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對社會主義發展具有極爲重要意義的社會主義改革。究竟爲什麽要進行改革？改革的依據是什麽？這都有賴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特别是基本矛盾的運動及其規律的認識和瞭解。因此，在這裏，我們着重談談社會主義社會改革與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關係問題，從而提高對社會主義改革的認識。

　　一、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運動的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改革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運動及其規律所制約的，這可以從下面兩方面來看： 

　　（一）從理論上看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社會主義改革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及其規律决定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經明確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産關係或財産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産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在這裏强調了三點：1．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産生和發展的主要基礎。2．一切歷史衝突，一切社會革命，都主要是由於生産方式的變更這一終極原因引起的。3．人們必須在生産方式的變更中尋求社會革命的根源，才是正確的途徑。當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充分肯定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所搆成的生産方式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歷史前進基本動力的同時，並没有否定由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所搆成的社會形態的矛盾運動的基本動力的作用。相反，他們總是在生産方式和社會形態的交互變動中來説明人類社會歷史的變更的。問題在於，馬克思所講的“社會革命”，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含義，從廣義上來説，是包含了“社會改革”的。

　　所謂“社會革命”，既是指社會的政治革命、暴力革命，也是指社會的經濟革命、文化教育革命、思想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等等，還包括各個領域的社會改革，即社會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和科學技術改革，等等。當生産關係完全不適應社會生産力發展狀况，成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桎梏時，社會革命中的政治革命、暴力革命，就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以往階級社會解决生産方式内部矛盾的普遍規律。但是，在以往的階級社會中，也有以社會改革爲其手段，來修補它們各自的生産關係，藉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在漫長的封建統治的中國歷史中，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和康樑戊戌維新變法等，都屬社會改革範圍。而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産黨人及其領導下的廣大勞動群衆，在用人民民主專政戰勝剥削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來戰勝私有制以後，又以社會改革爲主要手段進行社會革命來鞏固和發展這種公有制，發展社會主義。所以，過去任何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革都受制於該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今天的社會主義改革也毫不例外。

　　其次，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在馬克思之後，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有過明確的理論闡述。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爾》的信中就説得很清楚：“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萬物皆動、皆變，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例外，只有象其他社會制度一樣，經常變化和改革，才有生命的活力。恩格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及其規律，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必然“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無疑具有一般認識的指導作用。繼後，列寧在1921年更具體的説到：“今後在發展生産力和文化方面，我們每前進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時改善和改造我們的蘇維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十全十美，完善無缺，它要隨着社會生産力和文化的發展，進行“改善和改造”，使之與社會生産力和文化的發展相適應。列寧這樣實事求是地觸及社會主義制度等方面的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理論問題的重大貢獻。因爲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親身參與社會主義社會實踐的經歷，不可能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中，具體地考察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及其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引起的内在變化，尤其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等等的改革，都有待於實踐着的社會主義才能實際地觸及它、發現它，並加以理論的概括。列寧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及其規律的原理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對於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有着深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繼承和發揮了這一理論。他在黨的八届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争時代的革命”。可見毛澤東强調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同列寧所説的“必定同時改善和改造我們的蘇維埃制度”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毛澤東還明確地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對改革的必然要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根據我國多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反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及其規律出發，我們黨在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一再反復强調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前進的動力。鄧小平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和組織措施，要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産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産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産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也就是説，要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當前落後的生産力狀况，要造成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得多的生産力，就必須多方面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革，使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適應現代化生産力發展的趨向。這樣的改革，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某一個階段、某一個方面才有的，而是貫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過程的各個階段，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對於這一點，胡耀邦也曾經説到，要搞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現代化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爲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指導思想。我們必須認識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鄧小平和胡耀邦這些重要的觀點，在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中，正在起着重大的指導作用。

　　（二）從實踐上看改革的必要性

　　當然，我們不僅要從理論根據上看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還要從實踐上來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務，因爲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産生。作爲新生事物，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出現之後，無不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矛盾，無不面臨着如何克服這些矛盾才能前進的問題。要前進要發展，要解决存在的問題，只能通討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而不能自己起來推翻自己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爲這個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它所建立起來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是基本適應社會生産力的要求的，雖然還有不適應的一面，還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但這是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通過社會主義改革加以解决的。因此，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便成爲社會主義各國克服各種各樣前進中的矛盾的實踐。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由於“左”的長期干擾，尤其是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破壞和搗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並没有充分地發揮出來，社會主義事業同樣面臨着如何排除萬難繼續前進的問題。因此，鄧小平尖鋭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如果不堅决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决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從農村開始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已經或正在證明鄧小平所揭示的真理。

