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主題是和平發展的“深化”，凡參加過考試的人都知道，從60分升到80分容易，過了80分以後，再往上升就越來越難了，每增加1分都要付出數倍於前的努力。我個人理解，“深化”這一課題的提出，即暗示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已經接近“較易得分”的上限，（至於這個“上限”究竟以80分、75分或70分來表示，可以討論）。接下來要繼續向前推進，阻力和障礙將更難克服，付出的努力須更多，收穫則可能不會像這兩年那樣明顯。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此我們必須不斷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即不斷深化。所以這一課題的討論是很及時的，然而要提出一個很完美的答案又是很困難的。個人對此問題也僅是做了一些極其淺薄的初步思考，在此向大家報告，希望大家指正：
　　
　　一、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為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
　　
　　面對未來的兩岸關係，我們在認知上必須做好這樣的心理預期，即我們將遇到更多結構性障礙和現實壓力的“反作用”，雙方可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令對方不那麼滿意的事情。“積累互信”的提法很好，“積累”首先是“保持”，然後還要“添加”，互信什麼？最關鍵的就是雙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的政治互信。假設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或任由原有的互信不是逐步加强反倒是日漸衰落，那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就可能演變成最後的反目成仇。
　　
　　關於“一個中國”的問題，這些年爭論太多，如去年在台北“兩岸一甲子”上的爭論，那麼能否“一中不表”或“一中少表”呢？我看不妥。一是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内涵,“暫不討論”終究不是辦法，還是要盡力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更具彈性的表述方式，如大陸近來提出“一中框架”的概念，就比原來的“一中原則”的提法更有彈性和包容性；有學者從“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的角度，或從“憲政主張”的角度，或“兩岸共同價值觀”的角度，來鋪墊雙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都是有建設性的思路。二是關於“一中各表”，大陸應更明確的表示同意台灣對“一中原則”有其自己表述的空間；在整個和平發展階段，雙方不可能就“誰是主權國家”、“誰是中央政府”等結構性分歧達成共識，只能以“各自表述”加“擱置爭議”的方式處理；在今後兩岸政治談判乃至簽訂《和平協議》的過程中，“一中各表”也可能發揮其特殊功能，即製造出雙方“互不同意但又互不衝撞”的模糊空間。三是關於“一中共表”（“一中同表”），為了防範“一中各表”變成“兩國論”式的、指鹿為馬式的表述，即在“各表”的幌子下變成“你表一中，我表兩國”，個人認為雙方實有必要通過協商，找出一個對一中原則的“共表”方式，如果真能達成這一步，其本身就是兩岸關係“深化”的重大標誌！（一中新表，兩岸和平協議一定會建立在“一中新表”的基礎上）
　　
　　二、繼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和民間往來的機制化、細緻化
　　
　　“先經後政”的順序仍然應當堅持，兩岸經貿交流仍有大量工作要做，ECFA簽訂也只是很粗的框架性協議，需要不斷細化。已有的經貿交流形式和管道也須不斷强化和調整，對近兩年來的兩岸關係新進展也需要不斷評估，要讓大陸的很多對台措施能讓台灣的多數人滿意，還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我們不能揠苗助長，不能因為ECFA的簽訂就認為經貿交流議題將退入後台，下一步就是政治接觸。如果過快進入政治議題，可能使雙方的矛盾過於凸顯，反而沖淡甚至傷害兩岸和平發展的和解與善意互動的氛圍。同時，我們也需要更關注兩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兩岸人民感情的交融，畢竟這些才是和平發展乃至和平統一的根本憑藉，而不斷推動兩岸的經貿交流和兩岸民間往來更上層樓，使之機制化、細緻化，正是達致兩岸不斷强化共同利益紐帶和不斷增進相互理解及感情的不二法門。
　　
　　三、開拓更多合作領域，建構更多合作機制
　　
　　兩岸關係要改善、要和平、要和解，這些已經成為島内共識，甚至民進黨也不反對；國際上也對兩岸的和平和解普遍表示歡迎。這種和平和解的趨勢延續下去，邏輯的結論自然就是兩岸合作的加强，除了在既有的領域内以既有的方式繼續深化合作外，更重要的是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建構新的合作機制，下一步重點是推動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如出版、電影、電視劇等方面的合作，其他如“新聞交流”、“中華文化的政治社會化”、“辛亥革命”、環保、低碳經濟、甚至南海開發——等多重領域，兩岸都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和多樣的合作機會。
　　
　　然而在目前的台灣，似乎對兩岸和平和解都可以接受，對“合作”卻非常謹慎，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有學者建議兩岸共同舉辦紀念辛亥百年活動，這本來是一個很有操作性的建議，國民黨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的在這一活動中扮演主角，然而台灣當局卻以“理念不合”為由，匆匆拒絶了這次合作機會。對於其他各種關於兩岸合作的建議，馬英九的反映也都比較消極。這種態度其實是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本邏輯相矛盾的。
　　
　　四、適時開展政治議題的對話協商，至少學者和智庫層次應先作準備
　　
　　儘管個人反對揠苗助長式的人為加快政治議題的對話，但從“深化”的角度講，無論早晚，兩岸關係的發展躲避不開政治議題的討論。對於那些困擾兩岸六十年之久的結構性爭議，也必須有相當長的時間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兩岸官方（包括兩會）直接進入政治對話與商談的時機固然尚未成熟，但為此作必要的準備則不應該再人為的拖延。作為第一步，可以由學者和智庫各自就相關問題研究或聯合研究，以加强相互的了解，砥礪和啟發彼此的思路，並通過與對方的論辯找出各自視野中的盲點。和平發展已經使兩岸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研究新問題，如：台灣的政治地位如何表述？擴大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如何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矛盾？征服型統一與合作型統一如何區隔？合作型統一的意涵、路徑、動力……是什麼？如果將來是兩岸共議統一，共同決定，那“共議”機制如何建構、議題如何設定？如果出現爭議誰來裁判？和平、發展、統一三者間之關係？何謂雙贏？大陸想贏什麼？台灣又想贏什麼？如果一方想要的是另一方輸不起的，能雙贏嗎？兩岸關係的和平機制建構與不武、不獨、不統是何種關係？除了以和平協議為基礎的政治機制之外，這一“架構”應該或可能涉及其它哪些領域的機制建構？兩岸和平機制中的談判機制、經濟合作機制、文化合作機制、軍事互信機制彼此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兩岸和平機制如何與兩岸統一的最終目標銜接？——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用更寬廣的胸襟、更解放的思維，去尋求新的方案和辦法。
　　
　　現在兩岸都呼吁對方要“解放思想”，但雙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都有必要重視對方堅持自己底線的“頑固性”。特别是台灣方面，絶不可低估大陸追求統一的決心和意志，如果把大陸“解放思想”的期待值設置為希望大陸有一天會承認“中華民國”、或承諾“放棄武力”、或以任何方式明確的或含蓄地表態將放棄統一目標，那都是不現實的。

　　（全國台灣研究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及“兩岸關係：和平與深化”學術研討會，201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