動人心，而且禁得起時間考驗”。

　　李煥說，經國先生對身邊人的操守很注意，如果犯他訂的大原則如：不搞派系、不貪污、不自我宣傳、不和財團掛鉤，一切都不必談。

　　馬英九表示，“制度就是規範，制度能不能運作成功，關鍵是人的問題，人如何運作、互動，關係制度的成敗，一個國家的人事制度，有一定的程序，如果常常不次拔擢某些人，讓部屬只會想辦法表示對自己效忠，那制度就被破壞了”。他說，“制度應該回歸基本面，這並不會影響管理、統治，他跟了蔣經國先生六年，只是經國先生的部屬，從不認為自己是經國先生的家臣，不會想到要跟長官的家人做關係，經國先生更不喜歡自己的部屬在外招搖，也因如此，總統府的部屬不會在外招搖、甚至為非作歹，但現在這種作法好像‘彌足珍貴’”。

　　金溥聰評價馬英九：“他很腳踏實地，任謗任怨，始終如一，馬英九的認真，即使是他的對手都不能否認”。

　　8.有關歷史使命感

　　馬英九寫道：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經國先生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 Mrs.Katherine Graham）時，正式告知對方“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英九當天在場負責傳譯工作，把經國先生所說的“我們即將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開放政黨合法登記”等關鍵字句，逐字、逐句、精確地翻譯給訪客知悉。當時立即感受到猶如電流通過身體一般，我告訴我自己：“我們正在改寫歷史”，一股強烈的歷史參與感油然而生，為此心中振奮不已。

　　馬英九說，“為了紀念這段珍貴的歷史訪談，我在台北市長任內的辦公室，以及現在總統辦公室外的會客室，都擺放當時見證這段歷史的照片”。強烈的歷史參與感轉化為必須承擔起來的歷史使命感。馬英九正是在使命感的召喚下，2005年8月20日在就職演說中，要大家“捲起袖子、穿上布鞋、勤跑基層、推動改革、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以“二○○八重新執政”。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葬於頭寮。從此，除了陳水扁執政期間關閉兩蔣陵寢的幾年外，馬英九年年前往頭寮謁陵。有段時間我很困惑，不知為什麼馬英九謁陵年年淚濕眼眶。更了解了馬英九，也就頓悟了馬英九的眼淚：這與一個內心深受委屈的孩子在外人面前強忍眼淚裝堅強，而回家一見到親人，心理防禦徹底卸下而放聲大哭是一個道理。蔣經國是馬的長官，更是馬的伯樂，識馬、器馬、教馬、護馬、疼馬，對馬有知遇之恩，情同父子。台灣政壇，如蔣經國般對待馬英九的人難得，長期以來，政壇中更多的是對馬英九的不解、質疑、批評、指責，乃至抹黑、抹紅與謾駡，全身心的投入卻難得認可，以馬認真而求全的性格，所有的委屈、憤懣只能壓抑在心，只有在蔣經國陵前才能獲得一些釋放。而這個至親之人，他再不可得，只剩永遠的心疼，永遠的懷念。可知，馬英九的淚、馬英九的情，只為懂他的人而付出。

　　我也看到，這兩年，在蔣經國的陵寢邊，馬英九不哭了，他對自己、對政治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對他認定的方向、道路更加充滿自信，他的內心應該是變得堅強了，委屈沒有那麼多了，情感也就不那麼脆弱了。作為一個政治領袖，馬英九的心態更加成熟了……

　　我突然想問：也許馬英九希望自己成為新時代的蔣經國？

　　二、馬金這對台灣政壇的奇葩

　　馬英九可以說是書生從政的典型代表，其選的人、用的人也基本上屬於知識份子中的方正之士。島內政界、輿論不斷批評馬英九“用人圈子小”，在我看來，沒有說到點上，所以不能讓馬英九心服口服而有所警醒。馬英九用人的最大著眼點是為人方正，在此基礎上若大陸政策理念相和（目前是不統、不獨），則不分藍綠陣營，一定為他所用。選賢與能，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用人的基本準則，馬英九自覺奉行。可惜時運不濟，島內嚴重對峙的政黨政治生態，以及多數政治人物急功近利的心理，加上馬團隊總體上精英思維，政治謀略不夠，心機不深，以及每個人的性格原因，乃至個別被重用的年輕人變質成囚，馬英九本該負起的政黨政治責任沒有完全擔負起來，不僅引發同僚不解、失望、憤然，社會觀感也不佳。因此，大家急的是，君子鬥不過小人，馬應該啟用幾個梟雄出來衝鋒陷陣，好好殺殺政敵士氣，讓大家一解憤懣一償夙願。問題是，馬英九就是馬英九。

　　馬陣營中沒有梟雄也就算了，偏偏還有個喜他的人愛不釋手、恨他的人咬牙切齒的一位。也正因為這位政壇上形象鮮明、評價兩極的人物，給馬英九帶來了歷次選戰的重大勝利，也成為馬英九“用人圈子小”的“典型例證”。兩人為了彼此成全，2012年在輔助馬英九連任後，他被馬英九委以重任，遠赴美國，離開台灣政治漩渦，專攻台美關係去了。

