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南地區的五大民係，越海、湘贛、閩海、客家、廣府。廣府係、閩海係（福佬）、客家係三大民係是屬於珠江流域的。廣府係處在珠江流域，有珠江三角洲平原，主要是築堤圍墾，營造沙田。

　　宋元以來五大民係共同造就了東南經濟的繁榮，繼續超過了北方，中國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在廣府係已形成以商業性專業化農業區爲基礎的商品經濟。

　　自唐末藩鎮之亂，五代十國烽烟四起，宋經常受遼金侵擾，中原每有戰亂，必有北人南遷。由於靖康之後的歷史背景，北宋250年間，雖有和平間歇，但中原總是烽火連天，哀鴻遍野，戰亂頻仍。女真、蒙古二下江南，逐宋室於東南濱海；紅巾起義群雄逐鹿，混戰於河漢江淮。戰亂震盪着社會生活環境，相對安定的珠江流域成了避亂者的桃花源。

　　南雄珠璣巷是唐宋時期中原及江南人民南遷聚居發祥之地，幾百年間，先民們一批批度嶺而來，又一批批向南而去。

　　宋元歷史上蓋有三次大規模的南徙。第一次中原漢民族南遷的移民高潮就是兩宋之際，這次南遷又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即從靖康元年至南宋滅亡。據王存《元豐九域志》統計，北宋後期在今廣東境内户口數中，主户占61％，客户占39％，移民總人數約500萬，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漢民族南遷。且移民素質高，分佈廣，對南方經濟文化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進一步加强全國人口分佈和經濟文化地位上南重北輕的格局，並一直持續到近代。

　　另兩次是發生在宋未元初。一次是咸淳六年(1246年)，因潮州王興領導的義軍轉戰於廣州，廣州屬下各縣人口在戰亂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劇减，故“詔徙保昌（即南雄縣）民實廣州”。

　　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年)，元軍揮戈南下，元將吕師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將曾逢龍、熊飛先後戰死。爲避兵燹，那些於北宋未年及以後移居南雄地區的北方士民，又於宋末元初繼續順北江南遷珠江三角洲。

　　現今珠江三角洲各縣居民，以及他們的族譜、家譜常説自己遠祖來自南雄珠璣巷，實際上這些移民僅取道或暫居珠璣巷南下而已。除了逃避戰亂，南下移民還包括經商、從征、戍守、逃荒、貶謫等人口。如廣東沿海很多移民來自福建莆田、漳州，多爲經商而留居。而瓊雷多荒地，成爲人多地少的閩人入居之地。

　　宋元移民多來自江南，較容易適應嶺南的自然和文化環境。且是有意識，集體遷移，聚集而居，形成一股股强大地方勢力。

　　據黄慈博《珠現巷民族南遷記》載，宋室南渡時，取道大庾嶺珠璣巷集體逃亡，首批“逃竄荔枝山下者萬餘人，乃結筏順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體南遷就是羅貴等之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體南遷爲元兵擾攘，逼近南雄，衆避兵禍，倉惶登程”。還據同書統計，主要分佈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這些移民，聚居於南海、番禹、新會、香山等地。形成相對獨立的民係。再者是文化優勢，中國經濟到兩宋已完全轉移到江南，江南也同時成爲人文淵豪。

　　江南文化比中原文化更接近嶺南文化。這些移民與原住民或早期的移民長期接觸，進行語言文化交流，漸漸以方言和其他文化特質爲象徵。在宋元時期，廣府、福建和客家三大民係已經定型，成爲漢文化載體在廣東的三個主要人群。

