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原是一個溺谷灣。秦漢以降，三角洲冲積加强，一些陸地出露，中原北方移民陸續到來，加快了三角洲開發步伐。但這些移民畢竟人數不多，土著南越人或後稱俚人是當地居民主體，三角洲開發程度很低。雖經東晋南朝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口大遷移，但扺達珠三角，並在當地安家落户的到底是少數。只到宋代，隨着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完成，特别是宋元改朝换代之際，大批難民南下進入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大規模開發活動，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面貌才大爲改觀，變成全國一個基本經濟區，進入先進地區之列。而這與宋代取道南雄珠璣巷南下遷民定居珠三角，開村落，辟草萊，圍灘涂，興水利，修道路，開市場，辦學校，育人才等一系列綜合性開發活動分不開的。正是這些遷民辛勤勞動的汗水，才澆灌出珠江三角洲這片富饒美麗的土地，建立起彪炳人類文明史册的廣府人的物質文明家園和精神文明家園。

　　一、宋元珠江三角洲的圍墾高潮

　　唐宋時期，廣府係作爲一個民係已經形成，人口也相應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促進對土地的進一步開發利用。到宋代開始大規模圍墾平原低地的高潮，珠江三角洲成爲新的糧倉。土地利用率先在珠江三角地區成爲經濟發展的中心，也奠定了廣府係地區在嶺南經濟重心的地位。

　　宋代以降，珠江三角洲淤積範圍比前代大爲擴大。許多河流迅速淤淺，浮露出大片沙田。例如番禺沙灣以南、順德甘竹灘以下、中山小欖、大黄圃一帶，江門至會城以南，以及東莞石龍、莞城以下地帶均先後形成，爲農業生産提供大量後備土地資源。而經長期生産實踐，人們對三角洲和河谷平原地理環境，尤其是對三角洲冲積規律、水流運動、地形特點等已有深入瞭解，能因地制宜，因勢利導，興起築堤圍墾，集中開墾平原低地和河灘海灘，發展以糧食生産爲中心的土地利用高潮。據載，北宋至道二年（996年）珠江三角洲開始修築堤圍。起初是先墾後圍，這些土地稱爲圍田；也有不圍而造田的，稱爲沙田；或者先圍後墾也稱爲沙田；還有在淺坦上抛石堵江，種上水草，以促淤積，既是人工圍田，也是沙田。這些不同的土地開發方式在初期是個别的，主要在小塊土地上開始，所築堤圍被稱爲私基。以後爲了共同利益，發展到聯合圍墾，這些堤圍稱爲公基。公基進而聯合成大圍。據統計，在兩宋320年間，在今高要、南海，東莞、博羅、三水、順德、中山、番禺、高明、鶴山、珠海等11個縣市中築堤28條，總長66024.7丈，捍田共24322.4頃。很多村落也建於宋代，爲修築堤圍佐证。如桑園圍内有龍首、細阜諸村，建於宋代，爲經南雄珠璣巷的遷民所立；番禺沙田區即有禮村、植村、市頭、羅邊、植地莊、穗石、崇德、北約、南約、曾邊、柏棠、莘丁、東南、謝氏、韓氏、沙灣、古壩、北海、横江、小龍、羅家、石崗、南浦、大涌口、龍灣、三善、黄閣、深灣等宋村，亦爲珠璣巷遷民所立。在東江三角洲平原上，宋村也大量集中，如東莞即有石美、流涌尾、莫屋、樊鄭、滘聯、李屋、麥屋、朱屋、正丫、大汾、沙滘、八甲、羅屋堂、篁村前、小享、燈籠橋、大樹墩村等。遷民中有不少人是有財力者，到達新居地後即着手開墾，經營土地，且頗有成效。如東莞翟氏初來，即“日督家人開池養魚，藩圃種橘，修畦以藝桑麻，凡可以養生之物，靡不蓄之植之，不數年家益贍饒；新會周、謝、黄氏，一來即“築圍造田，開墾種植”；宣統《嶺南冼氏宗譜》記當年“是時沿水而居，幾同澤國，我族同堂公與同裏判區公，合力提倡，興築基堤（指羅格圍），袤長十餘裏。堤内沙洲數百頃，遂成沃壤，到今賴之”。這些氏族充分利用地利，開展多種經營，很快致富，支持了三角洲經濟開發。

　　元代統治者也頗重視農業，在珠江三角洲主要在宋代堤圍基礎上加以鞏固和擴大，使土地利用向縱深發展。如在南海桑園圍之上築大路圍，使原來分散的堤圍連接起來，提高工程效益；有的對舊堤加高加厚，如東莞福隆堤、南海羅格圍等；再有在圍内再築小堤，以利灌溉；另外繼續修築新堤圍共34條，總長5052.6丈，捍田2882頃。

