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云：識事務者為俊杰。這無非要我們審時度勢。時，即要我們與時俱進；勢，即要我們掌握大勢，順勢而為。
　　
　　今日的兩岸關係，與昔日的兩岸關係，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只有了解這“時”態，才能順“勢”而為，方能成為識兩岸事務之俊杰也。
　　
　　一、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
　　
　　追逐兩岸關係的由來，從甲午戰爭的割讓，1949年蔣家王朝敗退台灣，到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台灣與祖國大陸分割已整整一百十多年了，雖然中間有短暫的“統一”——從抗戰勝利的回歸到1949年的再度分離——一個民族兩岸居民聚少離多，隔絶了一百多年，沒有往來，沒有交流，沒有對話，沒有談判，這樣的兩岸關係如果不出現變異反而成了怪事。
　　
　　如果説五十年的“割讓”傷痛隨了抗戰勝利而有所撫平的話，而1949年至2008年六十年的“分割”，讓兩岸關係産生的異變很難撫平。這六十年中，前四十年是激烈的“國共對抗”，漢賊不兩立，有你無我，相互“稱匪”，後二十年是激烈的“統獨對抗”。前四十年是“兩蔣政權”，後二十年是“李扁政權”，兩岸關係基本上是在對抗中度過，對抗衝突貫穿了這六十年的全部。後二十年雖然有了往來，基本上還是蔣政權“三不”（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延續，依然是“戒急用忍”，兩岸的裂痕越來越深，從而使兩岸從“反共”變為“反中”，從“恐共”變“恐中”，從“自保”到“獨台”，從“獨台”到“台獨”……，這樣的發展也不足為怪了。任何一個民族，經歷百年的分離，沒有共同的經歷，沒有共同的記憶，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沒有共同的家園，加上國際勢力的介入，要維繫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鑒於此，六十年中，幾代中國領導人和有識之士，把解決台灣問題，促進兩岸統一，突破口始終放在“三通”上，試圖用“通航、通商、通郵”來突破長期隔絶而形成的僵局，用“三通”來重塑民族認同。在實踐中我們逐步認識到“和平統一”要比“武力統一”為好，於是形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治設計。
　　
　　六十年中，大陸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力較弱，有時甚至有負面影響，大陸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使“恐共”變成“恐中反中”。而島内在經歷了黨外民主運動衝擊之後，逐步發生“民主化”和“本土化”變化，使台灣成了政黨政治的社會，使兩岸政治制度走向迥然不同的兩個方向，於是一個國家形成了兩個政權兩種制度兩種生活方式並存的局面，使統一變得更為複雜。所幸大陸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大大縮小了兩岸某種差距，甚至在很多方面優於台灣，兩岸關係博弈，雙方都具有一定的資本。
　　
　　在這六十年中，尤其是後二十年，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幾乎是被台灣拖了走。“反攻大陸”與“光復中華”早已成為幻想，隨之是“一中一台論”，“中華民國在台灣”，“一邊一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意識”乃至“兩國論”的出現，“台獨”不僅不是一種訴求，不僅僅是説説而已，而是又説又做，而且形成“台獨黨”執政局面，“台獨”在台灣肆無忌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台獨”濁浪——從“去中國化”、“正名”、“修憲”、“公投”……，無所不用其極，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任何一種“訴求”都足以形成一場武力衝突。這六十年中，島内政壇一波又一波濁浪，衝擊著兩岸關係，形成“你攻我防”的態勢，這是一場少見“對抗”，可謂驚心動魄。
　　
　　但是，這場“國共對抗”和“統獨對抗”，台灣終以失敗告終。隨著2008年台灣“立委”與“總統”選舉，選民以高票終結了陳水扁政權，從而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兩岸從六十年的對抗，開始走向了“合作發展”。一個“全面合作”的新時代，一個“共同發展”的新兩岸關係，取代舊時期驚心動魄的兩岸對抗，兩岸走入了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的良性互動，“兩會”交流的正常化，催生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局面。“大三通”的全面實現，宣告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新時期”。這是有著分水嶺作用的新的歷史時期，其意義是深遠的。這就是“時”，也就是“勢”，是“大勢所趨”！
　　
　　二、“三通”催生了一個大融合的新時代
　　
　　怎麼來判斷兩岸是否從“統獨對抗”進入了一個“合作發展”新時期，其標誌首先是看“三通”是否全面實現。這標誌人們的取捨是以“合作”為訴求，擯棄了過去“三不通”的格局與思維，從而迎來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新局面。人們很難想像，從2008年到2010年，短短的三年，“兩會”按序召開，至2010年年底，共簽署了十五項協議、達成了兩項共識，大陸人可以暢遊台灣了，大陸學生可以自由去台灣讀書了，大陸企業可去台灣建廠立業了，大陸省市領導人可以頻繁訪台……；台灣來大陸設廠就業讀書旅行……，更是暢通。大陸“奥運”“世博”……台灣積極參與，共享盛舉；台灣“花博”……大陸也積極參與；共同開發“海西”，共同開發“平潭島”，建立起越來越多共同管理委員會，相互參與，開始建立起新的共同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經濟建設記憶……，慢慢形成新的民族共同記憶與認同，從身份認同到國家認同。“三通”讓兩岸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這種變化讓兩岸從分離、分治、分裂走向合作，走向融合，走向統一。