　　此後，雖然移民運動仍時有發生，但已不可能打破宋元業已成型的廣東地區民係結構。三大民係地位一經確定，新移民到來，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帶來廣東社會巨變，只能在既定社會文化結構下存在和發展。所以説，宋元爲嶺南文化發展史上一個轉折時代。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倉惶南逃。一部分中原士民隨高宗進入太湖流域；大部分隨隆佑太后到贛南。《宋史·高宗本記》載，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宋高宗詔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群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接應中原。官吏士民賓屬南去者，有司無禁”。於是隆佑太后率軍民萬衆南遷。在金兵步步追擊下，護衛太后的將士，沿途潰散、叛逃，未至江表已不滿百人。而逃散的兵士南下大庾嶺避難。當隆佑太后到達臨安，原隨同太后南逃的部分士民也沿贛江的上源章水繼續南來，越大庾嶺，寄寓南雄。李心傳在《建炎以來係年要録》中就此事寫道：“時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這些士大夫就道時所携帶的隨行人員和族人，以及鄰里鄉黨中的大部分人，當隨同他們度嶺避難。

　　珠璣巷作爲中原和江南的象徵，代表南遷者的故鄉。藉以中原和江南的故鄉的符號，凝聚同宗、同族、以至同鄉的向心力。

　　迄至北宋年間，大庾嶺已取代湘桂走廊和騎田嶺而成爲遷徙廣東的主要通道，《湞水館記》載：“故之嶠南雖三道，下湞水者十七八焉。”而地居交通要衝的南雄州保昌縣（今南雄市），便成了各地移民南下廣州的中轉站。

　　北宋天禧至崇寧100年間，南雄經濟繁榮，所興建的凌陂及連陂農田水利建設逐步興起；至南宋嘉定全縣户數突破3萬，人口突破5萬，列爲一等望縣；州城建設初具規模，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建三影塔，皇祐四年建斗城，在嶺南諸城中列爲甲等；天禧間改建平政橋，爲湞江第一座石墩橋，又於古驛道建有三駁橋、長逕橋、鳳凰橋、修仁橋等，嘉祐八年蔡抗、蔡挺兄弟修築梅關古道，推官肖世範推廣手推車運輸，南雄交通大爲改觀。

　　我們沿着唐丞相張九齡開鑿的古道走上梅關，石徑斜上，依稀可辨一千多年前的開鑿之痕。路不寬，可行馬車。而梅關之外的西京和烏逕兩古道，據考還要早300年。京珠高速公路正好在與西京古道重合，蓋古代高速公路雲雲。今古英雄所見略同。

　　黄偉宗教授帶隊，歷史學家黄啓臣，地理學家司徒尚紀及部份省參事對此進行考察。星夜兼程，馬不停蹄，有詩爲证：

　　雄關寒暮考殘蹊，古道苔痕辨馬蹄；
　　五十萬軍曾入粤，漢唐風月用心稽。

　　唐代慧能傳禪，每過一處必插梅，梅關之梅必向北而花，直指心迹，極具禪意。這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之象徵。有小麯《天净沙》爲证：

　　寒梅瘦竹禪音，
　　秦關唐道蹄痕；
　　冷月西風叩問，
　　幾多遺恨，
　　三千裏路追尋。

　　宋代，南雄經濟文化勃然昇起，曾有“嶺南第一州”之稱。原因正是中原及江南大批仕賈氏族爲避戰亂，在南雄擇地卜居駐足，得中原風氣之先。

　　宋代政治中心的南移，直接促進了南雄經濟文化的發展。大批仕賈氏族携家挾資，帶來了中原文化，帶來了勞力、技術和資金，開拓南雄繁榮經濟。南遷氏族中，在南雄最有影響的是大塘平林孔族、烏逕山下葉族和珠璣巷羅族。他們遷來較早，氏族素質較高，對宋代南雄經濟文化勃興起了重要作用。

　　大塘平林孔族爲山東曲阜孔子後裔。宋建隆三年(962年)，孔閏秉承老祖宗孔夫子的儒家傳統，辦學興教，在平林村創辦孔林書院。雄州負笈求學者衆，耕讀之風興起。《直隸南雄州志》載，元符元年(1098年)南雄應鄉試者有2000人。兩宋舉進士39人，另特科64人。人文蔚起，爲南雄歷代之最，粤北之冠。（《南雄文史》第11輯羅美萍《宋代南雄經濟文化勃興初探》）。

