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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邑海外華人的文化特徵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法,以移民文化和地域文化理論,比較澳洲及美國的四邑華人華僑的歷史和今天,總結四邑背景華人華僑的文化特徵。據澳洲及美國文獻記載,四邑華人華僑是19世紀最早到達澳洲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從19世紀初期至今天,四邑華人華僑對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少四邑華人華僑在融入當地社會的同時,不忘家鄉,通過各種方法積極支持祖國發展。作者對通過分析歷史文獻,實地考察悉尼五邑關帝廟、會館和當代四邑華人華僑生活,並比較美國四邑華人异同,總結出他們的文化特徵:團結、愛鄉、認同和發揚傳統文化。

  【關鍵詞】海外華人華僑 四邑 文化認同

  一、地域文化、移民文化與四邑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發展、資本的擴張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刺激了國際遷徙。特别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交往日益頻繁,移民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全球學者們也越來越關注移民學研究。自從19世紀以來,中國移民就成了世界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中國國務院僑辦編著的《華僑華人概述》,21世紀初中國有海外華人3890多萬人。而在中國乃至全球移民史的坐標裏,“四邑”是個獨特的名詞,代表着一種獨特的現象,一段獨特的歷史和一種獨特的文化。

  在中國珠江三角洲的西部,有一片廣袤的土地,這裏氣候宜人、山巒縱横。這就是四邑之地: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因爲人多地狹,加上社會歷史因素,這裏的人們,很早就飄洋過海,扎根世界各地,逐漸形成獨特的移民文化。早在19世紀初,四邑地區即開始大規模移民。1998年在世界各地的四邑背景華人華僑約有215萬人,其中台山旅外華僑華人約86萬,分佈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國、加拿大、澳洲、東南亞及歐洲等地。四邑地區的移民人數數量之多、分佈範圍之廣、歷史之悠久,在全球移民史裏是極少見到的。與其他地區的移民相比,四邑地區的移民有何不同?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和實地調查法,以地域文化理論、移民文化理論和文化認同理論爲背景,對四邑地區移民的歷史和現實作一梳理和總結。

  本節首先審視地域文化理論和移民文化理論。什麽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就是在特定的地理區域裏,由於歷史、政治、經濟、民俗的共用作用,這裏的人們長期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心理、思想、習俗和價值體系等。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由於相近的歷史經歷、地理條件、政治變遷等,黄河流域各民族的人們就初步形成了黄河流域文化,他們具有相近的心理、藝術觀、價值觀、生活習慣等。後來,長江流域文化也逐步固化。

  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珠江文化開始孕育。9世紀以來,珠江流域人們進一步融合了長江、黄河流域文化,創造出獨特的珠江文化。近代以來,吸取世界先進文化精華,珠江文化兼容并包,博取衆長,中西合璧,逐步獨步於世界。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肇始於珠江流域,珠江文化繼往開來,再創輝煌,在中國和全世界發出絢麗的光彩。由於珠江流域近海,珠江文化有着濃厚的“海洋性”、“外向性”特徵。正如文化學家黄偉宗教授所總結的,珠江(廣府)文化有四性: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共時性的特點。珠江(廣府)文化還有四個先:敢爲天下先、得世界風氣先、領時代潮流先,從歷史到現實都是領潮争先。

  珠江文化博大精深,有不少亞文化分支,它們在總體相同的情况下,也有一些相异,四邑文化就是其中一個分支。四邑-新會、台山、恩平、開平分佈於潭江流域,自古以來,這些的人們相互交往、融合,清朝時,四邑的新會、台山屬廣州府,恩平、開平屬肇慶府,四地相接。相同的地理環境、相近的文化習俗,形成共同的四邑文化。更爲重要的是,近代以來,相似的社會政治歷史條件,孕育了外向型的四邑移民文化。