　　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説，中國人口在18、19兩個世紀增加了一倍，土地受到不堪的重負，人民的喫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遇到的第一個無法解决的問題。的確，我國人口的增加是驚人的，到目前已是十億多了。過去我們雖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大辦了30年農業，都無法完全解决10億多張嘴的問題。可是，經過改革，最近短短的五年間，一向被認爲最頭痛的農業却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據統計，1984年我國糧食總産量已突破8,000億斤，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佔有糧食800斤，達到了世界糧食的人均水平。僅就廣東農村來看，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前一段時間和最近五年的情况對比，可以看到變化是令人振奮的。

　　1．前29年間，農業總産值每年只遞增3.8%，近5年每年則遞增7.4%。2．前29年間，主要農産品中的糧食産量每年只增加6.2億斤，近5年每年則增加13億斤；糖蔗産量前29年每年只增加28萬噸，近5年則每年增加110萬噸。3．前21年，農民的收入每年只增加4元，近5年每年則增加40元。4．過去我省農村没有“專業户”、“重點户”，近5年則建立了100多萬户，占我省農户總數的10%以上；還有12萬多個“聯合體”；個人或聯户購買大中型拖拉機7,700多臺，手扶拖拉機145,000臺，汽車8，6OO多輛。5．5年前，我省社會農副産品的商品率只有41.7%，近5年則提高到57.7%。6．過去不少地方不够糧食，現在農民有了糧食，食物搆成發生了變化，主食减少，副食品增加。據東莞縣寮步區抽樣調查，農民的肉類平均消費在1982年就已達71.6斤之多，比1978年增長72.5%；過去主要在城市銷售的啤酒、奶粉、麥乳精，煉乳和各種罐頭食品，也已逐漸成爲農村的暢銷貨。7．過去我省農村住房較破舊，現在已有不少農民住進新居，個别地方還有别墅式的建築，高檔耐用的消費品也已進入經濟比較發達的農村或收入較高的農户。以上情况説明，短短的五年間，我省廣大農村和全國廣大農村一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的事實是有目共睹的。這些變化的原因也是衆所周知的。正如黨的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所指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長期使我們焦慮的農業生産所以能在短時期内蓬勃發展起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於大膽冲破‘左'的思想束縛，改變不適應我國農業生産力發展的體制，全面推行了聯産承包責任制，發揮了8億農民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我省廣大農民群衆高興地説，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革，使他們進入了“黄金時代”。總之，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具體實踐告訴人們：社會主義改革，是人心所向，是黨心所向，是偉大的歷史洪流，是社會主義社會繁榮昌盛、發達富强的必由之路。

　　二、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由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質决定

　　社會主義改革既然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的必然要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表現出它的必要性，那麽，進一步揭示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這是認識社會主義改革又一個關鍵問題。也只有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深入瞭解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才能更好地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克服各種阻力，推動改革不斷深入，取得改革的預期效果。

　　馬克思主義認爲，世界上一切事物不僅具有一定的量，而且具有一定的質，任何事物都是量與質的有機統一。所謂質，就是一事物區别於它事物的内在規定性。這種規定性决定一事物是這一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不了解事物的質，就不能區别事物，不能掌握事物發展的特殊規律，也不能分辨是非，找到解决問題的正確方法。這些觀點，用來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也是適用的。有些同志對社會主義改革中的新生事物看不順眼，認爲是復辟倒退；有的則對借改革之機搞邪門歪道的現象熟視無睹，以爲是“新點子”、“新辦法”。這種種現象的出現，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缺乏正確認識，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劃不清社會主義改革中哪些東西是正確的，哪些東西是錯誤的是非界限，這就容易出亂子。

　　要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必須認識决定這種性質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一些表現情况：