　　至慶曆四年（1044年)，南雄州之上朔、古城、孔村、延村等地，莘莘學子，人才輩出，爲縣城之所不及。可以説，南雄孔族領南雄教育事業的先驅，從此中原文化在嶺南廣爲傳播。

　　烏逕葉族之祖爲唐末崖州都督葉浚，任滿北歸，至南雄，聞黄巢亂起，遂率家避居烏逕七星樹下。葉浚本浙江處州人，他帶來了江浙文化，在烏逕開基創業。他有3個兒子，長子雨物務農，在山下垌墾荒造田，勤耕苦作。次子雨濟經商，利用烏逕鄰近贛南、閩南的地理優勢，販運營銷，生意興隆。三子雨時出仕南漢，爲千夫長，保境安民。於是，葉氏一族，農興商旺，世代相傳，子孫蕃衍，富甲一方。

　　烏逕古道，宅居駢比，商賈臚列的先民生息遺迹仍然可尋。屋落井石，泥墻短堵，門坊條碑，依稀可辨嘉靖年間的銘文。係舟的樁石尚在，但流水湮枯，渡口無迹了。只可想象當時的塵囂，其檣櫓之雜，輻輳之錯，冠蓋之盛，竟聚六十二姓而居，先於珠璣巷一百四十姓遷徙三百餘年。此處李姓最大，由隴西遷至。廣東李姓者，蓋源於此雲雲。六十二姓至今仍各保持其宗親之節。據説，全國唯此處保持其宗氏節日。黄教授謂之“新珠璣巷”，再有《天净沙》爲证：

　　嶺南關上梅花，
　　珠璣百姓千家；
　　古巷尋源夜話，
　　歷來車馬，
　　曾經走遍天涯。

　　建隆二年（公元962年）七月，宋太祖趙匡胤宴請禁軍宿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椅、張令鋒、趙彦徽等請入宫中，以“杯酒釋兵權”解除衆將領武裝，鞏固自己皇位。此時，有開國功臣、節度使羅彦瓌爲避猜忌之禍，即徙居南雄珠璣巷。

　　至第七代裔孫羅貴，字以達，别字天爵，號琴軒。生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南雄州學廪貢，贈吏部尚書。宋代南雄已有兩處大面積連片農業區，一爲凌陂、連陂等水利灌溉之凌江下游兩岸，即今之五嶺垌、花崗垌。一爲南遷珠璣巷人開發的沙水河兩岸。這兩片農業區，農田水利條件較好，收成也較爲穩定，是南雄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珠璣巷羅族，因功世襲錦衣衛之職，以耕讀傳家，尤重農業開發。他們沿沙水河興建陂頭，大興灌溉之利。在沙水河中遊興建的羅陂，灌溉洋坋、拱橋、哈樂等地農田2000餘畝。

　　南雄的同志是打着手電照諸位老專家走着古道下山的，這古道，古時無論趕考，無論販運，粤進京必經梅關，是古代溝通五嶺的咽喉之地，所謂“南北之官軺，商賈之貨物，與夫諸夷朝貢，皆取道於斯。”至明代，梅關古道更是“内接京師，外通島夷，朝貢使命，歲無虚日”盛况爲“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由此，黄教授語出驚人，雲：海陸絲綢之路在此通道交接。古文既載，必不謬。又有《天净沙》爲证：

　　西京烏逕梅關，
　　逶迤古道重山；
　　相接駝鈴風帆，
　　夕陽看慣，
　　憑誰指點其間？

　　自北宋至元初這200多年間，由於天灾兵燹等原因，南雄珠璣巷人陸續南遷到廣州、南海、中山、順德、番禺、東莞、新會等地，先後達130餘次，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4）廣州（含珠江三角洲全境）有143261户，占同期廣東全境21州軍總户數575937户的25%弱。

