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民意的變化予我方的啟示
　　
　　多項民調結果顯示：四年多的和平發展，台灣支持急速獨立的人並沒有增加，還是維持現狀佔多數。但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的人數在增加。如果這些民調反映的確實是真實的民意，那它對我們將提出什麼樣的啟示和要求呢？
　　
　　首先，它要求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台灣問題的本質。以前我們認為共産黨天然與人民站在一起，天然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們强調只是少數上層統治者站在我們的對立面、只是與一小撮台灣分裂勢力有矛盾，相信台灣人民是被誤導的。然而，台灣民主化以後，人民的要素進入兩岸關係，兩岸矛盾不再只是我們與台灣上層少數統治者的矛盾，我們與台灣人民也存在著一定的對抗性關係。台灣問題固然表現為我們同台灣當局的政治分歧，但更深層次上已經變成中央政府與台灣人民的關係問題。我們的很多政策訴求不能被台灣多數人接受，這是台灣當權者敢於“有恃無恐”挑釁大陸的根本原因。
　　
　　其次，它要求我們必須重新探索解決台灣問題的路徑。我們常常講“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雖然是“兩個寄希望”，但工作的重點還是鎖定在當局方面，做工作的方式也基本上屬於傳統的“統戰工作”方式；對何謂“台灣問題”的解讀，也主要是集中在對台灣當局的處理上，似乎解決了台灣當權者的問題（包括對其“待遇”做出妥善安排）就是解決了台灣問題。
　　
　　現在台灣當局通過選舉改變了與人民的關係，這是傳統的造反割據政權或前朝殘餘政權所沒有的新特質。中國傳統上處理割據政權的方式無外乎剿、撫兩種，頂多再加上剿撫並用一種，但這對於今日的台灣當局都不適用。以前割據勢力的代表性人物與人民無關，被剿是其個人的事，而現在如果用武力去剿滅台灣當局，台灣的選民必然是要奮力反抗的；以前對割據勢力的代表人物可以招安，但現在我們不可能對2300萬台灣人民搞統戰，所以必須走出剿撫或剿撫並用的老路，找出一條雙贏的政治統一的路子。統一的最終目的在於使兩岸都取得安定發展，以整合兩岸的資源為民族復興加力，而非讓原本在兩岸中國人之間存在的政治分歧因為統一方式的簡單化反倒愈演愈烈。促統的真解決必須建立在台灣人民接受的基礎上，因此必須“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至少要台灣的民眾不强烈抵抗統一，做不到這一點，即使實現了武力統一，至多只能解決政權問題，但如果同台灣民眾的矛盾激化，國際勢必會有某些勢力以“支持台灣人民”的理由介入，如此台灣問題將依然存在，可能得不償失。現在大陸對台灣民眾“文不能收其心，武不能奪其志”，如何爭取台灣民心是真解決台灣問題最艱巨的挑戰，也是過去我們黨沒有面臨過的新任務。
　　
　　第三，往更高的層次認識，台灣主流民意的變化要求我們必須改變以往的“人民觀”。以往我們的宣傳，人民永遠是正確的，按照這種定理，既然“台獨”是死路一條，它就必然不可能成為台灣人民的選擇。按照同一個邏輯，既然人民永遠是正確的，只要證明了人民選擇台獨，那大陸早晚要接受台獨，民進黨中就有很多人持這樣的期待。現在我方必須認識到，人民也有可能犯錯誤，（希特勒、陳水扁都是民選的），我們不能總一厢情願地相信台灣民眾不支持“台獨”，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不僅僅靠讓利爭取民心，也應包括對人民的引導和教育。我們不能單純以“台灣民眾是否接受”做為檢驗政策的標準，這個道理其實是與我們不能同意“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一致的。
　　
　　二、影響台灣民意走向的要素分析
　　
　　影響台灣民意走向的因素很複雜，就歷史而言恐怕有以下幾點：
　　
　　１.台灣人其實是中國人中很特殊的一個群體
　　
　　從甲午至今一百多年的時間内，台灣走了一條與大陸不一樣的發展道路，台灣同胞確實有一些不同於大陸民眾的歷史情懷和集體記憶，經歷了一些特殊的苦難：先是“甲午割台”被祖國抛棄，被日本人視為亡國奴壓迫了五十年；好不容易回歸了祖國，很快又遭到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殺戮；1949年後，台灣人面臨法理上的國籍認同危機，他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但“中華民國”又不被國際承認；到台灣去的外省人則飽嚐離鄉背景、妻離子散的痛苦。這些遭遇，使台灣人成為中華民族中最具悲情（被迫害感）的一個群體。由於“中華民族”的概念成為我國56個民族所組成的生命共同體的代稱，是在甲午戰後才逐步落實的，而許多台灣本省人儘管從血緣地緣、文化習俗、歷史傳承等多方面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對“中華民族命運與共”的觀念架構仍覺陌生，缺乏認同這一點的個人經驗；而1949年以後的兩岸對峙，使台灣同胞更難體會到“中華民族是個命運共同體”。