　　他就是金溥聰，人稱“金小刀”。對此綽號，金溥聰不服，反駁稱，“對不起，要當刀，我也要當大關刀”。“大”、“小”一字之差，卻點中要害。小刀玩得轉，大刀耍得開，有勇有謀還要講公理是非，才是金溥聰。我覺得這種心術正而刀法“邪”的人，不能叫梟雄，暫且稱“俠骨刀客”。

　　我以“俠骨刀客”描畫金溥聰，是因為我看到的金溥聰，是非恩怨分明，奉行“江湖道義”，有“行俠江湖”的仗義，且刀技不低，戰功顯赫；他一身傲骨，不為名利所累，進退自如。這種範兒，政壇同輩無出其右。金溥聰以“快意恩仇”概括自己的風格，的確自知得很到位。

　　“俠骨刀客”遇上士大夫，金溥聰與馬英九竟成台灣政壇中的一對絕配。1985年馬英九任國民黨副秘書長時，從“青輔會”眾多海外青年回台名單中親自挑選面試，將金溥聰延攬進入國民黨國際關係工作室工作，兩人在合作中從相識到相知，迄今走過了27年。這27年中，馬英九政治生涯裡最為關鍵的5次重大競選，金溥聰都是主要的操盤手，其選戰策劃時而大刀霹靂鐵血無情，時而小刀狠準戰法靈活奇妙，將馬英九一路扶上台北市長、國民黨主席乃至台灣最高領導人的寶座。藍綠政敵對金溥聰的恨，可謂深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挑撥馬金關係，連“同性戀”的帽子都拋出來了，可沒用！馬金關係的牢不可破，讓政敵們惱羞成怒，卻又無可奈何。2013年1月，民進黨雖然抓住金溥聰以新任駐美代表身份到“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機會一呈口舌聊泄私憤，卻未料也給金溥聰提供了新的場域，讓外界見識到金溥聰應答得體、機鋒暗藏的“小刀”功力。

　　我認為，馬金關係能維持這般深厚、長久且不褪色，關鍵在於彼此尊重。中國文字，大義微言。“尊重”一詞說來是簡單的兩個字，真要做到卻並不容易。剖析馬金之間的關係，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一是有共同的人格特質、共同的理想信念，這讓彼此能夠建立深厚的信任關係；二是性格與行事風格迥異卻能彼此深層了解與理解、欣賞，相得益彰；三是都為對方著想，且相互影響、相互包容。這三個層面是馬金關係逐一遞進的核心三要素，它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雙方互補關係，從而達到彼此尊重的至高境界。

　　馬金是同類人，他們有著共同的道德觀、價值觀、從政理念、從政願景。馬金做人做事都是有原則有底線有堅持，不能算是百分百的台灣政治人物。馬英九的人品、理念在前文有所論述，這裡不再贅言。金溥聰的為人從他對自己的評價和對馬英九的認可上可以一窺其貌。

　　金溥聰是非分明，講求實事求是。他說，“打文宣我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要貼近真實’，與民進黨的文宣相比，我們的文宣都儘量貼近事實，才能夠經得起檢驗”。因為追求實事求是，金溥聰是非分明，受到無端的人格侮辱一定會據理力爭。他曾被政敵指控“騎霸王馬”，為還自己清白，他花費3年多時間，50餘萬新台幣對簿公堂，最終要回了“世間一點公道”。

　　金溥聰做事認真投入。金溥聰自認是“角色理論者”，要盡力扮好被分配的角色。他認為，早年馬英九之所以肯定他，就是因為作為一個下屬，他辦事“認真、有效率”，“提供意見一針見血”，“作為一個幕僚，我提出的政策，實踐證明成功的時候比較多”，自然得到馬英九的肯定與賞識。而馬英九的“願意下真功夫、不喜歡炒短線”也讓金溥聰“對優秀認真的人、懂得修正的人是有信心的”。如此，才有了後來馬金亦君臣亦朋友式的交往。

　　正因為做事有原則講是非，且有能力有自信，使得金溥聰一身傲骨，不是卑恭屈膝之輩。這就與國民黨濃厚的官場依附文化基本不相融。他說“我知道我有時柔軟度不夠”，也為此吃虧不少，但又調侃自己說，“我有一天去照X光，醫生說我的脊椎太直了。我說，醫生你終於解釋了我為什麼對人彎不下腰的原因”。金溥聰的一位好友說，金溥聰不把經營“好人緣”當作人生的課題，人緣不好是他的決定，他也願意承擔這樣的後果。金溥聰自己說，人緣不佳是他必須接受的宿命，他寧願被算總帳，也不願經營這樣的關係。