　　其中宋紹興元年（1131年）以羅貴爲首的98家37姓大規模南遷爲最著。（1998年出版《羅氏源流》序）而《東莞英村羅氏族譜》（手鈔本）載這是一次集體南遷：以羅貴爲首的珠璣里居民33姓97家，團集商議，以爲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必有好處。於是即“簽名團詞赴縣陳告，準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準案結引，立號編甲”，浮湞水而南下，時在紹興元年仲冬。

　　此次遷徙是大規模舉家遷徙。羅貴一家男女共19口。共遷徙1000餘人。各家都帶有一定的勞力和資金，實爲一次生産力的大轉移。這次遷徙是經官府批準的大遷徒。雖屬逃難性質，但非難民，是官府支持下有組織的生産力大轉移。諸姓族譜均載有《赴始興(保昌)縣告案遷徒詞》、《赴南雄府告案給引詞》、《知府鐘文達批詞》、《本府文引》以及到岡州後《赴岡州告案立籍引詞》，《岡州知縣李叢芳批詞》等，從遷出到落籍都經官府批準，手續完備，文書具全。

　　千裏跋涉，時經兩月，備受艱險。走水路者斬竹結筏，從正月十六日沙水解纜，出湞水，下北江，漂流二個月，三月十六日到達岡州。何大佐《欖屑》引《南雄水木記》記述其先祖此次遷徙歷險情形雲：“……十年甲戌正月，人民畏懼，舉族南逃，時無舟楫，我祖兄弟砍竹爲插，乘流漂泊，夜半突至連州江口，潦水冲散，時偕伯祖九郎公及男仲遠、仲達、侄七三、七四，奔南海縣西林都華桂坊住歇，既而之小欖鳳山下，卜室三角社居焉。”又《南海鶴園陳氏族譜》記述：“……民慮及難，各挈家逃竄荔枝山下者萬餘人，遂結竹爲排，順水漂流，及狂風大作，排散，溺水死者甚多。旋至一處，見岸上童子，問之，得悉裏中有忠勇將軍，甚顯靈，從即赴祠祈禱，後扺連州水口，始各奠居。”南遷氏族咸頌羅貴功德，如戴天日。羅貴率衆遷新會蓢底，辟土以種食，辟草以結廬，艱苦創業，延續南雄珠璣巷的創業，播遷南海、順德、番禺等地及海外諸國。人文蔚起，富甲一方。

　　羅貴是這次大遷徙中的領導者，組織者。他在事關珠璣巷先民生命財産和家族前途命運的危難關頭，表現了倡義扶危、中流砥柱的大無畏精神和同舟共濟，團結互助的高尚風格，因而得到了先民們的真誠擁戴。南遷諸姓族譜都有有關當時商議如何南遷的記述：“……惟珠璣里居民九十七家，貴祖密相通透，團集商議，以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必有好處，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處江山融結，田野寬平，及無勢惡把持之處，衆相開闢基址，共結婚姻，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也。衆議而相語曰；今日之行非貴公之力無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後見公子孫，如瞻日月。九十七人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億萬之衆，而予等獨借公之恩，得賴逃生，何以相報?异日倘獲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土地，分居安插之後，各姓子孫富貧不一，富者建祠拳祀，貧者同堂共饗，各沾貴公之澤，萬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無相害也。”

　　羅貴不是帝王將相，也不是富商豪紳，但他仁義爲懷，心胸坦坦，在珠璣巷人危難之時，挺身而出，仗義而起，率衆南遷，使人民得以安居，重創家業。故珠璣巷南遷氏族無不感羅貴之恩德。

　　珠璣巷人的遷徙推動了社會發展，有利於加强中華民族的團結，有助於區域間經濟文化交流與協作，促進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繁榮。

　　（戴勝德，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一級作家、廣東廣府學會顧問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