　　
　　２.對“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原政權”的相對疏離感
　　
　　1718年清廷嚴限渡台，迫使移民偷渡入台，使得清中葉後，偷渡客成為台灣移民社會之主要組成分子，而“偷渡客”在心態上把台灣視為“邊陲”或“化外之地”，對統治中原的中央政府多少帶有敬而遠之甚至不屑一顧的態度，以致清時的台灣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情景。（相對而言，客家人比福佬人的中原意識要强，歷史上客家人對中央政府的擁護與合作也强於福佬人）。在日本人統治下，台灣人是被壓迫的二等民族，自然更難産生對“日本中央”的歸屬感。及至國民黨來台後，因為種種原因，也未能得到多數台灣人自覺的擁戴。跟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族群是相對而言最具中原意識和最服從中央政府的人群，但他們受“反共”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最强，對共産黨領導的中央政府也“不服”。這些因素，使台灣多數人的“大一統”意識不像大陸人民那樣强烈，對兩岸“政治統一”的熱情和積極性也不高。
　　
　　除了歷史因素外，更重要的還是“現代”因素，我看有這樣幾點：
　　
　　1.當年蔣氏父子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原因之一是在他們執政的多數時段内，“誰代表中國”的爭端還未徹底解決，“中華民國”還在國際範圍内有某種空間；而今不僅國際上早已公認“中國的代表在北京”，就連台灣内部一提起“中國”，絶大多數人都馬上聯想到是大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台灣只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給國際上和島内民眾的印象自然就是台灣已經承認它是北京的“屬下”，這是台灣多數人目前無法接受的。恰在此時，李登輝與陳水扁推行台獨，遂在台灣造成“獨進統退”的勢頭。馬英九也只敢講“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決不敢講“為了中國可以不要中華民國”。
　　
　　2.“統一”的主導權已經定局，“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在台灣沒人相信更沒人支持。對台灣人而言，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等於確認統一目標，而統一實際就是“被統”，目前不甘心。為了拒統而故意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甚至連中華民族、再進而對一切與中國有關的都迴避、都拒絶。
　　
　　3.目前在台灣沒有真正有説服力的“一中”論述。ａ.國民黨現在把“九二共識”解釋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國民黨所表述的内容，如中華民國憲法效力仍適用於全中國領土，中華民國是中國中央政府、——等等，已經越來越難以被教育水準已達大學之上的台灣“新世代”接受；畢竟現在台灣的領土只有所謂“中華民國”領土的千分之三，人口數量不到全體中國人的百分之二，在這兩個基本數據面前，國民黨的“一中”主張帶有明顯“硬拗”的色彩。ｂ.我方在國際上代表中國已經是全球皆知的常識。國民黨要堅持一中原則，必須在法理上將我界定為“中華民國主權”下之“大陸當局”，但它又不敢、不能挑戰我在國際上“世界第二”的地位，而且在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上要“看我顔色”，這必然在島内彰顯其“一中”主張實際是不值一駁的。ｃ.張亞中等學者提出的“一中三憲”主張雖然在邏輯上比國民黨的主張顯得更有自洽性，但仍然繞不過去“中華民國”所謂的法理領土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所以在台灣多數民眾看來與國民黨的主張一樣都是荒唐的。
　　
　　４.民主化的選舉使台灣人感到2300萬台灣人就是“主權在民”的“民”，他們自然形成政治共同體，繼而産生或强化生命共同體意識。政治學原理强調政治共同體會自動催生生命共同體意識，而現代政治最基本的生命共同體，就是主權國家。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分裂國家，相對弱勢的一方基於政治自保（政治共同體利益優先）的考量，都提出“新國家”訴求，從而産生兩德、兩韓、兩越。台灣百年來一直走一條不同於大陸的政治發展道路，雖然在法理上和民族認同上還沒有完成“兩體”，但自1949年以來台灣就形成了一個有别於大陸的政治共同體，其人民服從另一套法政體系，在另一種政治秩序下生活；特别是實現民主化之後，民主成為台灣的普世價值，而“民主”的“民”，只能以台灣住民為基數而不能把大陸人口算進去，這就助成了民進黨“２３００萬人民是生命共同體”、“台灣人民擁有主權”的言論市場，相對壓縮了“一個中國”的空間，從而迫使馬英九乃至其後任何國民黨領導人都必須把“一中”論述與“台灣”（人民、版圖）掛鈎。