  説起移民文化,當今世界、特别是在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學者從事。比如,英國學者 Robin Cohen在1997年發表了《遷徙學》(Diaspora: An Introduction),從理論論述了移民的政治經濟背景、所在國對移民文化的影響。在移民繁多的美國,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觀察移民文化的嬗變。比如,Rios 和Gaines研究西班牙背景的移民們如何通過使用傳媒保持西班牙文化,還有學者研究非洲人和非洲文化在美國的“遺傳與變遷”等。在對海外中國移民文化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周敏教授取得一定聲譽。她深入考察了紐約唐人街的歷史和變遷,審視中國移民的過去和現在,比較中國移民與其他種族移民的异同。通過比較和總結,她證明瞭唐人街孕育着一種獨特的移民文化:使華人移民保持了特有的文化傳統,爲他們在美國的安居樂業並最終融入主流社會提供了一條代價較小且切實可行的途徑。從微觀的角度説,四邑華人在海外又創造了一種怎樣的移民文化呢?審視澳洲的歷史和今天,可以明確看到:團結、愛鄉與文化認同,是他們的突出特點。

  二、歷史時空中的澳洲四邑人

  近代以來,四邑人是最早到達澳洲的中國人。1818年,四邑人莊世英到達新南威爾士州的悉尼,並被澳洲海關記録在案,這是澳洲海關記録的第一個到達澳洲的中國人。此後,到新南威爾士州的四邑人日益增多。1820年,四邑人雷三妹到達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由於維多利亞州發現金礦,雷三妹便回鄉告訴鄉親們:“澳洲這裏有金!”於是,大批四邑人便飄洋過海來到澳洲“淘金”,將墨爾本叫作“新金山”,以區别於美國的“舊金山”。

  19世紀中期以來,在新南威爾士的四邑人,主要從事農業和低端服務業。在悉尼,四邑人主要集中於郊區的Braidwood、Tumut、Young、Wellington 和Bathurst種植水果和蔬菜,有些人則在悉尼市區從事洗衣、飲食、農産品流通等行業,以及其他苦力等。在昆士蘭州,特别是維多利亞州,四邑人主要在遥遠而荒凉的山區從事工礦業,包括採金業。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至中期,總體上四邑人的經濟地位比19世紀中期提高了,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積累,開始由“工人”轉變成“小老闆”。還有些人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比如律師、醫生,甚至從政等。然而,與其他澳洲華人一樣,他們的政治地位從1901年起大大下降了。這是因爲“白澳政策”。由於華人既勤勤懇懇,又聰明能幹,威脅到不少歐洲背景的澳洲人,特别是歐洲工人的利益。再加上華人與西方人在文化、歷史、生活上的差距,使得澳洲主流社會讎視華人。最終澳洲國會在1901年制定了“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入境。根據這一法案,澳洲政府又逐步剥奪了華人的許多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以至華人成爲受歧視的“二等公民”,直到1973年才正式廢除這些政策。

  由於澳洲華人移民的特殊性,使得從19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四邑華人們都成了澳洲華人的主體之一。20世紀50年代後,澳洲的移民政策雖然總體上没有改變,在局部却有所鬆動,有的四邑人還從香港等地來到澳洲。1973年澳洲政府才廢除“白澳政策”並開始多元文化政策,很多華人從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來澳,這樣才打破澳洲華人以四邑人爲主的局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四邑人不斷移居海外。今天在澳洲的四邑人,既有落地生根的年老一代,又有新移民和留學生。他們有的已經功成名就,在澳洲過着舒適而富足的生活,有的家庭和睦、樂也融融。但是,有的人却還在貧窮綫上,爲生存而苦苦挣扎,還有的人,可能還在爲一張永久居民簽证而努力。他們對澳洲的態度各异,既正面也有負面,然而,他們對家鄉的感情,却大同小异,從歷史到今天,不少四邑人,對家鄉都有一份感情。

  三、團結、愛鄉與文化認同

  在中國移民乃至世界移民史的坐標裏審視四邑海外華人華僑,可以看到幾個特點:團結、愛鄉與文化認同。這表現在幾個方面:以同鄉會爲人際關係紐帶,以關帝廟爲文化符號,以四邑人爲圓心,認同、繼承中國文化傳統。這在海外華人華僑中是非常特殊的。悉尼四邑關帝廟正門(圖略)

  早在19世紀中期,日益增多的四邑同胞,就開始在墨爾本、悉尼等地建立同鄉會。在1854年,墨爾本的“四邑會館”就已經建立。建立同鄉會不僅是聯結家鄉、傳遞親情的需要,也是現實和生存的需要。嚴峻而殘酷的自然環境,敵視和陌生的社會環境,迫使四邑同胞在异國他鄉組織起來。十九世紀末,隨着不少四邑華人擺脱了貧窮,在澳洲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四邑同鄉會已經初具規模,架構更嚴密、功能也更多樣。