　　
　　有了“大三通”，我們做台灣民眾工作與消除歷史的傷痕有了著力點，大陸大量釋放對台的“利好”，短短三年中，“惠台政策”超過了過去六十年總和，形成各行各業交流，方方面面合作，“共同發展”成了“共同追求”。台灣當局主動停止了“去中國化”，大陸政府盡力釋放“善意”，支持台灣“馬上好起來”。兩岸關係從來沒有如此和緩，顯然是符合人們的願望。台灣的選舉，人們不再以“去中國化”作為“催票”的手段，兩岸關係作為一個正面因素正在影響台灣。今天即便民進黨，再也不敢輕易以民粹手段用“台獨”訴求去影響選民，他們甚至明白要重新執政必須走與大陸“和解”、“合作”道路，必須放棄“台獨”的訴求。時代變了，對抗時代應該結束了，人們已厭惡這無休無止的族群對抗，再要人們穿舊鞋走老路，回到“李扁時代”，選民是不會再支持了。
　　
　　兩岸從“三不”走向“三通”，似乎毫無激動，沒有高調慶祝，這似乎是水到渠成，似乎是雁過無痕，而歷史卻著實為之激動不已。這是多少仁人志士努力的結果，歷史應該大書“三通”，為促進“三通”的歷史人物記功。今天反對“三通”的人已寥寥無幾，只有李登輝之流還在痛嚎不已，但這些哀鴻已阻止不了歷史的進步。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誕生了，我們要有清醒的意識，我們要掌握先機，做時代的先鋒。時代要求我們把握“三通”與“三大”（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以催生大融合。從“一國兩制”提出至今，兩岸關係有了許多改變，在今天，“合作發展”訴求就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化，也是“和平統一”變為“和平發展”的具體化，這是時代賦予的新内涵。我們要把握節奏，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加大“三通”與“三大”力度，使兩岸關係有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穩發展，使兩岸關係基礎得到根本轉變，使兩岸不管誰上台，兩岸都沒有倒退的社會基礎。
　　
　　過去説到兩岸關係，先要問“我是誰？”“中華民國怎麼辦？”“先講講清楚怎麼統一？”“應該實現邦聯還是聯邦？”“兩岸如何平等對等？”……，這些問題在今天已不成為首要問題了，因為這是過去在“三不”和“三不通”時代的産物，是當時人們心理陰影造成的疑慮。今天時代不同了，在“三通”和“三大”的時代，兩岸正不知不覺地在共同走向未來，在共同創造未來，在共同締造一個更加民主富强文明法制的新中國，雙方都是創造統一的主體。統一已不是設計出來的，不是一方恩施給一方的，而是共同努力造就的，這種統一與傳統的“統一”、“征服”，完全不一樣，它甚至沒有起點與終點，這只是一個過程，是兩岸民眾都樂意都參與的中華民族崛起的過程！
　　
　　兩岸實現“三通”，走向“三大”，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勢不可擋，這是兩岸關係的大趨勢，我們必須意識這一點，把握這一點。不管你是否喜歡，兩岸在融合，兩岸要合作，兩岸在統一，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大趨勢！
　　
　　三、認清形勢與乘勢而為
　　
　　時代的激烈變化，總會讓有些人變得很不適應，人們也許身子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意識與腦子仍然停留在昨日，人們習慣了對抗，習慣了鬥爭，習慣了問題找上門，習慣了彼挑釁我應對，習慣他出招我應對，習慣了守株待兔，習慣了見招拆招……。現在忽然不“去中國化”了，不鬥了，以“合作”取代“對抗”了，反而讓人有些感到無所適從了。這是進入“和平發展期”後的一種不適應症。
　　
　　如何敏感地掌握新歷史時期的脈搏？如何掌握時代的特徵？如何認清這歷史的大趨勢，如何乘勢而為？如何做一個時代先進分子？正檢驗著每個參與兩岸關係人員與學者。我們要敏感掌握社會的新熱點新興奮點新趨勢，把研究與觀察更深入到民眾與社會深處，了解每個階層每個群體每個政黨的訴求，了解政黨、中間選民、中青年、中下階層、中南部人們的需求，更要注重模式創新與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中美與台灣三方互動的狀況，變被動應對為積極而為，將過去“危機管理”變為“機遇管理”，切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兩岸的事情做好，首先要真心實意地從關愛自己同胞角度去思考問題，不要等問題找上門，要主動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兩岸進入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階段，各行各業都參與到兩岸的融合進程之中，也會暴露我們許多薄弱環節，我們更要注重涉台教育，要整體提高我們搞好兩岸關係的素質，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總之，我們要清醒意識到2008年前後的兩岸關係已發生了根本性的巨變，應該意識到這種變化是沒有可逆轉性的，即使今後兩岸關係會反覆曲折，但倒退到“李扁時代”已無可能，這就是兩岸關係的大趨勢。認識這種趨勢，乘勢而為，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我們要學會審時度勢，適應這時代的變化，做一個識事務的先進分子。
　　
　　寫於2011年2月14日

　　（本文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