　　宋元期間，除了圍墾，也通過其他辦法擴大水田面積。宋代廣東轉運判官王覺“開荒田幾及萬頃”，受到朝廷嘉許；著名清官包拯知端州軍州事，康定元年（1040年）修後瀝水，目的是排水造田。

　　二、宋元珠江三角洲圍墾的經濟效益

　　大規模圍墾和拓荒，産生巨大經濟效益，奠定了廣府係地區成爲嶺南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基礎。以前珠江三角洲居民多“散處高阜”，“歲視旱潦以爲豐歉”，農業生産没有保证。宋代興修大量水利工程，使“潮田無惡歲”，成爲穩産農田。原來無堤圍捍衛依靠大排大灌的這些潮田，只能種植單季稻，修築堤圍以後，可以種植雙季稻。加上北宋真宗時占城稻的引進和推廣，珠江三角洲與其他稻作區一樣，水稻生産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糧食産量大增。宋真宗時在廣州首置平抑谷價的常平倉，廣州成爲我國南方最大米市，大量“廣米”舶運到閩浙等地。史稱“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廣南是最多米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淳熙九年（1182年）正月，廣米赴行在（杭州）”。這些外運糧食，一部分産於珠江三角洲，一部分産於廣西。周去非《嶺外代答·法制門·常平》説:“廣西鬥米五十錢，谷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谷也，正以生齒不藩，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給以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商以下價糴之，而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作者認爲廣西有大量糧食外銷，原因是人口少，消費糧食不多。但既有餘糧供應廣東，畢竟是糧食生産發展的反映。

　　宋代按地理位置和户口把縣分爲十等，即赤，畿、次赤、次畿、望、緊、上、中、中下、下縣，前四等僅限於京畿。在珠江三角洲諸縣中，南海爲望縣，番禺爲上縣，增城、東莞、高要、四會、博羅爲中縣，僅新會、香山爲下縣。在廣東上縣仍以珠江三角洲和粤北居多，改變過去粤北在這方面惟一領先態勢，實爲以珠江三角洲爲核心的廣府係地區經濟地位上昇的一個表征。故後人認爲到南宋時珠江三角洲已上昇爲全國的一個基本經濟區。三角洲内堤圍至爲觸目，阡陌縱横，祠廟林立，村莊比比皆是，富甲嶺南一方。

　　三、宋元珠江三角洲珠璣巷遷民

　　珠江三角洲人口主要來自南雄珠璣巷，這主要發生在宋元時代，經南雄珠璣巷人居珠江三角洲移民大增，大量村落在各地出現，尤其是九江一桂洲一沙灣一綫以北，村落比比，田園縱横，出現“順德祠堂南海廟”之説。其分佈與三角洲地理環境相適應，從側面反映三角洲形成、發育規律。有人根據族譜、地名志等材料統計，在北江下游三角洲，宋末遷民有清遠三坑白米鋪朱姓和陳姓，潖江、鐵頭崗朱姓，三水驛崗陳姓、何姓，白坭鎮樑姓、鄧姓，西南鎮董姓，蘆苞鎮劉姓、黄姓、曾姓、植姓，田螺布羅姓，佛崗石角劉姓等。在西江下游三角洲有高要蓮塘林姓，桃溪、茅崗、渡頭、廣塘、勒竹、西岸、何田、仙洞、慶雲社、孝友等何姓，尊心、富佛、銀江、陳村、羅秀、古孟、蜆洲等30村李姓，沙浦、茶崗、水坑等5村吴姓，以及杜、宋、利、岑、吕、周、邵、金、胡、俞、夏、唐、徐、容、樑等62姓78村。另新興縣有32姓，高明市有13姓，亦宋代人居建村。在西、北江三角洲，即俗稱南（海）番（禺）順（德）地區，宋代佛山有冼、沈、何等16姓14村；南海有田、龐、鄺、黄、何、吴、簡、冼、程、周、曾等數十個姓76村；順德有羅、區、陳、楊、蘇、温、梅、陸、黄、張等數十姓53村；廣州市郊有簡、凌、盧、馮、羅、謝等近20姓28村；花都有馮、陳、劉、江、高5姓5村；從化有謝、黄、郭、肖4姓6村。在東江三角洲，宋代遷民開基立村的，東莞有陳、譚、羅、肖、甘、屈、鐘、李、蔡、葉、郭、丁、湯、鄧、麥等27姓78村；增城有劉、馮、鐘、沈、黄、郭、張、葉、曾、羅、莆等15姓55村；深圳有陳、曾、劉、黄、蔡5姓7村。西江三角洲在中山一帶，宋代大部爲淺海，但已有人在海中丘陵、臺地邊緣和冲積扇上開墾。據統計就有楊、黎、何、曹、胡、盧、彭、孫、鄧、李、麥、吴、甘、朱、侯、袁、魏、阮、繆、方、高等40姓67村，其中在五桂山周邊，北自叠石、濠涌、沙涌、長洲、庫冲、牛起灣、宫花，到林屋、西面沙崗、南面雍陌、平嵐等，紛紛有遷民定居，修橋築路，建立祠堂，在東面翠坑之石門坑燒窑。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析南海、番禺、新會、東莞四縣之海中島洲立香山縣，縣治在五桂山北緣石岐。夾在磨刀門水道和虎跳門水道之間的斗門縣，也爲西江三角洲範圍。宋代遷民在五桂山、黄楊山南部丘陵、臺地定居的，計有鐘、張、鮑、吴、劉、李、楊等7姓10村。有些遷民則在淇澳島上定居，今灣仔鎮銀坑蚝場有宋至明村落遺址，三竈島上有宋代魂壇，甚至萬山群島一些島嶼上也有宋元瓷器，與島上建立村落或航海經過有關。