　　說到幫馬英九，金溥聰說：“現在做的事，是為了台灣的未來，不是為馬英九”，“不是因為私人的交情”。金馬兩人合作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疼惜台灣”，“讓中華民國復活”。金溥聰說，“我對人有直覺，我認識馬副秘書長時就覺得他的特質對台灣政治會有好處，台灣需要這樣的領導人。涉足政治久了，我更確定我的直覺是對的”，也更加認定馬英九對台灣“有正面效益”；“我始終認為，馬英九在台灣民主的過渡時期是一個非常正面的領袖，他可以帶我們走向世界”，“如果我從政，我就跟著馬英九”。

　　於是，兩人之間沒有私利的算計與交換。馬英九之所以不斷的將最為艱困的任務交付給金溥聰，而金溥聰也屢屢給外界留下救火隊員的形象，是因為在眾多私利的政治算計之下，別人不敢也不願承擔起的責任，只有金溥聰肯去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以金溥聰出任國民黨秘書長為例。實際上金溥聰從骨子裡排斥國民黨，極力躲著國民黨內部複雜難纏的派系情仇，免得引火上身，所以輔選馬英九總是另組自己的競選團隊，形成馬英九的國民黨、金溥聰兩套競選班子的情況。但為了幫馬英九打贏“五都”選舉，也為了在政黨提名競爭中幫助馬英九實際改革國民黨的體質與文化，金簿聰還是決定走進國民黨的“廚房”，自從2009年出任國民黨秘書長起就開始了“熱蒸”“油濺”的選戰生活。這在金溥聰來說，是必須遵守的“江湖道義”。在金溥聰眼裡，台灣社會走向民主化的現階段就一如“險惡江湖”，其能否迎來承平興盛，全繫於馬英九，所以，金溥聰的“江湖”是以馬英九為代言、為主公的。因此“江湖”浪興，刀一定出鞘。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為馬英九兩肋插刀，金溥聰無怨無悔。

　　金溥聰也是一個“注重政治分寸”的人，“絕不自作主張做逾權的事”。但外界將許多事歸咎成金溥聰在馬英九背後指指點點。因此金溥聰還有“地下市長”、“幕後黑手”、“影舞者”等綽號。金溥聰解析說，“政治場域是個負面念頭太多的地方，很容易招來不必要的爭議，尤其我的做法比較強勢，你一表現別人就覺得你有野心”。馬英九核心幕僚透露，實際上外界猜測的事大多是金溥聰在為馬英九背黑鍋，“參金一本的，10件裡有5件是馬自己知道是怎麼回事”。也因此，馬英九會幫金反駁一些媒體上的揣測與謠傳。

　　相同的理念，同質的人品，勤懇的態度，出色的執行力，屢戰屢捷的績效，以及能懂分寸不逞私欲，這是馬信任、欣賞金的原因。有了這份信任和欣賞，雙方感情才能持續深厚，彼此才能互補、包容。

　　馬金性格與行事風格迥異卻能相互包容，因此相得益彰。在政壇上，馬謹慎而溫和，金率直而敢沖。用金溥聰自己的話說就是，取出個螺絲釘，馬英九是用螺絲刀，靠的是慢功細活，一圈圈擰出來；而他則喜歡拿把鑿子，一鑿了事。金溥聰是“看到正當性不足的事情，……會忍不住想阻止它發生”，沒越過他容忍的底線，他就象團棉花，對對方敬而遠之，反之，一出手則是“殺人一百，自傷五十”，為捍衛事實真相不惜“撞斷彈簧”，落得“遍體鱗傷”。如是，金溥聰不僅與民進黨政治人物之間“刀光劍影”，與同黨同僚也經常是“肝火相向”。這與“不是大破大立、大開大合的人，要走出一個溫和做事的品牌來”的馬英九大異其趣。馬英九曾被金溥聰氣得掛斷金的電話，因為金溥聰抵死不接輔選連戰的任務。馬英九也給了金溥聰最大的自我空間，讓他來去自由。金溥聰說，馬英九“不但能欣賞我的優點也能包容我愛衝撞的缺點”。兩人相互影響、相互包容。馬英九從金溥聰身上學到靈活變通，金溥聰則從馬英九身上學到自我管控和政治的藝術。

　　馬金關係中，馬對金坦誠以對，信任、倚重；金對馬肝膽相照、兩肋插刀，不圖私利，不逞私欲。我認為，馬金關係能維持這般深厚長久且不褪色，堪稱現代君子之交的典範。其政敵以“余桃、斷袖”譏之繪之，真乃黔驢技窮，平添自己的低俗境界、忌恨之心、齷齪心態。

　　金溥聰說，他“自認是75%的政治人，25%的獨立自我”，但他的好友調侃他說“應該倒過來才對”。所以，對金溥聰的評價實際上也牽涉到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問題。台灣百姓需要的是不僅人品好且性格也適合搞政治的人，顯然，馬金都沒能完全滿足民眾對政治人物的高標準要求。也許民意對政治人物的高標準要求才是最值得大家琢磨、也給未來政治人物以啟發的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