　　
　　５.我在政治、法理、軍事上是台灣的敵人。兩岸敵對狀態沒有結束。台灣客觀上“被打壓”（政治矮化、外交封殺、軍事威迫）使台灣人産生“悲情感”，進而變為“反中國”的意識。南韓人之所以一直講同一民族、一直追求統一目標，原因之一是講這些不會損害韓國任何現實利益；但台灣則不然，如果講“一中”，邏輯的結論就是必須忍受“三座大山”（政治矮化、外交封殺、軍事威迫）。（韓國的殖民地記憶是“滅國”，“恢復故國”是絶大多數朝鮮人的美麗夢想；而台灣的殖民地記憶是“割地”，很多台灣人感謝日本的統治，割地反而成就了台灣人早日過上更現代化的生活。）我方在否定“中華民國”和對台保持軍事壓力等重大問題上與台灣有結構性的對抗關係，這意味著“以大陸為敵”在台灣具有相當大的正當性，反之“與大陸和解”倒成為一件很有風險的事情。（現在有學者研究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洗腦”很成功，以至至今還有很多台灣人喜歡日本。這個結論其實是不對的。二戰剛結束時，台灣人民絶對是痛恨日本、心向祖國。但時間流逝，從1945年至今近七十年，日本與台灣不再是敵對關係，台灣人自然不再恨日本——除釣魚島爭端外），如果日本七十年來總是軍事威脅台灣、外交“打壓”台灣，情況肯定不一樣。
　　
　　６.教育界的代際交替使老一代有中國認同的教師逐漸被新台灣史觀或“民主”史觀的新教師取代，教育成了助成“台灣認同”的工具而且在近幾年迅速發生作用。多數台灣人對大陸的政治制度不滿，認為台灣在民主問題上比大陸先進，强調兩岸的“制度差異”，這種“民主的傲慢”的確是台灣人不急於統一的原因之一。但很多台灣人對民主的理解其實是民粹式的，即認為只要有多數民眾支持就是正確，殊不知這二者並不能劃等號。
　　
　　７.國際輿論環境以批判中國為時髦，再加上科索沃之類的分離案例使台灣人認為台獨合理。
　　
　　三、正確解讀民意的方法
　　
　　以上是我對台灣民意演變的若干淺見，領導希望再講些方法論的東西，那麼就以上述内容為例來談個人的幾點體會。
　　
　　第一，在面對一個政治現象時，應盡量往深處去思考和探究其背後藴含的意義。特别是當這一現象不符合我們的期待時，要更冷静地去思考它其實是在要求我們做出某些改變，那麼應當如何改變？當這個現象與我們的某些理念衝突時，要牢記的是必須從事實出發而不是死守以往的結論。
　　
　　第二，在尋求一個政治現象産生的原因時，要盡量向縱向和横向上延伸你的視角。縱向要能俯視歷史和現實，宜厚今薄古；横向則要考察各領域中可能影響此政治現象發生及演變的要素。
　　
　　第三，從相對和發展變化的角度看問題。所謂“相對”是指任何研究客體的真實性都有限度，超過這個限度，你研究的那個問題可能就變為假問題或“不確定”的問題了。而且任何現象都只是在一段時間内存在，其實它時時刻刻在變化之中，過了某個時間點，就是量變引起質變，成為另一個事物。分析民意主要靠民調資料。但民調既有真的一面，也有假的一面。民調有預設，不完全可信。禱告時可以抽煙嗎？抽煙時可以禱告嗎？這兩個問題問的是同一件事，但民調數據顯示前一個問題答no的多，後一個問題答yes的多。問“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這個問題本身就强烈暗示“中國人”和“台灣人”是可分的。如果換一個問法，如“你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可能答案又不一樣。
　　
　　民意如流水，不存在“不可逆”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某種趨勢能持續多長時間？台灣現在的民意演變趨勢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段。關鍵看前述的各項要素如何變化？其中有些會隨著時光流逝漸漸淡化，如歷史因素；有些可能逆轉，如台灣教育在特定環境下返回到“中國”的軌道，國際對中國的批判轉變成協助，等等；有些會延續，如台灣人的生命共同體實踐，但它也可能被其他新要素削弱，如兩岸合作的加强也可能漸漸培養出“兩岸共同體”的意識，最近台灣民調就顯示多數台灣人贊成兩岸合作保釣。這四年多來，民意其實也有很多積極變化：大陸高幹訪台受歡迎、兩會制度化談判被肯定、民進黨要求對話、和平發展成為主流價值、青年人願到大陸求學就業的人數也在增加、民間其實也漸漸能夠接受政治議題對話。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日

　　（本文為作者在全國台聯舉辦之“台灣民情研討會”上所做的報告，2012年10月，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