　　大量歷史文獻、族譜、家乘等記載了宋代這兩次人口遷移。據黄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載，宋室南渡時取道大庾嶺下珠璣巷集體逃亡首批“逃竄荔枝山下者萬餘人，乃結筏順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體南遷就是羅貴等二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體南遷爲元兵擾攘，逼迫南雄，衆避兵燹，倉惶登程”。據該書統計，主要定居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這些移民共有73姓165族。而據曾昭璇教授考證有141姓，遍佈28個縣市668個鄉鎮，其中南海76姓，順德53姓，廣州28姓，花縣5姓，從化6姓，中山67姓，珠海10姓，新會92姓，江門8姓，臺山20姓，開平32姓，恩平7姓，鶴山57姓，番禺24姓，東莞78姓，增城55姓，龍門10姓，寶安6姓，深圳1姓，博羅11姓，惠陽2姓。這雖然不可能包括移民的全部，但反映宋代移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分佈概貌。近年有人對珠璣巷移民後裔作了調查，得出“珠璣巷移民後裔約占廣府係的60%以上，約2000萬人。其中珠江三角洲宋代以後成陸的地區是分佈的高密區，約占80%以上，其他的地區則在40%以上”。如據民國《新會鄉土志》稱：“綜查各譜，其始遷境之祖，皆唐以後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璣巷遷至者約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這樣高的外來人口比例對當地族群社會結構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特别是這些移民聚族而居，結成村落，這種以血緣關係組合起來的族群，只要有某個共同因素把他們聯合起來，即可在地域上連成一片，搆成與其他族群相區别的群體。事實上珠江三角洲村落大部分始建於宋，人們都把南雄珠璣巷作爲自己祖先發祥地，在族譜上記載自珠璣巷遷來。珠璣巷由此成爲南遷居民情結所在，近年掀起一次又一次尋根問祖熱，包括僑居海外大批廣府人爲此傾注的極大熱情，顯示以珠璣巷爲紐帶的廣府係巨大的凝聚力。

　　宋代經珠璣巷南下遷民，多爲有組織的群體，並得到官府支持、幫助。如番禺市橋《蒲氏族譜》記遷民組成“簽名團詞赴（保昌）縣陳告，準立文案、文引，乃赴府告準案結引，立號編甲，陸續向南而行”。對上述貢生羅貴一行南遷，保昌縣、南雄州都給文引，特别指明:“凡經關津岸陸，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他們扺達岡州（新會），知縣李叢芳批示:“準遷移安插廣州、岡州、大良都等處，方可準案增立圖甲，以定户籍，觀辟處以結廬，辟地以種食，合應賦税辦役差糧毋違，仍取具供結册，連路引繳赴岡州”。這種集體遷移方式不但利於人口集中和聚落建設，而且對加强居民内聚力、認同感也大有裨益。上述“順德祠堂南海廟”現象，爲三角洲地區宗族勢力强盛的表現，如遷到番禺市橋的謝氏，“衆相開闢基壤，共結婚姻，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另外，這些遷民多有資財，部分人後入廣州、佛山等城鎮經商，對珠江三角洲商業文化建立和繁榮做出貢獻，這也是廣府文化的一個特質和優勢。

　　（司徒尚紀，廣東省政府參事、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珠江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學術顧問、廣東廣府學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