  在1896年,四邑同鄉會的多位領袖就商量,建一座廟宇,這是對家鄉的懷念、精神世界的寄託、傳統文化的認同與繼承。意見一公開,大家都非常贊同。經過討論决定,關公是三國時代的名將,在他身上,體現了忠、義、勇的中國古代文化價值。關帝廟,也是四邑地區供奉的廟宇。所以,同鄉會一致决定建立一座關帝廟。善款很快就籌集到了。經過多方選址,第一座關帝廟在悉尼市區西部Glebe區的Edward街2號,於1898年建成。第二座廟在1900年在悉尼市唐人街附近的高本街建成,後來因各種原因無法維持。 

  關帝廟重修落成紀念碑(圖略)

  而第一座關帝廟,則歷經一百多年風風雨雨屹立不倒,三次失火,又三次重修,并且在1952年、1955年、1977年、1982年大修。由於歷史悠久,關帝廟逐漸聞名全澳。至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僅四邑地區的人們前來朝拜,其他地區的中國人,甚至越南、東南亞地區的人們都來進奉。1998年,四邑關帝廟百年紀念,連總理霍華德都發來賀電。在海外,四邑華人們供奉的不是釋加牟尼,而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關公。這代表着四邑華人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肯定、繼承和發表。所以,四邑關帝廟,不是四邑在澳洲的文化符號,也是中國文化在澳洲的文化符號。它表達了旅居海外四邑地區的人們對家鄉的懷念,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關帝廟内部鳥瞰(圖略)

  澳洲四邑背景學者Keep Fong對關帝廟進行了中肯的評價:“The temples became cultural centers for the Chinese. They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assistance, social contact, religious observances, celebration of festivals,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and funeral arrangements.”他説:關帝廟不僅僅是一座廟宇那麽簡單,它還是中國人在澳洲的文化中心,照看着澳洲華人生老病死:在廟裏華人們可以獲得互助的機會,聯繫社區和家鄉,進行宗教儀式、歡慶節日和舉行葬禮。

  如果説四邑關帝廟是四邑地區的文化符號,體現文化認同團結、愛鄉的話,四邑廟信託委員會同樣體現出這一功能。早在1897年,四邑廟信託委員會就已經成立。它表面上看,只是一座廟宇的管理機關,而實際上,它是一個政府,帶有經濟、文化、政治功能的爲四邑華人服務的“微政府”。經濟上,四邑廟信託委員會將籌集的善款用於維持四邑廟日常運作,支持四邑籍的困難同鄉。文化上,維係文化認同,鞏固家鄉紐帶。政治上,爲利益受損的同胞出頭,排解同鄉之間的内部糾紛。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届四邑廟信託委員會共運作了31年,從1967年至1998年,無償爲形形色色的四邑鄉親服務。從四邑同鄉會和關帝廟的歷史和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四邑人獨特的移民文化體現:團結、愛鄉與文化認同。

  從另一方面來説,從歷史到今天,澳洲的四邑華人華僑的義舉同樣體現出團結、愛鄉與文化認同。歷史上,澳大利亞第一位華裔參議員朱俊英(1866-1923)就是一個突出例子。朱俊英祖籍台山三合鎮,在維多利亞礦區出生。1909年當選爲塔斯馬尼亞州議員,1913年當選聯邦政府上院議員,1917年和1922年兩度連任,後被當選爲副議長(相當於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爲澳大利亞華人中唯一獲此殊榮者。朱俊英還擔任過多個委員會主席職務。根據澳洲移民學者Shirley Fitzgerald 研究,他不僅忠誠於澳大利亞,還積極維護華人利益,反對種族歧視,是華人正當權益的代言人。朱俊英不僅是澳大利亞,而且也是海外華人參政的先行者之一。他逝世後,澳大利亞聯邦總理在唁電中贊譽他是“澳大利亞最能幹最忠誠的政治家”。 