　　（一）在“舊痕迹”方面的表現

　　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基本適應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但又有舊社會的某些痕迹。這些痕迹多數是非對抗性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自我完善、自我調節的辦法去解决。馬克思指出：“我們這裏所説的是這樣的共産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産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脱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迹。”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産生出來的，它身上帶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痕迹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舊痕迹。這兩種舊痕迹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在我們的經濟、道德和精神等各個方面，妨礙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然而，對於這些舊痕迹不能采用簡單化的消滅的辦法。它們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本質，又依附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新肌體上，不占重要的地位，一般是非對抗性的東西，所以要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調節的辦法來逐步加以解决。例如長期存在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弊端，是我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小農經濟思想在社會主義社會分配問題上的一個反映。這種東西不加以克服，會阻礙生産力的發展。但只能用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等辦法去取代它，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决問題。如果不真正實行按勞分配等原則，不完善按勞分配等制度，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弊端就還會有存在的市場。

　　（二）在“新缺陷”方面的表現

　　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基本適應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但又有不完善的環節。這些不完善的環節，不是舊社會帶來的痕迹，而是社會主義制度自身形成過程的産物，是非對抗性的東西，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調節的辦法去解决。列寧在1918年《給美國工人的信》中指出：“新的世界，社會主義的世界，具有特殊姿態的蘇維埃共和國出現在我們面前了。並不奇怪，這個世界不是一生下來就完美無缺的，不是象密納發那樣一下子就從丘必特腦袋裏鑽出來的。”象任何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遠大前途的新生事物一樣，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新生事物，也有一個由不完善到比較完善的發展過程。在它的初期，人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活動中，由於受着矛盾的暴露過程、認識的深度和科學技術條件的限制，除了明確總的方向和根本原則外，對於許多具體環節和體制，怎樣建立起來，怎樣發揮它的作用，怎樣在實踐中修正補充，進行改革，則往往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並不是一下子就能自覺主動地認識到的，因此出現一些偏差，出現一些錯誤，是難免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爲密納發從丘必特腦袋中一下子鑽出來的神話畢竟不是現實。現實告訴人們，只有隨着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物質條件和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才能逐步减少我們在許多具體問題上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把社會主義社會各項具體的、不完善的東西，逐步完善起來。很顯然，對於這些不完善的東西，采用簡單化的推翻打倒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因爲它們不是從舊社會那裏帶來的東西，是社會主義本身範圍内的事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談不上對抗性質。當然，我們這樣説，並没有否定它對社會生産力的阻礙作用。它和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矛盾，也並不因此而消失。因爲應有的環節不完善，它就有可能影響到整部社會主義機器的運轉速度；因爲應有的環節不完善，它就有可能被舊社會帶來的痕迹所取代；因爲應有的環節不完善，它就有可能限制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

　　（三）在相對“變舊因素”方面的表現

　　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基本適應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但又有一些相對落後的因素，變舊的因素。這些相對落後、變舊的因素，既不是舊社會帶來的，也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某些不完善的環節造成的，而是從整個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發展的總體上説的。它們是非對抗性的因素，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辦法去克服。斯大林在1952年所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就曾經説到：“新的生産關係不可能永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並和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這樣一種發展的特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主要要素之一”。的確，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一旦建立起來之後，就有它們各自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相對的獨立性與最活躍、最革命的社會生産力相比較，就出現了社會主義這個新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相對落後因素。這種相對落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對進一步發展的生産力，無疑是存在着矛盾的。當然，斯大林所説的新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舊，僅僅是“開始”而已，並不是已經基本變舊或完全變舊，需要徹底推翻的問題。但是，不能因爲不是已經基本變舊或完全變舊，而否定它的開始變舊或有變舊的因素。不然的話，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觀點就很容易被丢棄。但是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爲，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本身，是不會出現變舊因素的，這就值得商榷。可以説，隨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持續深入，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各種舊痕迹一定會逐步消除，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各種應有的環節一定會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變舊的因素，則會隨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而長期存在，即使原有舊因素被克服了，新的舊因素還會在新的更進一步的生産力發展水平上相對地出現。因此，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生産力性質“完全適合”的觀點是不對的。生産力是生産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走在生産關係的前面。生産關係只是經過一些時候，才會被改造得適合於生産力的性質。而且這種改造是不難做到的，因爲在社會主義社會没有那些能够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不致於把事情弄到衝突的地步。明確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有變舊因素和落後現象，而且明確它們的非對抗性質，這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以及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調節的非對抗性質。這種性質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質决定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質，是通過社會主義自身所帶有的舊社會的痕迹、通過社會主義自身所出現的不完善的環節和通過社會主義自身所具有的變舊因素的表現而展開的。