  當代,四邑華人華僑熱心鄉親的突出例子是台山廣海籍旅悉尼殷商、慈善家陳炳達先生。陳炳達在飲食業事業有成。當得知四邑同鄉會没有合適地點時,陳先生立即將自己的“喜萬年酒樓”鑰匙交到同鄉會餘宜滄會長,並讓他去計劃裝修。餘會長問陳先生租金多少,陳先生很爽快地説:一年一元。同鄉會全部裝修費用25萬元,陳先生支付了15萬元,占60%。爲了永志陳炳達先生的功德,同鄉會授予他永遠名譽會長的稱號。 陳炳達的義舉不僅僅局限於對四邑同胞,比如,他還非常熱心於華人社區,支持悉尼建設唐人街的兩座牌樓。牌樓建成後,陳炳達先生爲其中一座親書“四海一家”横匾,勉勵悉尼和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團結如一家,共謀發展。現在這座牌樓聳立於唐人街,已經成爲華人社區的標誌性建築。

  四邑澳洲華人華僑對鄉親們的熱愛和支持,不僅僅局限在澳洲,他們同樣不忘祖國的發展。現在幾乎每年四邑的澳洲同胞對四邑地區有各種捐贈。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遭到經濟困難。在澳洲的四邑華人華僑得知後,十分關心。其實當時,許多人經濟上並不富裕。然而,他們覺得:家鄉的事情更重要。四邑同胞們在經濟困難積極捐贈。1963年4月,澳洲四邑華人華僑與全球海外四邑同鄉會共捐獻1.2萬元港幣,由香港的四邑同鄉會轉交祖國大陸。這筆款項相當於現在的300多萬港幣。與以往捐款捐物支持家鄉建設不同,從2004年起,四邑同鄉會開始廣東省“光明之行”醫療慈善項目。以“慈善義診、醫療扶貧、播撒光明、博愛人間”爲宗旨的廣東省“光明之行”慈善項目,由澳洲的醫生幫助廣東省,包括四邑地區的眼科病患者,特别是白内障患者。

  四、海外四邑人與文化認同

  團結、愛鄉、文化認同,不僅僅是澳洲四邑華人華僑的特點,也是全球許多地區四邑華人華僑,特别是美國的四邑華人華僑的特點。在19世紀,以台山籍爲主體的四邑籍華僑搆成了美國華人的主體。爲了在語言、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那樣一個復雜而又陌生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互助是一個必須具備的條件,於是四邑籍華僑自覺地按祖籍地域或血緣關係組織起來,這也是海外鄉親團結互助、共圖發展的基本生存方式。

  據美國的“西部鐵路紀念館”記載,第一個到達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人,就是四邑人,在19世紀初期到達美國。之後,千千萬萬的華工(主要是四邑人)被賣“猪仔”到,他們爲西部鐵路、爲美國社會發展,貢獻出汗水和生命。1849年,四邑籍華僑在美國成立了第一個純地緣性的組織,即舊金山的“岡州會館”,這是華僑在美國成立最早的地緣性社團之一。後來,就像在悉尼一樣,同鄉會也建立了關帝廟。同鄉會爲聯結家鄉、保護華工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旅美四邑人没有忘記繼承和發揚自己的文化,其中波特蘭大市的阮陳彩蓮夫人就是突出的例子。阮夫人係台山塘頭鄉阮耀騰之遺孀,她含辛茹苦,養育了兒子五人、女兒三人。他們八人,在學業、事業上皆有成就,因此,阮夫人被選爲1952年度緬因州波特蘭大市的模範母親。這是美國主流社會對四邑華人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承認。因此,1953年,紐約華僑爲阮夫人模範母親塑造銅像紀念。

  除了在美國,海外的第一個四邑籍華僑地域性社團是1822年台山籍華僑在新加坡成立的寧陽會館,這是目前所知海外華僑成立最早的地域性社團。1840年,四邑籍華僑跳出一個縣的局限,把同一地區多個縣的華僑團結起來,利用隋唐時期的“岡州”名稱,成立了“岡州會館”。1848年,新加坡的新會、台山、開平、恩平的陳氏華僑成立了地緣與血緣相結合的“四邑陳氏會館”。這裏的“四邑”已突破了作爲政區名稱的岡州的行政範圍,將恩平和開平全部包括進來。1919年日本横濱的“四邑公所”成爲粤籍華僑 “親仁會”下屬的3個公所之一。1906年英國也成立了“四邑總會館”。“四邑”這個概念能在很短的時間内不約而同地出現在東南亞、美洲、澳洲和歐洲,不是偶然的,它説明四邑地區民衆的心目中早已存在文化地理區的認同,我們完全可以視“四邑”爲一個民俗的、心理的、文化的地域的概念。推而廣之,這就是一種獨特的移民文化:廣僑文化的體現。