　　三、社會主義改革具有與舊社會不同的鮮明突出的特點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僅决定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而且决定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特點。我們認爲，社會主義改革的特點，可以初步概括爲如下幾個方面。

　　（一）改革的革命性

　　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不是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而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變革。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産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産關係更能够適合生産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容許生産力以舊社會所没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産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况。這種情况，説明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不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革命，而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對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適合生産力發展性質的那一部分的社會改革。因爲從整體和全局看，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舊社會制度，不需要從整體和全局上推翻它。“十年内亂”中，林彪、“四人幫”那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言論和行動，實際上是妄圖抛棄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推翻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復辟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整體和全局，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前提。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的前提下的改革，才是社會主義的改革。任何離開這一前提的所謂“改革”，都會把社會主義搞亂。有些人利用外引内聯之機，招摇撞騙，敗壞改革聲譽；有些黨政機關單位利用職權經商辦企業，從中牟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有些單位弄虚作假，轉讓營業執照或進口指標，使國家、集體受害；有些黨政幹部亂拉關係，搞轉手承包工程，謀取私利；有些單位乘工資改革之機突擊提幹提級；有些單位亂發補貼，揮霍國家、集體財産；有些單位非法炒買炒賣外匯……這種種現象，都是社會主義制度所不能允許的，也是和社會主義改革背道而馳的。

　　但是，我們却要深刻地認識到，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是在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開展的改革。就以經濟方面來説，要從一種封閉半封閉狀態轉向積極利用國際交流的開放型經濟，從僵化半僵化的模式轉向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從舊體制向新體制的變革。這種變革對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固有模式、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它不僅對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和影響，而且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精神狀態、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深刻觸動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從本質意義上來説，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也是一場極其廣泛、極其深刻的革命。因此，我們對改革的革命性必須有充分的思想認識和準備。

　　（二）改革的系列性

　　黨的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環節和方面。這裏主要指的是經濟體制系列性的改革，包括計劃體制、經營體制、價格體制、工資體制和政府機構對經濟的管理體制等一系列的環節和方面。這些環節和方面的改革又都是相互聯繫的。如要實現確立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這兩方面的正確關係，勢必要牽動整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需要進行各個方面的配套改革。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等的改革，也同樣有各自的系列性，而且各自的系列裏面還有小系列，外面還有大系列。從這一角度上説，經濟體制的改革，只是改革的大系列中的一個中系列，它是由計劃體制、價格體制等等小系列組成的。搆成這一中系列的各個小系列的改革，則是不能孤立進行的，因爲它們有着相互間的密切聯繫和制約。不考慮這些聯繫和制約，任何一個小系列的改革，都難以成就，甚至會適得其反。因此，在小系列内的改革，必須放眼於中系列的改革；在中系列的改革中，注意搆成它的各個小系列的全面聯繫，並逐步地，有序地進行調節，以保证任何一個小系列改革不至於影響其他小系列的正常運行。當然，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前社會主義改革中最重要的系列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氣，要花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爲要達到這一目的，不注意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體制如政治體制改革等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不注意這些系列的逐步和有序的調節，經濟體制的改革還是不能順利進行的。總之，只有正確處理各種系列的改革，才能把系列性的社會主義改革搞好。

　　（三）改革的重點性

　　社會主義改革是有重點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告訴人們，在全面認識事物的基礎上，必須堅持重點論。所謂重點論，是指研究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時，要着重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種矛盾時，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我國現階段主要矛盾所决定，從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已轉入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偉大時期。爲了搞好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經濟體制的改革便成爲社會主義改革的重點。社會主義的政治、教育、科技等體制的改革，必須密切結合經濟體制改革這一重點來進行，這是一。由於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主導作用，這就决定了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加上這幾年城市改革還只是初步的，城市企業經濟效益還很低，城市經濟的巨大潜力還遠遠没有挖掘出來，城市生産、建設和流通領域中的種種損失和浪費還很嚴重，等等，這些説明城市經濟體制中嚴重妨礙生産力發展的種種弊端還没有從根本上消除，這就是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本身具有的内在要求。因此，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基本成交以後，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又必須以城市爲重點，這是二。三，在城市經濟體制爲重點的改革過程中，因爲城市企業是工業生産、建設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的承擔者，是社會生産力發展和經濟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這就意味着城市企業的改革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關鍵地位。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現在我國城市企業，包括工業、建築業、交通業、商業和服務業等，已有100多萬個，職工共達8,000多萬人，它們提供的税收龢利潤，占了全國財政收入的80%以上。這清楚地表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充分發揮城市企業及其職工的生産和經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我國財政經濟狀况才能根本好轉，黨在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的奮斗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四）改革的創新性