   在全球移民的背景裏,在四邑移民的歷史時空中,總結一下四邑華人們的特點,就可以看出廣僑文化的特徵有如下幾項:外向性、强烈的地區觀念,同一地域中的人們的互相幫助,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對世界主要移民進行一個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廣僑文化的獨特性。在美國的猶太移民文化,第三、第四項特徵明顯,然而猶太移民文化的政治色彩濃厚,在美國的西班牙移民文化,家鄉、地域觀念比較澹薄。而且,所有的這些移民,都不如四邑移民們分佈廣、人數多。所以,四邑移民文化所體現出來的廣僑文化,是珠江文化的一種認同和延伸,是移民文化的一種新創造,是地域文化和移民文化的水乳交融,更是國際移民學的一個獨特例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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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黄偉宗:《從封開啓步的探究廣府文化的15年曆史》,載《封開:廣府首府論壇》,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1年,第31至52頁。
  2.黄偉宗:《珠江文化論》,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年。
  3.黄偉宗、司徒尚紀:《中國珠江文化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
  4.徐杰舜,徐桂蘭:《廣府人起源及形成論》,載《封開:廣府首府論壇》,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1年,第83至105頁。
  5.司徒尚紀:《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年。
  6.澳洲雪梨四邑同鄉會:《關聖帝廟百週年紀念特刊》,悉尼:澳洲雪梨四邑同鄉會,1998年。
  7.國務院僑辦僑務幹部學校:《華僑華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8.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英文
  1.Cohen, R. (1997).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ledge.
  2.Collins, J. (2002).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hinese diaspora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 8(1-2), 113-133.
  3.Cunningham, S., & Sinclair, J. (2001).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 diaspora.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4.Damousi, J. (1998).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In W. H. Geoffrey (Ed.), Creating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5.DeVoretz, D. (2005). Triangular Movement of Chinese Diaspo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eople on the Move”: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Chinese Human Capital”.
  6.Fitzgerald, J. (2007).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7.Fitzgerald, S. (1996). Red tape,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Sydney: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8.Hugo, G. (2007).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Chinese in Pacific, where to now? (held i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9.Inglis, C. (2011). Chinatown Sydney: A Window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7, 48-64.
  10.Jones, P. (2005).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records on travel,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11.Jupp, J. (2001). The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Kuo, M.-f. (2009).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 336-363.
  13.Liu, H. (2011). An Emerging China and Diasporic Chinese: historicity,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72), 813-832.
  14.Liu, W. P. (1989).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Tai Bei: Sing Tao Publishing House.
  15.Pan, L. (1994). Song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6.Rios, D. I., & Gaines, S. O. (1998). Latino media use for cultural maintenance. Journalism Quarterly, 75(4).
  17.Rolls, E. C. (1996). Citizen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continuing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8.Rolls, E. C. (1992). Sojourners: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Samovar, L. A., & Porter, R. E. (2004).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5th ed.). CA: Thomson.
  20.Shu, J., & Hawthorne, L. (1996). Asian student migration to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XXXIV(1), 65-96.
  21.Sinclair, J., Yue, A., Hawkins, G., Pookong, K., & Fox, J. (2001). Chinese cosmopolitainsm and media Use. In S. Cunningham & J. Sinclair (Eds.),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 diaspora (p. 34).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2.Toynbee, A. (1932). A Study of history (1972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Wang, G. (2001).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s Press.
  24.Wu, C.-T. (2003). New middle-class Chinese settlers in Australia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in Sydney. In L. J. C. Ma & C. 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359-379).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5.Young, F., & Barneveld, N. V. (1997). Sources for Chinese local history and heritage on New South Wales. Sydney: Faye Young & Nicole van Barneveld.
  26.Zhou, M. (1992).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7.Zhou, M. (2006).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Y.-j. Bian, K.-b. Chan & T.-s. Chuang (E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1). Boston: Brill.
  28.Zhou, M.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劉康杰,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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