　　列寧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中指出，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衆自己創立的。可見列寧對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群衆生氣勃勃的創造性是給予極高的評價的。這種創造性，當然是創造社會主義這個新事物的創造性，也即創新性，它在社會主義改革中表現得更爲突出。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改革是“群衆性的探索和創新的事業”，“廣大群衆在改革的實踐中有偉大的創造”。這些，都説明我們的改革是創新性的改革。我們説相信和依靠群衆的智慧和力量，不是空洞的，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就是要相信和依靠群衆的創新性。凡是符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創新性，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創新性。這種創新性同戰争年代是有所不同的。當我們還没有取得全國政權時，不打破反動政權，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就建立不起來，所以要武裝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走的是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的路子，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凡是要改掉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的某些弊端，都必須先在實踐中把新的東西逐步立起來以後，才能取而代之，戰而勝之。也就是説，不立不破，先立後破，應是社會主義改革中的創新的路子。

　　（五）改革的開放性

　　社會主義改革不是封閉性的改革，而是開放性的改革，即對内對外都要開放。關於對外開放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過去那種地方的龢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已經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所代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已成爲世界性的。在當代，生産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迅速，盡管國際關係錯綜復雜，矛盾重重，但從總的方面來説，國際性的經濟技術的聯繫仍然很密切，任何國家要發展起來，閉關自守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如果不把對外開放作爲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爲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就不會有這幾年來社會主義改革的顯著成效，更不會有今後更大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改革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必須吸收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好經驗，吸收和引進它們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等等。鄧小平在中顧委三次全會上説過：“你不開放，再來閉關自守，50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有的同志認爲，社會主義搞對外開放，會喪失“純潔性”，會“變修”。這種觀點反映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濃厚的封建主義情緒。當然，對外開放中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但這並不可怕。不能因爲會有一些消極因素，就放棄對外開放這一長期的基本國策。必須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經濟上的對外開放又和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科學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不能在文化上搞自我封閉。應當讓廣大幹部、群衆接觸和瞭解其他國家的文化，學習和吸取其有益的東西，堅持排污不排外。我們强調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還有一個對内開放的問題。國内各地區，各部門之間也應當打開門户，互利互惠，共同發展，以便充分利用國内資源和國内市場，把我們的經濟搞活。此外，還要把我們的政治、文化、科學、教育等方面都搞活。要搞活，必須反對穩而不活，求穩怕活或活而大亂的傾向，做到穩中求活，活而不亂，以活治亂。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改革中的大事，體現社會主義改革的特點。

　　（六）改革的自覺性

　　這種自覺性首先表現在黨和政府領導的自覺性，使社會主義改革能够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其次表現在廣大群衆的自覺性，使社會主義改革能够做到群策群力，萬衆一心，充分顯示人民群衆對改革的强烈願望和實踐精神。只有這兩個自覺性密切地結合起來，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自覺性。光有黨和政府的自覺性而無廣大群衆的自覺性，或者相反，都不可能把社會主義改革搞好。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雖然是針對經濟體制改革而言的，但對於社會主義改革同樣適用。這種改革和以往階級社會是根本不同的。馬克思曾經説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産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所以，從根本上説，它不可能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也不能充分調動廣大群衆對於資本主義改革的自覺性。當然，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在内的階級社會，各自也曾經出現過這樣那樣的改革，甚至於取得一些成效，但終究是被迫的，不存在整個階級有意識的、自覺的改革，更無法根本緩和社會基本矛盾根本對抗的尖鋭性。列寧指出，廣大群衆在無産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一旦認識了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制關係已經變成與内容不相適應的外殻時，“如果人爲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殻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但還是必然要被消滅的”。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任何改革都無法逆轉的趨勢。只有社會主義社會，代表全體勞動群衆根本利益的黨和政府，才能自覺地根據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和廣大群衆的實踐呼聲，敢於領導、善於領導社會主義的改革，依靠廣大群衆的自覺性，自我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這是作者與樑渭雄等所著《新時期的社會矛盾》一書中的第十三章，1987年2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部分發表在《光明日報》1985年5月6日，第三部分發表在《貴州日報》1985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